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孙可望，没指望</h3>

让“衰神”刘文秀歇菜，逼“战神”李定国单干，不过是“盟主”孙可望实现个人野心的第一步。对他而言，永历皇帝朱由榔才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

早在安置永历朝廷时，孙可望就打起了小算盘，公然在贵阳建立“临时中央”，对外代表朝廷发号施令。朱由榔在穷乡僻壤的安龙“宫室礼仪，一切草简”，“涂苇薄以处，日食脱粟”，孙可望却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过着锦衣玉食的逍遥生活。

孙可望这么一搞，他在贵阳安插的亲信成了昔日的“北漂”，永历朝廷的原班人马成了当年的“南混”，再现了明朝“南混”对“北漂”的神奇场面。更神奇的是，这次竟然连皇帝本人也跟着一起混了。

安龙版的“南混”，远比原创的“南混”要悲惨。

这些人既不是不达圣意者，也不是韬光养晦者，更不是只有背影者，他们都曾是大权在握的朝廷重臣。一夜之间成了“闲得抓狂”的“混混”，这些人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在这些新“南混”中，心理落差最大的，当属永历朝廷里呼风唤雨的马吉翔。可以理解，曾经一手遮天，如今一文不值，换谁都抑郁。

马吉翔抑郁，麻烦就大了，因为他跟孙可望一副德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眼看“国事日非”（主要是自己“日非”），马吉翔串通死太监庞天寿，精心谋划了一个让自己飞黄腾达的捷径——逼迫朱由榔禅位给孙可望！

事实证明：南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死太监搅和进来，便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利令智昏的马吉翔、庞天寿异想天开，在安龙小朝廷中却严重缺乏市场。首辅吴贞毓、武选主事胡士瑞、武选司郎中古其品等大臣纷纷痛斥二人“病狂丧心，欺蔑朝廷”。

干这种缺德事，必然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马吉翔只有向孙可望求援。

孙可望觊觎皇位不是一天两天了，通过不停地在背后搞小动作，一跃成为永历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是，此时要凶相毕露，逼迫朱由榔退位，孙可望似乎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确切地说，应该是时机还不够成熟。安龙那些文人好对付，麻烦的是正在两广单干的“战神”李定国。以他的性格，搅局是必然的，舆论又倒向他那一边，孙可望搞得不好，完全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对于孙可望而言，现在没有机会，不代表以后没有机会，而机会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对于马吉翔这样很有“意识”的“好同志”，积极性还是值得表彰和保护的。

永历六年（1652年）六月，孙可望从贵阳发来劄谕（“国主”专用文书，实际上取代了“圣旨”）。朱由榔扫了一眼，鼻子都气歪了。

劄谕中写道：“凡朝廷内外机务，惟执事力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纷嚣。”（“执事”指马吉翔，“戎政”、“勇卫”分别归他和庞天寿管辖。）——全听马吉翔的，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

“逃跑帝”朱由榔这些年亡命天涯，什么艰难的路都走过，什么无耻的人都见过。但是，见过无耻的，却没见过孙可望、马吉翔这样以无耻为荣的！

即使要“逆天”，也该低调一些吧？

孙可望、马吉翔如此明目张胆，“位高权重”的朱由榔、吴贞毓敢怒不敢言，徐极（吏科给事中）、林青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胡士瑞（兵部武选司主事）、张鐫（兵部职方司主事）、蔡縯（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等中下级官员却是豁得出去的“愤青”，纷纷上疏弹劾马吉翔、庞天寿。（“愤青”的胆子不是无极限，他们目前还不敢将矛头指向孙可望。）

朱由榔希望顺水推舟，趁机治马吉翔、庞天寿的罪，转念一想又软下来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万一把孙可望逼急了，他什么缺德事儿干不出来！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朱由榔决定忍了，但他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孙可望，没指望！

认识到孙可望不靠谱容易，问题是如今还有能指望的人吗？这个还真有——“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的“战神”李定国！

不仅朱由榔有此想法，所有看孙可望不顺眼的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李定国远在两广，要想指望得上，至少得派人去联络吧？

派谁去？

谁敢去？

怎么瞒过马吉翔、庞天寿从安龙出去？

<h3>血溅安龙</h3>

一堆难题，当一群豁得出去的“愤青”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不再是问题了。除了前面提到的一群“愤青”以外，内监张天禄、全为国也加入进来，一股正义的力量正在安龙集结。

经与朱由榔、吴贞毓商议，“愤青”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朱由榔下一道密旨，派人前往广西联络，召李定国率军回安龙“护驾”。

“愤青”林青阳自告奋勇充当使臣，以“请假归葬”为掩护，避开马吉翔、庞天寿的监视，于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秘密离开安龙，赶赴广西寻找李定国。

半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林青阳却杳无音讯，没有人知道这人到底逛哪儿去了。这也不能怪他，李定国当时正带着大军在广东忙活，林青阳找不到实属正常。

朱由榔不知道林青阳出了什么状况，但肯定不能这么无谓地等下去，必须尽快另行派人前往。吴贞毓推荐了翰林孔目周官，朱由榔以南宁需要重臣驻守为由，将马吉翔撵出安龙，周官于永历七年（1653年）六月秘密前往广西。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周官赶到广西遇见林青阳，二人很快联络上了李定国的部将常荣，得知李定国正在广东高州休整。朱由榔的密诏，终于由周官、林青阳交到了李定国的手里。

在肇庆打了一次败仗，李定国正窝着一肚子火。见到安龙派来的使臣，得知“狗改不了吃屎”的孙可望竟然打起了朱由榔的主意，李定国顿时火冒三丈，当场表态“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

李定国让朱由榔“稍忍待之”，因为他此时正在兴头上，已联络好郑成功，准备东西夹击广东，实现“三南并举”。

找不到人要等，找到了人还要等，“夜长梦多”这句至理明言，真是用鲜血换来的。

就在耐心等待李定国的这段时间里，永历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的起因，是马吉翔得知了密召李定国的内幕。

朱由榔两次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定国，都特别注意避开马吉翔的耳目，甚至将马吉翔撵出了安龙。马吉翔此时远在南宁，怎么会知道如此绝密之事呢？

这完全是一次相当偶然的意外。

马吉翔抵达广西后，意外地遇到了来自李定国军中的刘议新。一个是朝中重臣，一个是军中将领，俩货确实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聊无可聊之时，自然而然地开始“八卦”近期发生的“新鲜事”，头号新闻当然就是朝廷密召李定国。

这下麻烦了，密召李定国的事，刘议新知道，但马吉翔不知道。更麻烦的是，刘议新不知道马吉翔不知道，更不知道是朝廷故意让马吉翔不知道。一来二去，马吉翔得知了整个密谋的详情。刘议新不仅“八卦”得绘声绘色，还想当然地对新闻进行“再创作”，说李定国的大军很快就要开拔赶赴安龙了。（西藩接敕感泣，不日亲往安龙迎驾。）

马吉翔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吓得不轻。（闻之大惧）送走刘议新之后，马吉翔赶紧派人到贵阳给孙可望“爆料”。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初六，接到“爆料”的孙可望派心腹郑国、王爱秀赶赴安龙“破案”。

说实话，这“案子”做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除了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最后还是出了纰漏），根本没有什么“反侦查”的意识和准备。

郑国、王爱秀也懒得兜圈子，直接找到朱由榔头上，劈头盖脸一顿询问，“索首事之人”。身为皇帝的朱由榔被逼得战战兢兢，只是一味地推诿搪塞，矢口否认，说“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

朱由榔咬死不认，狗仗人势的郑国、王爱秀虽然气焰嚣张，但也不敢拿穿着黄袍的朱由榔怎么样。两人为了尽快交差，决定找其他人下手。

你不招，总会有人招；收拾不了你，收拾得了别人！

撂开朱由榔，安龙最大的人物就属吴贞毓了。但是，如果他也咬死不认，又身为首辅，搞刑讯逼供还是不方便。为了尽快找到突破口，郑国、王爱秀串通庞天寿，经过两个月的摸排，基本上弄清了当初搞密谋的“嫌疑人”。

三月初六，郑国、王爱秀利用庞天寿掌管的勇卫衙门，拘捕了吴贞毓、蒋乾昌等二十多名“嫌疑人”。他们不敢动朱由榔和吴贞毓，但对蒋乾昌这样的“小虾米”就毫无顾忌了。一时间，牢房里哀嚎不断，蒋乾昌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痛苦难禁，惟呼二祖列宗”。

“愤青”们光挨打不认账，郑国、王爱秀又找朱由榔指认，朱由榔也忍不住了，对着俩走狗吼道：“汝等逼朕认出，朕知是谁？汝等晓得，何不直说？”

“老大”和“马仔”都咬死不认账，只有继续逼供“马仔”。“嫌疑人”蔡縯终于耗不下去了，他不是怕挨打，而是担心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弄到朱由榔的头上。众“愤青”经过商议，一致决定舍车保帅，避免玉石俱焚。

“愤青”们“认罪”了，但一口咬定此事“未经奏明”，与朱由榔毫无瓜葛。郑国等人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了案，报给贵阳的孙可望裁决。孙可望很快就下达了“判决令”：

——首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凌迟。

——从犯蒋乾昌、徐极、林钟、赵赓禹、蔡縯、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议、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处斩。

——主谋吴贞毓，勒令自尽。

——其他涉案人员领棍刑有差。

三月二十日，十八位“愤青”以各种方式慷慨就义，史称“安龙十八先生案”。

<h3>保护朱由榔！</h3>

“安龙血案”后，孙可望对永历朝廷和朱由榔的控制更加严密，距“谋朝篡位”又近了一步。

永历八年（1654年）五月到六月间，孙可望一度从贵阳返回昆明，筹备登基事宜。但是，外有“战神”李定国、内有“衰神”刘文秀，孙可望还是觉得阻力太大，时机不够成熟。不过，孙可望的筹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甚至国号都已经想好了。（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孙可望决定耐心地等待，但李定国并不想给他实现“终极梦想”的机会。第二次进军广东落败之后，李定国对言而无信的郑成功失去了信心，决定先回安龙救永历朝廷于水火。

永历九年（1655年）秋，李定国率大军从广西出发，返回安龙。孙可望得知情报，赶紧派刘镇国、关有才赴田州（今广西田阳）驻防拦截，又下令在李定国大军即将经过的地方坚壁清野，企图饿死李定国。（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

孙可望的小把戏哪里拦得住“战神”，李定国率精锐举着孙可望的帅旗，用了三天时间便进抵田州，将刘镇国、关有才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二人稀里糊涂挨了一顿揍，索性弃城而逃。李定国又打出自己的旗号，安抚守城军士，承诺“若等归营，吾将劳汝”，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惨剧。

广西的阻击防线被瓦解，孙可望又派白文选赶赴安龙，帮朱由榔“搬家”到贵阳，给李定国来一个釜底抽薪。——我把人接走，看你护谁去！

十月，白文选来到安龙，向朱由榔传达了“搬家”的要求，顿时“合宫惨哭”，哀嚎不绝。孙可望相当阴毒，白文选却良心未泯。他犹豫了：自己真要助纣为虐，留下千古骂名吗？

对于白文选而言，这是一次极其痛苦的抉择。

孙可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虽然白文选对“恩主”的飞扬跋扈颇有微辞，但关键时刻不能“不义”。

朱由榔是永历朝廷正儿八经的皇帝，正值危难之时，白文选又不能“不忠”。

忠义不能两全，白文选思来想去，最终做出了一个将来不会后悔的决定——保护朱由榔！

白文选赖在安龙不挪窝，孙可望急眼了，又在十二月派心腹前往安龙催促。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白文选以“安龙地方僻小、招募民工不易”为由，一再拖延时日，等待李定国大军前来护驾。

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已接近贵州边境的李定国派部将杨祥先期前往安龙报信。在距离安龙五十里时，杨祥被退守在此的刘镇国部擒获。杨祥被押到白文选这里，谎称自己是孙可望派来打前站的。（国主令我来督催道府州县预备粮草，以候国主之至耳。）

白文选明知杨祥说谎，却决定“好人做到底”，不仅装聋作哑、信以为真，还当场释放了杨祥，让他在安龙自由活动。杨祥得以觐见朱由榔，通报了李定国大军的情况，随后离开安龙，返回李定国军中。

李定国大军即将抵达安龙的消息不胫而走，已决心“匡扶正义”的白文选继续拖延，孙可望的死党叶应祯深感事不宜迟，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正月十六日，叶应祯率随身士兵进宫，武力威逼朱由榔动身前往贵阳。朱由榔带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宫女，唯一的办法就是哭，一时间“宫中哭声彻内外”。白文选得知消息，赶紧带着部队前来救驾，制止了叶应祯的鲁莽行为。

当然，白文选现在还不想跟孙可望彻底翻脸，对于叶应祯这个领导的心腹，白文选还是要讲一点策略的。他对叶应祯的训斥颇有一点“苦口婆心”的味道：你着什么急嘛，万一弄坏了这些花花草草，“国主”怪罪下来，是你领死还是我担责？（事须缓宽，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

白文选的军阶较高，叶应祯也不敢硬顶，只能就此作罢。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的二十二日，李定国大军终于到了！

随着“护驾”大军姗姗来迟，安龙上演了一出精彩纷呈的“浮世绘”——朱由榔喜出望外、白文选暗中欢喜、叶应祯拔腿开溜、庞天寿惊若寒蝉……

在安龙苦熬了几年的永历君臣，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弹冠相庆还为时过早，朱由榔、李定国不得不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接下来，该怎么办？

为什么说是“生死攸关”呢？

——凭李定国目前的实力，打不过孙可望。

李定国两征广东均吃败仗，兵力消耗巨大，孙可望的部队则主要在贵州“休养生息”。此消彼长，双方的实力对比已发生逆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战神难打无兵之仗！

留在安龙，早晚要被近在咫尺的孙可望收拾，因此必须“搬家”。搬哪儿去呢？李定国摊开地图，指向一个地方——昆明。

远离危险，朱由榔举双手赞成，就这么定了！

事不宜迟，必须赶紧动身，以免夜长梦多。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李定国大军的护送下离开安龙，一路上马不停蹄，于二月十一日抵达云南曲靖。

到了曲靖，暂时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昆明需要“打扫打扫”。

李定国选择昆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云南其实并不“干净”，昆明有王尚礼驻守，楚雄有王自奇，武定还有贺九仪，这仨人都是孙可望的铁杆亲信，共计掌握着两万多的军队。刘文秀、沐天波倒是可以争取到的同盟，但要么忙着种花弄鸟，要么顶着空头衔，只有一个共同点——没兵。

在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进昆明，很有可能是送死。朱由榔、李定国来到曲靖，不可避免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得知朱由榔、李定国即将进抵昆明，刘文秀、沐天波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迎入昆明，便是背叛孙可望；拒之门外，又是背叛朱由榔。刘文秀跟白文选一样，也面临着一个要么不义、要么不忠的痛苦抉择。

商议来商议去，两人讨论不出一个结果，刘文秀决定先探探虚实再说。刘文秀先以“勒兵守城”的名义稳住王尚礼，自己暗中前往曲靖与李定国见面。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两人的对话颇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当时，刘文秀向李定国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辈将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操。”

刘文秀的哑谜其实很直白，他担心李定国到了昆明之后会步孙可望的后尘，今后又难免同室操戈。为了打消刘文秀的顾虑，李定国“指天誓日”，并与刘文秀约定：“秦王若尊永历，我辈当尊秦王”，给孙可望一个台阶下。

后来，李定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步了孙可望的后尘，这一段“未卜先知”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不过，刘文秀打探李定国的虚实，并一致决定给孙可望“悔过自新”的机会，避免手足相残、自毁长城的惨剧，应当是符合逻辑的。

移跸昆明的道路打通，李定国率大军兵临城下。王尚礼不清楚李定国的实力，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三月十六日，朱由榔进入昆明，远在蛮荒的昆明百姓第一次目睹“真龙”，纷纷沿街而跪，“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

成功“搬家”意味着顺利脱险，朱由榔发自内心的喜悦。

四月，永历朝廷一改往日的穷酸迂腐、冥顽不化，主动册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前明勋臣沐天波也得到重用，执掌朝廷的禁卫军，白文选、王尚礼等孙可望的部将也得到封赏。

另外，永历官场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大批正直官员得到委任，庞天寿服毒自尽，马吉翔也一度被羁押，朝廷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