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家大业大的孙可望逐渐变得跟刘文秀一个毛病——不稳重、不淡定，缺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魄，更缺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战略眼光。

基于当时的态势来分析，孙可望的决定相当草率、相当幼稚。

其一，李定国率大军滞留两广，对清廷是一个重要的威慑。他们担心，两广一旦有失，必然导致西南的朱由榔、孙可望与东南的郑成功、鲁监国连成一片。因此，尼堪未必敢大举进攻贵州，西南老巢还是安全的。

其二，尼堪大军进入湖南尚需时日，在湖南打开局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李定国即使要回援，也有足够的时间先进军广东，将尚可喜、耿继茂揍得“生活不能自理”，再从容地经韶州、郴州北上迎战尼堪。

其三，即使李定国从广西回援，也不应全军北上，广西至少需要留下足以抗衡尚可喜、耿继茂挑衅的留守部队。李定国手握十万大军，留下一半兵力守在梧州、桂林，尚可喜、耿继茂根本不敢动，而五万大军收拾尼堪，显然是绰绰有余。

遗憾的是，所有不该犯的错误，孙可望、李定国全犯了。十月三十日，李定国率十万大军回撤至衡州。

李定国大军撤退后，新任的广西巡抚徐天佑带着一两千人镇守梧州，安西将军朱喜三则率领一千多乌合之众驻防桂林，其余各地的防守兵力更加单薄，广西顿时空空如也。

来势汹汹的李定国大军突然没了踪迹，侥幸脱险的尚可喜胆识愈壮。为了探查广西的虚实，李定国前脚刚走，尚可喜就令孔有德麾下的三镇总兵线国安、马雄、全节率部返回广西。（顺治帝曾下令尚可喜、耿继茂不准去广西犯贱，所以尚军自己不敢乱动。）

九月初五，三镇总兵占领梧州，寡不敌众的徐天佑只得后撤桂林，又于十一月底撤至柳州。广西兵力如此空虚，线国安等人竟然磨蹭到十二月下旬才占领平乐。从梧州打到平乐区区四百里，花了将近四个月，三镇的战斗力也实在是烂得可以。一直到次年正月，清军才相继攻取阳朔、桂林，勉勉强强“收复”了广西。

<h3>“战神”之衡州大捷</h3>

交待完广西，再来说湖南，“战神”将在这里上演一出好戏！

李定国大军抵达衡州后，尼堪也在二十天后姗姗来迟，抵达湘潭。驻防在湘潭的是堪称“永历三大劲旅”之一的马进忠部。（另外两支分别是忠贞营和郝摇旗部。）

不过，经多年鏖战，又失去堵胤锡的庇护，这支劲旅早已风光不再。尼堪来势凶猛，马进忠决定不吃眼前亏，果断避其锋芒，退守宝庆。

有狼自远方来，不亦射乎！李定国早就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份大礼！

十一月二十二日，尼堪率军进抵衡州城外三十里，李定国派一千多军队迎战，严令“只许败，不许胜，务必一路败退”。——看出来了，这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老套路。

不错！“战神”李定国精心谋划的，确实是历史上早已被用得烂熟的把戏。如果尼堪有点智商，李定国或许还有机会旧瓶装点新酒，陡增波折与悬念。但是，尼堪实在太不给力，整个战役就是一个老得掉渣的过程，就算我有耐性讲，估计也没人有兴致听。

直接说结果吧：陷入重围的清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尼堪阵亡，贝勒屯齐率残部艰难突围，狼狈逃回长沙，史称“衡州大捷”。

从永历六年（1652年）五月至十一月，“战神”李定国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便相继取得“靖州大捷”、“桂林大捷”、“衡州大捷”，掀起了南明抗清斗争的新高潮！

这三次大捷，不仅干掉清廷的两个王（定南王孔有德、敬谨庄亲王尼堪），还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沉重打击了八旗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时任清廷吏部尚书的固山额真朱马喇在一封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承认：“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顺治皇帝也不得不哀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这三次大捷，发出了南明抗清的最强音，为饱受清廷暴政压迫的百姓出了一口恶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清军民的士气！

胜利，是最响亮的集结号。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很多抗清武装曾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而偃旗息鼓。在三次大捷的感召下，这些武装又重新高举义旗，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争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早已对南明小朝廷失去信心、选择“潜水”的前明遗臣认为中兴有望，也纷纷“浮出水面”，主动与“战神”李定国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朝廷效力。虽然这样的人很多是十足的政治投机分子，但抗清势力能成为投机的对象，确实反衬了“乾坤扭转”的势头。

隐居浙江的黄宗羲后来评价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如此骄人战绩，“战神”李定国确实居功至伟！

稍微回忆一下南明的历史，我们便能体悟到，李定国的三次大捷，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战神”并非神话，只要南明自己不折腾、不胆怯、不内讧，任何强敌都是可以战胜的！

几年来，惨败的血腥教训、胜利的刺眼光芒，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南明的君臣顿悟这条克敌制胜的秘诀。但是，处处充斥着贪欲的小朝廷实在是无可救药。

三次大捷之后，多灾多难的南明再一次坐上了“过山车”，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

<h3>同台竞技</h3>

眼看“战神”打得相当出色，孙可望开始不乐意了。

孙可望这些年在云南、贵州励精图治，“政绩”颇丰，深藏于内心的私欲也逐渐膨胀。按照大西军将领原定的盟约，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人地位相当，“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虽然孙可望有最终的裁决权，但作为大西南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孙可望越来越不习惯与人分享“权力盛宴”。

麻烦的是，这四个人“各领一军不相下”。就军事实力而言，孙可望最多与刘文秀并列第三，跟李定国、艾能奇那是没法比。在这种情况下，老大想吃独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幸运”的是，艾能奇在阴沟里翻了船，提前结束“革命生涯”。刘文秀在四川沉不住气，吃了败仗，让孙可望找到借口，提前结束“政治生涯”。咔擦掉两个之后，孙可望“一手遮天”的障碍，就只剩下李定国一个。

堪称“战神”的李定国，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在张献忠的四个“义子”中，李定国实力最强、最能打仗，但最大的缺点是不善于讨好领导，让生性狡猾、善于溜须拍马的孙可望钻了空子。

孙可望被拥戴为“盟主”，比较顾全大局的李定国虽然不至于耿耿于怀，但对狡猾的孙可望，始终是睁大俩眼睛盯着的。

陈邦傅派胡执恭送来伪造的“秦王”敕印时，孙可望准备将错就错，李定国却是“火眼金睛”，“心疑其伪”，游说刘文秀一起抵制。

不管是真是假，“被封公”的刘文秀看到孙可望封王，早憋了一口气，因此说得也很直白：“我等自为王耳，何必封！”李定国稍微委婉一点：“我等无尺寸之功，何敢受朝廷之封。”

三个人没谈拢，孙可望却一意孤行，执意受封。刘文秀不敢跟孙可望对着干，也违心地接受敕印，唯独李定国毫不妥协，将敕印撂在一边。

杨畏知带着“平辽王”的敕印回到昆明后，孙可望大为光火，拒绝受封。李定国又串通刘文秀，跟孙可望对着干，“议欲受封”。孙可望怒了：你们成心的是不是？（汝前不受封，今何为而受乎？）

有专制必然有反抗，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多了去了，也不必细数。即便如此，两人还能待在一起混，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李定国的顾全大局。另外，想抗清的孙可望不能没有“战神”李定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随着李定国在湖南、广西“一鸣惊人”，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倚重，已经被“羡慕嫉妒恨”所代替。

李定国是孙可望派到湖南抗清的，但由于李定国打得太漂亮，“人气”立马就压过了孙可望。眼看这个跟自己“若即若离”的属下功高震主、声名远扬，孙可望坐不住了。

私欲战胜了理智，会使人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

衡州战役时，担心李定国“锦上添花”的孙可望开始混蛋，暗中下令配合李定国作战的冯双礼拆台，致使屯齐得以率残部突围。

除此以外，孙可望还亲自率军入湘，跟李定国“同台竞技”。——“北兵本易杀”，你能打，老子也能打！

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初一，孙可望率大军进抵沅州，又派白文选率五万人进攻辰州这块“硬骨头”，打一个“开门红”给天下人看看。——李定国啃不动，老子孙可望来啃！

白文选不辱使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拿下辰州，击毙清军守将徐勇。孙可望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在沅州摆起“鸿门宴”，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李定国。

按照原定作战计划，冯双礼、李定国、孙可望作为三个梯队，分批入湘抗清。因此，孙可望在沅州召集军事会议，李定国并没有过多怀疑，赶紧率部启程。

不过，孙可望在湖南尽在掌控之中的情况下挥师入湘，李定国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为了保险起见，李定国派心腹龚铭先行出发，到沅州打前站，探听孙可望的虚实。

尽管孙可望有意遮掩，但敏感的龚铭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他推断，沅州要举行的不是一次讨论湖南战事的“军事会议”，而是一场针对李定国的“军事审判”！

永历七年（1653年）正月，李定国走到武冈州，接到了龚铭从沅州送来的密信。李定国明白了，孙可望这是要“逆天”！庆幸躲过灾祸之余，“战神”李定国不禁仰天哀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混蛋的孙可望想“逆天”，李定国决定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

为了避免上演“同室操戈”的惨剧，李定国率部调转方向，于二月经镇峡关进入广西发展，并重新占领梧州。

李定国离开湖南后，清军更加肆无忌惮。三月十七日，在衡州战役中侥幸得脱的屯齐率部进攻宝庆，孙可望率援军前来迎战。

由于一心想“亲立大功，以服众心”，急于求成的孙可望遭遇惨败，致使宝庆失守。颜面尽失的孙可望撤回贵州，湖南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宝庆失利并没有让孙可望警醒，他还想继续“逆天”。

探知到李定国驻防柳州后，孙可望又派冯双礼率三万人前往袭击。李定国继续顾全大局，主动后撤。不知好歹的冯双礼穷追不舍，忍无可忍的李定国奋起还击，怀着相当复杂的心情，将曾与自己在湖南并肩作战的冯双礼打得抱头鼠窜。

挨了一顿痛扁，孙可望才算是老实了，不敢再去广西找李定国的茬。

从现在开始，孙可望与李定国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

<h3>“战神”一战广东</h3>

进入广西以后，李定国并没有跟线国安、马雄、全节三镇总兵率领的“还乡团”纠缠，而是挥师东向，对准尚可喜、耿继茂盘踞的广东杀了过来。

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李定国率部杀入广东，一路上锐不可当，二十五日便进抵肇庆，又分兵占领四会、广宁等地。

广东再次出现南明的正规军，很多“潜水”的抗清武装纷纷“冒泡”。在这些地方抗清势力中，郝尚久是比较有故事的。

郝尚久是李成栋的部将，这些年一直在“跳槽”。崇祯十七年（1644年），郝尚久跟随李成栋降清。永历二年（1648年），郝尚久又跟随李成栋反水归明。永历四年（1650年），尚可喜、耿继茂南下广东，郑成功也到潮州地区“武装征粮”，两头受气的郝尚久再次向清军投降。

郝同学频繁“跳槽”，连清军都看不下去了，认为他反复无常、桀骜不驯，有必要进行职业素养教育。永历六年（1652年）八月，潮州总兵郝尚久接到新任命，调任广东水师副将。

兵种要换，地盘要占，兵权要收，还官降一级！——早知如此，还投个屁的降！

郝尚久拒绝接受任命，死赖在潮州积极准备反水。李定国大军开进广东，郝尚久紧跟着又“跳槽”了，并跟李定国取得联系。

尚可喜、耿继茂急眼了：西面是李定国，东面是郝尚久，广州成了“三明治”！

其实，尚可喜的担心有点多余，广州被两面夹击，郝尚久却是被四面夹攻。西面是盘踞广州的尚、耿大军，东面是驻防福建漳州的清军，北面还有占据大埔、镇平（今广东蕉岭）、程乡（今广东梅县）的清军吴六奇部，甚至南面的大海也不省心，时刻得提防着郑成功这个“武装乞丐”来“化缘”。

李定国当然想夹击广州，但郝尚久明显拿不出手，唯一靠谱的同盟，是活动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

如果郑成功能率水师到广东参战，这盘棋显然就走活了。尚可喜、耿继茂根本就不是两路大军的对手，拿下广州不过是时间问题。

夺取广州，孙可望占据的云南、贵州便可通过李定国控制的两广，与郑成功、鲁监国活动的福建、舟山连成一片，形成西南、华南、东南“三南并举”的局面。

梦想鼓舞人心，现实却令人扼腕。——李定国谋划得很到位，但郑成功似乎对广东兴趣不大。

郑成功到底怎么想的，李定国并不清楚，但肇庆就在眼前，不打一打，实在对不起如坐针毡的尚可喜。

三月二十六日，李定国大军开始攻城，清总兵许而显据城固守，双方展开攻防激战。

肇庆的许而显比辰州的徐勇还要难对付，他不仅兵力较强，而且鬼主意多。看到南明军架梯攀城，许而显暗中派精兵出城迎战，主要的任务是抢夺南明军的云梯。

梯子被“收缴”，李定国另出妙计——“上天”不行，咱就“入地”。于是，数万南明军成了“工程兵”，除了少数警卫以外，全都忙活着一件事——挖地道。

虽然李定国在“工地”四周都拉上了帷幕，但城墙上的许而显站得高看得远，很快就发现了南明军的新战术。许而显见招拆招，也开始在城墙内挖拦阻沟。

许而显的“工程”有城墙挡着，李定国看不见，继续搞自己的“人防工程”。两支“施工队”在肇庆干得不亦乐乎，广州的尚可喜却坐不住了。他不知道许而显能撑多久，更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得住。孔有德、尼堪都成了“战神”李定国的刀下之鬼，尚可喜不希望成为第三个。

心虚胆寒的尚可喜一面向清廷请援，一面亲自带着援军前往肇庆。耿继茂没跟着来，而是在三水设防，阻击李定国派出联络郝尚久的部队，谨防兵力空虚的广州遭到偷袭。

尚可喜抵达肇庆后，于四月初八命大军杀出城去，迅速击溃李定国的警卫部队，占领各地道口，接着以烟熏的方式消灭地道内的南明军。此时，李定国的“施工队”还在地道里专心作业，出又出不来，有力没处使，很多都被熏成了“腊肉”。

李定国被迫率部撤退，距离肇庆五里下营，尚可喜乘胜追击，一举冲破南明军的临时阻击阵地，大获全胜。南明军败局已定，李定国见夺取肇庆已成泡影，只能撤回广西，整军再战。

大军一撤，郝尚久就惨了。

五月，驻防南京（清廷更名为江宁）的昂邦章京哈哈木、梅勒章京噶来道噶奉命率军增援广东。

援军显然来晚了，肇庆战役早已结束。

总不能白跑一趟吧？李定国撤回广西，哈哈木的“牛刀”只能用来“杀鸡”了。八月十三日，耿继茂、哈哈木会同南赣的孔国治包围潮州，郝尚久恐怕难逃此劫。

其实，早在李定国肇庆兵败时，郝尚久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病急乱投医，赶紧向“老冤家”郑成功请援。郑成功倒是很积极，于六月应邀而至。

但是，老郑“三招不离本行”，他不是来帮忙，而是来“征粮”的。——饿死鬼投胎，没办法。

八月，郑成功的“援军”满载粮食返回福建，郝尚久被彻底抛弃了。九月十四日，潮州失守，郝尚久自杀。

<h3>“战神”再战广东</h3>

第一次进军广东失利后，李定国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积极筹备第二次进军广东。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南明实现“翻盘”的最佳时机！

其一，前面说过，广东是永历政权实现“三南并举”的最关键一环。

其二，常年从事海外贸易的广东经济发达，税赋是广西的十倍以上，可以为抗清提供更加雄厚的经济保障。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从双方的态势来看，广东虽然不至于唾手可得，但也并非难事。

我们先分析一下清、南明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

——清军方面。

哈哈木、噶来道噶毕竟是来帮忙的，剿灭郝尚久之后，十月份便离开广东。尚可喜、耿继茂有多少人呢？两万？你以为他们带的都是“不死鸟”啊？

现实的情况是，尚可喜、耿继茂的老部队加起来还剩下不足五千人。尽管在当地有所补充，勉强招募到两万多人，但大部分“皆游荡之辈，俱非经战之辈”。换句话说，不是老油条子，便是新兵蛋子。

——南明方面。

李定国入湘时的十万大军还剩下四万多人（有些部队没有从湖南跟随李定国到广西发展，另有一些战斗减员），很多都是大西军时期的“老革命”，经验丰富，英勇善战。

郑成功更猛，这些年在福建沿海“闷声不响发大财”，兵力达到十万以上，战船上千艘，水师实力绝对是全国第一。难怪他总是找郝尚久“打秋风”，海上又不能种地，靠着金门、厦门一隅之地，养活这么多人，实在是饿啊！

除了这两只正规武装以外，广东各地的义师相当活跃。钦州、廉州有邓耀等部，高州有周金汤，阳江沿海有李常荣，恩平有王兴，台山沿海有陈奇策。这些义师的前身大多是永历政权的正规军，普遍接受大学士郭之奇、南明两广总督连城璧的指挥。虽然实力有限，但由于地皮熟、人脉广，作为“民兵”协助主力作战还是绰绰有余的。

如此看来，真是天赐良机！

套用一个英语句式：这个机会如此绝妙天成，以至于只会逃跑的朱由榔都看出来了！

永历七年（1653年）九月，朱由榔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赶赴广东，向节制各地义师的郭之奇、连城璧宣谕，阐明“藩臣定国，戮力效忠，誓复旧疆”，严令郭之奇、连城璧务必联络广东义师做好接应。

李定国派人联络郑成功之后，于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从柳州出发，经横州、灵山进抵廉州，清总兵郭虎弃城而逃。南明军相继占领高州、雷州，广东西部顺利光复。

尚可喜、耿继茂惊慌失措，一面向清廷求援，一面收缩兵力在广州布防。广东清军并不经打，远水又解不了近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第二个孔有德即将在广东诞生。

悲催的是，意外的事情再次“意外”地发生。四月，李定国患病，一直到八月才基本痊愈。在此期间，既定的作战计划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的“战神”李定国身体有恙，脑子却不残，依然在坚持指挥。

真正致命的意外，是郑成功似乎“脑残”了，居然没动静！

六月，稍事停顿的李定国大军继续向前推进，意图夺取与郑成功约定的会师地点——新会。同时，李定国再次派人前往厦门，催促郑成功赶紧出兵参战。

六月二十九日，新会战役爆发。由于李定国身患重病，不能亲临一线指挥，南明军的作战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另外，南明军缺乏水师助战，打起来相当被动。一个月过去了，近在咫尺的新会依然纹丝不动。

八月，李定国终于盼来了厦门的消息，但却不是好消息。郑成功使者姗姗来迟，言辞闪烁，李定国明白，援军是彻底没指望了。

郑成功两次“爽约”，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其实理由很简单。

其一，郑成功一心要做福建的“土霸王”，不想插手广东、帮别人打架，损耗自己的实力。

其二，郑成功正在假意与清廷“和谈”，趁机解决粮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想贸然出兵，打乱向清军“征粮”的原定部署。

李定国缺乏后援，局面越来越被动。尽管陈奇策率舟师于八月参战，控制广州出海口，切断了广州与新会的联系，但义师实力有限，南明军的形势依然在继续恶化。

新会牵制着李定国的大军，郑成功又按兵不动，尚可喜、耿继茂可以放心大胆地待在广州固守待援。

十月初三，病愈的李定国亲率大军向新会发起新一轮猛攻，地道战、炮战都用遍了，新会守军依然负隅顽抗。

新会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城中的守军日子也不好过。

由于被围困了几个月，城中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饿着肚子的守军开始向百姓伸手，“搜粟民家，子女玉帛，恣其卷掠”。到了十二月，百姓也断了炊，从“掘鼠罗雀”到“食及浮萍草履”，将能吃的、不能吃的全吃了个遍，就差抱着城墙啃了，实在是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是，丧失人性的清军无粮可掠，竟然戕杀居民为食！（兵又略人为脯腊，残骼委地，不啻万余。）

十二月初十，朱马喇率援军抵达广东，十四日会同尚可喜、耿继茂向南明军发起总攻。四天激战后，李定国全线溃退，除了留下几千人镇守罗定外，大军主力悉数撤回广西，第二次进军广东以失败告终。

次年正月，罗定守军撤回广西。二月，李定国在清军的追击下退往南宁，南明“三南并举”的重大转机化为泡影。

失去孙可望的支持和郑成功的协同，闪耀在“战神”李定国头上的光环，也开始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