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那些事儿(洪兵)_第十六章后方（1 / 2）_南明那些事儿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h3>特殊中的特殊</h3>

由于西南的云、贵、川三省长期游离于南明历史舞台之外，“大后方”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在明朝各省中，西南几省比较特殊，主要是涉及行政建制的问题。

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采取“分封制”，对贵族一般都是封个爵位，圈块地出来，自己玩儿去吧。爹死了儿子继续玩，儿子死了孙子玩，于是形成大大小小的世袭诸侯。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并逐步推行“流官”制度。官员由中央任命，并规定任期，时间一到立马调任。除非这个地方太烂，没人想来，自己又没有背景，就只能继续“把牢底坐穿”。“流官”制度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官员一般不在自己的故乡任职，谨防搞裙带关系。

从秦朝开始，“流官”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到了明朝，“流官”制度已经在全国全面推行。不过，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为主的西南地区比较特殊。除了与全国其他地方无异的“流官”以外，这几个省还保留了“土司”的行政建制。“土司”有三个特点，一是就地任职，二是世袭罔替，三是允许有自卫武装（称为“土兵”），实际上有点类似于家族式的“地方高度自治”。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雍正时期。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制度才正式寿终正寝。

客观地说，“土司”在明朝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一，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广大山区的社会管理还处于“部落式”的阶段，“土司”恰好适应这样的管理模式。

其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与内地差异较大，通过“土司”的“家族式”、“部落式”管理，有利于维护地方稳定。

在西南几省中，云南又是特殊中的特殊，因为这里除了地方土司以外，还设置有省一级的“大土司”，也就是电视剧《沐府风云》中的沐氏家族。

洪武时期，沐英率军平定云南，朱元璋考虑到云南地域与社会的特殊性，特事特办，特批沐英为西平侯（死后追封黔宁王，其子封黔国公，此后以黔国公袭爵），世代镇守云南。至南明时期，承袭爵位的沐氏子孙叫做沐天波。

这样一来，云南实际上是“一省两制”：既有全国通行的省、府（州）、县（卫）几级“流官”，又有部分地区设置“土司”，并接受世袭勋臣沐家的领导。

张献忠流窜到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云南的神经高度紧张，各派势力也空前团结起来。黔国公沐天波、云南巡抚吴兆元、云南巡按吴文瀛整天忙得上窜下跳，调官军、“土兵”在云南、四川交界地区紧急布防。

所幸张献忠没有南下的意图，云南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令沐天波没有想到的是，张献忠没有入滇的兴趣，云南却平地起惊雷，阵脚自乱。

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并先后攻占大姚、定远（今云南牟定）、姚安等地，气焰极其嚣张。负责领导土司的沐天波急调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率“土兵”围剿叛军。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吾必奎很快就被强摁下去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其他土司纷纷返回原籍时，参与平乱的蒙自土司沙定洲居然赖在省会云南府（与昆明府县同城）不走了！

沙定洲往日深受沐天波的信任，因此这种异常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沐天波的警觉。沐天波认为，沙土司不过是在山沟里待久了憋得慌，趁机向领导撒撒娇，赖在昆明享受几天再回去。

其实，沐天波只猜对了一半：沙定洲想在昆明享受不假，但他不是“暂住”，而是准备“落户”。

让沙定洲“落户”，沐天波怎么办？好办——滚蛋！

十二月初一，沙定洲在昆明发动叛乱，猝不及防的沐天波在龙在田、禄永命的护送下向西逃往楚雄。悲催的是，沐天波的母亲和老婆来不及跑掉，在一座尼姑庵中自缢身亡。

沙定洲占领昆明后，立即派兵向西追击沐天波，非置其于死地不可，却遭到金仓兵备道杨畏知的截击。“土兵”不是官军的对手，只得败退，沐天波暂时在楚雄安顿下来。

随后，沙定洲一面派兵攻取云南各地，一面对云南的“流官”威逼利诱，迫其归附。沙定洲还胁迫云南巡抚吴兆元向隆武朝廷上疏，诬告沐天波谋反，并提议由自己代替沐家接管云南。（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

沙定洲担心隆武皇帝朱聿键看出破绽，又伪造大学士王锡衮（云南禄丰人，至昆明时遭沙定洲软禁）的印信，向隆武朝廷提供伪证。

由于距离太遥远，再加上自己又是“泥菩萨过河”，朱聿键没能力也没兴趣明察秋毫。隆武朝廷同意了沙定洲的无理要求，并发出“扫除沐天波”的谕旨。后来，事情的真相终于辗转传到福州，被忽悠的朱聿键深感鞭长莫及，实在是无可奈何，索性“置而不问”。

从此，除了沐天波控制着楚雄以西地区，云南大部已成为沙定洲的天下。

<h3>半路杀出个孙可望</h3>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沐天波终于盼来了“救星”——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

孙可望，陕西米脂人，“屌丝”出身（一无赖子），早年跟随张献忠造反，因“狡黠善伺人意”，深得张献忠的喜爱，收其为“义子”，又封平东将军。除了孙可望以外，张献忠还收有安西将军李定国、定北将军艾能奇、抚南将军刘文秀三名“义子”。

崇祯十二年（1639年），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再次反水，率部入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隆武二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吴三桂率大军经陕西入川，清剿大西政权。十一月二十七日，正率部转移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阵亡。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但与大顺军不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位“义子”兼悍将很快便达成了共识：要想度过难关，必须加强领导。大家一致推举年长的孙可望为“盟主”，与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组成一个“领导集体”，率领危难中的大西军残部突出重围。（议推可望为主，凡事听其号令。）

新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产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

由于豪格、吴三桂的攻势太猛，继续待在四川无异于送死，孙可望决定挥师向南，撤往南明辖区内兵力薄弱的贵州。

孙可望率四万残部从西充南下，经重庆府时遭遇南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凭借人多势众，孙可望率部冲杀南明军队防线，击毙主将曾英，顺利渡过长江天险。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稍有喘息时机的孙可望在綦江集结部队，开始对大西军进行整顿。

这都什么时候了，逃跑还嫌腿短，哪有闲工夫整顿？

——其实不然，越是危难时刻，整顿越是必要。

大西军冲出了重围，但依然面临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去哪里发展？怎么发展？

去哪里发展的问题，孙可望在掌权之初便已经解决了，答案是地处四川南面的贵州。现时的问题是怎么发展，具体地说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先说“举旗”问题，大西政权的旗号到底还要不要？

张献忠弃守成都率部转战时，曾给孙可望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既然有张献忠的遗嘱，“举旗”问题应该有答案：取消大西政权，与南明政权合作。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大顺军残部投靠何腾蛟的遭遇，我们是见识过的。南明政权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始终视大顺军、大西军为“流贼”和“仇敌”。

合作？谈何容易！

尽管南明政权中不乏堵胤锡这样的开明政治家，但主流思想依然是“平寇抗清”。

“我本将心向明月”，朝廷却要代表明月消灭我。“归明”的道路，目前还走不通，大西政权的旗号有必要再打下去（不然只有打白旗了），但可以伺机灵活处理。

再说“路线”问题，主要是指治民政策方面。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争议颇多，清朝编撰的史料又多有污蔑、夸张之辞，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张头上扣。不过，大西政权偏于严酷、残暴的统治却是不争的事实，四川百姓遭遇的劫难也是耸人听闻的。大西军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孙可望认为必须改弦更张，采取亲民的政策，注意笼络民心。

最后是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不难，张献忠的“政治遗嘱”说得很清楚——“毋为不义”。说得直白一点，所谓“不义”就是向清军投降。所以，大西军不能投降，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投降！

綦江整顿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对于危难中的大西军，乃至对全国的抗清形势，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豪格穷追猛打，孙可望迅速从綦江南下，抵达四川遵义府（今属贵州），一路上“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綦江整顿初见成效。

随后，孙可望率大西军渡过乌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一举攻克省会贵阳，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逃往定番州（今贵州惠水）。二月十二日，艾能奇率部攻克定番，南明在贵州的官方势力被摧毁。

在明朝时期，贵州地盘并不大，今天的遵义、毕节、威宁等地当时都属于四川管辖，而且南明在贵州的兵力极其薄弱。孙可望占领贵阳，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贵州。

更重要的是，豪格一路追到遵义，连乌江都没过，直接“班师凯旋”了。——孙可望不是在贵阳吗，怎么能“凯旋”呢？

不是豪格不想继续打，而是没法打。——四川多年战乱，再加上张献忠胡搞，经济生产破坏相当严重，清军的后勤补给极其困难，总不能让几万大军饿着肚子打仗吧？

豪格撤回北京，吴三桂撤到陕西汉中，留下王遵坦、李国英俩人镇守四川，孙可望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

正当孙可望准备立足贵州、谋求发展时，西面的云南来了一个人，让孙可望改变了初衷。

这个人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派来的使者。崇祯时期，龙在田的“土兵”曾被朝廷调到湖北襄阳、郧阳一带“剿贼”。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招安”后，与龙在田来往密切。如今云南陷入混乱，龙在田得知大西军南下贵州，自然想到派人来搬救兵。

使者向孙可望介绍了云南近年来的情况，从吾必奎叛乱到沙定洲叛乱，云南实际上已经陷入内乱之中，迫切需要大西军出手相助。

孙可望得知云南的情形，敏锐地感觉到大西军可以在云南建立更加稳固的根据地。云南地域广阔，位置偏远，比狭小的贵州要好得多。

打定主意之后，孙可望一面派间谍进入云南探查，并四处散布假消息，声称沐天波夫人焦氏的家族武装不日将入滇复仇，一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出师前的准备。

由于孙可望打着“焦氏复仇武装”的旗号，云南人信以为真，“延颈望之”。从贵阳开赴云南，大西军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云贵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传播，故贼兵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二十五日，孙可望率大西军攻克平彝（今云南富源），进入云南境内。跟作战经验丰富的大西军相比，云南的“土兵”充其量就是“民团”，孙可望一路势如破竹，二十九日便进抵曲靖府，俘获已归附沙定洲的云南巡按御史罗国献。

攻克曲靖，昆明的东大门洞开，但孙可望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折向滇南，直捣沙定洲的老巢阿迷州（今云南开远），一下子干掉沙定洲调来的一千多援军。

归功于间谍的虚假宣传，云南人深信孙可望的部队是焦氏的家族武装。“三人言虎”，再加上孙可望放着眼前的昆明不打，却轻车熟路地打阿迷州（其实是龙在田派人做的向导），让沙定洲也对这支大军的“焦氏家族武装”的身份深信不疑。

沙定洲认定对方确实是来复仇的，而且熟悉云南的地皮，否则怎么可能一进门就打阿迷州。既然来者不善，沙定洲决定暂避锋芒、走为上计。四月十八日，沙定洲弃守昆明，逃回蒙自。

大学士王锡衮被准备逃跑的沙定洲剁了，“识时务”的吴兆元保住了老命，继续留在昆明，准备迎接新主子。但是，嗅觉灵敏的吴兆元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到云南平乱的不是什么“焦氏家族武装”，而是几年前自己跟着沐天波千防万防的大西军！

真是防不胜防，大西军竟然趁乱入滇。

醒悟之后，吴兆元头都大了：龙在田，你个王八蛋，这不是招虎赶狼吗？

吴兆元想“剿贼”，但苦于手下无兵，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四月二十四日，孙可望率大西军经宜良进入昆明。

兵不血刃占据昆明，孙可望开始推行新策略：平叛、剿顽。

——平叛，当然是消灭盘踞在蒙自的沙定洲势力。这是必须的，不然咱大老远到云南干吗来了？

——剿顽，目标是暂避在楚雄以西的沐天波、杨畏知势力。这就有点无耻了，人家龙在田是请你来平乱的，不是请你来添乱的，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孙可望管不了这么多，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就待这儿了！云南以前是谁的我不管，反正我是从沙定洲手上夺来的，那就是属于我的战利品。你想咋地？你敢咋地？

龙在田自食其果，吴兆元有苦难言，云南在一夜之间被大西军砸了场子。

五月二十二日，李定国率部占领临安府（今云南建水），准备清剿沙定洲盘踞的蒙自。偏偏事不凑巧，虽然吴兆元、龙在田不敢动，却不乏胆子肥的，昆阳知州冷阳春、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武装政变，直逼驻守昆明的孙可望。李定国赶紧撤回昆明，于六月二十三日将其平定。

李定国向南进剿时，刘文秀也统兵从昆明北上，经富民夺取武定、禄劝等地，又向西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对沐天波、杨畏知的北面构成威胁。

八月，孙可望亲自率军西征，在禄丰击溃云南官军，活捉杨畏知。

杨畏知是陕西宝鸡人，跟孙可望算是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可望想跟杨畏知好好谈谈。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谈话一举扭转了全国的抗清形势，并因此载入史册。

意义很重大，但谈话本身却很简单。

孙可望对杨畏知说：我率军入滇是来剿贼的，也希望跟你们合作抗清。（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

这话的真实性明显有水分，要换作何腾蛟、瞿式耜，恐怕早骂起来了：你说你是来剿贼的，那你打我干什么？合作？合作个屁！

幸运的是，杨畏知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所谓的“流贼”并没有偏见。既然对方主动提出来合作，自己又成了俎上之肉，为什么还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死搬教条活受罪呢？

合作没问题，但该讲的原则还是要讲的。杨畏知向孙可望提出了“约法三章”：“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

后两条没问题，孙可望在綦江整顿时已经这么干了。第一条看似不可能实现，但孙可望在綦江整顿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如今时机成熟，可以答应这个条件。

双方成交！

孙、杨盟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当前，为混乱中的云南翻开了新的篇章，更在于几年之后，为“逃跑帝”朱由榔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让濒临覆灭的永历政权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当然，此时的孙可望、杨畏知还想不到这么远。

杨畏知实际上代表了沐天波，因此孙、杨达成盟约，促成了云南“大佬”沐天波接受孙可望的领导。九月，刘元秀率军进抵永昌（今云南保山），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原则，与据守滇西的沐天波达成和解协议。

混乱多年的云南，终于尘埃落定。

<h3>建设抗清根据地</h3>

孙可望出身卑微，多年来追随张献忠出生入死。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深受张献忠器重的孙可望直接参与了政权的日常管理与建设，积累了一定的执政经验。

事实证明，孙可望虽然大老粗一个，但他不仅是名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是一名治世能臣。

出于建设“抗清根据地”的需要，孙可望开始施展拳脚，大刀阔斧治理云南。

——政权建设方面。

虽然没有得到永历朝廷的正式承认，但孙可望履行“不得仍用伪西年号”的承诺，采取“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的方针，为将来与永历政权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有了这个基本原则，沐天波以及云南官员的安置就比较顺畅了。沐天波的爵位保留，名义上继续领导汉族“土司”，杨畏知、王应龙等前明官员均得到委任。

搭好了架子，孙可望开始整顿吏治，总方针是在綦江整顿时定下的亲民政策。

要想将云南建设成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就必须争取民心。要想争取民心，就必须确保官吏勤政为民。

在这个过程中，被委任为“工部尚书”兼“巡按”的王应龙起到了突出作用。他领导“纪委”（巡按衙门）长年累月巡察各地，惩治贪腐，为百姓伸冤鸣冤，民望极高。

值得一提的是，孙可望还有一项超乎寻常的政策“许地方头人起诉”。说直白一点，热烈欢迎底层“屁民”的“有组织上访”，既不拦截也不关押，甚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一时间，贪官惊慌失措，百姓欢欣鼓舞。

——军事方面。

和平解决滇西以后，云南大部已在孙可望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沙定洲还控制着阿迷州、蒙自，同样顽固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控制着东川（今云南会泽）。

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孙可望派艾能奇率军征伐盘踞东川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但是，能征善战的抚南将军艾能奇却在阴沟里翻了船。大军距东川三十里时，遭遇土司埋伏，艾能奇中毒箭意外身亡。孙可望痛失一员猛将，另派精兵讨伐，总算拿下了东川。

七月，李定国、刘文秀南征阿迷州、蒙自，将负隅顽抗的沙定洲团团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