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坚定吴胜兆的决心，戴之俊、吴著谎称钱谦益在苏州被抓了，煞有介事地说吴胜兆很快就会受到牵连。一旦被清军拿获，吴提督的项上人头可就不姓吴了！一番“讹诈”之后，戴之俊又给吴胜兆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可以利用陈子龙的关系，与舟山的黄斌卿接上线，寻求支援。

身处旋涡之中，性命堪忧，又有“后门”可走，反水有了底气，吴胜兆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反他娘的！

“后门”陈子龙不用多介绍了，著名的“愤青”一个。弘光政权覆灭后，陈子龙在太湖地区组织义师抗清遭遇失败，此时正在故里松江闲居。戴之俊登门求助，陈子龙欣然应允，一面写信联络黄斌卿，一面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坚定其反水决心。

吴胜兆的计划是以所率四千兵马夺取苏州、松江，黄斌卿的援军布置到江阴、镇江一线，牵制南京的援军。苏、松得手后，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清军忙着清剿福建、广东和湖南，南京的兵力十分空虚，这个作战计划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这次行动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尽管有陈子龙的来信，但一味只图自保的黄斌卿不想跟着瞎掺合，免得惹火上身。

清代文学家全祖望评价黄斌卿“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实在是一语中的！

幸运的是，舟山虽然是黄斌卿的地盘，但张名振、张煌言等“浙系”将领也驻扎在舟山，未必是黄斌卿一个人说了算。张名振、张煌言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苏松可以作为前沿基地，联络太湖一带仍在活动的义师，一举扭转长江下游南岸“敌占区”的力量对比，发展抗清运动。

黄斌卿难排众议，被迫同意派出水师响应吴胜兆反水，双方约定四月十六日举事，吴胜兆派部将詹世勋、高永义到江边接应援军。

在沈廷扬（时任户部左侍郎、总督浙直水师）、张名振、张煌言、蔡聪（黄斌卿小舅子）的率领下，舟山水师浩浩荡荡驶向长江口。

做“海漂”必须永远牢记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

四月十三日，舟山水师在崇明岛附近遭遇飓风，船只损毁比较严重，主要将领纷纷落水登岸。由于是在“敌占区”，除了张名振在一位僧人的暗中保护下返回舟山外，登岸的将领先后被清军俘获。张煌言运气比较好，据他后来回忆，自己“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最终还是回到舟山。沈廷扬和蔡聪就比较惨了，被清军抓个正着，于七月初三慷慨就义。

飓风过后，尽管舟山水师的大部分船只还能作战，但主将纷纷落水，水师只有原路返回。到了约定的日期，吴胜兆派去接应的部队并没看到援军。詹世勋、高永义感到事情不妙，索性再次反戈，率兵拘捕了吴胜兆，戴之俊、吴著被当场杀害。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吴胜兆还没动起来就被逮了，实在是个十足的倒霉蛋。不过，与其归罪于天灾，倒不如说是人祸更贴切。黄斌卿先是首鼠两端，在张名振等人的压力下被迫派军，接着遭遇飓风，“浙系”将领纷纷落水，黄斌卿借坡下驴，不再派出一兵一卒。

黄斌卿不给力，吴胜兆内部也是危机重重，主要体现在保密和“政审”两个方面。造反的谋划应当在绝密的状况下进行，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唯独吴胜兆不知道。自从定下反水的决心之后，“表现欲”极强的吴胜兆四处“炒作”，唯恐他人不知自己很快就要“一鸣惊人”，还很不地道地将陈子龙、夏之旭等人一起“炒作”，搞得满城风云、人尽皆知。

吴胜兆决定反水，并变换发型，但詹世勋一直持反对态度，高永义虽然口头上赞同，却在行动上打退堂鼓，不愿割发。这些反常的举动，没有引起吴胜兆足够的重视，不但不搞严格“政审”，还将这俩意志不坚定的货派去接应援军。即便援军按期抵达，很难说他们会按作战计划引导援军开赴指定地点，说不定奔着清军大营就过去了。

尽管苏松反水的计划胎死腹中，但洪承畴觉得还是有必要到苏州稳定一下局面，虽然吴胜兆被逮，但残余势力未除。

四月二十二日，洪承畴派操江总督陈锦、镇守南京的满兵提督巴山率军抵达苏州，一面深入太湖地区清剿义师，一面在苏州、松江大肆搜捕反清义士。陈子龙被羁押到南京的吴胜兆告发，隐姓埋名逃往嘉定，又辗转逃到昆山，但还是没能躲过清军的抓捕。

五月十三日，一代“愤青”陈子龙在押解途中跳河自尽。经清军“地毯式”的大搜捕，太湖地区的抗清势力被剿灭殆尽。

<h3>“五君子”</h3>

永历元年（1647年）冬天，沉寂许久的浙江再起波澜，发生了“五君子”反水事件。

所谓“五君子”，只是一个概数，其实不止五个人。或许源自于中国人崇尚的中庸，太多了记不住（梁山泊人多，一百单八个，光是三十六天罡就够你背上半天），太少了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统称为“五君子”。

“五君子”的带头者是当年“六狂生”之一的华夏，他与董志宁（也是“六狂生”之一）、王家勤、屠献宸等人密谋，择机在浙江起事，一举拿下绍兴、宁波两府，以图恢复浙东的抗清态势。

虽然不止五个人，但最多不过十几个“愤青”，说委婉一点，知识分子势单力薄，说直白一点，一群书生，就算有成百上千，不会使枪，不会弄棒，能掀起多大的浪？翻翻墙也就罢了，敢造反？长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华夏等人是“愤青”不假，但事态还不至于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五君子”敢反水，当然是“肚子里有货”。不仅有货，而且货还不少。

其一，华夏与宁波城内的降清将领陈天宠、仲谟（原系史可法的部将）交好，可以策反。

其二，附近四明山中有王翊（原兵部职方司主事）、李长祥（原御史）率领的义军活动，他们愿意与“五君子”合作举事，下山抗清。

其三，可通过御史冯京第走“后门”，联络黄斌卿的军队登陆响应。

华夏的作战计划：王翊义军突袭绍兴，得手之后与前来响应的舟山军队会合，在陈天宠、仲谟的接应下攻占宁波。一旦占领绍兴、宁波两府，浙东的形势将发生扭转，从而建立稳固的抗清基地。

这个计划似曾相识，其实跟吴胜兆的反水计划差不多，但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王翊义军是抗清的老部队，而且长期活动在山区，保密和“政审”比较靠谱；

——宁波城内有内应，可极大地减少攻城阻力；

——宁波距离舟山较近，有利于黄斌卿及时响应。

虽然优势明显，但黄斌卿到底是否同意出兵，还是比较让人揪心。半年前为了接应吴胜兆，结果仗还没开打，却落得个船翻人散的悲惨结局。按黄斌卿的品性，这一次应该打死也不愿出窝。

出人意料的是，黄斌卿居然非常爽快地同意出兵。黄斌卿如此反常，冯京第的游说只是次要原因，主要是他看到了切实的利益，在家门口“入股”至少比跳到江苏去凑热闹要靠谱得多。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宁波、绍兴，就华夏和王翊的实力来看，无异于给黄斌卿打工。黄斌卿不仅能够扩大势力范围，还能在“敌占区”与舟山之间增添一道屏障。另外，宁波与舟山隔海相望，危险系数要小得多。

这笔一本万利的生意，谁不干谁是傻子！

得到舟山的积极回应，华夏与王翊、黄斌卿约定，趁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祯移驻天台之际，于十二月初四举事。

黄斌卿同意出兵，舟山到宁波这么短的距离，海上也出不了什么岔子。遗憾的是，“五君子”成了2.0版的倒霉蛋，这次举事还是以失败告终，不是黄斌卿掉链子，而是华夏那里出了纰漏。

吴胜兆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想造反，保密和“政审”是相当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王翊的义军不会有大问题，但到华夏这里，风险系数就比较大了。

前面说过，“五君子”不止五个人，掌握核心机密的知情人不下十个人。人越多，保密越困难。再加上又是一群书生，简直就是要老命了！

倒不是贬低书生，书生有两个特点：爱找同道中人、社会经验缺乏。总之，比较好糊弄。谁暗中骂清廷两句娘，就被他们当成自己同志了，口无遮拦地将整个作战计划娓娓道来、和盘托出。

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传到谢三宾这儿来了。谁也没料到，谢三宾早就是降清的铁杆分子了。弘光政权垮台后，浙江掀起了抗清的高潮。当时，华夏奉命赴定海游说防倭总兵王之仁入伙，几乎同时来见王之仁的还有谢三宾，只不过是替清军策反的。最后，王之仁将谢三宾撂在一边，跟着“六狂生”一起抗清。

谢三宾虽然投降了清军，但一无功绩、二无背景，没能得到录用，此时正待在鄞县无所事事。得知华夏等人密谋“反叛”，谢三宾终于找到了立功的机会，赶紧向清军分守宁绍台道陈谟告密。

密谋暴露，华夏等人还蒙在鼓里，秦世祯立即改变移驻天台的计划，决定先发制人，调兵进攻四明山。毫无准备的王翊被打得措手不及，仓皇逃窜。

谢三宾知道作战计划，但未必清楚密谋者到底有多少人。不过，王翊补上了这个缺。由于事发突然，清军在王翊的老巢缴获了一批相互联络举事的密信。不仅铁证如山，而且有名有姓，清军按名字抓人，“大鱼”一个也不会漏。

十二月初二，华夏被捕。随后几天，除了董志宁得以逃脱，其他参与密谋者先后被清军捕杀。约定日期未到，举事的主谋、主力均被铲掉，作为内应的陈天宠、仲谟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浙江发生的这一切，远在舟山的黄斌卿并不知情。当舟山水师按计划增援时，遭遇清军的强力阻击，交战整整一天，舟山水师损失战船数十艘，副将李让战死，被迫返航。

继吴胜兆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清行动再一次胎死腹中。

<h3>王光泰起义</h3>

敌后的抗清斗争并非局限于江南，清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子其实也很难过。其中，比较大的是发生在襄阳、郧阳（今湖北郧县）一带的起义。

领导起义的人叫王光泰，但这次起义跟他的哥哥王光恩有直接关系。王光恩绰号“小秦王”，原是“流寇”的首领之一，崇祯时期接受朝廷招抚，驻守郧阳。弘光元年（1645年），王光恩率部降清，任襄阳总兵。

王光恩镇守襄阳，郧阳巡抚潘士良也驻节在襄阳，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再次发生。潘士良一直看不起王光恩的“流贼”出身，王光恩对潘士良更是瞧不上眼。你倒是进士出身（潘士良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还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不也照样投降吗？我王光恩投降还能升总兵，你潘士良投降，直接从中央滚到地方，还有脸在我跟前得瑟？

潘士良干不过手握枪杆子的“地头蛇”，便直接向北京密奏，诬陷王光恩谋反。多尔衮没有洪承畴的好脾气，直接下令把王光恩逮了，押往北京。

这种典型的文武相争，所谓谋反基本上都是子虚乌有，为什么多尔衮会信以为真呢？并非多尔衮好糊弄，而是他另有算盘。既然是“流贼”，现在不谋反不代表以后也不谋反。襄阳地理位置重要，万一王光恩被逼反了，麻烦可就大了，他可是掌握着近万的军队！

多尔衮决定，与其和稀泥，不如趁机收编，清除隐患。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王光恩被押赴北京，多尔衮空降杨文富来接任襄阳总兵、漆尚友任右营副将。

这个无耻的意图未免太明显了，王光泰（绰号“关索”）、王昌、李世英等人忍无可忍，决定反水。四月二十九日，王光泰、王昌、李世英率八千人在襄阳起兵，斩杀了杨文富、漆尚友以及分巡下荆南道甘文奎、襄阳知府杨矿、襄阳府推官李实发、襄阳知县潘朝佑等地方官员。

五月初三，起义军转战郧阳，捕杀分守下荆南道刘开文、郧阳知府董有声、郧阳府同知刘璇、郧阳府推官孙阳声、郧县知县赵丕承、竹山知县童士勤、保康知县薛溥、郧阳行都司表捷等地方官员。

总之，襄阳、郧阳两府及各县的官员基本上被杀了个遍。

起兵之后，王光泰一面向湖南的何腾蛟通报情况并寻求支援，一面就地发布告示，招募兵勇，扩充力量。

且不说何腾蛟自顾不暇（“三王”此时正在大举进军湖南），就算有兵可派，以何腾蛟后来的品性，也不见得会施以援手。像王光泰这样的“流贼”，何腾蛟想挤兑走都嫌麻烦，怎么可能没事找事，往前凑热闹！

接到消息的永历朝廷思前想后，虽然派不出一兵一卒，但还是破天荒地甩过来三顶帽子：王光泰授郧襄提督之职、王昌授郧襄总兵、李世英授河南总兵。

王光泰气不打一处来：帽子能当枪使，还是能当钱花？别说郧襄提督，即使是授“招抚江北大学士”，又能有什么用？清军又不是吓大的！

接到湖北的报告，多尔衮最开始还是想和平解决，毕竟湖南正在打仗，湖北的阵脚不能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摁下去。为了安抚王光泰，多尔衮曾一度释放王光恩表示诚意，但是王光泰根本不吃这一套，照样在襄阳、郧阳“大闹天宫”。

多尔衮见这招不好使，一面处死王光恩，一面命湖广提督孙定辽从武昌率军镇压。六月十一日，清军前锋进抵距郧阳仅四十里的安阳口，王昌出城迎敌，将清军打得七荤八素，孙定辽当场阵亡，副将李显功被擒杀。

七月十八日，多尔衮又命吏部侍郎喀喀木率军前往湖北镇压。喀喀木还在路上，起义军便已开始向河南推进。九月十九日，王光泰率军进攻河南淅川，由于兵力不多（只有一千多人），又遭遇清军河南总兵张应祥、开归总兵高第的阻击，攻城没有成功。

不久后，喀喀木大军进抵河南，会同河南、湖广的清军向郧阳逼近，王光泰、王昌被迫撤回郧阳。李世英率部逃往兴安（今陕西安康），准备与米国轸率领的义军会合。他并不知道，米国轸已被进剿张献忠的博洛、吴三桂大军消灭。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世英部被清军兴安总兵任珍击溃，李世英阵亡。

由于清军来势凶猛，自知不敌的王光泰、王昌为保存实力，率部经房县入川，在夔东山区与刘体纯、袁宗第等人率领的大顺军残部会合，继续坚持抗清。

想灭我？没这么容易，等几年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