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尔哈朗大军收复湖南全境，并打开了广西的北大门，可迅速挥师南下，荡平两广。陈泰大军也平定了福建，可以直入广东，配合济尔哈朗的作战行动，对永历政权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完全能够置朱由榔于死地，最起码也能把朱由榔打成海漂。

但是，两支大军先后接到多尔衮的命令，放弃战机撤回北京，让永历政权得以苟延残喘。这么好的机会，多尔衮为什么选择放弃？

直觉告诉我们，多尔衮的后院起火了！

纵观整个南明时代，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南明将领有两个人，多尔衮在有生之年只遇上了一个。正是这个人在多尔衮的后院点了一把火，而且这把火越烧越旺，初来乍到的清廷倏忽之间成了“铁板烧”。

点火之人，名叫姜瓖。烧起来的后院，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山西。

姜瓖，陕西延川人，前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投降大顺军，五月李自成溃败，姜瓖杀守将张天琳后归附清军。

姜瓖刚刚归附清军时，将清军“报君父之仇”的宣传信以为真，擅自拥立代王后裔朱鼎珊，遭到多尔衮的严厉痛斥。七月十五日，姜瓖上疏“引咎辞职”，由于正值清军初入中原、笼络人心之际，多尔衮采取了宽宥、怀柔的政策。

背负这个“前科”在身，姜瓖在十月被调遣跟随阿济格西征时，表现得相当卖力，希望能够挽回影响。但是，次年七月被召回北京后，姜瓖又受到刚林等人的百般责难，被扣上“拥立前明宗室”的帽子，俨然是一出卸磨杀驴、秋后算账的把戏，好在多尔衮又没有深究。

刚林唱白脸，多尔衮便唱红脸，姜瓖被搞得心惊胆战，一方面对清廷言听计从，一方面又保持高度警惕。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清廷向“投诚”的前明将领发了一道谕令：“派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多尔衮这是想通过扣留人质来驾驭这些政治立场不坚定的武将。

多尔衮认为，这既是一块试金石，又是关键时刻的杀手锏，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多尔衮没有想到，拿定主意要造反的人，哪里还顾得上儿子的死活？儿女情长、瞻前顾后，就算造反也难成大事。

这种把戏对铁杆投降分子比较管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未必适合，比如姜瓖。

其实姜瓖并不想造反，但苦于背着一个“拥立前明宗室”的罪名，又没有任何“结案”的迹象（一直“缓议”），随时都有可能被多尔衮提溜出来杀掉。

长期的恐惧，搞得姜瓖每天起床，都要先摸一摸脖子看看脑袋还在不在。这样的日子，谁受得了？但是，造反需要理由，确切地说，需要导火索。没逼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谁愿意提着脑袋冒风险？

姜瓖忍了，但多尔衮却不能忍。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喀尔喀蒙古犯边，直接危及北京的安全，多尔衮急调阿济格、博洛、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瓦克达（代善第四子）、满达海（代善第七子）等皇亲郡王率军赴大同，加强北边防务。

多尔衮做这样的安排，属于正常的军事调动，主要目的是防止喀尔喀蒙古从背后捅上一刀，干扰清军统一全国的进程。但多尔衮没有注意到，大同的姜瓖已成惊弓之鸟，清军稍有风吹草动，他都认为是冲着自己来的。

得知阿济格、博洛准备率大批军队进驻大同，长期生活在“死亡边缘”的姜瓖得出一个重要判断：自己的大限到了！——横竖是个死，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大干一场、绝处逢生！

趁着八旗大军尚未抵达、宣大总督耿焞出城巡视之机，姜瓖于十二月初三紧闭城门，处死耿焞的家属和亲信，正式宣布“易帜”。得知消息，耿焞逃往阳和（今山西阳高），阿济格急率大军于次日抵达大同城下。

姜瓖在大同起义，推倒了山西的多米诺骨牌。在山西各地，万练、刘迁、姜建勋、胡国鼎、魏世骏、白璋、韩昭宣等纷纷率义师响应。那位崇祯时期极不靠谱的李建泰，也在故乡曲沃组织义师抗清，并策动了翼城等地的起义。短短十几天时间，遍地开花的山西全境打成了一锅粥，甚至波及到陕西、甘肃等地区。

出现这样一呼百应的局面，似乎只有一种解释：山西这个老“沦陷区”已经憋得太久太久！

几年来的怒气瞬间喷发，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不出一个月，层出不穷的义师攻城略地，山西大部传檄而定。清军在省会太原的外围，只控制着榆次、平定、乐平（今山西昔阳）、崞县（今山西原平）、盂县等几个城池，太原几乎成了孤城，危在旦夕。

山西闹腾得再厉害，对南方的永历政权而言似乎转机不明显，但对近在咫尺的清廷而言，麻烦可就大了。

事情闹大了，多尔衮这才想起来安抚姜瓖，赶紧派人到大同做思想工作。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大军是冲着喀尔喀蒙古去的，不是冲着你姜瓖来的。如果你能悬崖勒马，朝廷可以既往不咎。

姜瓖又不是三岁小孩儿，他深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什么“缴枪不杀”，恐怕是早上缴枪，中午被杀！既然已经被逼到这一步，只有死磕到底了！

招抚不成，只能诉诸武力。但是，山西的声势太浩大，仅凭阿济格、博洛那点人很难对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山西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平定，势必引发北直隶、河南、山东的连锁反应。推到中原这排“多米诺”，北方便可通过夔东山区、安徽等“抗清游击区”与南方连成一体，全国的形势将发生逆转。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初四，多尔衮派尼堪（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率军入晋，配合阿济格、博洛进剿各地义师。

一个月过去了，阿济格、博洛、尼堪的大军仍无明显进展，山西义师一个比一个难对付。当然，最难啃的还是固守大同的姜瓖。

多尔衮入关以来第一次急眼了，于是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多尔衮亲征！

<h3>亲征！亲征！</h3>

自从清军入关以来，多尔衮的身体便处于“亚健康状态”，又身为“皇叔父摄政王”主理朝政。因此，不管天下打得多热闹，嗜战如命的多尔衮一直都是待在北京运筹帷幄。

从消灭弘光政权，到进剿隆武政权，再到夺取湖南、两广，多尔衮无非是派几员大将，轻松加愉快地搞定。多尔衮没精力亲征，也没必要亲征。

如今，姜瓖想先这么耗着，但清廷拖不起。山西搞不定，北京就危险了，多尔衮没办法像以前一样稳坐钓鱼台等着听捷报。

多尔衮带着八旗精锐直奔大同而来，还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很快便拿下浑源、应州（今山西应县）、山阴等地，切断了大同与山西中部义师的联系。

就在多尔衮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大同时，北京传来急报：多铎感染天花，生命垂危！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多尔衮拍了拍大腿，暗自埋怨：小十五啊小十五，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不是拆十四哥我的台吗？

埋怨归埋怨，多铎毕竟是自己的同母兄弟，如今时日无多，怎么着也要回去见上一面。三月，多尔衮从山西撤回北京。同月，多铎病死，多尔衮不得不滞留北京料理后事，山西只有暂时交给阿济格、博洛等人处理。

多尔衮第一次亲征山西，虽然历时短暂，但有效地切断了大同与其他义师的联系，为清军进一步围困大同提供了契机。

从四月开始，阿济格执行多尔衮临行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对山西事变的始作俑者姜瓖实施“铁桶战术”。

但是，山西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大同被死死围困而有所改观。除了山西本地义师四处扩大战果以外，陕西王永强、王永镇义师也在夺取陕北广大地区后，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凑热闹。

四月底至五月初，义师先后夺取了汾州（今山西汾阳）、祁县、武乡、榆社、清源（今山西清徐）、徐沟等地，清军只控制着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少数几座孤城，山西的局势更加对清廷不利。

到了六月，山西的清军已经不够义师“吃”了，魏世骏所率义师又进入北直隶、河南境内，夺取了武安、林县（今河南林州）、涉县等地。刚刚料理完多铎后事的多尔衮抓狂了，决定再次亲征。

为了平定山西的局面，多尔衮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下了血本。在山西战场，满八旗中会打仗的将领基本上悉数到场，只有下狱后自尽的豪格、染病亡故的多铎和正在清剿湖南的济尔哈朗三人缺席。我们熟悉的阿济格、博洛，还有尼堪、硕塞、满达海、瓦克达等将领，此时都在山西跟义师玩命。在陕西战场，镇守汉中的吴三桂、李国翰（汉军镶蓝旗人，定西将军）奉命北上，与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人，陕西总督）会合，在剿灭王永强义师后，也转入山西配合清剿。

多尔衮第二次亲征历时两个月，战果并不明显，于八月匆忙返回北京。天下未定，主少国疑，朝中不能没有拿主意的人，多尔衮实在是身不由己。

真正对山西战局起到扭转作用的，是接替耿焞担任宣大总督的佟养量。

佟养量被多尔衮从山东调了过来，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便是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活动的刘迁义师。

佟养量的这一招确实相当狠！

代州在大同的南面，中间隔着应州、山阴。多尔衮第一次亲征时，代州与大同的联系被切断。但是，对于围困大同的阿济格而言，代州的刘迁仍然是躲在自己背后的威胁。背着一颗“定时炸弹”，阿济格难以对大同的姜瓖放开手脚。万一刘迁在背后捅上一刀，跟姜瓖一起南北夹击，自己就真成对方嘴里的“三明治”了。

佟养量清剿刘迁部，义师寡不敌众，退往五台山区，又遭到清军的穷追猛打，被彻底剿灭。

阿济格没有了后顾之忧，对大同的攻势日益迅猛。另外，大同被死死围困了几个月，已经是“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形势对孤军奋战的姜瓖越来越不利。

每到严峻的时刻，总是不乏贪生怕死之徒。眼看大同的形势愈加危急，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决定叛变，并暗中与城外的清军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暗杀姜瓖，举城叛变，再次上演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惨剧。据说，大同不战而降之后，多尔衮曾咬牙切齿地下了一道谕令：将大同的城墙削去五尺！——他也不想想，以后就是自己守城等别人攻了，这不是帮敌人的忙吗？

或许，生死事小，面子事大，愤怒往往令人丧失理智！

愤也泄了，墙也削了，山西还得接着打。

不过，随着大同沦陷、姜瓖殉国，山西的形势发生了逆转。由于各地义师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很容易被各路清军分割包围，清军的进剿行动明显轻松许多。

大同失守前后，各部清军捷报频传。满达海剿灭宁武总兵刘伟部，攻陷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朔城区）。博洛先后夺取平遥、辽州（今山西左权）、榆社等地。孟乔芳率领的陕西军队会同户部侍郎额色进剿白璋义师，攻克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今山西临猗）等地。

进入九月，清军的攻势更加迅猛。博洛部与满达海部合攻姜建勋义师，于九月十四日攻陷汾州，太谷、沁州、潞安（今山西长治）相继失守。同月，陕西军队也在晋西南剿灭韩昭宣义师，夺取运城。

十一月，博洛率部取得“泽州大捷”，陈社、何守忠等义师将领被擒杀，泽州失守。李建泰见大势已去，在太平县（今襄汾县汾城镇）向清军投降，后被处死。

山西的局面基本平定，阿济格、博洛、尼堪等率满军回京，吴三桂、孟乔芳、佟养量等分别在陕西、山西境内收拾残局。

十二月，吴三桂在陕西榆林剿灭了刘登楼部，分兵渡河进入山西。义师总兵贺国柱投降，并充当内应，义师总督万练自尽。随着最后一支成建制的义师被消灭，轰轰烈烈的山西大起义也宣告失败。

山西大起义，绝对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抗争！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局，多尔衮如临深渊、胆战心惊。遗憾的是，由于义师缺乏联系与后援，又没有广阔的地盘周旋，起义必然归于失败，清廷危局终将得以化解。但是，惨烈的失败，掩盖不了正义的光芒！

现实不禁令人疑惑：

南方，地盘不小、军队不少，为什么清军能够欢声笑语、传檄而定？

山西，地盘不大、军队不多，为什么清军如此凌乱抓狂、倾巢出动？

原因或许很多很复杂，但我只想说——姜瓖，历史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