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盘都败光了，你监谁的国？

当然，这种趁人之危的条件不大好开口，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面子上抹不开。很多时候，行动能够代替语言，而且产生的效果会更好。

郑成功先是以隆武帝所授“宗人府宗正”的身份接待鲁监国，又将鲁监国安置在金门，接着“礼仪渐疏”，实际上是按亲王的待遇进行安排。

鲁监国是聪明人，知道郑成功整这一出是什么意思。如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自己确实也没了做监国的资本。

三月，鲁监国正式宣布退位，还就藩王，遥奉永历正朔。

郑成功收留鲁监国也是有目的的。同样只有一个：壮大实力！

——自己送上门来的大餐，不吃白不吃。

“浙系”军队在厦门、金门落脚后，鲁王、张名振、张煌言的打算是“暂住”，准备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并计划在次年三月收复舟山。

但是，郑成功不希望让送到嘴边的鸭子飞走，他不仅反对“浙系”的“还乡计划”，还套用何腾蛟“溶贼、限贼”的招术，玩起了“溶浙、限浙”的把戏，大肆笼络“浙系”人马，给他们发“绿卡”，收为己用。

自此，恩怨未了、关系微妙的“浙系”、“闽系”开始艰难曲折的“合流”。

<h3>一为扩地，二为抢粮</h3>

东南沿海两大抗清势力“合流”之后，郑成功对福建采取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目的其实比较单纯：一为扩地，二为抢粮。

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郑成功率军进攻海澄，清军守将赫文兴、海澄知县甘体垣投降。

初战告捷，郑成功并不打算“见好就收”，海澄不过是“开胃菜”，他真正的“大餐”是漳州。

十日，郑成功分兵切断泉州与漳州的联络，并于十二日占领平和，扫清了漳州外围的威胁。

二月初二，郑军进抵漳州城下开始进攻，清军总兵王邦俊负城顽抗。郑军陆战能力有限，一时啃不下来。

硬啃啃不动，开动脑筋继续啃。郑成功的“妙计”是挖地道，准备一直挖到城墙根下，再把火药填塞到坑道，震塌城墙，蜂拥而入。这个战术显然比“战神”李定国打肇庆时的“地道战术”要高明，城内守军只能干瞪眼。

挖沟阻拦？人家根本就不想挖到城里去！

三月初七，工程顺利完工，郑成功下令点火。

一阵轰隆声之后……

城墙完好无损！

观众囧了，郑成功更囧：什么情况？

火药当量不够？——不可能，地面炸出老大一个坑。

快看！这坑怎么在城墙外面？

不用调查了，“施工队”的数学显然是体育老师教的，居然把距离给量错了，地道离城墙还有好几十米！

爆破计划意外失败，剩下的火药又不够重新爆破，郑成功只好改用“铁桶战术”。这一招靠的是人多势众，技术含量明显低得多，应该不至于再犯低级错误。

漳州告急，刚喘了口气的浙闽总督陈锦又忙活开来，亲率浙江、福建的清军驰援。三月十三日，陈锦援军与郑军遭遇，结果被揍得七荤八素，陈锦只得退到同安城外。五月，陈锦又调马进宝前来增援，壮大声势。

马进宝援兵飞驰而来，郑成功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打开缺口，放他入城！诸将傻眼了：您老人家被震短路了？还嫌漳州这块骨头不够硬？

郑成功莞尔一笑，一语道破天机：“城内人多，粮必乏，外调既迟，内势窘促，破之必矣。”

马进宝的援军进入漳州城后，一下子多了几千张嘴，是嘴就得吃饭，漳州的粮食本来就不多，这下子消耗得更快。

这就是水平！

援军入城后，郑成功收紧“铁桶”，粮食运不进来，马进宝、王邦俊也打不出去，只能这么干耗着。

没过多久，军队、百姓全部断炊，能吃的、不能吃的全吃了个遍，然后“顺理成章”地开始吃人。“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尸骨山积，秽闻数里”，其状惨不忍睹。

悲剧往往也伴随着喜剧，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发生在漳州城外的陈锦身上。陈锦感到，凭借一己之力已经不足以破解漳州的危局。因此，他一面向清廷请援，一面上蹿下跳干着急。赵本山的小品《策划》有一句台词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此时陈锦最适合对号入座。

别人缺心眼，大不了折点财、吃点亏，陈锦缺心眼，直接送了命。

——心急火燎的陈锦动辄打骂下人，于七月初七（真会选日子！）被忍无可忍的家奴合谋暗杀。

陈锦意外地挂了，局势并没有任何改变。郑军闻着人肉的香味和死尸的腐臭继续围困着漳州，金砺率领的援军则日夜兼程赶往福建。

九月十九日，金砺大军抵达泉州，会同福建提督杨名高前往漳州救援。

郑成功自知不敌，将围城的兵力收缩到漳州城南高地固守。十月初三，金砺率部发起总攻，郑军溃败，退守海澄，先前占领的南靖、漳浦、平和、诏安等地再次沦陷。

永历七年（1653年）二月，郑成功返回厦门。金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而是积极准备进攻海澄、厦门，想趁势给郑成功来个“一锅端”。

五月初一，郑成功亲自到海澄督战。初四，金砺率大军前来，双方在海澄展开激战。在这场攻防战中，大量配备的火铳、火炮成为双方的主力武器，战斗很快进入白热化，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热兵器的大规模对决。

初七，火器水平偏弱的清军遭遇惨败，金砺退回漳州，不久后被召回北京。郑成功损失也不小，不敢贸然扩大战果，双方在海澄、厦门一带形成僵持。

<h3>会师长江！</h3>

郑成功在漳州失利返回厦门时，张名振向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的动议：趁清军在南京布防空虚，率水师北上直入长江，“捣其心腹”。

提方案容易，谁来实施？

张名振认为，以“浙系”水师的实力，干这一票没问题！

“浙系”经舟山惨败，一路南下有不少对前途失去信心的人离开，到了厦门又被郑成功搅和一阵，但主力部队损失不大，精华尚存。

张名振需要的，不过是郑成功借些战船，给些粮食，补充些弹药，仅此而已。郑成功兵败漳州，正愁找不到机会报仇。张名振的动议，郑成功认为比较靠谱，欣然应允，给予鼎力支持。

永历七年（1653年）八月，张名振、张煌言率战船五百余艘、兵士近万人从厦门出发，前往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清军在崇明的守军还是比较强悍的，考虑到“浙系”陆战能力有限，张名振对崇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将部队分散到崇明附近的沙洲“筑圩耕种”，发展农业生产，为下一步沿长江进军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前沿基地。

张名振北上长江口，无意中与一个更加具有诱惑力的宏伟计划不谋而合。

这个宏伟计划的最初动议者，便是前明旧臣、弘光元老、东林党巨头钱谦益。怎么可能？弘光朝廷覆灭后，钱谦益不是投降清军了吗？——谁说投降之后不能反水？人家老钱是在“曲线救国”！

投降之后，钱谦益一度入狱，夫人柳如是（曾经跟“愤青”陈子龙交好的秦淮名妓）四处奔走，才将他捞了出来。从隆武到永历初期，钱谦益对南明抗清的形势并不看好，认为乌烟瘴气的小朝廷根本没什么指望。

“战神”李定国“三战三捷”，让钱谦益等前明旧臣看到了“复国”的曙光。当时，江南有不少人想跟李定国联络，钱谦益也不例外。不过，一般人联络是为了“投靠”，钱谦益却是为了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抗清武装大“合流”！

随着清军在福建、湖南、两广等战场陷入僵持，钱谦益认为，集结所有力量，形成抗清大“合流”的时候到了！

问题在于，南明的抗清势力派系众多，大大小小有好几个：

——西南有“大西系”，前身是大西军，名义上尊奉永历朝廷，事实上是孙可望说了算。其中，“战神”李定国还被逼得单干，在两广开辟新战场。这股力量战斗力惊人，可与清军一决雌雄。

——川东鄂西地区有“大顺系”，号称“夔东十三家”，成分复杂，以大顺军残部和前“摇黄军”残部为主，接受永历朝廷的册封。其中，李来亨率领的忠贞营旧部，还有郝摇旗的部队，曾经都是永历军队中的劲旅。

——东南沿海有“浙系”和“闽系”，名义上遥奉永历正朔，以水战见长，特别是郑成功部，拥有当时全国最强悍的水师。

——“地方系”，即遍布全国各地的义师，力量不均衡，成分更加复杂，唯一的共识是抗清，充其量可作为“民兵”使用。

如此复杂的局面，想“合流”，谈何容易！

看似不靠谱，钱谦益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天然的契机——“长江大会师”！

我们先沿着长江看一下各方的态势：

三峡以上——基本上由孙可望控制，清军李国英部盘踞在嘉陵江上游的保宁（吴三桂、李国翰主要在陕西汉中驻防）；

三峡——“夔东十三家”；

江汉地区——清军，目前是洪承畴率领的少数汉军。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后，屯齐率领的尼堪残部从湖南撤至武昌。经历衡州惨败，又在湖南与孙可望纠缠了一段时间，屯齐清军损失惨重，主要任务是待命回京休整；

安徽沿岸——处于半真空状态，清军基本不设防；

南京以下——清军以岸防为主，防备东南沿海水师入江；

海上——郑成功、鲁王水师的天下。

可以发现，长江就是一条纽带，将实力最强的南明武装联系到了一起。如果能在长江一线形成“合流”，抗清形势必将翻开新的篇章。

按照“合流”计划，孙可望在江之头，郑成功、鲁王在江之尾，抗清武装便可能从各自的“一根筋”，变成大家一起“两头堵”，一举拿下南京、安庆、九江、武昌等沿江重地，依靠“战神”李定国的部队，对江南的清军“关门打狗”，夺取半壁江山，再图北上恢复。

永历七年（1653年）七月，奉钱谦益之命前往西南联络的姚志卓抵达贵阳，面见了孙可望，后又到安龙觐见朱由榔。钱谦益“长江大会师”的宏伟计划，得到了朱由榔、孙可望的支持，他们都认为这个“合流”计划相当靠谱。

钱谦益利用刘孔昭（弘光覆灭后投到鲁王麾下）的关系，联络上了张名振、张煌言。二张对这个计划更是喜出望外：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咱早就未卜先知，在长江口蹲着了。

张名振还给钱谦益吃了一颗定心丸：江浙一带粮食多，郑成功肯定会支持这个作战计划！——看来，郑成功早已饿绿了眼，地球人都知道！

两头都有了回应，钱谦益、柳如是夫妇率领其他江南抗清义士也积极行动起来，散尽家资招募江南、江西抗清义师，接应从两端进攻的正规军。

可以断定，这将是南明政权“翻盘”的最后时机！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张名振、张煌言、刘孔昭抢先采取行动，率舟师第一次进入长江。

“浙系”水师的实力不是盖的，一举冲破清军多道江防要塞，包括南通狼山—常熟福山、江阴—靖江、常州孟河—泰兴杨舍、扬州三江—镇江圌山等四道岸防封锁线，于二十一日抵达瓜州。

在瓜州地区，张名振等人率五百多名兵登岸，缴获清军的江防大炮，并在金山寺遥拜地处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

下游开打了，长江上游却静寂无声。

张名振、张煌言没有等到孙可望开始动作的消息，却等来了清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派出的援军，张名振不想打草惊蛇，率部撤退。

回到崇明，张名振百思不得其解：老钱不是说联络好了吗？“合唱”怎么成了“独唱”？

转念一想，张名振觉得是自己太着急了。崇明到南京不过几百里水路，孙可望却要走几千里，还要一路攻城略地。人家又不是空军，哪有这么快！

估摸着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张名振于三月底率六百余艘战船再次进入长江。

四月初七，“浙系”水师抵达仪真。可是，长江上游还是没有消息，马国柱又开始调遣军队围剿，张名振继续选择撤退。

张名振有点不甘心，如今物价飞涨，出来一趟不容易，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上次白跑一趟，好歹缴获几门大炮，又在金山寺遥拜了一下，这次说什么也要有些斩获。

但是，清军坚决不能再打了。万一揍得太狠，引起清廷的警觉，再派大军南下布防，“长江大会师”的计划可就麻烦了。

张名振也是损，军队不能打，就勒索路过的盐商。可做大生意都“刷卡”（当时叫银票），身上没带多少现钱。张名振不甘心，索性放把火烧了六百多条商船，然后打道回府。（索盐商金，弗与，焚六百艘而去。）

张名振本来想在五月三入长江的，但出了一点麻烦——跟郑成功一样，饿！

虽然“浙系”军队已在崇明开荒种地，但作物生长需要时间，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迫不得已，张名振只得亲自率船队去温州买米。郑成功是连买带抢，看来张名振还是要厚道一点。

出来一趟不容易，张名振顺道去舟山骚扰了一下，又索性走得更远一点，到厦门跟郑成功叙叙旧。说“叙旧”是假，“化缘”才是真。大家都这么忙，谁有工夫扯闲篇！

张名振将自己两入长江的经历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番，正为粮食发愁的郑成功心动了，眼都没眨一下，就调陈辉率五千水兵、一万陆兵跟张名振北上。

老郑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

得到郑成功的增援，张名振胆识愈壮。考虑到孙可望顺江南下需要时间，张名振只能耐住性子在崇明岛耗时间。等到九月份有点手痒，张名振朝上海捅了一下子，吓得上海知县赶紧求援。江宁巡抚周国佐率军火速增援，方才稳住上海局势。

眼看到了年底，张名振不想再等了，带着四百多艘战船第三次进入长江，于十二月十八日进抵南京远郊的燕子矶。清军大为震恐，惊呼“咫尺江宁，势甚披猖”，马国柱带着提督管效忠指挥南京清军“奋勇截杀”，咬牙坚持。由于长江上游一直没有动静，张名振独木难支，万不得已之下退出长江。

张名振三进长江却无果而终，遭到“浙系”、“闽系”官员的诸多责难，认为这种劳而无功的行动实属败家。张名振百口莫辩、心情极度抑郁，只有埋头固守于崇明岛。

从年头到年尾，张名振按照钱谦益“长江大会师”的宏伟计划，三次挥师进入长江。但是，孙可望这一年来一直按兵不动，直接导致会师计划破产。

出现这样的状况，不禁令人心生疑窦，孙可望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h3>“衰神”之水过三秋</h3>

实际上，咱们似乎冤枉孙可望了。

早在这年正月，孙可望便重新启用被解除兵权的“衰神”刘文秀，委任其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但是，刘文秀的态度相当坚决——不干！

理由也很简单，他觉得自己是个败军之将，恐怕难以胜任。（文秀见可望言己下劣，恐不胜。）

推托之辞，明显是哄鬼，确切地说是哄孙可望。

孙可望“不识逗”，偏要刘文秀出来干活。（可望强起之）刘文秀不好违拗，于是“抓紧时间慢慢走”，磨蹭到四月份才从昆明来到贵阳。

抵达贵阳后，刘文秀又百般拖延出师时间，直到七月份才经不住孙可望的催促，极不情愿地向湖南方向运动。走到贵州边境的天柱，刘文秀又停下了，一直到张名振第三次退出长江，刘文秀还在天柱待着，并未前进一步。

刘文秀为什么这么干？似乎只有一种解释，他是故意让孙可望难堪，报自己兵权被剥夺之仇！其实，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刘文秀磨磨叽叽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孙可望想谋朝篡位！

孙可望迎立朱由榔之后，一直小动作不断，甚至妄想取而代之，这件事情前面也提到过一些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迹象，具体过程后面还会详细说。

此时的永历政权，正在进行一场“篡权”与“反篡权”的斗争，贵阳、安龙两地暗流涌动、风云诡谲，什么意外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重新启用刘文秀，又派他率军东征，不能不引起刘文秀的高度警觉。刘文秀断定，以孙可望的一贯品行和处事风格，一定是想把自己像李定国一样挤兑走，为实施“篡逆”阴谋铺平道路。基于这个判断，刘文秀决定留在贵州观望，时刻提防着孙可望行不轨之事。

如此看来，永历政权在“长江大会师”计划中掉链子，野心勃勃的孙可望确实要负主要责任，咱们还真没冤枉他！

永历九年（1655年）初，贵州的形势趋于缓和，刘文秀这才放了心。在孙可望的一再催促下，刘文秀统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六万余人进入湖南境内。

长江上游终于有了动静，但早已时过境迁、水过三秋，清军在江南的部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永历七年（1653年）十一月，洪承畴被委任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摸清了五省的态势后，屡次向北京上疏，要求清廷务必加强五省防务，防止西南、东南的抗清势力连成一体。

清廷的反应倒是挺快，于十二月便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率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

但是，军队集结需要时间，张名振都在长江三进三出了，这支大军还没有到。

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洪承畴率汉军从武昌进入湖南，加强岳州、长沙、宝庆的防务，屯齐部被轮换到武昌，待命回京。

屯齐回京后，清廷派出的大军启程南下，于永历九年（1655年）初抵达湖南，跟率军入湘的刘文秀撞个正着。

四月，刘文秀大军在辰州集结，准备收复常德。刘文秀的部署是卢明臣部顺沅江而下，大军主力则走陆路，夹击常德。

古语说“天赐不取，必受其咎”，对刘文秀大军而言，实在是相当精辟。错过“长江大会师”的最佳时机后，老天都在帮倒忙！

“衰神”刘文秀的大军一动，老天爷也动了。

连日暴雨！

下雨，跟打仗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

别忘了，卢明臣走的是水路，刘文秀、冯双礼走的是陆路。暴雨下个不停，河水猛涨、山洪肆虐。于是，顺江而下的卢明臣跑得飞快，翻山越岭的刘文秀、冯双礼可就惨了。

这样一来，原定的会合时间被彻底打乱。

四月十七日，卢明臣占领桃源。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接到刘文秀的消息。卢明臣担心贻误战机，索性孤军冒进，于五月二十三日进抵常德城下。

此前，陈泰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援省会长沙，五月初又调驻防荆州的八旗兵进入常德。清军的这些新动向，正在顶风冒雨跟老天爷做斗争的刘文秀并不知情。

卢明臣的孤军抵达常德后，便遭到清军的迎头痛击。双方激战一整夜，南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卢明臣阵亡，清军乘胜向前推进，占领辰州。

仗打成这副鸟样，刘文秀也只能率大军灰溜溜地撤回贵州。孙可望气得火冒三丈：你刘文秀是故意的还是倒霉催的，怎么老打败仗？

“衰神”刘文秀再次被剥夺兵权，回昆明继续过养花弄鸟的日子。

常德失利，孙可望不由得惊若寒蝉，担心清军乘胜杀入贵州，赶紧进行布防。幸运的是，陈泰不久后病死，清军似乎也没有向西进取的意图。原来，陈泰、蓝拜等人接到的命令是“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驻劄”，并没有说让他们进剿西南。另外，洪承畴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大，毕竟清军在湖广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清军没兴趣进剿，孙可望也没能力惹事，双方在湘西转入相对平静的对峙状态。但是，永历政权的内部，这些年来一直很不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