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个状态，哪里经得住围。不过十几天的时间，缺吃少喝的沙定洲饿得前胸贴后背，扶着墙出来了：我投降，给口吃的成不？

十月，酒足饭饱的沙定洲在昆明被处死。

云南安定了，孙可望又在边境设防，“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在云南内地，孙可望加紧招募新兵，开展军事训练，严肃军纪，做好抗清斗争准备。据史料记载，孙可望当时“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抗清队伍。

——经济方面。

建设“抗清基地”，光有军队不行，士兵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

云南属于高原山区，可耕种的土地不多，生产关系和耕作方式又比较原始，因此粮食产量不高。再加上几年的战乱，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很难支撑几十万大军的粮食补给。

考虑到云南的底子太薄，孙可望结合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主要采取的政策包括：

其一，重新划分土地，同时照顾地主、农民的利益，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条政策看似不起眼，但作为农民起义军，能如此顾全大局，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二，保护民间贸易，铸造铜钱，取代原始的贝币。云南是产铜的，但全被朝廷拖走了，再加上地处偏远，百姓普遍使用极其原始的贝币。铜钱的使用，为工商业的繁荣和云南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

其三，按照“官一民九”的比例收取赋税，这在全国是最轻的。如此低的税率，怎么养得起几十万的军队？孙可望还有办法——井盐官营。云南出产井盐，孙可望建立了专门的盐税司进行管理，每年的收入在十万两以上，再加上赋税和铜矿的收入，足够了！（当然不是按照弘光四镇的算法。）

——社会管理方面。

云南民族众多，而且信息闭塞，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还比较封闭，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争取云南的民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民心。

因此，孙可望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地方家族式土司武装自治”的现状。孙可望对少数民族没有偏见，主张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还带头刻印佛经。另外，孙可望还扬长避短，发挥“土兵”的优势，组建山地兵、象阵等特殊兵种。

孙可望虽是一介武夫，但拿枪杆子的人并非全是藐视拿笔杆子的。在孙可望看来，抗清事业光靠军队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云南局势稳定后，孙可望决定“开科取试”，发掘人才，并尊崇孔子，以此争取地主士绅阶层的支持。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偏远贫弱的云南堪称“世外挑源”，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的局面。《明末滇南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永历三年（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这一派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永历政权治下的兵荒马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归功于大西军，归功于孙可望等人！

<h3>你不配！</h3>

短短几年时间，云南成了天下大乱中的“世外桃源”，应该承认孙可望功不可没。但是，云南的繁荣，也让孙可望渐渐忘乎所以，与李定国、刘文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便意外阵亡。李自成好歹还有儿子（但也没什么用），可张献忠在弃守成都之前，早把老婆、儿子一起给剁了。

老板死了，“富二代”也被他爹干掉了，几万大西军还在，到底听谁的？情况危急，大西军将领来不及多想，儿子没了还有“义子”，咱们听“义子”的。

麻烦的是，张献忠收“义子”居然也搞“批发”，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个都是，这可咋办？前面说过，大西军将领最后拥立孙可望为“盟主”。

不过，“盟主”不等于“老板”，充其量是个“召集人”。战乱时期，大家忙着跑路，顾不上搞权力斗争。一旦平定下来，孙可望便暗中“偷换概念”，从“盟主”摇身一变，做云南的“土皇帝”。

李定国、刘文秀显然不服气：无论是当年做将军，还是后来自己封王，咱们都平起平坐，只是方位不同（平东、安西、定北、抚南），凭什么你就高人一等？当我们俩不存在？

孙可望渐渐发现，摁住云南不容易，想摁住李定国、刘文秀两个知根知底的“老搭档”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云南一片歌舞升平，但统治层的矛盾陷入了僵局，三个人都有掌握大权的资格，总不能搞“轮值主席”吧？孙可望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不能迅速破解这个危局，等到手下的将领“选边站队”，云南极有可能不战自乱。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初跟他订立盟约的是杨畏知、沐天波，这俩人不过是前明的地方官员，并不代表朱由榔的意见。孙可望盘踞云南，永历朝廷并没有表态承认，那么云南到底是哪一家的地盘？

笑话！这也是难题？没人承认，咱乐得自己做主！——真是这样的话，孙可望的麻烦更大。俗话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姓朱的人另立中央都要被“群起而攻之”，更别说孙可望了，这不是欠揍吗？如果遇上一个爱管闲事的前明遗老，完全可能以“剿逆”的名义，串通李定国、刘文秀把孙可望给办了！

麻烦太多，关系太复杂，看上去千头万绪，其实想破解这个僵局也并非难事。孙可望需要的，不过是永历朝廷给个名分，而且高于李定国、刘文秀。

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理所当然地领导李定国、刘文秀，他们想造反也缺乏舆论支持。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顺理成章地继续治理云南，还能向四川、贵州等地招揽同盟军。

一纸“委任状”，所有难题全盘搞定！想到这一点，孙可望不禁豁然开朗。

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孙可望派杨畏知、“户部侍郎”龚彝前往肇庆，联络永历朝廷，并为自己请封“秦王”，为李定国、刘文秀请封侯爵。事关重大，孙可望对这两位前明官员不怎么放心，又派心腹潘世荣、焦光启一同前往。

对于永历朝廷而言，一纸“空文”换取云南一省，还有几十万的抗清队伍。这笔无本万利的生意，简直是千载难逢！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笔本应实现“双赢”的完美交易，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肇庆引发了轩然大波！

四月初六，杨畏知、龚彝抵达肇庆，将孙可望的请封书递了上去，引起朝堂一片哗然！与往日的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不同，此次朝议，群臣的意见高度一致：你不配！

客观地说，孙可望的嘴张得太大，“破格”破得实在是太离谱。

其一，在明朝，给活着的异姓封王没有先例。

二百多年来，明朝的异姓王屈指可数，绝大部分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元勋，而且全都是死后追封的。

其二，“一字王”与“二字王”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按照封王的惯例，“一字王”一般封给直系皇亲的，如福王、桂王等，还有朱元璋的老外公和老岳父（俩人早在朱元璋做皇帝前就挂了）。旁系皇亲只能是“二字王”，如靖江王、郧西王等。追封开国元勋也都是“二字王”，如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

其三，在明朝的“一字王”中，“秦王”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明朝的第一任“秦王”是朱元璋的第二子朱樉，受封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明太祖所封二十四亲王中居长。“秦王”就藩西安，一直传到第十四任的朱存枢，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后来下落不明。秦王不仅是明朝的亲王之首，而且传袭时间仅次于靖江王，达到二百七十三年之久。

难怪举朝震惊，这哪里是“请封”？直接让朱由榔给你孙可望腾位置得了，何必这么委婉？

<h3>请封之争</h3>

尽管群臣一致反对，表面上的理由也都是这种“破格”实在太离谱，暗中其实是“魑魅魍魉，各样心肠”。根据大臣所处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中央系”、“广东系”、“贵州系”，其他人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比如忠贞营的高一功也以“不公平”为由提出反对，纯属跟着瞎起哄。

——“中央系”以大学士瞿式耜、严起恒、文安之为代表。

相对而言，这一类官员提出反对，目的比较单纯。他们秉承儒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观点，认为“祖制”的权威关乎政权的合法性，绝不可破格，更别说如此离谱的破格了。

另外，对“流贼”出身的孙可望有“阶级成见”，也是他们的一贯作风。给穿马甲的“流贼”封王？没睡醒吧？

——“广东系”以李元胤、金堡、袁彭年为代表。

在他们看来，封孙可望什么爵位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招揽实力雄厚的孙可望，“广东系”对永历朝廷的控制力必然会减弱。因此，他们不仅反对孙可望封“秦王”，而且反对册封任何爵位，要求朝廷不跟孙可望发生任何关系。金堡也不嫌手酸，七次向朱由榔上疏，力陈“可望贼也，不可以封”。

——“贵州系”也就是皮熊、王祥两个人。

孙可望率军进入云南后，皮熊趁机“收复”贵阳，王祥则盘踞四川南部的遵义。天高皇帝远，两人悠哉游哉做起了土霸王。

他们担心，一旦孙可望得到永历朝廷的承认，势必会有恃无恐地扩张到贵州、遵义一带，自己的逍遥日子将宣告终结。因此，皮熊、王祥不希望做“牺牲品”，他们跟“广东系”一样，反对永历朝廷跟孙可望扯上关系，强调“可望容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唯一有些妥协态度的是翰林院编修钱秉镫。他认为，孙可望请封，正是瓦解大西军的大好时机。永历朝廷可以通过封爵，借机离间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令其阵脚自乱、不攻自破，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什么玩意儿啊？一丘之貉！

杨畏知虽然是孙可望派来的使者，但作为前明官员，内心还是向着永历朝廷的。听到大臣如此群情激奋，杨畏知也讲了几句实在话：孙可望主动请封，那是给你朝廷面子。他要是来硬的，你们哪一个扛得住？（可望固盗之渠也，曏者屠毒海内，庙社凌夷，今一旦投诚向义，岂朝廷威德所能制。）

杨畏知认为，朝廷以“虚名”，换孙可望的忠心，这也是时势需要、迫不得已。如今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还捏着“祖制”不放。“祖制”能当饭吃还是能退敌？（夫法有因革，势有变通。今土宇非昔，百务俱隳，而独于区区封议，必欲执旧法以绳之邪？）

老杨言辞恳切，但各怀鬼胎的大臣们依然不为所动。由于封王的阻力太大，杨畏知又不希望朝廷跟孙可望闹僵，决定退而求其次，为孙可望请封公爵，为李东国、刘文秀请封侯爵。好歹让孙可望达到了“高人一等”的目的，回去也能有个交代。

虽然还是有人一如既往地反对，但价格还算公道，也有先例可循（刘承胤、李成栋、陈邦傅都封过“公爵”），阻力明显小很多。

最后，朱由榔一锤定音：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李定国、刘文秀为列侯，委派大理寺卿赵昱与杨畏知、龚彝一同入滇宣诏。

“请封”之事看似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有一个人觉得不对劲。

谁呢？

从湖南败退下来的堵胤锡！

根据多年与“流贼”打交道的经验，堵胤锡预感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孙可望进入云南以后，已经自己给自己封了王（平东王），此时向永历“请封”，不过是给个面子，再讨个名分。你给与不给，他那顶王帽就在那里，不高不低。

如今杨畏知出个馊主意，永历朝廷照准，甩了一顶“景国公”的帽子过去。孙可望摘“平东王”的帽子容易，脸往哪儿搁？这不是逼着孙可望翻脸不认人吗？

为了挽回事态，堵胤锡以“送行”的名义，先稳住潘世荣、焦光启两位孙可望的心腹，接着紧急向朱由榔上密疏，坦陈其中的利害关系。

堵胤锡建议，既然群臣认为“秦王”的封号太离谱，那就退一步，封个“二字王”也行，否则这事没法了结。万一孙可望狗急跳墙，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

堵胤锡发话，朱由榔多少还是听得进去的，当即作了批示，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诏令一出，举朝又是一片哗然，对准堵胤锡一顿炮轰。其中，“广东系”的金堡最为卖力，当面指责堵胤锡：“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前面说过，堵胤锡替何腾蛟背了黑锅，愤然从肇庆出走，最后死在浔州，其实跟这件事也有直接的关系。

饱受攻讦的堵胤锡不计个人得失，极力挽回了“请封”可能引发的危机。但永历朝廷的乱局积重难返，实在不是一两位杰出的政治家能够改变得了的。

堵胤锡尽力了，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为孙可望封了王，可事情偏偏坏在陈邦傅这个十足的混蛋身上。

<h3>浑蛋！陈邦傅！</h3>

孙可望请封“秦王”，朝堂一片反对之声，驻守南宁的陈邦傅却举双手赞成。

奇怪了，这跟陈邦傅有什么关系？他是独具慧眼，还是想哗众取宠？——都不对！陈邦傅真实的想法，是玩一出“西风压倒东风”的把戏。

从永历二年（1648年）九月起，陈邦傅就在跟徐彪争夺南宁，处于下风的陈邦傅想到了流落在两广境内的忠贞营。在李锦、高一功的帮助下，徐彪渐渐被摁了下去。

陈邦傅如愿以偿控制了南宁，但很快就预感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请神容易送神难。忠贞营决定秉承“帮人帮到底”的“雷锋精神”，受人之请、终人之事，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两广虽大却无家可归，索性赖在南宁不走了。

陈邦傅抑郁了：搞什么飞机？摁下一个爷，怎么又冒出两个爷？

在永历政权的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忠贞营，就凭陈邦傅的身板，连徐彪都揍不过，更别说跟忠贞营对着干了，想死也不必找这么惨的死法。

撵不走又打不赢，怎么办？陈邦傅看中了孙可望。

首先，孙可望实力雄厚，忠贞营不是对手。

其次，孙可望占着云南这么大的地盘，对南宁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因此，借孙可望拱走忠贞营，确实是一条妙计！

接下来的问题是：孙可望又不是你陈邦傅的干爹，凭什么替你撑腰？

——但凡有欲望，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杨畏知、龚彝等人是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从昆明启程，前往肇庆“请封”的，但孙可望做“秦王”的想法，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让准备“行贿”的陈邦傅发现了机会。

这年正月，陈邦傅派胡执恭带着伪造的“秦王”敕书和大印，前往昆明面见孙可望。胡执恭抵达昆明时，杨畏知等人还在前往肇庆的路上。

永历朝廷的“请封之争”尚未开始，孙可望便已经拿到了“秦王”的敕书和大印。陈邦博这娄子捅得也太大了！

尽管陈邦傅的“假证”做得足以乱真，但孙可望一眼就看出是假的：

——按行程计算，老杨应该还没抵达肇庆。敕书这么快就来了，杨畏知是神行太保，还是朱由榔未卜先知？

——既然同意“请封”，老杨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

孙可望不傻，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将错就错”。究其根源，除了“秦王”的诱惑力太大以外，在孙可望看来，永历朝廷应该不会傻到拒绝做这笔“双赢”的生意。

于是，孙可望正儿八经地接下了敕书和大印，并遍告全滇，放假三日，以示庆祝。

不久，前往肇庆的杨畏知、龚彝回来了，带来的是永历朝廷正式颁发的敕书和大印，不过不是“秦王”，而是“平辽王”。

孙可望心知肚明，却故意装傻充愣。杨畏知率先揭发，说胡执恭的“秦王”敕印是假的。胡执恭此前已经接到陈邦傅传来的消息，但没有提及堵胤锡密奏请封之事。面对杨畏知的责难，胡执恭也不示弱，说我带的敕印确实是假的，你手上的也不真，朝廷明明册封的是“景国公”，哪儿冒出来的什么“平辽王”？

先是“秦王”，现在又是“平辽王”，背后居然还有一个“景国公”，昆明舆论一片哗然！

孙可望想到了胡执恭的敕印是假的，也清楚杨畏知带回来的是真家伙，却万万没有想到，永历朝廷准备甩给自己的帽子居然是区区“景国公”！孙可望怒了：到底是打发叫花子，还是把我当猴耍？

如今，全云南都知道自己得到“秦王”的册封，假也放了，酒也喝了，最后竟然是整错了，孙可望这回丢人丢大了！

乌龙球是永历朝廷踢出来的，孙可望懒得理这些烂账，当场将杨畏知、胡执恭羁押入狱。被“戏弄”的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又派人带着“秦王”、“平辽王”的敕印，一齐交回肇庆。——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孙可望的使者一到，永历朝廷又炸开了锅。金堡一如既往地反对任何名分的封爵，瞿式耜也冒了出来，揪住书信中的一些“不敬之辞”大作文章，说孙可望贼性不改。倒是马吉翔比较“务实”，提议封孙可望为“澂江王”。马吉翔的话，朱由榔一向照准，但使者不敢接招。——谁愿去送谁去送，我还没活够呢！

又有人提出一个方案：在“秦”字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字，封“二字王”。这个方案比较靠谱一点，但还是难以达成共识。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请封”的事情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解铃还须系铃人，争论因孙可望而起，他觉得继续这样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派“御史”瞿鸣丰入朝，抛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原宝，但求上加敕书一道”。

也就是说，朝廷只需要出一道“秦王”的敕书，孙可望还是使用“平辽王”的大印。孙可望有了“秦王”的敕书，对云南有个交代，不至于太丢人；永历朝廷不发大印，可以认为孙可望就是“平辽王”。

“一王各表”，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

操蛋分子陈邦傅一阵瞎搅和，“秦王”的册封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王各表”，也是比较务实的办法，孙可望还是很有诚意了结这场纷争的。

但是，严起恒、杨鼎和（时任兵部尚书）等人的态度极其顽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不仅如此，朝廷还册封贵州军阀皮熊为匡国公，川南军阀王祥为忠国公，要求两人“严防滇寇”，既给孙可望难堪，也是向云南摊牌。

永历朝廷翻脸，孙可望也不示弱：不给是吧？老子还不要了！咱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