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四川乱局</h3>

孙可望决定不鸟朱由榔，自封为“国主”甩开膀子单干。在白文选、王尚礼、王自奇等亲信的支持下，孙可望以微弱的优势暂时摁下了李定国、刘文秀，渐成“一家独大”之势。

不过，出滇抗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孙可望的实力是有的，但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怎么去？

废话！那时候又没有飞机，当然得走过去。——既然不能飞过去，麻烦就大了！

云南地处西南一隅，从这里出兵抗清有两条路：一是东出贵州，进入湖南；二是北抵金沙江，顺流穿过四川，进入湖北。但是，贵州、四川名义上服从永历政权的领导，并不是孙可望的地盘。

——他们会给孙可望让道吗？

——即便同意借道，他们是否会趁虚而入，捣掉孙可望在云南的老巢？

对于决心出兵抗清的孙可望而言，“攘外必先安内”既非托辞，也不是空话。盘踞在四川、贵州的这群鸟人，自己不抗清，还挡着别人抗清的路。不解决掉贵州、四川的问题，这仗根本没法打！

贵州地域狭小，军阀势力也比较单一。偏桥（今贵州施秉）总兵皮熊趁着孙可望率军入滇，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赖在贵阳做“土霸王”，仅此而已。就他那副“熊样”，孙可望抬起一脚就能踹死三回，不足为虑。

真正的麻烦在四川，这里不仅地域广阔，而且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比“浙系”、“闽系”、“地方系”搅和下的福建还要混乱好几倍！

前面说过，豪格、吴三桂大军一路追击孙可望，追到遵义府就追不下去了。由于肚子饿，决定班师回朝，只留下王遵坦、李国英镇守四川，这是永历元年（1647年）的事情。

清军留守部队兵力单薄，王遵坦、李国英当然不能遍地“撒豆子”，那样只会被南明、大西以及当地的残余势力各个击破。因此，清军名义上驻守四川，实际上绝大部分军队都龟缩在川北的保宁府（今四川阆中）附近。这年十一月，被委任为四川巡抚的王遵坦病死，由李国英继任，依然将主力驻守在保宁，并不敢轻举妄动。

除了保宁府属于清军控制以外，四川各地就比较热闹了，光是数得上号的就有七股军阀势力。

——川西有一股，也是实力最强的，即盘踞嘉定（今四川乐山）、峨眉一带的杨展部。

杨展，四川嘉定人，崇祯十二年武进士，曾任明军参将，大西军入川后被俘。侥幸逃脱后，杨展在叙州（今四川宜宾）一带组织军队抵抗。隆武二年（1646）进抵嘉定、峨眉一带建立根据地，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当时四川全境唯一自给有余的地区。

——川南有三股，分别是王祥、侯永锡和马应试。

王祥，前明参将，后任遵义总兵。永历元年（1647年）六月，王祥曾率军进抵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命部将王命臣驻守，大肆盘剥百姓。次年，清夔州镇总兵卢光祖、叙南镇总兵马化豹、永宁镇总兵柏永馥率兵合击顺庆，王命臣溃败南逃。此后，王祥便盘踞于遵义、江津、合州（今重庆合川）、彭水、黔江一带，与贵阳的皮熊遥相呼应。

前明永宁总兵侯永锡的兵力不多，主要在永宁（今四川叙永）一带活动。

马应试原任泸州卫指挥佥事，此时也拼凑出一支武装，盘踞在泸州、富顺一带。

——川东南有一股，即于大海、李占春部。

于大海、李占春是南明重庆守将曾英的义子，曾英被孙可望的大西军残部杀死后，于大海、李占春便统率旧部撤离重庆，在涪州（今重庆涪陵）、长寿、垫江一带活动。

——川东北有两股，分别是“三谭”和“摇黄十三家”。

“三谭”是指前明忠州卫（今重庆忠县）世袭卫官谭文、谭诣、谭弘三兄弟，主要活动在忠州、万县（今重庆万州）、夔州（今重庆奉节）地区。

“摇黄十三家”确切地说不算一股，而是一个派系众多、组织松散的“联盟”。“摇黄十三家”的前身，是打着“摇黄军”的旗号，活动在川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遭到官军镇压后，这些起义军的残部纷纷聚拢在川东北的三峡地区。虽然统称“十三家”，实际上数量远远不止十三支。这些势力类似于占山为王的“山匪”，互不买账，各自为政，主要首领有袁韬、刘惟明、白蛟龙、呼九思、杨秉胤、景可勤、张显等人。

<h3>四川内战</h3>

四川的局面一片混乱，既归因于张献忠垮台之后的“半真空状态”，也跟永历政权委任四川官员的杂乱无章有直接的关系。

弘光时期，四川作为“寇乱重灾区”，官员的任命还是比较有章法的，主要有三位：

“一号首长”王应熊，字非熊，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弘光建政后，王应熊被委任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专办“川寇”。孙可望占领遵义时，王应熊躲进山区，于永历元年（1647年）病逝。

“二号首长”樊一蘅，字君带，四川叙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弘光时期被任命为总督川、陕军务，跟随王应熊“剿贼”。

“三号首长”马乾，任四川巡抚，在与入川的清军作战中阵亡。

弘光时期的“三巨头”死了俩，领导班子需要重新组建。永历朝廷这一“重组”，彻底乱套了，主要官员的任命如下：

樊一蘅留任川陕总督。

调偏沅巡抚李乾德任川东北巡抚，不久升任总督。

朱容藩任总督川东军务。

杨乔然、江而文任巡抚，杨不久升任总督。

詹天颜任川北巡抚。

范文光任川南巡抚。

——糊涂了吧？其实所有人都糊涂！

总督、巡抚这样的高级官员本该“一个萝卜一个坑”，结果却是“一抓一大把”，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听谁指挥？

名义上归樊一蘅统一指挥，但同为“总督”的李乾德、朱容藩、杨乔然根本不买他的账，樊一蘅“无所施节制，但保叙州一郡而已”，混得比清军的四川巡抚李国英还要惨。人家虽然也只守着保宁一府，但好歹说话有人听，樊一蘅却只能“自产自销”。

李乾德、朱容藩、杨乔然不买樊一蘅的账，相互之间也不买账，下面的巡抚更别提了，全都“各自署置，官多于民”。反正四川军阀多，靠着一个是一个。官帽顶个屁用，全凭枪杆子说话！

各怀鬼胎的朝廷官员，加上拥兵自重的军阀，整个四川岂止是一锅粥，简直就是一团乱麻！

福建的乱局，主要表现在“浙系”、“闽系”、“地方系”几大派系互不买账、各自为战，而四川的乱局，除了派系更多、协调更难以外，还有更致命的一条：抗清的没有，打内战大大的有！

从永历二年（1648年）至永历三年（1649年），四川内战频发，规模比较大的就有四场。

第一场内战是杨展、马应试、王祥之间的“川南会战”。

王祥盘踞在遵义、江津一带，大肆盘剥地方，搞得民不聊生。永历二年（1648年）初，有人唆使时任四川巡按御史的钱邦芑，向实力比较雄厚的杨展求援，请他出兵川南“替天行道”、“伸张正义”。

钱邦芑做了多年的御史，早就养成了嫉恶如仇的“职业病”。听说王祥在遵义胡作非为，钱邦芑经不住忽悠，果然拍案而起，给杨展写了一封求援信。

杨展也是“愤青”一个，看到钱邦芑的书信，立即决定率师出征，要给王祥一点颜色看看。

但是，想打王祥并不容易，因为从川西的嘉定到川南的遵义，泸州是必经之地，而盘踞于此的马应试不让道。

好狗不挡道，除非你欠扁。

杨展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泸州的马应试一顿狠揍。王祥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正躲在遵义看热闹，很快就得知杨展其实是冲着自己来的。——这还了得！你杨展活得不耐烦了？

王祥果断率军出击，联合马应试把杨展给收拾了一顿。杨展带来的兵力不多，而且强龙难压地头蛇，大败而归。

第二场内战是“川贵之战”，也是因王祥而起，而且索性打出四川，跟贵州的皮熊干上了。

遵义距离贵阳不算太远，中间隔着一条乌江，王祥一直都想把实力稍弱的皮熊一口吃掉。永历二年（1648年）七月，王祥趁皮熊不备，挥师南下渡过乌江，一举包围贵阳。皮熊被困在贵阳挨揍，贵州将领武邦贤、杨光谦看不下去了，于次月率兵支援，给皮熊解了围，王祥率部撤回乌江。

皮熊哪里咽得下这口气，经短暂准备后，便于十月北上乌江，给王祥来了一个“以牙还牙”。此后，两人便在乌江两岸你来我往、冲突不断。由于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吃不了谁，皮熊、王祥终于在年底决定停火，握手言和。

“川南会战”和“川贵之战”都属于局部性质的军阀混战，除了参战各方有所损失以外，后果还不算太严重。接下来的第三场内战，闹腾得就比较厉害了，这就是发生在川东地区的“朱容藩之乱”。

朱容藩是楚王朱桢（朱元璋第六子）的远支后裔，属于皇亲中的“边缘人物”。张献忠攻陷武昌的楚王府后，侥幸逃脱的朱容藩开始浪迹天涯，打着“郡王”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

几年来，他先后骗过左良玉、马士英和大顺军，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总算骗过了丁魁楚，推荐给永历朝廷，朱由榔安排他执掌宗人府。

宗人府是管皇家事务的，算得上是美差了。可如今兵荒马乱，皇亲死的死、逃的逃，这种差事实在没有什么前途。

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朱容藩很快就发现了契机——处于“权力真空”的四川！

朱容藩主动请缨，被朝廷委任为总督川东军务，取道湘西的辰州抵达湖北施州卫（今湖北恩施），与流落到此的郧阳守将王光兴碰个正着。

来到施州后，朱容藩重操旧业，打起了“楚王世子、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旗号，继续在川东、鄂西地区招摇撞骗。

朱容藩的鬼把戏还真迷惑了一些人，除了被清军打得晕头转向的王光兴以外，于大海、李占春也深信不疑，老老实实地服从朱容藩的号令。

永历元年（1647年）夏，清军涪州总兵卢光祖携抢掠而来的财物、女子，由重庆顺江而下，妄图打通川鄂水道。朱容藩命令于大海、李占春率部果断拦截，于七月十一日在忠州大败卢光祖，清军残部退回保宁。

初战告捷，朱容藩的胆识愈壮。趁着清军收缩防线，朱容藩带着受蒙蔽的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等部，一面在川东、川南地区“收复”失地，一面继续招摇撞骗，忽悠“三谭”、马应试、杨展，还有“摇黄十三家”中的呼九思、景可勤等归附自己。

随着势力不断壮大，朱容藩的野心也急剧膨胀。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羽翼渐丰的朱容藩改忠州为“木定府”，堂而皇之地在川东做起了“楚监国”，公然“另立中央”。

朱容藩“自立”，支持的都是被忽悠的，反对的都是不信邪的，而且大有人在。李乾德、袁韬坚决反对，并击溃了朱容藩派来“清剿”的李占春部。

“愤青”钱邦芑也坚决反对，虽然没有枪杆子，但他有笔杆子。钱邦芑赶紧向朝廷上疏，又将告状的疏稿传阅四川、湘西、鄂西，揭露朱容藩的本来面目。

朱容藩的运气确实太差，堵胤锡、马进忠此时正好撤到施州卫休整。得知这个惊天消息，堵胤锡立即派人前往夔州质询朱容藩：你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到堵胤锡的使者，心虚的朱容藩百般狡辩，却漏洞百出，李占春、于大海、王光兴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上了这个“江湖骗子”的当。但是，朱容藩毕竟是皇亲，使者也不是朝廷派来的。朝廷没表态，大家还真拿这个骗子没办法。

不过，朱容藩在夔州、忠州是待不下去了。三月，“朱骗子”卷起铺盖，移驻万县，重金笼络“摇黄十三家”中的白蛟龙、杨秉胤部作为贴身护卫，又联络“三谭”做了靠山，妄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七月，朱容藩手又痒痒了，率部进攻石柱土司。土司向李占春、于大海求援，“受骗者”终于找到收拾“朱骗子”的理由了！

李占春、于大海果断率部救援，二十五日大败朱容藩的军队，活捉白蛟龙，谭文逃回万县，“朱骗子”落荒而逃，最后在云阳被追兵擒杀。

在永历朝廷任命的四川官员中，除了“骗子”朱容藩犯上作乱以外，时任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也不是什么好鸟。

“朱容藩之乱”被镇压前后，李乾德亲自导演了四川的第四场内战——“川南大火并”。

永历三年（1649年）初，“摇黄十三家”中的袁韬部“转战”到了川南的富顺。七月，作为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也来到富顺。除此之外，原陕西裨将武大定、“摇黄十三家”的呼九思部也先后投奔袁韬。

一群人聚在富顺，虽然身份不同、来路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没饭吃！（俱绝粮，饿死者甚众。）

李乾德不愧是朝廷官员，脑子比较灵活，立即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找四川的“大财主”杨展要！（唯求救于杨展，展若从即无饥乏患矣。）

杨展倒是愿意扶贫济困，但李乾德得寸进尺，又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让杨展交出财政大权。

杨展彻底怒了：凭什么？有本事来抢！

七月二十九日，李乾德与袁韬、武大定合谋（呼九思不久前病死），以袁韬生日为名，摆了一出“鸿门宴”，将前来赴宴的杨展擒杀，随即率军突袭嘉定。

贪恋钱财的李乾德谋害了实力雄厚的杨展，令四川各路军阀十分寒心。李占春引兵来援，但打不过袁韬，只能悻悻而去。空有总督头衔的樊一蘅也看不下去了，写信斥责李乾德：“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间，天下其谓我何？”

李乾德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种卑劣的行径自诩为“救时大计”，率袁韬、武大定继续猛攻嘉定，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嘉定失守，杨展长子杨璟新率残部逃往保宁，并于次年正月十六日向清军投降。

四川痛失最强大的一股抗清势力，“自是蜀事大坏矣”。

<h3>入川清障</h3>

四川乱成这副鸟样，永历政权作为名义上的中央，既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只有随他们瞎折腾。

永历朝廷全当没看见，可孙可望看不下去了：你们精力这么旺盛，不去抗清也就算了，别挡道啊！

攘外必先安内，抗清必先“清障”，孙可望决定先易后难、杀鸡给猴看。

早在永历三年（1649年）八月，孙可望就派部将白文选率部前往贵州安顺，探查皮熊的虚实。永历四年（1650年）四月，李定国、刘文秀率大军占领贵阳，以武力逼迫贵州军阀皮熊、贵州巡抚范鑛“结盟”。皮熊不敢硬顶，只好退守平越（今贵州福泉）伺机而动。

八月，孙可望决定亲自赶赴贵阳。平越的皮熊和遵义的王祥都心虚，赶紧给孙可望“表忠心”：咱们都挺听话的，您老人家就不用亲自跑一趟了。

孙可望哪这么容易忽悠，根本就不搭理这俩老油条，执意前往贵阳，并派部将冯双礼、王自奇进攻平越，活捉皮熊。九月，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进抵川南的遵义、永宁，逼迫王祥、侯天锡归附。年底，孙可望的军队占领铜仁，整个贵州和川南地区已经纳入孙可望的控制范围。

孙可望的大动作，有效地震慑了只会“窝里斗”的四川各路军阀。在进军川南、扫荡贵州的同时，孙可望又与永历政权在四川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川陕总督樊一蘅取得联系。樊一蘅早就想结束乱局，只是苦于无权无兵。

形势所迫，只谈合作。樊一蘅没有瞿式耜那么多“讲究”（其实就是阶级成见），管你是大西军还是大顺军，谁能摁住四川这群刺头，就跟谁合作！

在樊一蘅的号召下，大部分四川军阀“深明大义”，争先恐后地表示听从指挥、结束内战、一致对外，其实主要是怕被收拾。

在这个世界上，有贪生怕死的，也有豁得出去的。尽管四川的大多数军阀都归附了孙可望，但也不乏伸长脖子硬顶的。

李乾德就是一个脖子硬的。自从导演了“川南大火并”，李乾德带着袁韬、武大定攫取杨展在嘉定、峨眉地区积累的财富，发了一笔横财，也有了跟孙可望对着干的资本。

樊一蘅在四川本来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李乾德就是最大的刺头。暗杀杨展之后，樊总督亲自写信斥责身为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李巡抚曾对樊总督极其鄙视，公然叫嚣“救时大计，讵竖儒可知”。樊总督号召各路军阀“军令政令统一”，也就是听孙可望指挥，李乾德最先跳出来反对。不久后，樊一蘅病死，李乾德跳得更高，公然以四川最高长官自居。这倒是给一直想染指四川的孙可望帮了大忙：正愁找不到借口，这回妥了，咱给杨展报仇去！

李乾德级别最高、反对最坚决，所以也最先挨揍。永历五年（1651年），孙可望作出了分两路进军四川的作战部署，刘文秀率主力渡金沙江，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入川，王自奇部则取道毕节、永宁，夺取川南。

面对孙可望大军压境，李乾德决定死扛到底，派武大定率主力前往雅州（今四川雅安）迎战，另派出一部兵力驻防叙州。

八月，刘文秀在荥经全歼了武大定的精锐部队张林秀部，武大定连滚带爬逃回嘉定，与在嘉定坐镇的李乾德、袁韬抱头痛哭一番之后共同抱头鼠窜。刘文秀穷追不舍，李乾德、袁韬携带的财物太多，走得很慢，终于在仁寿被刘文秀的追兵活捉，武大定落荒而逃。

刘文秀接到的是“斩草除根”的死命令，一个都不能放跑。如今武大定跑了，但他的儿子武国治跟袁韬在一起，落到了刘文秀的手里。刘文秀通过武国治向武大定传达了“首犯必办，胁从不问”的宽大政策，已经走投无路又有儿子捏在别人手里的武大定决定试试运气，回来“自首”。

事实证明，刘文秀说话是算数的。袁韬、武大定都得到了宽大处理，只有李乾德和弟弟李九德被羁押，送往贵阳治罪。李乾德深知孙可望不会放过自己，与其死得难看，不如自己了断。押解至犍为境内时，李乾德、李九德趁看守疏忽，投水自尽，好歹留个全尸。

另一路入川的部队——王自奇部进展也比较顺利，占领永宁后继续向遵义推进。九月，王自奇将“结盟”以后不怎么老实的王祥消灭，川南全面平定。

刘文秀做完川西的“善后”，随即率军顺江东下，联络川东武装，贺珍、王光兴、张尧翠等部纷纷与孙可望结盟，宣布“服从领导”。

除了李乾德以外，四川还有一路军阀拒绝与孙可望合作——盘踞涪州、长寿地区的李占春、于大海部。

李乾德不合作是因为狂妄自大、贪恋权财，李占春、于大海则另有隐情。孙可望率大西军余部从西充南下时，在重庆干掉了南明军的守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正是曾英的“义子”，他们拒绝与“杀父仇人”合作。

在孙可望看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抗拒改编，都是欠收拾。刘文秀在收拾李乾德、袁韬的同时，也派出部将卢明臣率军清剿川东南。李占春、于大海当初想替杨展报仇，结果被李乾德一顿痛扁。连李乾德、袁韬都揍不过，更别提刘文秀了。

果然，李占春、于大海比李乾德、袁韬死得还要快，七月份就被卢明臣打得四处乱窜。眼看四川已经待不下去了，李占春、于大海向东撤退，准备前往湖北投降清军。

军阀想在四川立足很难，但想出川投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占春、于大海的三万残军走到半道上，便遭遇夔东武装的一路截杀。夔东地区形势复杂，山头众多，但各路“山大王”如今只有一个目标：痛打落水狗！

李占春、于大海成了过街老鼠、众矢之的，一路损兵折将，跌跌撞撞向湖北靠近，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抵达清军的防区。

安全是安全了，但日子不见得好过。清军荆州总兵郑四维将前来“投诚”的李占春、于大海部安排在松滋百里洲休整，接下来的手法跟何腾蛟、瞿式耜如出一辙：要钱没有，要粮不给！肚子饿？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