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李定国打仗是能手，搞政治却略显生疏，让已成“死鱼烂虾”的马吉翔钻了空子。改头换面的马吉翔百般献媚于李定国的亲信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摇尾乞怜，进而又给李定国歌功颂德，妄图东山再起。

马吉翔靠溜须拍马起家，忽悠李定国这个大老粗自然手到擒来。他说李定国是“再造家国之功，千古无两，从此以后，青史流芳”，把李定国吹嘘得鸡皮疙瘩掉一地。李定国不知不觉中了套，又经不住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的屡次说情，便让马吉翔重新入阁办事。刚刚露出清明迹象的永历朝廷，很快又走上了乌云压顶、污浊不堪的老路。

虽然在用人问题上有些瑕疵，但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对待孙可望的态度上还是基本正确的。

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多军队，而孙可望手上有二十万。如何善后，不是解决孙可望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永历政权生存的大问题。如果感情用事，将孙可望定义为“叛逆”，实际上是将二十万大军归为“异类”，逼其死心塌地跟着孙可望与朝廷为敌，孱弱的永历政权显然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虽然痛恨孙可望，但最希望看到的局面还是和平解决，孙可望公开认个错、服个软，朝廷也既往不咎，大家同心合力，继续抗清。

为此，朱由榔、李定国在昆明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希望孙可望能够回心转意，重新回到“革命大家庭”。

其一，朱由榔没有住进孙可望修造的豪华宫殿。

其二，朝廷没有给孙可望定任何罪名，还给他预留了位置，排名在李定国、刘文秀之前。

其三，朝廷对孙可望在云南的亲信一视同仁，跟着众臣属一起加官晋爵、委以重任。

其四，李定国主动派人护送孙可望的家眷到贵阳，表达和解的诚意。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朱由榔、李定国又委派白文选、张虎为使者，携带朝廷的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和解。但是，朱由榔、李定国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他们派白文选劝说的同时，还附带了一道命令，让孙可望回云南驻守，交出财权和兵权。（令可望赴滇保驾，将钱粮归之永历，兵马交定国。）

孙可望顿时火冒三丈：你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叫阵的？

随行的张虎是孙可望的铁杆心腹，一看风向不对便赶紧转舵，讨孙可望的欢心。张虎跟孙可望一副德行，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他先是将朱由榔赏赐的金簪说成是让他刺杀孙可望的暗器，接着又向孙可望“爆料”，说李定国已经控制了朝政，永历帝成了摆设。（上虽在滇，端拱而已。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

除此之外，张虎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向孙可望报告了李定国的实力，说云南“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可唾手取也”。

经张虎这么一蛊惑，孙可望下了定论：“永历负义，定国、文秀谋反”。白文选还想极力调和，结果挨了孙可望的一顿板子。诸将领极力担保求情，白文选才免于一死，回军中效命。

拿定“死扛到底”的主意之后，孙可望派张虎回昆明复命，并提出“须安西亲谢乃可”的条件。“安西”便是曾任安西将军的李定国，傻子都看得出来，不还好意的孙可望是想置李定国于死地。

孙可望算是翻脸了，但李定国还想再做一次努力，又派王自奇、张虎前往贵阳劝说。李定国没有想到，这次派人还不如不派。王自奇在昆明信誓旦旦，一到贵阳就原形毕露，说“定国孤军易擒”，极力怂恿孙可望尽快率军入滇“平乱”。

王自奇回到昆明后，又四处散播消息，“力言可望必不可和”，故意制造紧张气愤，然后返回楚雄伺机而动，准备接应孙可望大军。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视权力如生命的孙可望是绝不可能跟朱由榔、李定国合作的。

首先，孙可望有休养多时的二十万军队，李定国只有疲惫不堪的四万残兵，二十万“精壮汉”怎么可能向四万“流浪汉”服软？丢不起那个人！

其次，朱由榔、李定国在云南并没有真正站稳脚跟，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都唯孙可望之命是从。一旦孙可望付诸武力，完全可以里应外合，轻而易举达到目的。

孙可望在贵阳积极整军备战，昆明的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却没有任何警觉与防备。他们认为，孙可望是比较混蛋，但不至于混蛋到“磨刀霍霍向兄弟”的地步。

李定国、刘文秀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在这个世界上，权力、金钱、私欲，足以扭曲一个人的灵魂。

如今的孙可望早已不是当年的孙可望，那个励精图治、志向高远的孙可望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利欲熏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孙可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战神”李定国在不远的将来，也会亲身体验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嬗变。

李定国相信孙可望良心未泯，大敌当前之时不会做得太出格，但滇黔对峙已成定局，重新进军两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不过，受封为蜀王的刘文秀仍在按既定计划进取四川。

永历十年（1656年）春，刘文秀派高承恩率前锋部队渡金沙江北上，进抵四川雅州，接着派祁三升统领狄三品、杨威、贺天云、郑守豹等部，组成另一支前锋进驻嘉定。九月，刘文秀亲率数万大军抵达洪雅，建立蜀王府，着手准备光复四川。

“衰神”刘文秀兴致盎然地进军四川，却发现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第一，滇黔对峙态势不明，李定国兵力有限，刘文秀不敢离云南太远。

第二，由于多年混战，除了嘉定、雅州地区有杨展打下的底子，基本能够自给以外，四川大部地区均是荒无人烟、饿殍遍野。这也是清军一直留守汉中、保宁，没有在四川全面进军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刘文秀只能老老实实守在建昌、嘉定、雅州一带，化整为零，开荒种地，恢复农业生产。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二月，在四川“毫无作为”的刘文秀被朝廷召回昆明，数万大军相继撤回云南，只留下高承恩的几千人留守建昌、雅州。

李定国、刘文秀没有料到，这一次不太成功的进军，竟然成了滇黔内战的导火索。

<h3>滇黔内战</h3>

刘文秀打四川，关孙可望什么事？

确实不关他什么事，但孙可望一向喜欢没事找事。

在进军四川的诸将领中，祁三升是孙可望的部将，在刘文秀的派遣下运动到川南一带。得知祁三升在四川，孙可望便派人前往拉拢，以“老领导”的身份要求祁三升镇守遵义。李定国很快就发现端倪，令祁三升率军返回云南。

两边都是领导，听谁的？

与部下商议后，祁三升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听李定国的，不跟着孙可望瞎起哄。（今西府尊永历为民主，名正言顺，我等亦有所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

祁三升奉命返回云南，孙可望大为光火，竟然派兵追击，将祁三升的辎重悉数缴获。永历十年（1656年）十月，灰头土脸的祁三升返回昆明，向朱由榔、李定国哭诉。

李定国没有报仇的实力，也没有打内战的心情，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定国一面加强云南的防御，一面急调刘文秀大军回滇，防备孙可望的偷袭。滇黔顿时剑拔弩张，一场内战在即。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经充分准备之后，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出征云南。白文选被委任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配合孙可望入滇作战，冯双礼则在贵阳留守。

八月十八日，孙可望大军渡过盘江，进入云南境内。

前方警报传来，“滇中震动”，李定国、刘文秀惊诧之余，赶紧部署防御。

可想而知，云南的形势有多么危急。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军队，要阻击孙可望的十四万大军，相差悬殊，更何况云南还有孙可望的内应。

李定国来不及考虑这么多，当务之急是抵抗。阻击倒不是难事，大军开拔，听天由命，说不定还能有转机。真正致命的是孙可望的内应，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必要的防范，必死无疑。

于是，李定国、刘文秀将王尚礼的军队分散配属到各营，又将王尚礼留在昆明，交给靳统武、沐天波监视。

近在咫尺的王尚礼安排好了，兵力有限、积极性不高的贺九仪也不足为虑。但是，对孙可望死心塌地的王自奇远在楚雄，这人怎么处理？

王自奇还真是最大的麻烦，但事出巧合，李定国完全可以将他忽略不计。在此之前，发酒疯的王自奇打伤了李定国手下的一员将领，由于担心受到责罚，已于七月率部渡过澜沧江，逃往永昌。

一竿子逃这么远，送封书信都难，更别提接应孙可望了。

摁住内奸之后，李定国、刘文秀率主力离开昆明，于九月十五日抵达曲靖交水（今云南沾益），与孙可望大军距离十里对峙。

大军扎下营，李定国、刘文秀搬着手指头数了数，立马傻眼了：对面有十多万人，扎了三十六营，自己只有三万人，扎了三个营。——这哪是阻击战，简直就是送命战！

数完了，傻过了，李定国、刘文秀坐下来商议：咱哥俩往哪儿逃？

刘文秀建议撤往交趾（今越南北部），李定国认为不靠谱：军队只有三万，还要带着家眷，打不过人家。

李定国的想法是捏软柿子——取道沅江，“取土司以安身”。刘文秀觉得更不靠谱：孙可望的三十六营就在眼前，你准备跳过去还是飞过去？

俩人吵吵了一晚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再议！

李定国、刘文秀吵不出结果，孙可望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战部署。

十八日，孙可望给部将张胜交待了一项任务：率马宝、武大定的七千骑兵，连夜走小路绕开李定国、刘文秀大军，在王尚礼的策应下占领昆明。为了争取时间，孙可望又给李定国下书，约定二十一日双方决战。

孙可望认为，凭借自己的十几万大军，又有潜伏于敌营的内应，拿下昆明显然是易如反掌。李定国、刘文秀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其实，在预测这场内战的胜负时，他们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心向背！

俗语说“师出有名”，孙可望出征云南，目标是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打的旗号是“讨逆”。——你糊弄谁呢，皇帝也能造反？

孙可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白文选决定不再沉默，暗中与马惟兴、马宝等将领私下约定阵前反戈。就在孙可望派张胜出发时，白文选以视察前线为由，暗中赶赴李定国营中报信，将孙可望偷袭昆明的诡计和盘托出。

白文选言辞恳切，李定国、刘文秀却将信将疑，担心这是孙可望的欲擒故纵之计。白文选百口莫辩，不惜指天立毒誓“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

当晚，跟随张胜偷袭昆明的马宝也派心腹送来一封密信，印证了白文选的“爆料”，李定国、刘文秀方才深信不疑，赶紧下达作战命令，主动出击。

十九日凌晨，李定国、刘文秀向孙可望的大营发起进攻。由于寡不敌众，李定国初战失利，孙可望乘胜猛攻，李定国、刘文秀渐渐呈现不支之势。

白文选看得着急，亲率五千骑兵冲入马惟兴营中，两人合兵一处，共同抄孙可望的后路。白文选、马惟兴在背后一路冲杀，“所向披靡，连破数营”，将孙可望的大军搅得大乱。

李定国、刘文秀见对方乱了阵脚，果断率军总攻，配合白文选、马惟兴两面夹击。孙可望稀里糊涂被打得大败，在少数兵马的护卫下仓皇向东逃窜，史称“交水大捷”。

孙可望马不停蹄地逃回贵州，抵达安顺，镇守在此的是马进忠部。马进忠是咱们的老熟人了，当年跟着堵胤锡征战湖南、战功赫赫，后来归到孙可望的麾下。

作为永历政权的“老部队”，马进忠是不可能跟着孙可望“逆天”的。眼看孙可望如此狼狈，马进忠不仅“闭门不纳”，还派兵出城冲杀孙可望的卫队，“使疾走，无得集众”。孙可望损失惨重，只得绕道而走，于九月下旬逃至贵阳。

在正义力量的支持下，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交水大捷”，砸碎了孙可望谋朝篡位的迷梦。但是，偷袭昆明的骑兵已经动身，云南的危机并未完全解除。

在偷袭昆明的路上，马宝担心昆明疏于防备，故意沿路焚烧房舍报警，靳统武、沐天波赶紧组织城防。王尚礼也得到了消息，准备上城接应，却被朱由榔急召进宫。犹豫再三的王尚礼还是应召进了宫，结果刚一踏进宫门，便被沐天波的禁卫军扣押，接应的事显然是顾不上了。

张胜率兵进抵昆明城下时，城墙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张胜没能等到约定的暗号，却等来了孙可望在交水惨败的消息。捷报传遍昆明，王尚礼自缢，张胜只得仓促撤离。

张胜偏偏又是个不动脑子的货，来的时候走小路，回去却大摇大摆走大路，结果跟李定国回援的军队撞个满怀。

事到如今，张胜只能碰碰运气，带着骑兵一阵猛冲猛打。李定国刚经过一场大战，又跟刘文秀分了兵（刘文秀负责追孙可望），还相当意外地撞见了张胜。经张胜这么一冲，李定国没有反应过来，刚一交战便陷入被动。

马宝急眼了，赶紧率部抄张胜的后路，再次上演了交水大捷的一幕。张胜跟孙可望一样，稀里糊涂被打得惨败，但显然没有孙可望的运气好。次日，张胜逃至沾益（今云南宣威），被自己的“老部下”李承爵诱捕，后来在昆明伏诛。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派刘文秀、白文选率军向贵州追击孙可望，“必擒之而后已”。

刘文秀、白文选的追兵抵达普安，因不明前方敌情而未敢孤军冒进。但是，在距离普安四百多里的贵阳，孙可望却莫名其妙地落荒而逃。

奇怪了，是刘文秀修炼成了“隔山打牛”之功，还是孙可望成了惊弓之鸟？

如果非得有个答案，只能说孙可望是失道寡助、倒霉催的。

逃到贵阳后，孙可望一要防李定国的追兵，二要防驻守安顺的马进忠，因此派冯双礼扼守在贵阳西面的威清要道，并约定以放炮为号。（若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结果，刘文秀还在普安，马进忠也待在安顺没动静，冯双礼却放了三声响炮。

走火了？——没有，冯双礼是故意的！

动机？——痛打落水狗，不需要理由！

孙可望就这样被冯双礼给轰跑了，狼狈不堪地向湖南方向逃窜，亲身感受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作茧自缚。一路上经过新添卫（今贵州贵定）、偏桥、镇远、平溪，一直到湖南沅州，孙可望享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各守将俱闭营不纳”。

曾经带着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的孙可望，如今身边只有十几个亲随，惶惶成了丧家之犬。

走投无路的处境，并没有让“自智自尊”的孙可望醒悟。他决意将无耻进行到底，准备认贼作父，借助清军的势力报私仇。（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

抵达靖州后，孙可望派杨惺先、郑国前往宝庆与清军接洽。三日后，白文选的追兵逼近，孙可望再次逃亡，在武冈边界又遭到总兵杨武的拦截，险些被擒获。清湖广巡抚张长庚派总兵李茹春、王平率军赴武冈接应，孙可望才侥幸逃脱。

九月三十日，决意走上不归路的孙可望给清军写信，正式宣布投降，并恬不知耻地向对方承诺“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

孙可望投降，让清廷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无异于中了头彩。

第一，孙可望是永历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清军未做任何策反和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主动投降，“毁三观”的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孙可望对永历军队，特别是大西军旧部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第三，孙可望熟悉西南军事布防和军队作战特点。

得到这个“宝贝”，清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月初五，顺治帝下诏，要求兵部调整军事策略，由“招抚、对峙、巩固”的总方针向“全面进攻”转变，首要目标便是“相机平定贵州”。

清廷还给予孙可望超乎寻常的恩赏和礼遇。接到孙可望投降的消息后，顺治帝第一时间下诏，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并委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等高级官员携朝廷的敕书、大印，赶赴湖南当面册封。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初二，孙可望抵达北京陛见，简亲王济度、安亲王岳乐亲率大批高官出城夹道欢迎。

孙可望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向新主子投桃报李，死心塌地为清军效命。孙可望不仅向清军提供了西南军事部署的全方面情况，还主动献上地图，又为清军提供一大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好比“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孙可望走的必定是一条不归路。后来，随着西南的局势逐渐趋于平定，失去利用价值的孙可望也日渐失宠，饱受清廷的打压和排挤。

永历十四年（1660年）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在北京神秘死亡。清廷的官方说法是“病死”，真实的情况大家应该都懂的。

一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下令“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孙可望及其家族的命运，再次应验了那句话：

叛徒，能有什么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