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各自为战</h3>

永历时期，朱由榔率领的“逃跑朝廷”与东南沿海相距甚远，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少有交集。这种复杂的局面，给叙述南明的历史增添了一些困难。

为了确保情节的完整性，我只能通过频繁“换台”的方式，分开阐述永历朝廷和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

这种方式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些错觉，比如前面发生过的事、死掉的人，后面可能又会提及，所以先提前说明一下。

好了，现在开始第一次“换台”。

相比于“正面战场”的顺风顺水，清军在福建、浙江等“敌后战场”却屡屡受挫，鲁监国朱以海、郑成功、黄斌卿纷纷点燃抗争之火，搅得东南沿海不得安宁。

敌后抗清的主战场，自然非福建莫属。隆武二年（1646年）下半年，博洛带着投降的郑芝龙走了，鲁监国在郑彩的护送下来了。这一退一进，特别是佟养甲、李成栋在辜朝荐的忽悠下进军广东，福建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扭转。

清军在福建防守空虚，南明残余势力得到喘息和补充，并逐渐恢复元气，开始轰轰烈烈的抗争。不过，福建的形势远比广东要复杂得多，因为在福建巴掌大的地盘，南明的抗清势力分成了三大派系：

——“浙系”，“核心”是鲁监国朱以海，驻地长垣，主力是建国公郑彩的部队，主要将领还有定西侯张名振（驻舟山）、同安伯杨耿（提督）、定远伯郑联（总兵）、闽安伯周瑞、平夷伯周鹤芝、荡湖伯阮进（驻舟山）等。

——“闽系”，“名誉老大”是郑鸿逵，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郑成功负责具体作战指挥，驻扎在厦门、金门地区。虽然郑芝龙曾经手握重兵，但大部分跟随主子投降，又被郑彩、郑联分走一部分，所以郑鸿逵、郑成功撤到金门时，并没有带走多少人，基本上是白手起家。

——“地方系”，主要是指各地官绅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师，将他们单独归成一类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些人“反清”是必须的，但反了之后服从谁的领导很难说，鲁监国、隆武（郑成功代表）、永历都是可能的选择。如果觉得选谁都不合适，那就自己领导自己。其次，即便选择其中一个投靠，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还是单打独斗。

三大派系的关系比较微妙，鲁监国指挥不动郑成功，郑成功也不敢拿鲁监国怎么样，地方义师更是抓瞎。尽管抗清的武装遍地开花（清浙闽总督张存仁曾向朝廷奏报福建“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好在大家还比较能够顾全大局，互不干扰，只是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作战计划随心所欲，相互协同就更谈不上了。

有人说，福建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抗清武装的战斗力，为清军进取福建提供了便利。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统一指挥是否能够提高战斗力，关键要看是否有人能够胜任。湖南倒是何腾蛟一个人说了算，结果大家一起大踏步溃败。后来的事实证明，凭朱以海、郑成功的战略眼光和战术水平，都不足以指挥“大兵团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打乱建制、各自为战，不仅清军看着乱，自己都觉得相当乱，福建才有可能撑得更久。

此时的福建，确实已经成了一团浆糊！

“浙系”方面，鲁监国趁着清军兵力空虚，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底在长垣誓师，着手准备收复失地。誓师之后，率先动作的是驻扎在海坛岛的周鹤芝，这可是一个传奇人物。

周鹤芝，字九元，福建福清人，海盗出身，早年在福建沿海劫富济贫、闻名乡里。在此期间，周鹤芝与倭寇打过交道，并让儿子拜倭寇首领撒斯玛为义父。崇祯时期，周鹤芝接受朝廷招安，昔日的海盗摇身一变成了“缉私警”。隆武时期，周鹤芝被任命为水师都督，调往舟山，协助黄斌卿防守舟山。

撒斯玛后来做上了倭国的大将军，周鹤芝就想凭借自己的“海外关系”去倭国借兵抗清。黄斌卿不同意，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没必要引狼入室。性情刚烈的周鹤芝愤然离去，返回福建。郑芝龙决意投降清军，周鹤芝以死相谏未果，率部撤守海坛岛，继续跟清军死磕。

长垣誓师后不久，周鹤芝率兵攻占福清的海口镇，一度占领了近五个月。六月，清军攻陷海口，驻守在此的参谋林籥舞、总兵赵牧战死，周鹤芝被迫退守海坛火烧屿。

周鹤芝出师不利，急于求成的朱以海想“擒贼先擒王”，于二月初八派兵进攻福州。清军虽然兵力空虚，但留守部队也不是吃素的，更何况朱以海也没多少军队，省会福州根本就啃不动。

福州失利，朱以海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后派兵进攻兴化（今福建莆田）、福清。朱以海认为，驻守两地的都是前明降清将领，兴化是张应元，福清是张心裕，应该比较容易策反。

事实证明，朱以海还是太天真。张应元、张心裕比正儿八经的清军还要狠，铁了心地当叛徒，“浙系”军队再次败北。

七月，鲁监国决定亲征，调集郑彩、周瑞、周鹤芝、阮进等部，进攻福州，结果再遭败绩。

两次直取福州败北，朱以海认真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凭自己手上的兵力，想打大城市是不可能了，搞“农村包围城市”才是王道。九月，朱以海出奇兵袭击福州外围的沿海地区，先后攻占罗源、连江两县，次月又光复了长乐、闽清、宁德等地。至年底，清军盘踞的省会福州稀里糊涂地成了前线，频繁遭到南明军队的“骚扰”。

鲁监国带着“浙系”军队（其实主力还是福建的郑彩），在福建毫不客气地攻城略地，大有喧宾夺主的气势，郑成功率领的“闽系”当然也没闲着。

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初一，郑成功率军攻克海澄，次日向漳州进攻，但兵力有限，没能攻下来。清军没让郑成功在海澄多待几天，二月初五便攻占海澄，郑军被迫撤退。六月，郑成功率军再次进攻漳州，还是没攻下来。

郑鸿逵、郑成功脱离郑芝龙的控制撤到金门，手上兵力不多，几个月来主要是制造战船兵器、募练兵勇、筹集粮草，守不住海澄、拿不下漳州实属正常。

看到朱以海的“浙系”越战越勇，自知实力不济的郑成功开始坐不住了。

八月，郑成功将“闽系”军队集结于桃花山，并联络御史沈佺期、光禄寺卿林桥升等起兵响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泉州战役。

驻守泉州的是清军提督赵国祚，还有溜石寨参将解应龙配合防守。郑成功的军队一攻城，解应龙就率军从溜石寨钻出来，袭击郑成功的侧翼和后路。

攻了几次城没攻下来，郑成功发现不对劲，怎么侧翼和后路总是被抄？郑鸿逵、郑成功商议，要想拿下泉州，首先得把解应龙干掉，省得他总是出来捣乱。

九月初三，郑成功以攻城为饵，引诱解应龙出击，并在半道上设伏，将解应龙的军队一举歼灭，并乘胜捣毁了溜石寨。

没有溜石寨的支援，泉州俨然成了一座孤城。赵国祚突然警觉起来，一面严密布置城防，一面紧急探查内应，几天时间就抓出了不少被郑成功策反的“眼线”。

泉州被围困，赵国祚密调漳州守将王进前来救援。王进倒是不敢抗命，但手上只有一千五百人，他必须掂量一下，到底是去救援，还是去送死？

王进灵机一动，谎称自己带着数万潮州援军，要直捣郑成功的老巢安平。为了将戏演得逼真，王进率军向安平方向一路狂奔。

“眼线”都被赵国祚干掉了，郑成功彻底抓瞎。得知潮州有数万人要杀到自己的老巢，郑成功果然中计，赶紧分兵撤守，留下郑鸿逵继续攻城。

郑成功率主力往安平撤，王进突然转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泉州城下，与赵国祚里应外合，夹击郑鸿逵的攻城部队。郑鸿逵还没搞清楚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帮人，便全线溃败，撤回金门。后来，郑成功得知王进的援军只有区区一千多人，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拿脑袋往墙上撞。

尽管“浙系”、“闽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地方系”的抗争却搞得如火如荼，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郧西王朱常湖等人率领的义军。

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初四，活动在闽北地区的郧西王朱常湖与王祁、李长蛟率义军攻克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清总兵李应宗、副将曹胤吉、建宁知府高简战死。义军占领建宁府后，又连克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松溪、政和、寿宁等地。

朱常湖所率义军在福建北部地区的活动，让浙闽总督张存仁如坐针毡。前面提到过，仙霞关是浙江进入福建的主要通道，穿过仙霞关之后可以直抵福建的浦城。朱常湖义军占领的这些县城，恰恰是在福建境内给浦城来了一个“半月形包围圈”。

浦城一旦被义军占领，从浙江通过仙霞关进入福建的主要陆路通道将完全中断。清军想从浙江进剿，刚进门就得挨踹。海路就更指望不上了，就清军水师那点家底，朱以海、郑成功、黄斌卿收拾起来都不费力气。

如果浙江与福建的联系被切断，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南明军队拿下整个福建不过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旦福建失守，等于是将广东的佟养甲、李成栋扔下不管（当时“三王”正在避暑，尚未打通湖南）。

一座小县城关乎华南的局势，杭州的张存仁不敢有丝毫懈怠与侥幸。

眼看浦城危急，张存仁一面向多尔衮奏报，说福建“遍地是贼”，一面砸锅卖铁地调兵遣将，好不容易抽出一千兵马，于七月下旬驰赴浦城。

八月初九，义军进攻浦城，被张存仁的援军击溃，李长蛟阵亡。朱常湖、王祁决定调整进攻方向，往沿海地区推进，以图联络“浙系”和“闽系”。十月十三日，义军围攻福宁州（今福建霞浦）。

清军分巡福宁道潘映娄负隅顽抗，义军将福宁州围困了四个月，福宁城内“士民饿殍过半”。次年二月初五，弹尽粮绝的清军被迫出城讲和，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增援。结果，时间倒是拖延了，但是援军迟迟不到。没办法，张存仁也是“光杆司令”一个。

四月初五，义军攻陷福宁州。

除了朱常湖的义军以外，兴化府也在七月爆发了王继忠、王时华等人组织的绅民起义，并于八月将兴化重重围困。十一月，清福宁道彭遇恺、巡按御史周世科赶来救援，义军被迫撤入山区。由于福州遭到朱以海的“浙系”军队“骚扰”，周世科率军回援，义军再次出山围攻兴化，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

永历二年（1648年）初，被郑芝龙胁持降清的隆武大学士朱继祚获得清廷批准，从北京返回原籍福建莆田。朱继祚一回来就“原形毕露”，坚定支持义军的抗清斗争，并秘密策反了彭遇恺作为内应。义军会同“浙系”杨耿的军队发起总攻，里应外合攻取兴化，守将张应元溃败，逃往仙游。

至此，福州已完全处于“浙系”、“地方系”朱常湖义军和朱继祚义军的包围之中，几乎成为一座孤城。

<h3>吴胜兆的反水</h3>

几股错综复杂的势力将福建搅成了浆糊，陷落已久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也不消停，同样上演着“激情燃烧的岁月”。

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十六日，投降清军后担任苏州、松江提督的前明降将吴胜兆宣布“易帜”，掀起了长江下游南岸抗清的新高潮。

一个地方军事主官反水，总得有原因吧？

民族大义？——狗屁！要是有大义，当初直接成仁拉倒，投哪门子的降？

嫌官小？——清廷挺够意思了！吴胜兆以前在明军中不过是担任指挥之职，属于下层军官，能够升迁苏松提督（相当于苏州、松江军分区司令员）已经很不错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辽人”身份，又跟随多铎大军南下屡立战功（由于弘光军队一触即溃，功也比较容易立），想做提督？做梦去吧！再说了，吴胜兆在弘光政权垮台后就担任此职，如果真嫌官小，早撂挑子不干了，何必苦苦等待两年？

到底是什么逼反了吴胜兆呢？——答案：自找的！

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吴胜兆奉命开赴吴江围剿太湖义师。吴江是他的辖区，吴胜兆自然义不容辞。不过，正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动武，吴胜兆更加恣意妄为、肆无忌惮，他一边剿贼，一边抢劫。最后义师要么被剿灭，要么被吴胜兆收编，江苏、浙江边境被搅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吴提督把人赚来了，把钱赚来了，把邻近的浙江给赚进去了。

时任浙闽的张存仁看不下去了：吴胜兆你个王八蛋，你是去剿贼，还是去做贼？张存仁奏疏一上，吴胜兆被罚俸六个月。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处罚已经相当轻了，对于吴胜兆而言无关痛痒。他在吴江抢了一大堆财物，六个月的俸禄连零头都赶不上，全当“上个税”了。尽管如此，挨了罚的吴胜兆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毕竟钱财事小，面子事大。

倒了一次霉，吴胜兆心里还没消停，闹心的事又来了：驻节苏州的江宁巡抚土国宝向南京的洪承畴上疏，密告吴胜兆意欲谋反。

躺着也中枪，吴胜兆抑郁了！

别忙着委屈，江宁巡抚土国宝是有充分证据的！

土国宝和吴胜兆，一个文臣，一个武将，一起待在苏州，有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土国宝不服气的是，吴胜兆仗着有兵权，全然不把他这个巡抚放在眼里，分赃也没他的份。这还了得？尽管还在战争时期，但清廷学习明朝“以文制武”的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土国宝觉得自己没有享受到制度的“红利”，原因只有一个——吴胜兆飞扬跋扈、藐视上司，他这种态度只有一种解释：想造反。

土国宝言之凿凿，但洪承畴不是傻子，这种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都是前明官员玩剩下的把戏。吴胜兆谋反？给他八个胆，他也不敢！

话虽这么说，洪承畴也不能坐视俩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事情闹大了，万一捅到北京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为了息事宁人，洪承畴做起了“和事老”，既不采信土国宝的告发，又同时命吴胜兆移镇松江。

接到调令，吴胜兆火冒三丈：这不是拉偏架吗？凭什么滚蛋的是我不是他？

其实，洪承畴并没有“拉偏架”的意思，在不调整两人职务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选择。土国宝是文臣，虽然松江也归他管，但驻节苏州是朝廷圈定的，洪承畴没权力乱动。作为武将的吴胜兆就不一样了，哪里需要哪里搬，移镇辖区内的松江也还说得过去。

洪承畴没想到，吴胜兆一“误会”，麻烦可就大了。吴胜兆收编的原义师首领戴之俊、吴著趁机策反，怂恿吴提督“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抗清！

吴胜兆最近相当倒霉，过得也比较憋屈，通过收编义师，自己掌握的军队也扩充到了四千人之众，但要在“敌占区”反水，与强大的清军为敌，吴胜兆还真没这个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