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左懋第的忠勇，但北上和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弘光政权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送出银两，领回了“三宗罪”。

其实，弘光政权虽然孱弱，但历史还是给了这个小朝廷“划江而治”甚至“光复中原”的机会。

机会首先出自明朝的死敌李自成。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农民，多年来四处征战，脾气见长，野心见长，就是见识不长，稍微遇到点挫折，最先想到的还是钻山沟。

山海关兵败后，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而且撤得相当彻底，将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全部拱手让了出来，退守山西、陕西境内。

李自成这么不经打，着实让清廷大吃一惊，更是喜出望外！这确实是清政权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在清政权内部，形势其实很不乐观。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去世后，代善（努尔哈赤次子）、豪格（皇太极长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三叔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继嗣之争，满清贵族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迅速“选边站队”，转入暗流涌动的内讧之中。在多尔衮的努力下，这场纷争最终以幼小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多尔衮担任辅政王而尘埃落定。此时，多尔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协调各方势力，积极稳妥地做好善后工作。

基于这个原因，在是否入关占领北京的问题上，清政权的最高决策层，特别是作为辅政王的多尔衮，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接着吴三桂发动山海关兵变，多尔衮最初的想法是作壁上观，坚决不插手。

老牌“汉奸”范文程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屡次劝说多尔衮速作决断，见机行事，多尔衮方才派出骑兵，与吴三桂一起击溃李自成，打通了进军北京的道路。

李自成一路溃败，清军顺利进入紫禁城。下一步怎么办？满清贵族之间又出现了分歧。

以英王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认为，能拿下北京已经是祖坟冒青烟，占大便宜了，应该见好就收。阿济格建议，在北京留一个亲王驻守就万事大吉了，咱们还是率领清军主力，回关内过安稳日子。

在“汉奸”文臣的怂恿下，多尔衮已经不满足于将北京当做大清的“南大门”，而是想以此为契机，在中原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了说服阿济格等人，无可奈何的多尔衮甚至搬出皇太极的遗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经多尔衮反复做思想工作，并在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帮助下，满清贵族终于达成了初步一致，将爱新觉罗·福临从东北迎到北京，于十月初一举行新的登基大典，以示主宰天下之意。多尔衮被尊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成为这场纷争的最大赢家。

即便如此，清政权到底能在中原走多远，到底能控制多少地盘，多尔衮心中还是没有底。

一方面，满族人口本来就比较稀少，原先占据辽东时，“清人多为辽民所杀”，兵员补充更是捉襟见肘。正因如此，阿济格等人才会有退保关内的想法。

另一方面，中原形势不甚明朗。李自成虽然西撤，但实力不可小觑，除了盘踞陕西、山西一带以外，黄河流域依然有星罗棋布的残余势力。兵力不足的清军很难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南京政权实力如何尚不得而知。如果清军在黄河流域与大顺军全面展开决战，南京政权是否会操刀北上，上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

正是出于这种顾虑，从四月底占领北京开始，清军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既没有挥师追击西撤的大顺军，也没有乘势大举南下。多尔衮既要稳定北京的局面，又要静观其变，摸清楚各方面的底牌。

各方都不给力，黄河流域很快便出现权力真空，前明官绅掀起了推翻“大顺”残余政权的浪潮。“汉奸”文臣们纷纷向多尔衮上书，建议清军立即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一举平定天下。

“汉奸”文臣的心思可以理解，如果让南京政权抢占先机，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后再想与南方的亲友相见，可就是“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了。（可以对比如今的朝鲜、韩国。）

另外，如果不拿下东南这片富饶之地，仅凭北方的经济水平，是极难支撑一个政权生存的。南北经济水平不对等，北方需要南方“输血”。

尽管“汉奸”文臣们一再怂恿，但多尔衮依然“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最多就是派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的“接管”，他想看看南京政权到底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此时，如果弘光政权能够积极响应前明官绅的“复辟”，命令四镇总兵北上，迅速接管山东、河南，必然能对清政权形成威慑。双方再行谈判“联合平寇”，南京政权无疑将掌握至关重要的筹码。

一味贪图享乐的弘光政权实在是无可救药。对于黄河流域出现的契机，南京朝廷不过是在六月下旬，象征性地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邱磊为山东总兵。但是，王燮、邱磊打死也不去上任，原因很简单——没兵。没有军队，到兵荒马乱的地方去上任，这跟上刑场有什么区别？

弘光政权的无能让多尔衮欢喜异常，既然南京都是一群草包，清军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七月二十八日，已经摸清底牌的多尔衮移书史可法，俨然以正统自居，敦促南方立即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清政权已经将“一统天下”作为终极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派出多少和议使团，携带再多的金银财宝，都只能是羊入虎口，自讨没趣了。

<h3>“直把杭州作汴州”</h3> <blockquote>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题临安邸》

</blockquote>

一位生活在南宋时期的诗人，以相当直白的语言，将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南宋朝廷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果这位诗人生活在南明，目睹一下弘光朝廷的“丰功伟绩”，他恐怕很难有心情写出虽是讽刺但不失美妙的诗句，而是直接送上一个字：“呸”。

一个新生的政权，对外软弱无能，被敌人嗤之以鼻，对内横征暴敛，官场一片乌烟瘴气，腐败到了极致。对于这样的政权，如果不能说脏话，还真是无话可说了。

弘光政权控制着南方，而富庶的江南向来是明朝重要的税源地，常年通过漕运给北方“输血”，为朝廷的日用开支和北方“平寇”、“平虏”提供财力支持。如今北方已经被别人给占了，“平寇”、“平虏”都成泡影，想“输血”也输不成了，江南的缴税任务理应减少很多。

朱由崧初就监国时，有大臣提议降低赋税来安抚百姓。但是，史可法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今天下半坏，军饷繁费”。

史可法判断得很准确，自恃有“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个个都是烧钱的“无底洞”。作为督师，优柔寡断的史可法对四镇总兵始终采取“绥靖”政策，一味投其所好，姑息迁就。史可法甚至多次给朝廷上疏，带头帮着四镇总兵要钱。四镇总兵又不知好歹，拿钱的时候相当积极，干活的时候既不出工也不出力，在史可法的纵容下纸醉金迷，挥霍无度。有这样的军队，再多的钱也会被烧光。

时任弘光朝廷都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就军费开支算了一笔账：

武昌的左良玉有五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万两；

江北四镇各三万人，共计十二万，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京营六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二十万两；

其余八镇共十二万人，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南京政权的军队总计三十五万人，每年的军费累计七百万两，另外还有各级官员的俸禄和朝廷的日常开支。

那么，南京政权每年的税收是多少呢？在没有旱、涝、虫等灾害的情况下，满打满算六百万两。

工部、户部在十一月提供的数据显示，朝廷的赤字已达二百二十五万两，户部库存现银只剩余一千两！

弘光政权守着江南这个“聚宝盆”，却在建立仅半年之后，财政就恶化到这个程度，着实令人吃惊。究其原因，除了史可法帮着四镇总兵狮子大开口以外，还有以弘光皇帝朱由崧为首的君臣们终日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功劳”。

朱由崧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大概是想补偿一下自己多年来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上任伊始就大肆选淑女充实后宫，筹备大婚。

南京司礼监秉笔太监韩赞周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声势浩大地在南京、苏州、杭州“选秀”，公然派人在全城搜罗，“挨门严访淑女，富室官家隐匿者，邻人连坐”。凡是有女子的人家，都用黄纸贴上，抓起就走，“街坊缄口，不敢一诘”。内官田成等人伺机巧取豪夺，搞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朝廷四处抓女人，老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了“少女自刎、母亦投井”的悲惨事件。尽管有少数人躲不起，死得起，但大部分人还是想保女儿又保命，于是不分昼夜地拉郎配，呈现了一片“道途鼎沸，不择配而过门”的热闹景象。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真是家家有喜事，处处是洞房，日日寻男子，夜夜有新娘。一时间，男人都不敢轻易上街，担心稀里糊涂就成别人家的女婿了。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朱由崧“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导致“国用匮乏”。

更加耸人听闻的是，马士英、阮大铖还将妓院抓来的雏妓进献给朱由崧，精力充沛的朱由崧一晚上就让两名雏妓殒命。（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

总之，正如时人张岱所说，朱由崧是汉献帝、蜀后主、隋炀帝“灵魂附体”的“极品”。（自古之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

在朱由崧这个“光辉榜样”的率领下，满朝文武除了史可法、陈子龙等极少数清廉官员以外，绝大部分也是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

在腐化堕落方面，马士英一点儿也不辜负“百官之首”的身份。除了接受下级贿赂以外，马士英还将各级官职明码标价，公然卖官鬻爵。弘光朝廷虽小，但官员却是多如牛毛。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中书遍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史可法后来也承认，弘光政权的官员确实是多得令人发指：“人人可以剥商，商本尽亏。新征不已，利归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实自受之。”

首辅马士英如此，以“南混”为主体的下级官员当然乐得上行下效，在城内的官宦府邸，终日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原左中允余煌在一封书信中记载了这样的景象：“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

在这种情况下，税赋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很成问题，更别说花钱打仗了。

<h3>愤青的无奈</h3>

家贫出浪子，国弱多愤青。

弘光朝廷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些正直文臣的极大忧虑与无比愤慨，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就是“愤青”中的一个。

陈子龙（1608～1647年），字卧子，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北京沦陷后，陈子龙在吏部右侍郎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原职效力于弘光朝廷。

陈子龙是明末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上海的“徐家汇”来源于此人）的门生，被誉为“明代第一词人”。如果都不认识也没关系，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红颜知己——秦淮名妓、女诗人柳如是，这个人总该知道吧？

柳如是与文人走得比较近，特别是跟陈子龙情投意合。从崇祯八年（1637年）春开始，两人在朋友提供的“红楼”中过上了同居生活。由于受到陈子龙家人的阻挠，加上“相爱容易相处难”，两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柳如是最后嫁给了愿意明媒正娶她的东林党人钱谦益。

在“红楼”同居的蜜月期，两人通过诗词交流感情，留下了诸多唯美的名篇，也成就了陈子龙“明代第一词人”的美誉。

据说，《红楼梦》里的“绛芸轩”就是从柳如是居住过的“绛云楼”演化而来，还有“终身误”、“枉凝眉”两首词，也源自于柳如是对陈子龙的深深思念。

扯远了，继续“愤青”的话题。

作为兵科的言官，陈子龙并不打算跟“南混”同流合污，而是殚精竭虑地为国效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筹划，陈子龙提出了一整套富有远见卓识的国防策略。

在六月十九日的上疏中，陈子龙率先提出了募练水师的倡议。陈子龙认为，“君父之仇不可不报，中原之地不可不复”，而要光复故土，首先应确保江淮稳固，作为“中兴之根本”。东南一隅想要固若金汤，水师无疑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国防力量。陈子龙向弘光皇帝建议，朝廷应迅速任命专人、拨出专款募练水师，以备不时之需。另外，陈子龙还提出了具体的人选和方针，并保证“一月之内，可以就绪”。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陈子龙的提议并非异想天开。此前，松江知府陈亨已经开始在筹办船只和士兵。山阴知县钱世贵等人已购买三十五艘沙船，还招募了一千多士兵。如果朝廷出面招募，必然能够得到各方的响应，迅速成军。另外，明朝在兵器、造船、火炮方面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能够为水师提供最具杀伤力的火器配备。

有此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旦弘光政权的水师建成，对清军的威慑必然是非同寻常的。清军长期在关外作战，以骑射和陆战见长，却不习水战，更谈不上有什么水师。与此相反，南方特别是东南一带，却是以水战见长。新组建起来的弘光水师既可以协助四镇和京营防守淮河、长江一线，又能从海上突袭敌人后方，令清军始终担心后院起火，难以放开手脚、大举南下。

陈子龙虽然官阶不高，但洞察力是极其非凡的。后来，郑成功能够凭借自己组建的武装船队与清廷抗衡多年，充分证明了陈子龙的远见卓识。

遗憾的是，陈子龙“扬长避短”的正确方针，尽管得到弘光皇帝的“充分肯定”，也表示采纳推行，但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原因很简单——没钱。钱都被朝外的四镇和朝内的君臣挥霍光了，哪有闲钱给你造船划水玩儿？

谏言未被采纳，陈子龙并未就此罢休。此后，陈子龙又批判了弘光朝廷坐视河南、山东陷入权力真空而无动于衷的愚蠢行为。陈子龙认为，弘光朝廷如果不北上，错失良机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将彻底丧失在前明官绅中的地位和威望。陈子龙直言不讳地说：“天下豪杰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贼，则群然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建议由弘光皇帝朱由崧“御驾亲征”，率师北上，并提出了具体详细的进军路线图。

不出所料，这封奏疏依旧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除了陈子龙以外，同为科道言官的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也对时局忧心忡忡。七月初二，章正宸在上疏中直言：“今日江左形势，视晋、宋为更难，当事者泄泄偷息，处堂自娱”，文臣忙着捞财，武将忙着私斗，到处都是一片暮气沉沉，乌烟瘴气。

章正宸认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弘光朝廷应该迅速发兵北上，与山东、河南、河北的官神“齐心协力，互为声援”。

但是，章正宸的正义之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遭到马士英等实权派的忌恨，将他由言官改任大理寺丞，“实夺其言路”，章正宸愤而辞官。

八月十八日，陈子龙再次上疏：

<blockquote>

“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终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几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

</blockquote>

次月，心灰意冷的陈子龙带着对弘光朝廷的无比失望，黯然去职。

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吏科右给事中陈燕翼在奏疏中写道：

<blockquote>

“今奴、贼相持，胜负未决，中国之利正在此时，行间将、吏，不闻一筹一策，用间用奇，而但知张口向内添官索饷。”

</blockquote>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最大的危险不是愤青太多，而是愤青们深感多说无益，没有愤的激情了。

在陈子龙等人看来，弘光政权已经无可救药，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这个时间不是由阎王决定的，而是由清廷决定的。

摸清了弘光政权的底牌，所谓的“和议”破产后，北京的多尔衮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磨刀霍霍向猪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