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择(1 / 2)

南明那些事儿 洪兵 7584 字 2024-02-18

<h3>南京,南京!</h3>

北京丢了,朱由检死了。有人说明朝已经玩完儿了,也有人说下这个定论未免为时过早。

首都沦陷怕什么?咱还有一个!——这句话恐怕只有明朝敢说。

每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特色,明朝当然也不例外。相比于以往的王朝,明朝最显著的特色莫过于——它有两个首都。

迁都的王朝有好几个,但像明朝这样“搬家”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源自于明成祖朱棣搞的一次非典型性“搬家”。

朱棣,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多次受命参与征伐,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京。从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以“靖难”的名义率军南下,最终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赶下台,自己坐了上去,成为明朝第三任最高统治者。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

第一,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长期“客居”南京难免心虚;

第二,北京是自己的“老巢”;

第三,北方军事威胁日增,通过天子守边,减少国防开支(卫戍军=边防军,避免“重复建设”)。

“搬家”不奇怪,奇怪的是朱棣居然留了一手:保留南京的“首都”待遇!

“首都”能有什么待遇?大了去了!

除了法理上定性为“留都”以外,南京还有与北京完全对应的中央机构,六部(兵部、户部、刑部、吏部、工部、礼部)两院(都察院、翰林院)一个都不少,而且都是满员编制。

对明朝这一特色行政制度可以用两个形象而简练的词概括:“南混”“北漂”。

从此以后,中央级官员大到六部的尚书,小到各科的给事中,都要特别说明是北京的那位(属于“北漂”),还是南京的那位(属于“南混”)。

这不是相当于“另立中央”吗?地方官员到底听谁的?

看上去很麻烦,其实没这么复杂,因为南京的官员虽然级别与北京相应的官员相同甚至略高,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没事干。根据朝廷规定,除了极个别的职位以外,南京的同志们奉旨休息,按时领工资就行,忘记领了更好!

堪比天堂的福利制度啊!

如果有记者到南京的六部两院采访“你幸福吗”,答案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光拿钱不干活,还享受公务员待遇,你不幸福谁幸福?

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

朱棣当年留这一手,笔者猜很大程度上是朱棣自己心虚,另外是需要照顾一下老臣的情绪,但时过境迁,南京“中央”发挥的作用渐渐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圣上看哪位仁兄不顺眼,想打入大狱或者革职,又苦于找不到足以服众的借口,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不变,待遇不变,唯一的变化是立即歇菜!

大臣觉得斗争形势对己不利,为了避敌锋芒,但又抛舍不下官位俸禄,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不变,待遇不变,最大的好处是远离旋涡!

一些新科进士没有背景,按朝廷规定又必须安排工作,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有了,待遇有了,大家的目标是混吃等死!

搞清楚南京官员的构成,再来谈谈幸福感。就幸福感而言,有资格接受“幸福调查”的明朝官员大致可以分成三等:

最滋润的是敢下狠手的地方实权官员。虽然俸禄极其有限(工资水平参考海瑞同志,相当于低保),但天高皇帝远,为他们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官员品级不高,但利润极大,吃个馒头都可以“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属于“逍遥自在型”。

其次是在北京做京官,成为“北漂”。中央官员有品级,俸禄也多(相对地方官而言),当然也有品级低一些的小官员,但是权力很大,每年定期不定量地收取地方的进贡。由于长期在老板面前晃荡,好歹混个脸熟,容易拉帮结伙,升迁的机会也比较大。

有得必有失,“北漂”的烦恼并不只是白糖还是红糖这样低级乏味的纠结,他们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随时都有拍马蹄、站错队的危险,因而时刻“漂”得胆战心惊。稍不留意的话,重则脑袋搬家,轻则流放戍边,属于“压力山大型”。

最惨的是在南京做“京官”,成为“南混”。他们有品级、有职务,就是没事可干,做官全靠混。想上班就顶着日头来,泡杯龙井茶品着,跟同僚扯闲篇,交流一下哪家酒楼狮子头做得好吃,谁家妹子曲子弹得不错,或者索性待在家蒙头大睡,夕阳西下再起床。这些人身居高位,但权力的反差太强烈,收入极其有限,又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这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不被穷死就被憋死,就像李嘉诚说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无聊,所以他们属于“没事憋屈型”。

南京的同志们幸福吗?不怕被扔鸡蛋、扔皮鞋的,尽管去问!

不达圣意者到南京去!韬光养晦者到南京去!只有背影者到南京去!从朱棣开始,这三大口号一直延续到北京沦陷。两百年来,聚集着三教九流各式人物的故都南京,成了官场失意者、潜伏者和愤青的“乐园”。

朱棣万万想不到,自己一手创建的“乐园”,竟然有一天会重新成为明朝唯一的首都,肩负“复国”的重任!

一个轮回,南京是否能再续朱元璋时代的辉煌?实在不济可以退而求其次,至少搞个“划江而治”吧?

<h3>谁来当皇帝</h3>

虽然“复国”有点异想天开,但占据半壁江山绝非痴心妄想,毕竟有南宋的先例可循。

当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获,标志着北宋覆灭,康王赵构南渡临安(今浙江杭州),凭借富庶的东南一隅,与金朝形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尽管后来两方都被更北面的蒙古所灭,但南宋无疑是这场对峙的赢家,因为它撑得最久。

跟宋朝相比,明朝的条件简直就是天神眷顾,有利的条件多了去了。

其一,南京有现成的中央机构,“南混”替“北漂”,这当然得益于朱棣。

有这样“前无古人”的行政构造,别说首都沦陷,就是“北漂”全部死光也无关紧要,“南混”顶上就是。南京的六部两院早就挤得满满当当,尚书、侍郎、给事中、都御史、司礼太监一个不少,根本没必要“小范围酝酿”再开会表决,“南混”摇身一变成“南漂”,连任命文件都省了,人家以前就是!

有人担心,“南混”都是从官场斗争中淘汰下来的“次品”,是否能力挽狂澜呢?其实,从上一节那三条遴选的标准来看,“北漂”的那部分更不是什么好鸟,反而在“南混”的行列中,不乏因不畏权贵而身遭贬谪的忠勇之士。

其二,守边的“流贼”自顾不暇,短期内不会南下。

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相当于代替明朝“守边”,将直接面对东北清军的军事威胁。招降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后,李自成放松了警惕,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大部分留在陕西、山西一带,只有一小部分驻防北京外围,并没有向山海关一带投入一兵一卒。

李自成无限信任吴三桂,但吴三桂对李自成大肆拷掠明朝官员的做法极为不满。如果不能及时地联合官绅阶层,对“农民起义”进行“封建化改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站不稳的。在吴三桂看来,李自成这个造反者太不专业,跟他混迟早要倒霉!

举足轻重的吴三桂摇摆不定,而蠢蠢欲动的清军直接牵制着大顺军向南征讨的步伐。顺、清两大政权必然在北方形成“鹬蚌相争”的局面,南方的政权有足够的时间重新组织军事力量,待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形成比较稳固的南北对峙局面。

其三,江南经济平稳,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

以苏浙为龙头的江南一带,历来就是明朝赖以生存的重要财源。即便是“流贼”遍地之时,苏浙也基本上未受战火洗礼,除了税赋加重,偶尔有些“乱民”闹事以外,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

李自成在黄河流域活动,目标一直都是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另一股“流贼”张献忠跟李自成合作得不太愉快,索性分道扬镳,主要在长江流域活动。崇祯十年(1637年),张献忠的部队在郧县被明军总兵左良玉打得遍地找牙,被迫于次年被“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再次反水,并将目标锁定在西面的四川,后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此时,镇守武昌的依然是左良玉,张献忠忙着打四川,根本不敢顺江东下,因此整个江南还是比较“干净”的。

毫不夸张地说,南明相对于南宋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南宋坚持了一百多年,而南明只坚持了十几年!

历史太会开玩笑了,整整相差一个数量级!既然有诸多优越的先天条件,南明为什么如此不给力呢?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南京是“留都”不假,六部两院也绝非形同虚设,江南的财富当然是货真价实,但似乎还缺少一点儿什么。

恰恰是缺少的这么一点儿却足以致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江南,偏偏就少一个人——皇帝。

晕!这算哪门子的致命?找个皇帝还不简单?朱由检死了,不是还有儿子吗?

——很遗憾,朱由检的太子、王子全在李自成的手里,莫非请他亲自率兵护送南下?

那就从朱由检往上查家谱,不是还有散落各地的兄弟、叔伯吗?

——这个可以有,而且不只一个。

问题就出在这里!

计划生育好,绝不是一句空话。虽说多生儿子好打架,但很多时候,儿子多不见得是好事,比如买奶粉的时候、交学费的时候、进医院的时候、娶媳妇的时候,还有……还有选谁当皇帝的时候!

朱由检是册立了太子的,但此时捏在人家李自成的手里。这样一来,所有可能即位的藩王们,全站在一根起跑线上了。

你爹是皇帝,我爹也是皇帝,凭什么让你当不让我当?

<h3>迷茫的“南混”</h3>

事实上,藩王们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为了争夺南方的皇位打得头破血流。要真是那样的话,倒未必是一件坏事。此时,大顺、大清正忙着在北方对峙,张献忠还在西南翻大山,南方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皇家内部的武力较量一决雌雄,留下最强悍的一个力挽狂澜。

但是,明成祖朱棣做得实在是太绝,为了防止其他藩王“依葫芦画瓢”,他极大地削弱了藩王的实力。皇子封了王,除非国家有特别需要时稀里糊涂继承大统(比如先皇没有子嗣,信王朱由检就是这样当了皇帝),绝大部分只能是骄奢淫逸,混吃等死。别说掌握军队了,就连跟几个文臣来往频繁一点,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由于对当政者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个政策不折不扣地一直传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出现一个类似于康王赵构有自己执政“班底”的藩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异,将直接导致南明难以步南宋的后尘。而始终困扰着南明的梦魇,根源也就在这里!

话说回来,藩王们不是看不到这个机会,但江山倾覆,分散在各处的藩王,要么投降“流贼”(比如山西的晋王朱求桂),要么被“流贼”给弄死(最惨的是洛阳的老福王朱常洵),剩下的全都忙活一件事——逃命。

争皇位?实在是忙不过来!

真正的争斗,还是发生在南京“朝廷”内部。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淮安,南京很快也得知了这一“噩耗”。北京朝不保夕之时,“北漂”们的反应是“诸臣皆惶恐莫对,嘘唏泪承睫”。

那么,“南混”又是什么反应呢?

时人陈贞慧(又名陈定生)撰写的《书事七则》是这样记载的:

<blockquote>

“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

</blockquote>

实在想不通,就仰望星空——这就是“南混”们内心的真实处境。

遭此乱局,“南混”不知道怎么办,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除了得知北京陷落以外,再无其他消息。也就是说,崇祯皇帝、太子均杳无音讯。

老板下落不明,“南混”除了抬头望天,还能怎么办?

即便如此,迷茫的“南混”还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禁讹言。

由于圣上和太子下落不明,为了防止谣言四起,混淆视听,南京六部联合发文禁止谈论这一敏感话题。

制止谣言最有效的手段是及时公开事实真相。但是,不是南京“朝廷”故意隐瞒真相,连“朝廷”都不知道皇帝、太子到底身在何处、是死是活,怎么公开?

形势如此,这条禁令的效果可想而知,整个南京阴云密布,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第二,禁“草泽”勤王。

所谓“草泽”,就是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军。南京“朝廷”发出禁令:除非得到朝廷的任命和派遣,谁都不能轻举妄动,组织“非法武装”去勤王。

这一政策太扯淡了,难道老百姓自发救驾也有罪?似乎无罪,而且应该鼓励,但是当权者要“从大局考虑”,这是从“北漂”到“南混”的普遍共识。

“北漂”方面,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户部侍郎吴履中提议“全民总动员”,打一场帝都保卫战。内阁首辅魏藻德明显“老练”得多:既然军队都靠不住,老百姓一上去,那不是带头阵前投降吗?(营兵屡守城尚胆怯惊走,百姓非索习,益畏惧,恐致误事。)

“北漂”不相信群众,“南混”当然也会首先考虑“维稳”。为了防止有的武装名为“勤王”,实则投靠“闯王”,“朝廷”索性一竿子打死,所有民间武装一律禁止。

第三,组织官军渡江北上“勤王”。

这件事虽做得比较靠谱,但一点儿也不符合“南混”的风格。莫非国难当头,“混混”们决意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本性难移,想都别想!

前面提到过,虽然绝大多数南京官员都归入“南混”一类,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职位没法混,得像“北漂”一样卖力干活,具体来说是三个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

其中,南京兵部尚书是留都的百官之首,既有文治权,又有统兵权,属于如假包换的南方实权人物——“南混”大佬。能够号集武装力量北上“勤王”的,唯此一人!

此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著名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年)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四月初一,史可法携南京官员发布“南都公檄”,并于四月初七率南方军队渡过长江,决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际整军北上,救国于倾颓之间!

<h3>选嗣大对决</h3>

且不说史可法能够调动的军队实在少得可怜,就在他率军渡江北上的第二天,即四月初八,崇祯皇帝殉国的确切消息终于传到了南京。老板都归西了,勤谁去?惊天逆变,“南混”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不过,混乱的局面没有持续很久,“南混”迅速统一了行动方向:老板成了吊死鬼,当务之急就不再是北上“勤王”,而是选定新的老板!

由于崇祯皇帝的太子、儿子都捏在大顺军的手里,是死是活尚不得而知,等太子南下监国已然不可能了。

其实,崇祯还有一个儿子幸免于难——大名鼎鼎的“朱三太子”朱慈焕,他其实不是太子,而是朱由检的第五子。由于老二早夭,老四、老五又是同年,因此朱慈焕被称为“朱三太子”。

北京沦陷后,朱由检的太子和其他几个儿子都落到了李自成的手里,朱慈焕却侥幸逃脱,但没有人知道他逃脱,更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朱慈焕没有奔着南京去“东山再起”,而是想借此隐匿江湖,远离灾祸。

后来,朱慈焕隐姓埋名生活在浙江。南明覆亡后,朱慈焕一心做百姓,却冒出不少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掀起“反清复明”的运动。

“盗版”的“朱三太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途又赶上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更让“朱三太子”之名深入人心,这让清廷视为心腹大患,决意查出“原创”的踪迹,以绝后患。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屡次成为别人造反“旗帜”的朱慈焕终于被清军查获。只想平静度此残生的朱慈焕躺着中枪了,康熙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名,将朱慈焕凌迟处死。

当时没人知晓朱由检儿子的下落,于是轮到藩王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