要进攻堪称“江南首府”的南京，这么大的作战行动确实有必要讨论一下。但是，事情坏就坏在这次会议上，确切地说，坏在会议的决策上。

这次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一个问题：怎么去南京？

甘辉首先发言，建议大军弃船登岸，走陆路长驱直入，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大军能一鼓作气拿下最好，实在攻不下来，就先困住南京守军，扫清外围，“孤城不攻自下”。

这里涉及一个水路、陆路孰快孰慢的问题，前面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场面。刘文秀进攻常德时，自己率主力走陆路，部将卢明臣则走水路，意图两路合击。结果，“衰神”刘文秀被暴雨拦在半道，卢明臣却顺江跑得飞快，导致两军难以相顾，卢明臣的孤军几乎全军覆没。

看来，水路显然比陆路要稳妥得多。但是，打仗是门艺术活，更是门技术活，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从镇江到南京，不仅是逆流而上，在这个季节还是顶风而行，这对主要依靠风力前进的战船而言，显然是很不利的。特别是郑军水师都是在海里晃荡的，战船的吨位一个比一个大，如果风不给力、水不给力，大吨位就成了大麻烦。

因此，走陆路轻装突袭南京，显然要靠谱得多。

但是，大部分将领坚持认为，郑军擅长水战、不习陆战，又值酷暑雨季、河流猛涨，陆路进军有诸多不便。（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

两种意见已经摆到了桌面上，接下来就该轮到郑成功拍板了。

现实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不可能有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解决方案。所谓决策，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郑成功最后做出的决定是走水路！

事实证明，郑成功失策了。

郑成功带着黑压压的“大家伙”从镇江逆长江而上，江面越走越窄，就跟大胖子挤小巷子似的，根本活动不开。再加上顶风逆水而行，战船只能靠两岸的纤夫拉动，速度可想而知。

“爬”了十天，郑成功的大军终于在七月初九进抵南京郊外。

慢是慢了点，但清军的大批援军尚未抵达，攻破南京应该还有一点时间。遗憾的是，郑成功又“抽风”了，接下来几天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

七月初九，到达，休息。

七月初十，休息。

七月十一日，到钟山观光，熟悉地形。（绕观钟山，采踏地势。）

七月十二日，祭奠太祖。

七月十三日，部署围困南京。

毫不夸张地说，从镇江召开的军事会议开始，郑成功就没走正确过一步棋。

该走陆路的时候，他走水路，结果磨蹭了十来天。

该顺势开火的时候，他要休息观光，真搞不清楚坐船过来的能有多疲惫。（晕船？搞错没有，人家都是大海里混的，走长江会晕船，谁信啊？）

两次磨蹭也就算了，该一鼓作气发起进攻的时候，郑成功竟然选择围而不攻，想让南京不战而降，你以为南京是福建的小县城？

正是因为南京太大，郑军根本围不过来。七月中旬，清军援军陆续抵达，包括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浙闽总督赵国祚、浙江巡抚佟国器，还有南京上下游的清军纷纷向南京靠拢。郑军围得不严实，这些援军全部乘隙进入南京城，力量对比正在悄然生变。

郑成功围而不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郑军士兵刚开始兴致挺高的，但过了没几天，看领导没啥动静，也就放松心情了。闲着也是闲着，大家盔甲、武器甩一边，全跑长江里捕鱼去了。

七月二十二日，梁化凤、管效忠分别率兵从仪凤门、钟阜门出城，向郑军发起反攻。负责围困此处的是余新等部，郑军士兵有的在捕鱼，有的在烤鱼，还有的在睡大觉，结果被打得鬼哭狼嚎，主将余新也被清军活捉。

次日，南京城内的清军发起总攻，郑军的包围圈彻底瓦解。混战之中，甘辉、万礼被俘，郑成功只得率残部顺江撤退。

八月十一日，郑成功进攻崇明县城未果，率部逃往福建。

胜券在握的长江战役被郑成功打成这副鸟样，率“浙系”配合作战的张煌言确实没有意料到。让张煌言更郁闷的是，郑成功实在太不地道，竟然把“浙系”甩在南京上游，自己带着“闽系”先跑了，还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张煌言跟郑成功在七月初五见过一面，当时郑成功拍着胸脯保证说，“闽系”打南京绰绰有余，“浙系”没必要在南京浪费时间，应当迅速向上游推进。张煌言也觉得有理，赶紧率“浙系”逆江而上，于七月初七抵达芜湖。

“浙系”的兵马不多，阵势没有“闽系”庞大，靠这点人根本没办法攻城略地。不过，张煌言有办法，他打出“延平王”的旗号，发布招抚檄文。

张煌言这招果然奏效，不出一个月，共有四府（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三州（广德、无为、和阳）、二十四县（当涂、宁国、宣城等）宣布归附。各地派来的使者跟朝拜似的，纷纷云集芜湖。

张煌言还在宁国府接受新安（今安徽歙县，与徽州府县同城）的归降，南京战败的消息便传了过来。张煌言惊出一身冷汗，大喊一声：“不好！郑成功肯定要跑！必须把他拦住，不然我们就成替死鬼了！”

事不宜迟，必须迅速派人前去阻拦郑成功。可是，“浙系”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派往各地招抚去了。张煌言实在派不出人，只得找一位和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追郑成功。在书信中，张煌言苦口婆心地劝郑成功留在江南，跟自己一起坚持抗清斗争。（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来助，天下事尚可图也。）

但是，郑成功跑得飞快，和尚哪里追得上。即便追上了，以郑成功的为人，应该也不会鸟他。

张煌言成了“弃儿”，只有自己想办法生存。此时，两江总督郎廷佐已经腾出手来，准备围剿张煌言，从荆州赶来支援南京的清军也已经抵达安庆。腹背受敌的张煌言决定逆江而上，迎战缺乏水战经验的荆州清军，进入鄱阳湖区之后再另想办法。

八月初七，张煌言与荆州清军在芜湖附近相遇，双方激战后互有伤亡。由于遭到郑成功的抛弃，“浙系”早已军心浮动。当晚，不知南京已经解围的荆州清军不想再继续纠缠，发炮准备启航。听到炮声，已成惊弓之鸟的“浙系”军队误以为清军来攻，纷纷逃散、溃不成军，张煌言被迫改乘小船进入巢湖。

张煌言采纳了当地抗清义士的建议，弃船登岸，准备前往皖鄂交界的英山、霍山地区。八月十七日，张煌言一行抵达霍山边缘，遭到已归附清军的褚良甫部阻截。走投无路的张煌言“变服夜行”，经安庆、建德、义乌、宁海等地奔向大海，历时半年之久，终于与留在浙江沿海的“浙系”残部会合。

<h3>向台湾进发</h3>

长江战役以失败告终，郑成功再次回到了原点，继续考虑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往哪里去？

再入长江？——不靠谱，清军已经被“打草惊蛇”，就算能进去，恐怕也出不来。

立足福建扩地盘？——更不靠谱，郑军虽然有点骑兵，但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对手。即使趁人不备勉强占几个县城，清廷援军一到，还得坚壁清野往后撤，太麻烦。

天下之大，却无处安身，郑成功的心拔凉拔凉的，打算熬得一天算一天。

就在郑成功濒临绝望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点燃了他心中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郑成功听完这个人的话，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先前还黯淡无光的双眼瞬间炯炯有神。

在长江、福建都不靠谱的情况下，已经初显暮气沉沉的郑成功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台湾！

前来投奔郑成功的人叫何斌，原本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的“当地职员”，而且职位还不低。

何斌是从台湾逃回大陆的，荷兰人盘踞台湾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就曾染指澎湖，后来被明朝军队揍跑了。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不仅重新占据澎湖，还向台湾本岛渗透。两年后，明朝军队收复澎湖，却对尚未设立行政机构的台湾本岛不屑一顾。从此，荷兰人得以在台湾立足，并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始了殖民统治。

何斌详细介绍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其实郑成功早就掌握这些情况。他虽然没去过台湾，但郑氏集团长年垄断海外贸易，从郑芝龙开始就跟台湾有贸易来往，郑军内部熟悉台湾的人不少。

郑成功不是没有想过去台湾发展，但搞不清楚对方实力如何、自己能不能拿下，因此始终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毕竟郑军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高级官员，何斌对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在向郑成功和盘托出后，何斌又给出了一个相当权威的结论：国姓爷收拾那帮红毛，小菜一碟！

打定主意之后，郑成功开始着手准备，一找向导二筹粮。找向导不难，郑军内部就有不少。只有粮食比较麻烦，还是得靠打秋风，要么找浙江，要么找广东，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永历十四年（1660年）初，郑成功的筹粮队伍还没出发，奉命清剿郑成功的达素大军就南下福建，复台计划被迫暂时搁置。

由于厦门、金门城防坚固，清军又不习水战，达素没有取得预定战果，勉强对阵几个月后北撤。年末，郑成功的筹粮大军终于开拔，前往潮州。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召集高级将领在厦门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复台。

在这次会议上，郑成功第一次小范围公开了复台的战略计划。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计划刚抛出来，便遭到一片激烈反对。

部将吴豪率先“吐槽”，提出了三大反对的理由：

其一，从大陆攻打台湾“水路险恶”。

其二，荷兰人“炮台利害”。

其三，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去台湾不容易，打台湾更难。即使撞大运打下来，想在那个鬼地方活下去更是难上加难！

吴豪去过台湾，发言比较有权威性。大多数将领本来就不愿意远离故土，听了吴豪的话，也纷纷摇起脑袋，认为此事不妥。

眼看复台的计划就要黄了，部将马信突然站出来，坚定支持郑成功的复台计划。

马信先是替郑成功讲明了复台的重大战略意义：打台湾，是要寻求更广阔的根据地，以利于长期坚持抗清斗争。（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万全之计。）

接下来，马信从战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首先，打仗肯定是有困难的，但任何地形、任何敌人都是有相应的办法去对付的。（红毛虽桀黠，布置周密，岂无别计可破。）

其次，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侦查一下未为不可，能打就果断打过去，万一不能打，再作商议也不迟。（今乘将士闲暇，不如统一旅前往探路，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商量，亦未为晚。）

马信有理有据、言辞恳切，一边倒的态势得以缓解，特别是郑军元老杨朝栋也表示赞同，使会议的气氛发生了扭转，多数将领纷纷鼎立支持。

最终，厦门会议达成了来之不易的共识。郑成功的喜悦溢于言表，当即拍板定调，准备武装复台。

马信替郑成功讲得很清楚，复台是扩地盘，而不是“搬家”，拿下台湾的同时，大陆沿海的前沿阵地也是不能丢的。

因此，郑成功对沿海基地的布防做了周密的部署：

——世子郑经率洪旭、黄廷、王秀奇等部镇守厦门，并由郑经全权调度沿海各岛。

——郑泰、蔡协吉两部镇守金门，同时支援厦门大本营。

——洪天祐、杨富、杨来嘉、何义、陈辉等部分别驻守南日、围头、湄州各岛，策应金门守军。

——陈霸部镇守南澳，牵制广东清军趁虚而入。

——郭义、蔡禄两部调防铜山，加强张进部的防守力量，策应南澳守军。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举行誓师大会，正式向全军公开了复台计划，收复台湾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辗转抵达浙江沿海的张煌言得到消息，赶紧给郑成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不科学！

客观地说，从东南沿海的态势来看，复台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张煌言身在浙江，不太了解郑成功面临的具体困难，反对是情有可原的。

最重要的是，郑成功在长江战役中扔下“浙系”自己跑掉，让张煌言难免心存芥蒂。因此，他对郑军复台的真实目的产生了质疑，认为郑成功这样做，是想远离战祸、偏安一隅。（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

一竿子捅这么远，谁知道你是去干什么？

张煌言有意见，但反对无效，郑成功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自己玩自己的去，管闲事还轮不到你！

二月初三，郑成功率大军出海，次日抵达澎湖，留下陈广、杨祖等部镇守。初八，郑军前锋在台湾本岛的鹿耳门（今台南安平镇附近）强行登陆，并在几千中国人的协助下建立滩头阵地，大批战船随即驶抵赤嵌城（今台湾台南）海湾。

荷兰在台湾有军队一千多人，由长官揆一统一指挥，主要驻防在热兰遮（今台南安平古堡）和赤嵌城附近。郑军水师主力首先向赤嵌城海湾的荷军水师发起强攻，荷军战船虽然只有三艘，但吨位大、火力强、射速快，刚一交火就给郑军水师造成很大的伤亡。不过，郑军水师有六十多艘战船，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靠挤也能将对方挤兑死，荷军占不了什么便宜。

一场激烈的炮战之后，荷军战船有一艘被击沉，另外两艘负重伤后仓皇逃窜，海战胜利结束。

海面酣战的同时，先期登陆的郑军也向荷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阵。荷军虽然单兵装备优良，但难敌“人海战术”，纷纷退入城内固守。二月初十，郑军攻占赤嵌城，揆一率残部龟缩在热兰遮负隅顽抗。

三月二十九日，郑成功向荷兰军队下达最后通牒，揆一咬牙死扛，继续固守在热兰遮城内，等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

五月，郑军第二梯队抵达台湾，热兰遮已经唾手可得。

就在郑成功准备最后一战时，驻防铜山的蔡禄、郭义于六月初三发动叛乱。郑经虽然早就怀疑这两人有反意，但一直没有采取反制措施。

得知铜山叛乱后，郑经才匆忙从厦门调集军队进剿。十九日，叛军将铜山抢劫一空后，从容投奔清军，厦门军队扑了空，看到的只是铜山的一片焦土。

铜山叛乱虽然被“平息”，但严重干扰了郑成功的既定部署，转而对热兰遮实施“铁桶战术”，令其不战自降。

八月十二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逼近台湾，但看到前方郑军的战船黑压压的一大片，吓得调转航向跑掉了，揆一最后的希望破灭。

十二月十六日，郑成功趁部分荷兰士兵出城投降之机，向热兰遮发起总攻。十八日，已陷入绝境的揆一无条件投降，率残部滚出台湾。

此后，台湾成为郑成功抗清的大本营，与厦门、金门、南澳等地遥相呼应，搅得东南沿海的清军不得安宁。

为了对付郑成功，清廷从永历十五年（1661年）八月开始，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沿海迁界”。由于当时的台湾尚未全面开发，郑军的粮饷主要依靠到大陆沿海“打秋风”补给，因此处境愈加困难。

永历十六年（1662年）四月，朱由榔被俘的消息传到东南，郑成功的内心极其苦闷。永历政权的倾颓，自私自利的“闽系”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或许，郑成功除了苦闷之外，难免有一些愧疚与悔恨之情。

不过，当张煌言提出拥戴鲁王继统时，早已习惯于自行其是的郑成功根本不屑一顾，依旧以“延平王”的身份，打着永历政权的旗号，继续跟清廷死磕。

屋漏偏逢连夜雨，国事倾颓，家事也不安宁。留守厦门的郑经与四弟奶妈通奸生子，谎报侍妾所生。郑成功先是欢喜一场，得知真相后急火攻心，加上早已积存于胸的悲愤，竟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郑成功不禁悔恨交加、仰天长叹：“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五月初八，郑成功在绝望与悲愤中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八岁。

郑成功去世后，张煌言又向郑经提出拥戴鲁王的动议。但是，郑经比他爹还要差劲，除了嗤之以鼻外，还停发鲁王的“宗禄”，任其自生自灭。十一月十三日，四十五岁的鲁王朱以海病逝。

郑成功英年早逝，郑氏集团在郑经的领导下愈加混乱，文武官员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讧之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郑经病死，各派势力加紧了篡权步伐。次月，郑经长子郑克臧被暗杀，冯锡范等人拥立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承王位，借以把持“朝政”。

康熙皇帝在实行“沿海迁界”的同时，还大胆启用降将施琅，募练水师。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施琅率清军水师攻陷澎湖，郑克塽在刘国轩的劝说下奉台湾本岛投降。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帝下达诏令：“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随后，清廷将郑成功、郑经父子灵柩迁往福建南安重新安葬，并“建祠祀之”。

漂泊于沧海的落叶，终于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