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错觉</h3>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很多革命斗争的失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对于新生的弘光政权而言，孰敌孰友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撇开四川的“土皇帝”张献忠不谈，尽管弘光朝廷希望偏安一隅，坐山观虎斗，但大顺、大清正在北方打得不可开交，它们可以一起做弘光的敌人，却不可能三家其乐融融地做朋友，南京政权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南京政权有太多的理由将李自成看做死敌：

——李自成率领的“流贼”害死了先帝崇祯，大明二百多年的辉煌毁在这个陕西农民的手里。

——农民军对明朝官绅仇恨颇深，大肆拷掠已经投降的前明官员。

——李自成占据黄河流域，又四处乱窜，直接对江南构成军事威胁。

——大顺军的口号是“三年免征”，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严重扰乱封建社会秩序。

如此看来，南京政权不可能与李自成“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弘光朝廷唯一需要决策的是将清政权看做敌人，还是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政权的两大实权人物——马士英、史可法可谓不谋而合，他们的一致主张是“联虏平寇”。

确切地说，马士英、史可法的策略，出自他们对时局的错觉。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李自成撤回北京，于二十九日仓促登基后向西逃窜。

从李自成攻陷北京算起，四十天后再次易主，着实令围观者大跌眼镜，摸不着头脑。

在这个重大的变故中，前明总兵吴三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阵前倒戈，清军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入关并占领北京的。

这个反复无常的总兵，给情报不明的南京造成了一种错觉，马士英、史可法都认为，吴三桂这么做是“义举”，他想借助清兵的力量光复大明王朝。

既然如此，南京政权当然应该紧跟“吴义士”的步伐！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上疏，提议尽快联络吴三桂。次日，弘光朝廷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这已经是仅次于亲王的爵位了。

南京的朝廷还不知道，吴三桂已经被清政权册封为“平西王”，谁稀罕你一个小朝廷封的“蓟国公”！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在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汉族官员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安抚与笼络的政策，包括：

——为崇祯皇帝发丧、祭祀，俨然以汉人的“报君父之仇”者自居。

——率先归顺的前明官员一律既往不咎、官复原职。

——废除三饷（辽饷、练饷、剿饷）。

在前明官绅看来，拖着辫子的满族人实在太讲究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清军对前明充满“同情”的政策，进一步加深了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错觉，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与清军联合剿灭“流贼”的想法。

既然想联合，就必须派出使团去谈判，但在派谁去的问题上，弘光朝廷拿不定主意，因为谁都不想去、不敢去。

放着江南的好日子不过，到兵荒马乱的北方冒险，不是脑袋被门夹，就是吃饱了撑的！——曾经的“南混”、如今的“南漂”，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于是，官大的说“工作忙，走不开”，官小的说“级别低，不够格”，总之就是一句话“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很快便冒出两个自告奋勇的人，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第一个是都督同知陈洪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混”为何如此特立独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第二个是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这是南明屈指可数的忠勇之一，也因此次出使，被后世誉为“明末文天祥”。

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政权的使团正式从南京出发。正使是新迁任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新任左都督陈洪范、新任太仆寺卿（原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为副使。

使团携带了弘光政权给清政权的“御书”、给“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以及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浩浩荡荡沿着大运河北上。

除此之外，左懋第还带着莫可名状的沉痛心情，他实在不知道此次出使能得到什么。左懋第的心情可以理解，这个“副部长级”的使团不可谓规格不高，也什么都带上了，唯独少一样东西——谈判方针。

没有方针，谈哪门子的判？

<h3>艰难的使命</h3>

其实，此次北上和谈事关重大，弘光朝廷当然想给个方针，定个底线，但上到弘光皇帝朱由崧，下到内阁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谁也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虽说是联合剿贼，但有些话还是要讲清楚，特别是两家准备从哪儿分界的问题。

在一次廷议中，有人提议以淮河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大学士高弘图则认为山东不可放弃，最起码也得以黄河为界，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谈判方针。

高弘图提出的方针包括：⑴迁葬先帝崇祯；⑵割让山海关以外（相当于让清军撤出山海关）；⑶承认清方的“可汗”地位；⑷每年以十万银两“安抚”清方。

高弘图的方针不可谓不正确，如果能够谈出这个结果，简直就是天降弘光政权以福音，“复国”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

作为内阁首辅，马士英充分发扬史可法“和稀泥”的优良传统，索性避实就虚，提出了“论叔侄关系，分境而治”（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的方案。

马士英的方案纯属扯淡，你想认清政权的顺治皇帝作侄儿，也得人家愿意啊？入关打中原怎么还打出一个南京的叔叔来？还有“分境而治”，从哪里分？淮河还是长江？如果清廷坚持以海岸线分，弘光朝廷是不是还要搬到船上去？

左懋第倒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靠谱的建议：以出使为名，率兵一路收复故土。造成占领黄河以南的既成事实之后，再进行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因为李自成西撤后，清军忙着稳定北京的局面，对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一带鞭长莫及，广大的黄河流域出现了权力真空。因此，弘光政权出兵光复故土，跟开荒没多大区别。

马士英、史可法非常爽快，果断地否决了左懋第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带兵北上，一路收降纳叛，大肆扩张，和谈的诚意何在？万一激怒了清军，岂不是惹火上身，活得不耐烦？

马士英、史可法还有一个不便公之于众的理由，他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一味保存实力沉湎于灯红酒绿的四镇总兵是不会出兵的。四镇总兵不出兵，左良玉当然也不傻，其他各小镇的总兵自然乐于躲在后面看笑话。如果抽调京营的兵北上，全打光了怎么办？江南有人造反怎么办？

既然大臣不能达成一致，就该轮到“傀儡”朱由崧拍板，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朱由崧似乎拿定了主意，“不关己事不开口，摇头一问三不知”。在他看来，在“御书”、“诰敕”上签了字，银子、绸缎也拨了，使团成员的官也升了，派不派兵马首辅跟史督师也决定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去吧。

弘光政权的实权人物软弱无能、鼠目寸光、畏惧不前到这个地步，左懋第无言以对，只能带着自己对大明的一片赤胆忠心上路了。只是他还不知道，特立独行的“南混”陈洪范早就被清廷收买，已经将南方使团的底牌悉数通报给了对方。

九月初五，距离从南京出发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使团终于沿大运河穿过江苏，抵达山东南部的济宁州。

这样的蜗牛速度，恐怕连当初磨磨蹭蹭率师西征的李建泰都望尘莫及。倒不是左懋第不想快，而是实在快不起来，因为一路上盗贼太多，不得不边走边停。

九月底，南方使团到达河北境内，但又接到清廷通知，顺治皇帝将于十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重新登基，以示统御中国之意）。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时期，使团耽搁了数日，终于在十月十二日抵达北京。清廷准备将使团安置在“四夷馆”，俨然是把南方使团看做进贡的属国。左懋第据理力争，清廷才改到了鸿胪寺。

在北京的这一晚，不受待见的南方使团“内外不许举火，……官丁饥寒殊苦”，左懋第彻夜未眠。回到久违的故都，在还有些许血腥和硝烟的空气中尽情地呼吸，左懋第浮想联翩，泪如雨下。

作为崇祯的旧臣，他亲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崩塌。在他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母亲陈氏不屈的身影。母亲不过是一位孱弱的老妇人，她不能上阵杀敌，只能通过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一腔忠烈与愤懑。北京陷落后不久，她就带着对大明江山的无限眷念，溘然长逝了。

左懋第知道，南京朝廷里的那些人沉湎于江南的风花雪夜，只想苟且偷生，北上和谈的希望无限渺茫。但左懋第明白，母亲不惜付出生命，诠释的是忠义，是气节。相比之下，手握重兵的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之流，是多么卑微与无耻！

歌舞升平、暮气沉沉之日，方是彰显我大明大有人在之时，左懋第抱定必死的决心北上，决意效法南宋的文天祥，“留正气于千古”。

临行之前，左懋第上疏向弘光皇帝辞行，奋笔疾书道：

<blockquote>

“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blockquote>

左懋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事、该做的事，至于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h3>谈判？挨训！</h3>

经过一夜的深思，左懋第已经做好了到紫禁城“舌战群蛮”的准备，但清廷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十月十三日，清政权礼部官员来到鸿胪寺，“热情接待”了南方使团一行，双方本着坦诚的态度，开门见山、推心置腹地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议。

清廷官员率先发问：你们干吗来了？

左懋第回答：我朝天子想借贵方大军破贼，再为我大明先帝发丧，特来致谢礼。

清官员说：有书信的话就交出来吧！

左懋第表示：御书只能当廷递交贵方首领。

清官员坚持认为：进贡文书应交礼部。

左懋第澄清：这是天朝国书，并非进贡。

双方争执不下，清官员索性甩手便走，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次日，清政权内院学士刚林亲自来到鸿胪寺，与南方使团举行第二次会谈。

刚林显然没有礼部官员的耐性，刚一进门就径直坐在堂上，劈头盖脸痛斥南方使团，指责南京不出兵讨贼，反而“突立皇帝”。左懋第据理力争，强调弘光政权名正言顺。（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宜？）

刚林又诘问南方为何不发兵讨贼，左懋第以“恐疑与贵国为敌”敷衍过去。

接着，刚林以武力相威胁，表示大清正整装待发，南下平乱。左懋第毫不让步，表示“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

刚林起身便走，第二次会谈仍旧没有任何进展。

第三日，清廷又派内院的人来了。不过这次不是继续会谈，而是“收货”——除了“御书”、“诰敕”不要，金银、绸缎通通拿走。

十月二十六日，刚林代表清政权，正式向南方使团下达了逐客令：明日滚蛋，回去等着挨揍！

左懋第早就料到，和议必将无果而终，最后提出了到昌平拜祭先帝陵寝的要求。左懋第话未说完，刚林便以一段相当经典的话给予回绝：

<blockquote>

“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丧；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blockquote>

——骂得多么道貌岸然、厚颜无耻，却又是一针见血、入骨三分，足令南京的君臣哑口无言，只可惜让忠勇之士代为受过。

这还不算完，刚林又当场宣读了南京政权的“三宗罪”：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刚林表示：清军不日将高举义旗，兴兵南下，为崇祯皇帝和大明的列祖列宗讨伐不忠不孝之臣！

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率南方使团离开北京，结束了这次屈辱不堪的北上和议之行。很快，清辅政王多尔衮在汉奸冯诠的劝说下幡然醒悟，发现不应该放虎归山。十一月初四，左懋第、马绍愉行至沧州，被追赶上来的清军羁押回北京。次年闰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对始终忠贞不渝的左懋第失去了招降的耐心，将其处死。

在被羁押于太医院的几个月里，左懋第留下了很多在后世广为传颂的壮举。

当洪承畴出面劝降时，左懋第直呼“见鬼”，故作惊异道：“洪督师不是在松山殉国了吗？先帝还在京城主持了葬仪，怎么又冒出一个活的洪督师来？”洪承畴自惭形秽，红着脸悻悻而去。接着，李建泰又来劝降，左懋第咬牙切齿，痛斥李建泰愧对先帝，苟且偷生。

即便是自己的堂兄左懋泰来劝降，左懋第依然不留情面。在共叙往日情谊，又答谢堂兄奉养并收葬母亲陈氏之后，左懋第毅然决然，与之断绝兄弟关系。

“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兴替，国运之盛衰；廉耻，人臣之大节。”这就是左懋第奉送给劝降者的慷慨之言。

对于这个“死硬分子”，多尔衮软硬兼施，甚至在刑场上再次劝降，左懋第依旧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太医院的墙上，留下了左懋第写下的一首绝命诗：“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磨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在菜市口行刑之时，左懋第正襟危坐，临危不惧，刽子手跪地挥泪，不忍举刀，百姓奔走呼号，痛哭流涕。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钦定《殉节录》，追谥左懋第为“忠贞”。

家可破，国可亡，但气节永存！左懋第的气节，令无耻的叛徒汗颜，令凶残的敌人敬佩，更值得后世敬仰！

<h3>弘光的机遇</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