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招术相当无耻，却屡试不爽。当初，田见秀被何腾蛟用这招逼得拍屁股走人，郝摇旗也被瞿式耜逼得四处抓狂。轮到李占春“中招”的时候，麻烦大了。

跑？一个叛徒，能往哪儿跑？

抢？清军正愁没借口收拾你，莫非嫌命长？

跑不能跑，抢不能抢，李占春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看来，只要逼到没法活，方法总比问题多！

李占春出家，正中郑四维的下怀。

其实，郑四维搞这个把戏的动机，跟何腾蛟、瞿式耜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南明的大臣出于个人利益和阶级成见，不惜自毁长城，而郑四维是想废掉这支军阀部队的武功。

老大出了家，虽然还有个于大海，但基本上已经是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不久便自动瓦解。达到目的后，清军又招抚李占春“还俗”，先后出任安陆副将、黄州总兵等职，彰显自己的“博大胸怀”。

刘文秀、王自奇的军队在四川大打出手，将李乾德、王祥、李占春几大军阀势力揍得满地找牙，有效地震慑了其他军阀。

无论当初表态愿意“结盟”的军阀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如今都死心塌地了。特别是夔东地区的军阀武装，亲眼见证了李占春、于大海的悲惨境地，纷纷“扼险自守，差人申好”。至此，“三川之阻兵皆尽”，四川（只有保宁仍由清军控制）、贵州已在孙可望的掌控之中。

抗清的道路通畅了，但孙可望并没有贸然进军，因为拿下四川和贵州以后，孙可望的麻烦更大。

——四川和贵州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容易有个自给有余的杨展，偏偏又被李乾德给剁了，仅凭云南一省之力怎么养得活？

——大军出去抗清，后勤补给怎么保证？有没有粮食倒是其次，就算有粮食，怎么穿过四川、贵州送过去？那里到处都是饿红了眼的饥民啊！

以前四川、贵州是别人的地盘，孙可望全当看不见。如今两副烂摊子落到自己的手里，孙可望终于见识到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了。——我说豪格追到遵义怎么突然放我一马，原来这烂摊子简直是烂得令人发指！

摊子再烂，孙可望也只能埋头苦修，因为不把四川、贵州的摊子修好，孙可望根本就走不出去。不能走出去发展，三十多万大军迟早要被困死在云南。

<h3>贵州涅槃</h3>

“流贼”出身的孙可望品行不咋地，既自私又贪权，最后还投降了清军，但不应该因为这些劣迹而抹杀他在西南的“政绩”。

云南在孙可望的手里，不出三年便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控制四川、贵州之后，孙可望又大力推广“云南经验”。特别是在向来贫瘠的贵州，孙可望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比较大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统一军令政令。

皮熊被活捉后，分散在贵州各地的残余势力退守山区、负隅顽抗。除此之外，各地土司也“占山为王”，以前与皮熊抗衡，现在又与孙可望抗衡。凡是外乡人，他们一概不鸟。

孙可望派白文选镇守贵阳后，便开始对南明军残余的散兵游勇、各路山匪进行收编，凡是抗拒收编者一律清剿，终结了大小军阀占山为王、残害百姓的乱局。

其二，裁撤冗员、整顿吏治。

贵州作为南明的属地，也有官员多如牛毛、官场鱼龙混杂的通病，最后的结果都是政府乌烟瘴气，百姓不堪重负。针对这种状况，孙可望首先将官员“过筛子”，挨个开展“政审”和清查，欺压百姓的直接剁掉（戮奸蠹民者），并对南明政权胡乱任命的大量冗员进行裁撤。

筛剩下的官员也别忙着弹冠相庆，因为日子不见得好过。孙可望规定：“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

孙可望不是吓唬吓唬，而是动了真格，接下来的这个场景也屡见不鲜：

某官员正端坐堂上审案，对嫌疑犯用刑逼供。此时，突然闯进来一帮人宣读“上峰指令”，说某官员犯某某罪，依律杖二十。于是，正趴着受刑的嫌疑犯被拎到一边，堂上的官员被拽下来趴上去。打完二十棍，官员、嫌疑犯各归其位，该审案的审案，该受刑的受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其三，招徕商贾，安抚百姓，恢复经济生产。

贵州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区，找块跟足球场一般大的平地基本上不可能，而且石多土少。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贵州历来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耕作方式原始（牛都没法用），再加上军阀皮熊的大肆盘剥，即便是极其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也濒临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一面招徕商贾、恢复贸易，一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又派军队就地组织开荒，“安抚遗黎，大兴屯田”，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其四，发展交通，积极备战。

李白经剑门关入川，曾留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王阳明被流放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时，更有“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的感慨。可以说，“黔道难”比起“蜀道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交通，不仅关系到出兵问题，而且直接决定后勤补给能力。“要致富，先修路”是现在的口号，对于孙可望而言，确切的说法是“要打仗，先修路”。

于是，“孙国主”成了“孙总工”，大张旗鼓地开始修路，遇山开道，遇水架桥，贵州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

道路畅通，既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敌人，孙可望又实行“路印”制度，严防清军间谍趁机混入。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昔日民不聊生的贵州犹如凤凰涅槃，初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根据史料记载，贵州“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孙可望治理贵州，主要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贵州经济得到恢复之后，税赋是相当繁重的。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作为孙可望的老巢，云南的税赋是“官一民九”，达到了全国的最低点。但对于贵州，孙可望可就没这么客气了，税赋一般都在五成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九成。在孙可望的横征暴敛下，元气稍有恢复的贵州再一次遭受无情的摧残，为后来清军顺利通过贵州进入云南清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就目前来看，孙可望还是比较滋润的。

<h3>天无绝人之路</h3>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孙可望在西南风生水起的时候，南宁的忠贞营却在苦苦求生。

自打从湖南败退入两广，没了堵胤锡的庇护，寄人篱下的忠贞营便开始江河日下。帮陈邦傅打下南宁，陈邦傅不仅不酬谢，还千方百计地想把忠贞营挤走。李锦病死后，高一功曾率部挺进广东，帮永历朝廷抗清，却屡遭严起恒、李元胤、金堡等顽固派的刁难排挤，无功而返。

至永历四年（1650年）下半年，忠贞营在两广已经无法立足，高一功、李来亨决定转移。

作决定不难，麻烦的是该往哪里走。

高一功、李来亨将地图一摊开，发现道路虽然遍布天下，但没有一条能让忠贞营顺畅通过。

东面，尚可喜、耿继茂大军正在绞杀广州，永历朝廷又抵制忠贞营掺和，忠贞营也不想再傻啦吧唧地当炮灰了。

北面，孔有德大军正在湖南修“烂尾楼”，忠贞营赶过去，正好够孔有德一顿午饭。

西面，孙可望的地盘更麻烦，虽然大西军、大顺军都是农民军，但张献忠跟李自成一直不对付，恩怨由来已久，还曾经为争夺四川大动干戈。旧债未了又添新账，高一功反对孙可望封王时相当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投奔孙可望，还不如原地待着，受的窝囊气还少些。

南面，一片汪洋。

形势就是这么一个形势，往哪儿走都是送死，忠贞营想讨个全尸，似乎只有向南投奔龙王了。

天无绝人之路，只有绝路之人！

思来想去，高一功、李来亨决定冒一次险：北出广西，穿过孔有德、孙可望之间的湘西，进入夔东山区发展。

永历四年（1650年）十二月，高一功、李来亨率忠贞营从南宁出发，带着辎重、家眷，浩浩荡荡向北而去。由于担心受到袭击，忠贞营不敢走大路，而是选择崎岖小道艰难跋涉。

次年，忠贞营按既定路线经过湘西保靖时，遭遇已投降清军的土司彭国柱袭击，高一功中毒箭身亡。临危受命的李来亨率部突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率领残部抵达夔东，与活动在该地区的抗清势力会合。

抵达目的地后，对永历政权切齿痛恨的李来亨毅然取消忠贞营的番号，成为夔东山区的“单干户”之一。

随着忠贞营的“加盟”，过去的“摇黄十三家”逐渐演变成了“夔东十三家”，在川东、鄂西地区利用地理优势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h3>敬鬼神而远之</h3>

永历政权将忠贞营逼入绝境，而“逃跑帝”朱由榔自己的日子也不比高一功、李来亨好过多少。

广西省会桂林、广东省会广州相继失守，朱由榔逃到南宁避难。但是，清军此次决心荡平两广，南宁虽然深居广西内地，也绝非安身之所。

万不得已之下，朱由榔不得不放下脸面，将最后的希望放到了孙可望的身上。问题在于，朱由榔可以有希望，但孙可望是否接招就得两说了，毕竟永历朝廷在“请封之争”上做得实在太绝。

“逃跑帝”想依靠孙可望“东山再起”（其实就是为了苟延残喘），“请封”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由于永历朝廷已经走投无路，急红了眼的朱由榔相当果断：封孙可望为冀王，不争论！

朱由榔认为自己做了最大的让步（封“一字王”），但孙可望依然不改初衷：要么“秦王”，要么免谈！上次孙可望有所妥协，提出“要敕不要印”的折中方案，这一次却坐地起价，敕书、大印一个都不能少。热脸贴了冷屁股，朱由榔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又没谈成。

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孔有德的清军自柳州南下，挥师直指南宁。逃无可逃的朱由榔急眼了，孙可望比他还要急眼：如果这块金字招牌没了，自己这只“潜力股”立马跌停。

形势危急，孙可望决定投桃报李，给永历朝廷送来一张热脸——派贺九仪、张明志率五千精兵协防南宁。

别看孔有德人多势众，还真不一定干得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以逸待劳的五千精兵，孙可望对此胸有成竹。

孙可望不是活雷锋，五千精兵也不是“保护”永历朝廷的“志愿者”。贺九仪、张明志进入南宁后，主要干了三件事：

其一，布置南宁城防，抵御可能进犯的清军。

其二，对“请封之争”中的“顽固势力”反攻倒算，杀死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大学士严起恒，向朱由榔示威。

其三，为孙可望请封“秦王”。

撞破南墙始回头，见到棺材方落泪，朱由榔终于屈服了。如今，南宁在别人的手里，两只“死鸡”摆在自己面前，朱由榔实在找不到拒绝的底气。

三月，永历朝廷正式册封孙可望为“秦王”，历时两年的“请封之争”总算是尘埃落定。

孙可望如愿以偿，但并没有给朱由榔好脸色。对于孙可望而言，永历朝廷和朱由榔，不过是招摇过市的幌子、壮大实力的招牌。贴一张热脸，孙可望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大爷。朱由榔倒是好对付，只会在朝堂上唧唧喳喳的大臣才是大麻烦。

因此，孙可望对待永历朝廷和朱由榔，始终奉行一条基本原则：“敬鬼神而远之。”——控制朝廷是必须的，但廷臣想唧唧歪歪，免谈！

既想“敬”又要“远”，思维很独到，但问题是不太现实。马士英、郑芝龙想做到，但都没能做到，他们把持朝政的同时，也饱受群臣的攻讦。这个看似无解的“梦想”，到了孙可望这里，神话成了现实。

孙可望得到“秦王”的册封，宣布效忠朱由榔，接着只做了一件事：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相当于“临时中央”），以自己的亲信充任各部尚书。

朱由榔带着为数不多的大臣留在南宁，孙可望并没有让他们搬家的意思。于是，贵阳的“临时中央”实际上取代了南宁的“正式中央”，朱由榔还是朱由榔，不过不再是权臣手中的“傀儡”，而是神龛上的“牌位”。

孙可望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但杨畏知是个厚道人。奉命前往南宁时，杨畏知实在看不惯贺九仪、张明志在这里狗仗人势，奋笔上疏弹劾。

看到杨畏知的奏疏，朱由榔眼泪哗哗的：千金易得，知己难寻，终于有人肯说句公道话了！朱由榔虽然不敢拿贺九仪、张明志怎么样，但提拔杨畏知入阁还是可以的。

很多时候，讲公道、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朱由榔看来，褒奖杨畏知，是在跟孙可望套近乎。但对权力极其敏感的孙可望不这么看，他认定杨畏知背叛了自己。是在“卖主求荣”。

永历五年（1651年）五月，杨畏知被孙可望派人押回贵阳处死。——这就是杨畏知说句公道话的代价，但孙可望未必是真正的赢家。既然永历政权威信扫地，孙可望又能身价几何？出来混迟早要还，孙可望当然也会付出代价，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此时的孙可望小人得志、趾高气昂，“逃跑帝”朱由榔却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十一月，朱由榔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孔有德大军逼近南宁。

贺九仪、张明志的五千精兵是否愿意防守南宁、是否有能力守住，应该都不是问题，毕竟孙可望并不希望这块“金字招牌”落入清军之手。问题在于，朱由榔根本就不是固守的性格。

老大坐镇指挥、鼓舞士气，将来犯的清军打得抱头鼠窜。——朱聿键会这样做，但对于靠逃跑过日子的朱由榔而言，无异于“逆天”！

打不赢要跑，打得赢也要跑，这才对得起“逃跑帝”的名望。可是，这一回咱们往哪儿跑？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朱由榔有三个选择：

其一，向海上逃亡，投靠福建沿海的郑成功部。

不靠谱！

郑成功虽然口头上奉永历为正朔，但大难临头是否会接收这位爷？——不一定！

即便郑成功肯“收容”，他会不会步郑芝龙、孙可望的后尘？——很有可能！

做傀儡倒还在其次，可郑成功自己都饥寒交迫、漂泊不定，朱由榔能跟着混多久？

总之，风险太大！

其二，向南逃往越南避难。

更不靠谱！

越南是明朝的属国，什么是属国？有奶便认娘，强悍便认爹！你信不信，只要朱由榔迈出国门，越南王立即就能将他五花大绑，“遣返”给孔有德，做归附清朝的“投名状”。

其三，向西进入孙可望的地盘。

相对而言，这个选择稍微靠谱一点，孙可望也早在五月就提出移跸云南的动议，但朱由榔一万个不愿意。孙可望是什么人，他不是没见识过。寄人篱下的生活，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该会有多丢人、多悲惨。

朱由榔“不欲就可望”，但很多事情不是他说了算的。朝议之中，三种选择都有人提了，接着轮到首辅吴贞毓拍板。其实，这板根本没必要拍。地球人都知道，永历朝廷除了归附孙可望，已经别无选择。但是，吴首辅曾经跟随严起恒极力反对孙可望封王，严起恒、杨鼎和尸骨未寒，担心“拉清单”的吴首辅实在不敢拍这个板。

“搬家”问题久拖不决，贺九仪怒了：不去拉倒，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管了！

贺九仪带着五千精兵跟永历朝廷“拜拜”，朱由榔急了：还讨论个屁，跑啊！

往哪儿跑？——还能往哪儿跑？有选择余地吗？

十二月初，朱由榔乘船仓皇逃离南宁，溯左江至濑湍（今广西崇左附近）。上游水太浅，船没法再继续走，朱由榔一行人弃舟登岸，经龙英（今广西大新附近）、归顺（今广西靖西）、镇安（今广西德保），向云南进发。

清军穷追不舍，跑得贼快的朱由榔第一次逃跑得如此胆战心惊，所幸在桂、滇边境与前来“迎驾”的狄三品、高文贵、黑邦俊部撞个正着。虽然惊魂未定，但此次提心吊胆的历程总算终结了。

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一，朱由榔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山村里过了一个惨兮兮的新年。朱由榔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确切地说，将会被孙可望安排到哪里去。

强颜欢笑过完年，朱由榔在“迎驾”部队的带领下，继续艰难跋涉，半个月后抵达广南府。凭心而论，朱由榔并不想去昆明或者贵阳，天天看着孙可望的脸色过日子。他想就此留在广南，舒舒坦坦了此残生。

朱由榔的想法，孙可望一般都不会支持，他不希望永历朝廷赖在广南不走。既然是“敬鬼神而远之”，广南府似乎还不算远。当然，这话不能明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广南靠近边境，不可预知的风险较大。（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敌情叵测。）

广南不能住，昆明、贵阳更别提了，朱由榔不想去，孙可望更不让去。那么，永历朝廷往哪里摆？孙可望物色了一个相当遥远的“风水宝地”——贵州安隆千户所，朱由榔驻跸后改为安龙府。

遥远，有时候不单指空间上的距离。安龙的遥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安龙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交界处，原是隶属贵州都指挥司的“千户所”，属于屯兵机构。这座位于大山深处、居民只有百余户的所城，地域相当狭小，十分钟便能绕着城走一圈。（所城围一里二百七十步。）

从南宁到广南，再到落脚安龙，朱由榔只有一个感觉：距离“九五之尊”越来越远。这哪里是移跸，简直就是落草！

永历朝廷自己没本事，将地盘丢个精光，沦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确实也没底气讲什么条件，只有“客随主便”。二月初六，朱由榔带着五十余文武大臣、三千兵丁家眷，步履蹒跚抵达安龙。

一无所有的朱由榔，真正过上了“孤家寡人”的悲惨生活。（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