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逆袭”</h3>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清军已经占据了河北、山东、山西大部及河南东部，轻而易举地将整个中原几乎全部收入囊中，多尔衮开始迈出统一全国的步伐。

多尔衮这个人，怎么说呢，要么太谨慎，要么太不谨慎。

在他看来，敌人只有两种：或者坚不可摧，或者不堪一击。李自成、弘光政权显然不是坚不可摧的，那就只能是不堪一击了。

于是，多尔衮打算一起收拾，毕其功于一役。

整套作战计划分为西线和南线两个部分，犹如两只有力的臂膀，准备将天下揽入怀中。

西线由靖远大将军、英王阿济格指挥，率一部分八旗兵主力及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部，经山西北部、内蒙进攻陕西，在夺取榆林、延安等地区后挥师向南，直捣李自成的老巢西安。

南线由定国大将军、豫王多铎指挥，率另一部分八旗兵主力及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部，渡黄河南下，夺取南京。

多尔衮以大清朝廷的名义发出檄文，将弘光朝廷定义为“伪政权”，并向普天下发布其“三宗罪”——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公开表示不日将大举南下，剿灭前明余孽。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南京政权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次转机——多铎接到多尔衮的新命令，刚刚渡过黄河便挥师向西而去。

这就奇怪了，多尔衮刚刚发布南征的命令，但多铎的大军刚过黄河，却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多尔衮后院起火？不大可能！如果真是如此，应该命令多铎迅速返回北京才对，怎么又转而向西呢？

答案显然只有一个——退踞陕西的李自成一定在搞什么大动作！

在小说《亮剑》里，李云龙为了报仇救老婆，不经请示就擅自率部围攻平安县城，将晋西北搅成了一锅粥。八路军总部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通过侦听鬼子的通讯，听到对方反复提到“平安县”这个地名，方才恍然大悟。

用一个时髦的网络词语来形容，这叫做“逆袭”。

李云龙的“逆袭”是小说，李自成的“逆袭”则是现实。清军在通讯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地名——位于今天河南省西北部济源、焦作一带的“怀庆府”。

十月十二日，改变整个时局态势的怀庆战役爆发。李自成集结了分散在河南西部及陕西一带的残余兵力，对怀庆府的清军展开大规模攻势。清怀庆总兵金玉和几乎全军覆没，府治沁阳县被大顺军重重围困，危在旦夕。

接到沁阳的求救报告，警觉的多尔衮发现情况不妙。李自成既不是坚不可摧，也绝非不堪一击。所谓的敌人，原来还有一档叫做“死缠烂打”。多尔衮原以为，李自成的大顺军已成强弩之末、惊弓之鸟，只会龟缩在西安附近，等着阿济格前来收拾残局。没想到，李自成凭借一群残兵败将、散兵游勇，竟然还敢在中原搞“逆袭”，这问题就比较大了！

一个小小的怀庆府，为什么会引发清军统一策略的重大调整呢？

如果清军继续执行原定作战方案，已经“打了鸡血”（完成兵力集结）的李自成完全可能趁阿济格尚未到达西安、多铎已经南下的空隙，横扫河南、山东，威逼京师，再给多灾多难的北京来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

清军虽然不是豆腐捏的，但这个推断并非危言耸听。清军兵力有限，如果不是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军的倒戈，多尔衮要统一全国，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阿济格、多铎带走的部队，基本上是清军的全部家当。

绝大部分主力都出远门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必然兵力空虚、防守薄弱。如果李自成率大军前来，凭借不久前的统治基础，轻而易举便能让黄河流域短期内易主。

大顺军一旦“重出江湖”，占据堪称“天下中枢”的河南、山东，清军将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西线，从大漠钻出来的阿济格风尘仆仆，可以顺利拿下同样空虚的西安。但是，南面的张献忠已经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即便他打死不出剑门关，清军也不得不防。

——南线，多铎南下与弘光政权的几十万军队交火，北面又是风头正劲的大顺军，多铎大军就成了一支与北京失去联系、面临南北夹击的孤军。

形势一旦对清军不利，难保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这些靠叛变起家的“投机分子”再叛一次，捞取“光复江山”的政治资本。

在“出头鸟”大顺军的率领下，如果弘光政权、张献忠还有清军身边的“投机分子”蜂拥而上痛打落水狗，原意是想揽江山入怀的两只臂膀，将被打成自顾不暇的“残肢断臂”，北京的多尔衮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卷起铺盖回东北老家。

<h3>悲哀！臭棋！</h3>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多尔衮不是脓包，李自成在怀庆府的疯狂已经让他预感到了危险，因此迅速作出反应，转变原定作战方案，命令多铎挥师西向，先解沁阳之围，随即西进潼关，与阿济格会剿李自成。

如此看来，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还是南京的弘光政权，之所以打不赢兵力不占优势的清军，实在不是因为自己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多尔衮采取怎样的作战策略，清政权想统一全国，都将面临同时在两线作战的局面：一边对付西北的李自成，一边对付南方的弘光政权。既然李自成可以趁着清军后方兵力空虚大肆进攻，那么在多铎率军西征后，弘光政权在理论上也可以出师“北伐”，抢占中原。

对于这个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局面，多尔衮根本不屑一顾。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与试探，特别是通过与南方使团的接触，他已经看清了弘光政权腐朽无能、苟且偷安的真面目。在他看来，南京的那群脓包哪怕有一丁点儿北上光复故土的意图，清军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拿下河南、山东。想让弘光北上夺中原？即便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朱由崧也不敢与清决！

弘光政权的朝堂上就是一群如假包换的脓包，李自成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自从揭竿而起以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充分发扬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优良传统。先是一路凯歌高唱、横扫中原，逼得崇祯皇帝上吊殉国，大顺军定鼎北京，宣布改朝换代。但是，进城之后的李自成贼性难改，不懂得团结官绅，实行“封建主义改造”，而是继续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流氓”路线，根本不像个“开国之君”的样子，逼着吴三桂倒戈，这才让关外的清军钻了空子。

山海关一战，大顺军虽然损失惨重，但主力尚存，李自成完全可以通过节节阻击，有计划地撤退，既避敌锋芒，又不断袭扰，消磨清军的锐志，以图伺机反击。遗憾的是，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索性一溃千里，将整个黄河流域拱手让出，开局的优势被消耗殆尽，大顺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怀庆战役，又是李自成在关键时刻下的一着臭棋，硬逼着自己从被动走向绝境。

按理说，李自成能够主动在中原反击，显然对清军很不利，为什么说是一着臭棋呢？

——勇气与精神可嘉，但你得把时间算准了再打吧？

李自成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选择多铎大军刚进抵黄河的时候发动大规模攻势，这不是故意找收拾吗？

如果李自成能够等待一段时间，待多铎军队离开河南并与弘光的军队交上火之后，再集结兵力，在中原一带发动大规模反击，境况明显要有利得多。届时，多铎即便想抽身回撤，恐怕短时间内也难以抽身，更何况远水解不了近渴。

李自成的这步棋实在是臭得可以，大顺军虽然在怀庆府取得了局部战场的胜利，但要老命的是，这场胜利引起了多尔衮的警觉，命令正准备南征的多铎大军悉数转而向西。李自成替弘光政权暂时解了围，做了一次损己利人的“活雷锋”。

多铎挥师西向后，迅速扭转了河南西部的力量对比，李自成的大顺军又成溃败之势。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发动潼关战役，大顺军的大将刘宗敏战败。次年正月初四，刘芳亮部也被清军击溃。李自成亲征迎敌，大顺军还是屡战屡败，局面十分被动。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十一日，已无胜算的李自成撤回西安。次日，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已经向清军敞开。十三日，李自成率残部弃守西安，经商洛向河南伏牛山一带撤退。十八日，多铎大军进抵西安。

收到多铎的捷报后，多尔衮命多铎将善后及追剿等事宜悉数交付阿济格，率部执行原定作战计划，继续南征。

二月二十四日，多铎大军抵达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准备经短暂休整后，在三月和四月间南下，一举夺取南京。

从十月发动怀庆战役，到次年四月多铎再次南征，“活雷锋”李自成以大顺军惨败为代价，为弘光政权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

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弘光政权完全可以挥师北上，呼应李自成的大动作，彻底搅乱中原态势，局面或许还能有所转机。事实上，弘光政权面临的机遇，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以前南京朝廷不敢贸然北进，或许是担忧北京的清军大举南下，而此时全然不必有此后顾之忧，“活雷锋”李自成已经牵制了绝大部分的清军主力。多铎、阿济格两路大军被李自成吸引到了西线，清军大部主力都在跟大顺军残部纠缠，黄河一线只有肃王豪格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进行防守。

神佑大明，良机天成。天赐不取，必受其咎！

在南方，并非所有人都是脓包，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山东总督（名义上的）王永吉、江西总督袁继咸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朝廷派兵北上。其中，袁继咸的话非常切中要害：清军没有大举南下，因为顾虑李自成，如果李自成歇菜了，咱们也得玩完儿。（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

作为一个政权，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真理掌握在说话不管用的人手里。

在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为代表的实权派看来，北上的建议实在太不靠谱。既不符合“联虏平寇”的既定国策，又是自不量力的鲁莽之举。清军不南下已经是菩萨保佑、阿弥陀佛了，人家放你一马，你还主动贴上去挨揍，这不是犯贱吗？

唇亡齿寒？什么唇亡齿寒！大明弘光继自道统，怎么能跟流贼，特别是跟逼杀君父的流贼有唇齿之论？尔等是何居心？

由于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坚决反对，北上之事只能不了了之。该贪的继续贪，该混的继续混。

<h3>“三大疑案”</h3>

虽然没仗打，但“南混”们一刻也没有闲着，反而是忙得晕头转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发生了。

根据不言自明的惯例，加一个“南明版”，实际上想说明它是山寨的。“三大疑案”的原创是发生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原创版的“三大疑案”很复杂，天启在位七年，加上崇祯在位十七年都没有把这几桩案子彻底搞清楚。远道而来的满清政权更是抓瞎，然后越传越玄乎。即便到今天，“明末三大疑案”都还是众说纷纭，谜影重重。

为了把山寨版的“三大疑案”搞清楚，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原创版“三大疑案”的经过。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

前面提到过，万历皇帝、郑贵妃与东林党围绕着“废长立幼”的问题，展开了耗时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最后以东林党的胜利而尘埃落定。

就在万历皇帝向东林党服软，正式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后不久，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棍，只身闯入太子的寝宫，并打伤守门太监。

由于案发时间极其微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郑贵妃指使张差暗杀太子。但是，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并不打算深究，只是将行凶者张差判定为“有精神障碍”，匆匆处决了事。

——“红丸案”，发生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

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去世，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顺利即位，改元泰昌。十天后，泰昌皇帝便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自诩为“仙丹”。泰昌皇帝先后服用了两粒，果然“成仙”，于次日不治身亡。

对于这次“医疗事故”，进药的李可灼罪责难逃。首先，他不是太医，属于“非法行医”；其次，药效相当快，果然是药到病人除。但是，首辅方从哲竟然拟遗旨犒赏李可灼，令人不生疑都难。

东林党用十五年时间保下来的太子，即位才一个月便呜呼哀哉，更何况其中大有玄机，“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人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大家再一次联想到了后宫，认为李可灼是受郑贵妃及泰昌皇帝的宠妃李氏主使，加害朱常洛谋求篡政。

围绕此案，群臣再次展开激烈对抗，新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只能在天启二年（1622年）将李可灼等人流放，勉强做个了断。

——“移宫案”，紧接着“红丸案”发生。

泰昌皇帝死后，理应由太子朱由校即位。但是，泰昌的宠妃李氏暗中勾结阉党头目魏忠贤，意图霸占着乾清宫不走，为将来“垂帘听政”作准备。为了防止后宫干政，以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史可法的恩师）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再一次与宫廷势力展开激烈对抗，坚决要求李氏移驾哕鸾宫。双方争执不下，事态很快便转入白热化，甚至发生了动手抢夺太子朱由校的恶劣事件。

在东林党人的鼎力支持下，朱由校最终得以顺利即位，李氏被迫移宫。不久后，哕鸾宫失火，李氏母女险些丧命，又有人怀疑是朱由校及东林党人暗中使坏。经朝廷多次辟谣，天启皇帝又承诺尊养李氏母女后，事态才逐渐平息。

原创的“三大疑案”到今天都是一笔糊涂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案件的背后，实际上是朝廷中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表现。如果将这些背后的势力看做一团乌云的话，那么“三大疑案”就是经激烈碰撞后的闪电。

明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败于永无休止的内讧与党争！

“北都”如此混乱，“南都”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从“选嗣总决赛”开始，“南混”便开始选边站队，互相掐架，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东林党人败下阵来，遭到勋贵的排挤。

但是，视斗争为生命的东林党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们借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机，频频向朝廷发难。两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弘光皇帝又是一只木偶，整个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场斗争中，掌握实权的马士英抢占了先机，他绕开提升官员必须的“廷推”程序（类似于“集体表决”），动用首辅的“票拟权”直接起用阮大铖，东林党再次落败。

东林党并不甘心失败，频繁上疏弹劾马士英、阮大铖，干扰朝廷的正常工作秩序。马士英对这些人一概置之不理，对骂得太不像话的人重则就地免职，轻则调换岗位，弘光皇帝索性置若罔闻，听之任之。

东林党骂得爽快，马士英全当放屁。骂惯了，听惯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就在群臣其乐融融一片和谐的时候，却相继上演了扑朔迷离的“大悲案”、“假太子案”、“童妃案”，史称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在南京的官场中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旋涡，并最终将弘光政权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三大疑案”的始末，后人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各种史料中进行了大量脱离史实的改造与修饰，包括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清人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等，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相比较而言，李清在《南渡录》、《三垣笔记》中的记载应该是靠谱的，因为李清时任弘光政权的都给事中，是“三大疑案”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李清在“南混”的党争中基本上“不持立场”，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比较谨慎和客观。

下面就根据《南渡录》的记载，看看“三大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悲案”，发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

十二月的一天，在逃难到南京城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法名“大悲”的和尚。

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即便是与世无争的佛门弟子也难以幸免。虽然有佛祖保佑但也得吃饭，没饭吃就得逃难，所以来个和尚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个和尚竟然口出狂言，说他是亲王！这问题就闹大了！

到底是真是假？此时除了和尚自己，没有人知道。为了谨慎起见，朝廷立即安排对和尚进行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崇祯皇帝曾封自己做齐王，自己没答应，后来做了吴王，其间漏洞百出，很快就露出了马脚。经审讯，大悲和尚不过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屁民”一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苏州做了和尚，案件告破，和尚被处斩。

案件到这里似乎就结束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因为有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开：大悲和尚莫非吃了豹子胆，敢冒充王爷？他以为弘光朝廷的人都得了失忆症？

我们想到的疑问，负责审讯的人当然也能想到。在刨根问底的审讯中，大悲和尚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

好家伙，翻案来了！

不仅如此，大悲和尚还供出了所谓的“幕后主使”——钱谦益、申绍芳。这两个是什么人呢？申绍芳不过是陪衬，最关键的人物是钱谦益。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东林党“大佬”之一，也是潞王即位的最初动议者，后来见风向不对，立即倒戈，向马士英“投诚”。大悲和尚案发时，任弘光朝廷詹事府尚书。

真是躺着也中枪！钱谦益、申绍芳连忙上疏辩解。与东林党有宿怨的阮大铖及时抓住机会，跟御史张孙振相勾结，断定大悲和尚的背后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反动组织”（说直白一点，就是“潞王还乡团”），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一道“黑名单”，包括所谓的“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要求朝廷对这股“暗流”一网打尽！

从数量上看，阮大铖的“黑名单”共计罗列了一百四十三人，规模相当庞大。再翻看名字，弘光皇帝大吃一惊，甚至阮大铖的“大哥”马士英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黑名单”里都有谁呢？

“十八罗汉”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黄道周、吕大器、袁继咸、路振飞等。

“五十三参”中有姚思孝、章正宸、熊汝霖、黄澍等。

“七十二菩萨”中有刘宗周、祁彪佳、张国维等。

对这些人不熟悉不要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东林党人”（有些人只是“同情者”，如史可法、黄澍）。要是照这个名单抓人，整个朝廷基本上都得被腾空。人都进大狱休息了，谁干活？马士英也看不下去了，阮大铖你个小王八蛋，别没事找事！

阮大铖想借机排斥异己，由于动作太大，被马士英摁了下去。大悲和尚被处斩，也就算是结案了。

大悲和尚人头落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到底谁是主使？不过，如果什么都真相大白，那就不是“疑案”了。

咱们把这个疑点暂时放一放，后面再说。

——“假太子案”，发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

十二月，鸿胪寺卿高梦箕的仆人穆虎在南下时，遇到一位少年同行。夜宿客栈时，穆虎发现少年内衣上竟然绣有龙纹，吓得不轻，一般人哪敢穿这玩意儿！经反复询问，少年承认自己就是崇祯皇帝的太子，这下麻烦大了！

穆虎回到南京，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高梦箕。老高没见过真太子，对宫中之事也不甚明了，一时间难辨真伪。见少年言之凿凿，老高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宁可信其真，便私自将其秘密转移到了杭州，暂时安置在侄子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