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贵州，残局</h3>

从肇庆建政到移跸昆明，永历政权稀里糊涂撑了十来年，一直处于“垂而不死”的状态，让清廷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却又不知从何处使力。如今孙可望投降，清廷非常想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派兵清剿大西南，给永历政权来一个“一招毙命”。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首要的进攻目标当然就是贵州。不过，贵州虽然地域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但有不少永历政权的军队驻守在此，而且道路崎岖、天险众多、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贵州的周边形势还极其复杂。

——北面是四川，这里有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地对峙。

川南、川西控制在永历政权的手里，川东是“夔东十三家”抗清武装，清军主要固守以保宁为中心的川北地区。

——东面是湖南，也处于对峙状态。

洪承畴的军队主要固守长沙、岳州、常德等地，湘西则是永历军队的外围防线（其中一部分已跟随孙可望投降）。

——南面是广西，情况稍微好一点。

李定国撤回安龙“护驾”，留下的兵力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靠近广东的桂南、桂东地区，靠近湖南、贵州的桂北地区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

——西面是云南，不用多说，永历政权的老巢。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贵州，必然面对扼险固守的永历军队，就算清军都能见招拆招，对方也有可能从其他方向溜掉，让清军疲于奔命，最后被困而歼之。

路不好走也就算了，对方的退路还四通八达，这仗怎么打？

顺治帝给出的方案吓人一跳——三路进攻！

毋庸置疑，这是自多铎、阿济格、准塔分三路南下之后，清军组织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永历十一年（1657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顺治帝下诏调整军事策略的十天之后，“三路进攻”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具体部署是这样：

北路——吴三桂、李国翰从陕西汉中出发，取道四川进攻贵州。

东路——固山额真罗托、济席哈南下湖南，会同洪承畴部主力，取道湘西进攻贵州。

南路——固山额真赵布泰从南京进抵湖南，配属洪承畴麾下张国柱部，再取道广西与线国安会合，经桂北进攻贵州。

三路大军从永历十二年（1658年）二月开始，同时从各个方向发起进攻，将永历军队逼入云南死角，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云南的事不归他们管。

顺治帝认为，清军拿下贵州后，永历军队将被逼进云南“困兽犹斗”，三路大军可能不是对手。

顺治皇帝不会不知道，在只差一脚就能将对手踩死的情况下，脚下留情必然后患无穷。

因此，距“三路进攻”的诏谕下达不到一个月，顺治帝又签发了一道新的诏谕：命信王多尼、平王罗可铎率八旗兵南下，“专取云南”，并为三路大军“擦屁股”。（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

由于多尼是亲王，又被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实际上统领着所有进攻西南的军队。看来，清廷这一次是要下死手了！

清军的部署相当能吓唬人，但永历军队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李定国、刘文秀虽然只有四万多人，但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不能忽略——孙可望手下的二十万人！

孙可望不是投降了吗？——没错，但他是带着二十来人跑到湖南投降的，不是带着二十万军队投降的。如果二十万军队都听他的，早把李定国、刘文秀给收拾了，还用得着投降？

既然没投降，这二十万大军哪儿去了呢？一部分在滇黔内战中损失，一部分湘西的部队跟随孙可望投降了，大部分则被追击孙可望的刘文秀、白文选沿途收编，十几万大军从湘西到贵州部署了一路。

清军所谓的“三路大军”，每一路也就一万多人，加起来不到五万。除了取道广西的南路可能会比较顺利一些以外，其他两路都很悲催。吴三桂的北路要通过川东，罗托的东路要穿过湘西，到底能剩下多少人进入贵州境内，只有天知道。

就算天神眷顾，五万大军一个不少地杀入贵州，他们应该会有三次仰天长叹：

怎么这么多山？——“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贵州“地无三里平”的江湖传言果然不虚！

怎么这么多人？——穷山沟里面，至少有十万大军枕戈待旦，每一处天险，都有可能成为清军的坟墓！

谁出的馊主意？——五万人就敢往这种地方耍横，脑袋被门夹，还是活得不耐烦了？

据此分析，清军这次大规模进攻，不知又会有多少人步尼堪、孔有德的后尘！

听起来鼓舞人心，其实纯属虚构。

真实的情况是：三路大军打得轻松加愉快，两个月便占领贵阳！

什么情况？“毁三观”也不能这样毁啊？

<h3>下一个孙可望</h3>

稍微回顾一下南明十几年来的历史，应该不难发现：凡是有悖于常理的结局，根源往往都在于南明政权的内部，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最操蛋的孙可望已经投降，永历政权内部又能出什么纰漏呢？

做好心理准备，答案是“战神”李定国、“衰神”刘文秀掐起来了！

怎么可能？对付孙可望时，俩“神”不是穿一条裤子吗？

不错！但赶走外敌打内战，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矛盾的起因，是如何对待孙可望的旧部。

——刘文秀的想法是：争取一个算一个，没必要同室操戈。

交水大捷后，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追击孙可望，但孙可望跑得太快，又投降了清军，“必擒之而后已”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过，刘文秀却完成了一个更有意义的任务——收编孙可望十几万旧部，趁机控制贵州、湘西。

——李定国的想法是：斩草务必除根，以免后患无穷。

刘文秀追击孙可望的同时，李定国也率军回师昆明，解决了张胜的偷袭部队。进入昆明后，李定国立即将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降爵，理由是“以党附可望”。随后，李定国又挥师杀向永昌，清剿王自奇、关有才等孙可望的“死党”。

客观地说，刘文秀主“抚”，李定国主“剿”，本质上都是出于稳定永历政权的考虑，只是具体实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此时的李定国、刘文秀并不是孙可望那样野心勃勃的人，如果朱由榔能够从中调和，一起商讨较为稳妥的政策，矛盾应该是可以顺利化解的。

但是，还没等到两人在昆明会面，刘文秀提出的一个建议，导致双方的矛盾骤然升级。

永历十一年（1657年）十月，刘文秀向朱由榔上了一道奏疏，核心内容是让朝廷移跸贵阳。

刘文秀认为，如今川南、湘西都在永历政权的控制之下，贵州又有十万大军驻守，贵阳是相当安全的。如果朱由榔能够“靠前指挥”，对前线的士气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想法是很好的，但刘文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没跟李定国通气。虽然李定国、刘文秀在爵位上平起平坐，但这么大的事情，俩人有必要先商量一下。毕竟孙可望把持朝政的前车之鉴尚在眼前，“搬家”这种极其敏感的事情，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误会。

刘文秀没考虑这么多，后果就相当严重了。

当时，李定国正在永昌清剿王自奇。朱由榔接到刘文秀的奏疏，觉得比较靠谱（主要是安全），一边命礼部选日子准备“搬家”，一边派人去永昌通知（注意！是通知，不是咨询！）李定国。

接到通知之后，李定国的第一个反应是——刘文秀想做第二个孙可望！

李定国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能简单认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刘文秀一路收罗孙可望的旧部，控制贵州、湘西，又迫不及待地奏请朝廷“搬家”，确实有“瓜田李下”之嫌。在滇黔内战余波未尽的情况下，李定国产生怀疑也是人之常情。

虽然不像孙可望那样野心勃勃，但李定国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对刘文秀有所怀疑之后，李定国在没有查明事情原委、弄清刘文秀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一口咬定刘文秀是想步孙可望的后尘，未免过于武断和鲁莽。

接下来，李定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以辞职相威胁，逼迫朱由榔放弃“搬家”的想法。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犯了跟刘文秀一样的错误，让别人难免产生一些不堪回首的联想。

孙可望不择手段威逼朱由榔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李定国也玩起了这一手，刘文秀必然生疑，认定李定国想做第二个孙可望！本来还想就“搬家”问题解释一下的，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李定国、刘文秀都认定对方要步孙可望的后尘，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矛盾显然已经从“政策分歧”质变成了“路线斗争”。

思维一旦产生定势便很难扭转，回想起刘文秀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李定国不由得浮想联翩。

——你刘文秀号称收复四川，却跑到嘉定、雅州种地，你是故意败家，还是建立根据地？

——让你刘文秀去追孙可望，结果人没逮回来，旧部却网罗一大堆，还要让朝廷“搬家”，你太明目张胆了吧？

既然你刘文秀先不仁，就不要怪我李定国后不义了！

<h3>“整风”运动</h3>

李定国在永昌干掉了王自奇、吴有才之后返回昆明，迅速采取行动，准备将刘文秀这股“逆流”扼杀在摇篮之中。

李定国判断，刘文秀两次被剥夺兵权，谈不上有什么旧部，必然会依靠沿路收编的孙可望旧部起家。因此，只要将孙可望的旧部摁住，刘文秀便翻不起什么大浪。

问题是，孙可望的这些旧部都分散在贵州、川南、湘西，李定国手上就这么点人，继续使用武力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

怎么才能摁住？李定国有办法——“整风”！

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李定国向朝廷上疏，奏请川南、湘西、贵州各镇边将回昆明开会，一是“核功罪”，二是讨论军事部署。（召诸将之在边者，论功大小为分兵多寡之地。）说是“奏请”，不过是走个法律程序，朱由榔只有同意的权利，没有不同意的权利。朱由榔的诏谕，很快便传达到永历军队防御的最前沿。

诸将领应召返回昆明，方才发现赏忠惩奸、人事调动不过是手段，李定国的真实目的，是要对眼前这些孙可望的旧部进行“整风”。

李定国“整风”运动的三部曲，分别是洗牌、洗脑、清场，就跟洗衣服一样，“二洗一清”，天下太平。

第一步是“洗牌”。

根据诸将领在滇黔内战中的表现，坚决抵抗的大赏（主要是李定国的将领），阵前倒戈的中赏（白文选、马惟兴、马宝等），主动投诚的小赏（马进忠等），被迫接受改编的重罚，甚至被革职下狱的也大有人在。

第二步是“洗脑”。

作为孙可望的旧部，无论是得到封赏，还是挨了处罚但官位得以保留，都别忙着高兴，还得继续留在昆明进行“政治学习”。

“政治学习”主要讲三门课：

课一，彻底清算乱臣贼子孙可望；

课二，严加防范危险分子刘文秀；

课三，誓死效忠中流砥柱李定国。

学完之后进行期末考核，凡是不及格的同学，有功的赏赐作废，有过的罪加一等。

第三步是“清场”。

牌洗了、脑洗了，各边将不要急着走，还有一项工作没有完成，“论功大小为分兵多寡之地”。具体怎么分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哪儿来，不能回哪儿去，大家都得挪地方。

“整风”取得阶段成果之后，收拾“罪魁祸首”刘文秀的时候到了。三月，李定国再向朝廷上疏，奏请召刘文秀回昆明讨论防御部署。

刘文秀不敢抗旨，马不停蹄赶赴昆明。刚入宫觐见，便被朱由榔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让你去逮孙可望，不但没逮住，还把他拱手送给清军，你是不是嫌我活着碍眼？（今追之不获，反激之投他处，恐滇南之祸不远矣。）

莫名其妙挨了一炮，“衰神”刘文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腿长孙可望身上，他往哪里跑，关我屁事？

到底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就是李定国看你不顺眼了。

各镇边将经“二洗一清”的“整风”，除了一些人被革职以外，大部分都到新的地方走马上任去了。刘文秀也要参加“整风”，不过编入的是“速成班”，三道变一道，直接清场——贵阳就别去了，留在昆明重操就业，种花弄鸟吧！

“衰神”刘文秀也是倒霉催的，从永历六年（1652年）兵败保宁开始，每隔三年响一次铃，到了时间就下课。永历九年（1655年）常德失利，这次没说的，打了败仗就该罚。到如今又是三年，“衰神”再次走霉运，虽然一场败仗没打（确切地说还打了胜仗），照样铃声一响，卷铺盖走人。

当年的刘文秀，虽然说不上叱咤风云，但至少也是彪悍勇猛，如今历尽沧桑，已是哀莫大于心死。的确，短短六年便“三起三落”，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赋闲之时，刘文秀情不自禁地感慨“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时至今日，他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宣泄一下内心的抑郁了。

永历十二年（1658年）四月二十四日，“衰神”刘文秀在昆明郁郁而终。

看！贵州没了！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二月，清军的三路大军开始按既定计划向贵州推进。

根据史料记载，此时的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知觉。说句公道话，这还真有点冤枉李定国了，虽然“战神”风光不再，但人家好歹是靠打仗起家的，不会犯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级错误。

前面其实已经说了，昆明的李定国并不是在醉生梦死，而是一直忙活着“整风”。各镇边将虽然很快返回了前沿，但普遍被调防，导致川南、湘西、贵州陷入“兵失其将，将不得兵”的混乱状态。

更严重的情况是，从朱由榔到李定国，都没有意识到“整风”会导致如此混乱的局面。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此次“整风”十分必要也相当成功，通过彻底清算孙可望、刘文秀的错误路线，使各镇边将的思想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有了思想上的保障，镇守川南、湘西、贵州的十万大军，足以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如果清军胆敢侵入0.0001毫米，必然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尽管昆明舆论激昂得跟朝鲜播新闻似的，但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来检验。

在这场关乎永历政权生死存亡的西南对决中，朱由榔、李定国志在必得，清廷却明显信心不足，否则也不必派多尼作为“第二梯队”了。

永历方面毕竟有十几万大军固守，清廷的三路大军加起来还不到五万，所以行动相当低调。特别是作为本次进攻主力的罗托大军，一路上低调到了“绝对零度”。

低调到“绝对零度”，是什么情况？罗托大军二月抵达常德，稀里糊涂再加悄悄咪咪，于四月占领贵州省会贵阳。

这么快，莫非抄小道？

没有！跟清军进军福建、两广等地一样，罗托、洪承畴也是一站一站打过来的，湘西的辰州、沅州、靖州，贵州的镇远、黄平、平越，一站都没有漏掉。

唯一的变化是永历军稍触即溃、全线瓦解。

一直打到贵阳附近，才有马进忠与冷孟饪（时任安顺巡抚）率部赴贵阳组织了一些像样的抵抗。马进忠、冷孟饪的兵力不多，清军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一番激战之后，冷孟饪阵亡，马进忠率残部后撤，不久后病死，清军顺利进占贵阳。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兵失其将，将不得兵”的严重后果了！什么“整风”，纯粹就是“抽风”！

清廷原先预计湘西有一场恶仗，所以将罗托、洪承畴的东路作为主力，没想到这一路在李定国的“帮助”下跑得最快，搞得其他两路“压力山大”。

赵布泰的南路基本上不会遭遇阻击，但要取道湖南、广西，路程稍微远一些，于五月占领黔南的独山、都匀，勉强赶上了东路超乎寻常的进度。

三路大军中，最悲惨的还是从陕西汉中取道四川南下的吴三桂、李国翰部。

吴三桂、李国翰的悲惨，并不是因为碰到四川各路抗清势力的顽强阻击，而是遭遇老天爷的“从中作梗”。——从四川顺庆府开始，这一路上荒无人烟、荆棘密布，粮食找不到还是小事，连路都找不到。当兵的更惨，明明说好是来打仗的，结果一个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整天忙着砍树。（自顺庆而前，大路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当罗托、洪承畴大军已经逼近贵阳时，吴三桂的“伐木大军”才砍到重庆。南明重庆总兵杜子香弃城而逃，吴三桂、李国翰大军于四月初三扛着砍树的斧头进了城。四月十三日，吴三桂、李国翰留下永宁总兵严自明、新任重夔总兵程廷俊镇守重庆，防备川东、川南抗清武装的袭击，率大军继续南下。

抵达綦江境内，北路大军的厄运并未终结。吴三桂、李国翰回头一看傻眼了，大批兵士东倒西歪，吐得一塌糊涂。（溽暑薰蒸，心迷目眩。）没办法，只有停下来歇几天，适应适应水土再说。

四月下旬，罗托、洪承畴大军已经进占贵阳，吴三桂、李国翰的北路大军才赶到桐梓境内，连贵州的气味都没闻到。（当时四川、贵州以乌江为界，遵义、桐梓都归四川管辖。）

吴三桂、李国翰四处打望一番，气得撞墙，直想骂娘：这是什么鸟地方，仰视不见山顶，俯视不见山底，四处险关，要路没路。（上则摩于九天，下则坠于重渊，人皆覆涩，马皆钉掌，节节陡险，一夫可守。）

道路艰险不可怕，可怕的是这里居然有永历军扼险固守！吴三桂抑郁了：咱们上辈子造的什么孽？

镇守在此的是刘镇国，他没有杜子香这么无耻，还是很想把清军狠揍一番。但是，刘镇国是“整风”之后才调到这里的，连防区有几座山头都没数清楚。吴三桂壮着胆子一冲，刘镇国支撑不住，被迫后撤。三十日，清军进抵遵义，南明守将郭李爱率五千人投降，吴三桂、李国翰终于与贵州近在咫尺了。

五月初三，吴三桂、李国翰抵达贵阳，与罗托大军会师，几天后在开州（今贵州开阳）境内击溃杨武部，回师遵义休整。

这一路，确实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