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最后一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逃亡的那些贵族们，在联军闯进大门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开始了竞赛似的集体自杀——这种同样果决迅速的集体仪式，曾在元军突入大宋的时刻、清军突入长江沿岸的时刻、太平军突入沿海城市的时刻多次在帝国的历史中出现过。千百年来这种仪式混杂在多种道德评判的名称下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中极其罕见的悲伤景象。
那个狂热歌颂义和团“法术”的大学士徐桐，八十多岁的他已经没有力气跟随太后逃亡了。于是，他准备死。他对他的长子说，他是帝国的“首辅之尊”，遭遇如此国难，“必该殉国”。这个准备一死的老贵族在房梁上系了两条绳子——他决定和他的第三个儿子一起死。他的三儿子就是现任刑部侍郎，斩杀袁昶等反战大臣的监斩官徐承煜。帝国的大学士认为，只有当官的儿子才有资格与他一起殉国。父子俩人同时登上了板凳，同时把绳索套在了脖子上，然后大学士看着他的儿子，他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但是，他发现他的“老三”正在看着他呢，眼神分明是希望父亲先死。两个人僵持了好一会儿，徐承煜突然把头钻出绳索，跪下来，哭道：“儿子先死，无法为父亲尽孝，请允许为父亲殓葬之后儿再死！儿子一定死！儿子不敢偷生！”大学士徐桐“欣慰”地一笑，叹了一口气，流出两行老泪，对长子说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你无官，可归隐老家。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他脚一蹬。板凳倒了，帝国的大学士死了。徐承煜立即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然后趁家人没注意，跑了。没过多久，他在城外被日本军队捕获，关押了一阵后被当做“罪犯”之一砍杀于菜市口。杀他的时候有洋人“监斩”，并且举着照相机在他身首分离的瞬间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成为大清帝国那段悲惨岁月的清晰见证。据说徐承煜跑后曾经偷偷回家过一次，发现全家妻妻妾妾男女老幼随从仆人共16人，全部悬梁于厅堂内，那情景几乎令他精神错乱。
北京城破之日，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还有：
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
宗室侍读宝丰，“追两宫未果”，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
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
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
护军参领续林先用刀杀了妻子儿女，然后自杀。
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的最后时刻，插紧大门，率领全家妻妾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堆起柴草，阖家自焚。没有被烧死的人爬到井边投井。
吉林将军延茂多日在安定门城墙上指挥阻击战斗，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弟媳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
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寿富体胖，悬绳崩断，其弟帮助他整理绳子，又为两个妹妹和一个侍女“从容理环，后乃自缢。”
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在洋兵破城之时，迅速回家，前者和老母等家人一起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
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的人数最多，达31人。
在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刻依旧能够用文字记载下当时帝国凄惨而恐怖的情形的贵族，是景善。无论中外，研究中华帝国庚子事件的学者无不把《景善日记》当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景善这个老贵族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令后人惊讶。他不但对帝国那段混乱日子的每一天都有详尽的记录，而且最后的一篇日记竟然记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00年8月15日——那一天北京城陷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逃。在这一天的《景善日记》里，记有内务大臣文年告之太后出逃的消息，记有儿子告之大学士徐桐自杀的消息，记有家人“吞烟而死”时他阻止不了但自己并“无此拙见”等内容。景善甚至还拖着年迈之躯把自己家银子埋藏了起来，他坚信那些洋人“必不知予藏金之所在”。这篇日记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时年77岁的景善，其父桂顺在道光年间曾为都统，其家与叶赫那拉家族有亲谊关系。他本人做过翰林学士和内务府大臣。由于他的显赫出身和他当过帝国最有油水的内务府大员，因此他必定积存有令他舍不得死的大量银子。然而，当他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饿着肚子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两小时之后，他被他的儿子连拉带拽地弄到了自家的水井边。景善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恩铭就是慈禧逃到颐和园时出来接驾的那官员，恩铭跟随慈禧逃亡了。二儿子从联军攻城时起就没回过家，毫无音信，生死不知。大儿子恩珠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平时父子总是因为儿子不断地向父亲要钱而发生口角。恩珠还是一名狂热的义和团团员。当全家人都自杀之后，恩珠回来了，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他还是没能从父亲口中得知银子藏在哪里。于是他觉得有必要“帮助”老父亲“殉国”。年迈的老父亲仅仅挣扎了几下，便被他的儿子塞到井里去了。
景善巨大的府邸立即遭到联军的彻底洗劫，一名英军士兵在寻找财物时在废墟中发现了几册日记，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这名英军士兵把日记收藏了起来，并且带回了英国——现在的中国人读到的《景善日记》，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
重新跑上街头的恩珠很快就被联军抓住处死，原因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义和团使用的武器”。一个显赫了二百年的帝国贵族之家就这样从物质到精神即刻消失得痕迹全无了。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三十多户。王公贵族之家大都人口茂盛，于是自杀总人数近两千人。
一些贵族是在联军砸开府邸大门的最后一刻采取自杀行动的，于是必须在时间上和联军争分夺秒。跟随联军进入京城的英国记者米德尔目睹了这样一幕：他正在紫禁城东北角楼外一座“庄严的住宅”门口休息，突然闻到了一股尸体的臭味。他向气味散发的方向寻找，进入了这座住宅的大门。院子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旁有一些断剑和衣服的碎片——“一切迹象表明，这座院落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交手战。”进入到院子后面的房屋里，他看见了更悲惨的情形：一条狭道尽头吊着六具尸体，是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个个伸舌瞪眼，惨不忍睹。这个英国记者最后的判断是：前院烧焦的那个人为了保卫全家免遭毒手，曾与入侵者进行了疯狂的拼杀，而正是由于他的抵抗，全家才有了自杀身亡的时间。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自杀的王公贵族所遭遇的苦难足以说明这个帝国的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会纷纷在城破之际全家自杀。
户部尚书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道光、咸丰两朝大学士赛尚阿之子。这是一个在帝国历史上很不一般的贵族，他最大的不一般是，1864年，这个“熟谙军务”的满族贵族世家子弟在步军统领衙门做小官吏的时候，把大量的时间没有用到和其他贵族子弟一起“风流倜傥”上，而是在日夜苦读，竟然于当年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名次竟然是第一甲第一名，从而制造了一个全国百姓争相议论、皇室宫廷紧急开会的巨大轰动事件。在这个要想步入仕途必须经过科举的帝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帝国政府从不鼓励满族和蒙古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身为满、蒙的帝国统治阶层出于“以武立国”的思维定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因为沉溺于“汉家经典”而荒废了用以巩固政权的习武传统。所以，为了让其安心练习武功而不必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操心，所有的满、蒙血统子弟从一生下来起就天生“领有钱粮”。另外，帝国科举考试选拔汉族文官，就是为了给对满、蒙统治有逆反心理的汉人以“获取前途”的机会，从而让为官取仕的他们降服更多的汉人之心。帝国历朝的皇帝从不主张满、蒙子弟去与汉人争夺本来就不多的科举名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满、蒙贵族子弟别说深刻地掌握汉家经典，有的连汉语都不怎么会说，与其在考场上丢人，还不如明确声明不参加考试。因此，大清帝国自开国二百多年间，即使有个别满、蒙贵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从来没有考中状元的先例。崇绮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考上状元的满族贵族子弟。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汉家子弟的多大反感，反而在全国传为美谈，但朝廷却为是否批准这个满族贵族子弟为“状元”前瞻后顾，反复思量，后来终于在“只看文章，不论满汉”的呼声中授予崇绮翰林院翰林。自此，崇绮的好运接踵而来，他的女儿被封为同治皇帝的皇后，状元兼国丈，于是官至盛京将军、户部尚书，荣耀和气派凌驾于任何贵族之上。
1900年，已经七十多岁的崇绮本来和义和团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仅仅在废除光绪的问题上因为想在晚年拥有稳固的靠山而为端郡王呼吁了一阵子，不料想竟得到了慈禧的欢心，不但赐他“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还和徐桐一起同时当上了新立皇储的老师。这充其量只是政治上的投机，后来洋人们也没把他列入“惩办名单”，但是他自己有点儿心虚，在得知慈禧逃亡的消息后，他跟随荣禄一起出逃一直逃到了保定。据他和荣禄说，他们两人之所以往南奔向保定，并不是一般的逃亡，而是在“吸引洋兵，掩护圣驾”。至于他们是否吸引了联军的兵力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没有来得及跟随崇绮出逃的家人在最后的时刻动作慢了，他们全部落入了联军之手。崇绮家所有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都被联军关在天坛，受到联军官兵的肆意凌辱——“数十人轮奸之”。被释放回家后，崇绮的儿子崇葆公爵“愤恨无地”，在自家府邸的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先把年幼的孩子们活埋了，然后又为自己挖了个坑，“自缢身死”。随后，在崇绮之妻瓜尔佳氏的带领下，剩余的家人也全部自杀。身在保定的崇绮得知这一消息后“羞愤交加”，“大哭一夜”，然后决定一死了之。他找不到一根结实的绳子，于是就自己搓。一切准备完毕后，他指着身边不断劝解他的荣禄一字一眼地说：“都是因为你！”然后，他把自己吊在了保定莲花书院满是灰尘的房梁上，死了。
谁人能够解释大清帝国这个满腔悲愤的老贵族最后指着荣禄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联军在占领北京城后肆意屠杀之事，连洋人们自己都无法完全否认，尽管他们在史书中对此事的描述大都轻描淡写。
联军为其暴行寻找的借口是：消灭义和团。
北京城城破之后，数十万义和团们都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来自帝国北方乡村的农民绝大多数在城破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即使没来得及逃出京城的少数义和团团员此刻也绝不会依旧穿着义和团鲜艳的衣服，拿着他们的大刀和法器“呼啸周衢”了。至于联军是如何区分义和团与北京平民的，不得而知。
联军首先包围了义和团总部庄亲王载勋的府邸。载勋已经跟随慈禧逃亡，但是联军还是在这座巨大豪华的府邸中一下子抓到了一大群义和团。这些人无一幸免地全部被联军就地处死，然后纵火焚尸。事后有人清理现场，发现包括载勋家眷和老人孩子在内，尸体有1700具之多，真正是“尸积如山”。
在皇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一群义和团夹杂在因为自家的房屋被联军纵火而逃出来的平民中间，被法军追赶不舍，最后被压缩到一条死胡同的尽头。法军官兵架起机枪开始扫射——“约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个活着的人。”目击的联军士兵后来回忆说：“其闹声可使人的耳朵聋了。”（丛刊《义和团》（二）第358页、第528页。）
西什库教堂附近是联军报复的重点地区之一。联军从两面向这个地点合围，把数千中国人围在了城墙下，然后开枪扫射。
这样的杀戮普遍发生于京城的每个角落。联军“逢人既发枪毙之，常有数十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至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的杀人手段充分展示了洋人们的“高度文明”，他们不愿意浪费子弹，于是使用了可以致人死地的所有的方法，包括焚烧、棍击、绳勒和强奸——“巷弯曲之处，尸体极其难看”，以至使“军马受惊，鲁莽狂窜。”（《庚子纪事》，第95页。）
联军专门成立了搜捕队，不分昼夜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抓人。协助联军搜捕或者直接执行杀戮的洋人中，以使馆人员最为疯狂。他们从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就成群地从使馆区蜂拥而出，开始了“杀人竞赛”，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中被杀了”。他们特别对杀帝国的贵族感兴趣，带着联军官兵奔忙于京城的每一座王府之间。经过他们洗劫的王府，“是在抢劫之后又加毁坏，毁坏后又加抢劫，被无微不至地彻底地毁灭了。屋子里的家具被拖了出来，家里的杂物扔了遍地。其中有镶着大红滚边的衣裳，有洒着血的中国女子尖尖的弓鞋，有切断了的手和腿，有砍下来的头，也有扎成束的头发。”（（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屠杀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抢掠。或者说，抢掠才是联军们真正想干的。最普遍的抢掠是对商号店铺的扫荡，京城内几乎每一个商铺都遭到彻底地抢劫，尤其是那些珠宝店和钱庄——“以搜查义和团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卧房密室，无所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任其所为，饱载而去。”（《庚子记事》第35、36页。）奇特的是，联军官兵们不知是受到了谁的点拨，对中国当铺特别感兴趣，京城全城两百家当铺，在1900年没有遭到洋人抢掠的仅剩四家。闯入当铺的联军官兵“类似疯狂，汹涌难遏，群碎其柜，争前抢夺，当铺已成疯人院，其状可畏。”有一家大型当铺的掌柜和伙计居然要誓死保卫财产，和联军对峙很久，最后还是被联军攻破大门，结果“室内顿时纷乱，首饰、古玩玉器、皮衣、绣货、绸缎等各类物品，抛置地面，以足踏上，灰土飞扬，呛人之喉。”联军官兵们开始只要黄金、银子、钻石和钟表。后来又不知经过什么人的指点，开始抢貂皮和绸缎——“各人背负一包，急荷而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7页。）
抢掠商家大多是联军官兵的个人行为，而抢掠王府、官府和皇室，是在各国军队首领直接指挥下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户部尚书立山家是京城著名的豪府，虽然已经遭到义和团的查抄，但联军还是在他府内搜出价值40多万两银子的珠宝和价值350万两银子的各种古玩，这些财物“全部运往法国使馆”。而日军抢掠的是军机大臣宝均的家，日本人仅仅从这座王府院子里的水井中，就发现了30万两银子。联军还没有破城的时候，就已经研究过如何抢掠帝国政府各部门的问题了，因此几乎与占领北京同时开始的是对帝国政府各部门的占领。这些部门包括兵部、吏部、工部、内务府、钦天监、鸿舻寺、太医院、詹事府、銮仪卫、銮驾库、理藩院、顺天府、光禄寺、国子监、税课司等等。联军对帝国政府各部一旦占领，立即把所占的房屋当做军营，然后把“各项钱粮尽行拉运一空”。
在这项抢掠中，日本人显示了他们的一贯的狡猾。帝国的户部位于俄军的“占领区”，但是当俄军进入户部的时候发现，户部的银库已经被日军抢掠完毕，为此俄军提出“严正抗议”，而日军的解释是，分区占领的决定是15日下午15时才做出的，日本军队进入户部的时间则是在15日上午，因此日本的“缴获有效”。日本军队在没有攻破北京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户部银窖的位置，他们迅速准确地在户部里挖开一个巨大的地银库，把里面数千万两银锭搬运一空，包括一个也许是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纯金砝码——这一砝码的重量“和一个真人的重量相似”。
为此，俄军统帅后悔得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叫喊：“一定还有！人们都说还有金子和银子！金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贪婪使这个俄国人的精神出了问题。使俄军统帅停止了喊叫的是俄军队对颐和园的“独家占领”。8月16日上午，俄军中校伊林斯基先于日军到达颐和园，并宣布这座巨大豪华的皇家园林为俄军的“军事禁区”。从那一天起，直到10月2日英、意军队根据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接管颐和园时止，中华帝国这座皇家园林中的珍贵物品大部份都已经不见了。在占领颐和园的近五十天内，俄军雇佣京城民间的大车，昼夜不断地从颐和园往俄国使馆拉运财宝。由于拉运的任务实在繁重，赶大车的人极其疲劳，经常“处于半睡状态”，致使“车中物品时落于地”，“无数雕刻奇巧的玉器因此碎成数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些大车经过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中国人依旧可以在泥泞中不断地拣到“皇家的珠宝”。接管颐和园的英、意官兵在颐和园内再次进行了最严密的搜索，还是依然发现了大批财宝。等再也搜寻不到值钱的物品后，官兵们开始随意“取所爱之物为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包括香炉、花盆甚至雕花门窗。75年之后的1975年，法国巴黎的一个古玩商人给中国有关部门来信说，他有颐和园佛香阁西侧的那个小亭子的铜窗可以出售，为此中国方面派出人员前去甄别。8年之后的1983年，一个美国人出资51.5万美元从那位法国古玩商手中将10扇铜窗买下“无偿归还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个美国人的“慷慨之举”中是否包含着对历史的悔过。
1900年的美军司令部设在先农坛。美军在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运进美国使馆之后，就把大殿里所有文物全部扔在了露天，然后将他们的马厩建在了中国皇帝祭天的大理石祭坛上。
英军的司令部设在天坛——“每天都有装载珍品的车辆，上面是丝织品、皮货、白银和玉饰、绣花衣服等，运出天坛。”（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0页。）英军还把天坛内大清帝国皇室祖先的牌位全部运回英国国内，至今依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内。
抢掠之后，接下来在大清帝国都城北京城内发生的恐怕是人类史上极其罕见的奇特景象了：北京城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拍卖市场。而更加奇特之处在于这个拍卖市场中摊主和顾客双方的身份也是举世罕见的。
拍卖紧接在大规模的杀戮和抢掠之后，从抢掠到拍卖之间没有时间上的哪怕想掩饰一下的过渡，几分钟之前刚刚抢劫来的物品，片刻便堂而皇之地摆在了摊位上，成为大声叫卖的“商品”。拍卖地点就在实施抢劫的现场，摊位四周遭到抢掠的民房燃烧着的大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拍卖“商品”的摊主全是清一色的洋人，所卖的物品昨天还是中国人家里的私人财产。而逛这个巨大“市场”的顾客，除了在京的洋人外还有中国人。他们悄无声息地溜向拍卖市场的时候必须要穿过京城里那些堆着成堆的中国人尸体的胡同——“尸体已经在炎热的气温中腐烂，即使是中国顾客也不得不在经过时捂住自己的鼻子。”
拍卖之风首先从英国使馆里开始刮起。这座使馆“每天定期有人开车出去，回来时车上装满了丝绸、刺绣、皮毛、青铜器、珠宝、玉器和中国瓷器，并在下午四点钟开始在使馆的大草坪上拍卖。”随着英国使馆的举动，各国使馆很快都成了拍卖行，各国官兵把抢掠来的物品“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所得之款，按官级高低分派”。各国使馆的拍卖行动“每日如此，持续达三个星期”。
使馆里拍卖起初仅仅在洋人们之间进行。各国把官兵们抢掠来的财宝展览似的陈列出来，以便“互相交换”。各国的传教士、商人以及官兵们都想大量地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精美的中国物品”，以便将来回到国内倒卖而获取暴利。于是洋人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现场交易需要大量的现金，而现金的匮乏使大量的收购受到限制，于是有的使馆人员和洋人开始用可以在巴黎、伦敦等银行兑换现金的支票收购，这证明了1900年发生在这帝国都城北京的规模空前的抢劫与拍卖受到了帝国主义们各国国内财团的鼎立支持。
拍卖活动几天之后便蔓延到了北京街头。规模扩大的原因是联军官兵们手中仍存有大量的抢掠物品不愿意在使馆内的拍卖场上出手。因为仅仅在使馆区内进行拍卖，收入不但受到使馆的监视和限制，而且往往“卖不出好的价钱”。联军官兵们希望把手上的赃物直接卖给中国人——“他们认识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们肯定愿意出公道的价钱。”
一旦洋人的拍卖举动扩展到京城街头，这个刚刚遭到毁灭性抢掠的城市立即呈现出一派人类在战争状态下前所未有的景象：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联军官兵们摆的摊子，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正阳门外、天坛、菜市口、虎坊桥、鼓楼乃至各座城门的门洞里，地摊一个连一个遍及整个帝国的都城。联军官兵“每日差务一毕，即选择一平安之地，铺一布于地面，蹲踞于旁，摆上各类货物，以便人之购买。”同时参与如此丧尽廉耻之事的洋人还有那些外国传教士们。这些“上帝的信徒”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的行为令人困惑，因为他们一旦从生死线上侥幸活下来之后就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最彻底的抢掠者。他们和中国的教民一起，带领联军官兵闯进帝国贵族的红漆大门，甚至砸开普通平民百姓的木门，开始了近乎疯狂的抢劫。他们比联军官兵们更“懂得什么最值钱”。这些传教士什么都要，从最贵重的金银珠宝一直到一张看上去已经残破的中国画。一个叫都立华的洋牧师居然自己“单独占领了一座王府”，据他说这座王府的主人是一位“年仅九岁的亲王”。他占领这座王府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到联军彻底而反复的洗劫，贵重的物品已经都被运走，但他居然还是在废墟中找到了3000两银子。更令他满意的是，残存在这座巨大王府里的家具、幔帐、瓷器甚至锅碗瓢盆，都让他搬到了市场上摆了摊，他对他的“同仁”说：“瞧，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樊国梁是抢掠礼王府邸的总指挥，为了把这座王府中“有价值的财宝”运往教堂，数辆大车竟然连续运送了整整七天。这位主教还大量收购教民和联军官兵手中的抢劫赃物，在义和团的攻击下已经千疮百孔的西什库教堂成了一座往来“生意”的巨大仓库。无论外国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宗教教义多么的神圣纯洁，1900年北京城里外国传教士的“商业行为”还是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一个主教后来面对指责说得坦率而透彻：“我认为，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身穿各国不同色彩、不同样式军装的官兵和身穿黑色长袍的外国神职人员，互不相让地用各国的语言大声地在帝国的土地上叫卖。他们服装的单纯鲜亮的西方风格与他们叫卖的中国货物那柔和沉稳的东方色彩极其奇异地混杂在一起，他们激烈冲动的叫卖洋话与声调低柔的讨价还价的汉语混杂在一起，而周围就是那座在战争的杀戮和洗劫下千百年的辉煌已是满目疮痍的古老都城——这无异是世界历史上令人最难以名状的情景。
京城里的平民阶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他们数量庞大地处于极少数皇亲宗室贵族和数量不太大的赤贫阶层之间，成为帝国城市社会中最实际、最机警、最危险、最顺从的阶层。这个阶层最坚决地维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也最深刻地暴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破绽。
在众多的史料之中，令人遗憾地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在联军分区占领京城之后，北京平民之家的门口，纷纷挂起了“万国旗”。一位在中国居住了近五十年、据说“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的美国人目睹了这样的情形：
中华帝国的都城被联军占领之后，为了巡逻的目的，他们把这块占领地分属于几个军事分遣队管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样自然。
掌握汉语书面语的日本人，是首先进入新领域的。整个城市在三天之内充满了中间为红盘状的小旗……在一段时间里，通常遇到中国人拿着这样的旗子，在上面的空白部分写“顺民”字样。
如有十几个人在路上行走，会有约八个人执不同国家的旗子。
中国人常彼此忠告：万勿随洋人。而现在出现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史上或许是独特的。
更有甚者，在曾作为义和团坛口的一座庙门上，令人吃惊地贴有这样的字样：上帝基督徒的人。（（美）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
朝廷弃民于不顾，又何以让百姓对国家负责？
拍卖场上王公贵族家里的物品强烈吸引着京城平民的好奇心。而所拍物品价格之低廉更令平时只知“豪门深似海”的平民们趋之若鹜。翰林院所遗失的607册《永乐大典》和数万册珍贵古籍分散地出现在崇文门和琉璃厂的摊位上，有人居然只用了一吊钱便买回“八巨册”。德国皇帝送给中国皇帝的一枚“黑鹰大宝星”，上面镶嵌有珍贵的钻石，有人以20两银子便购到了手。而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董、珍贵的皮毛、官员佩带的朝珠、绣花的官服、精美的玉器、瓷器等等，洋人们几乎都是给点银子就出手。有一个平时做古董生意的中国人，居然把洋摊贩们领到家里，他挑出他需要的物品之后，“一律按照物品的重量付给相等重量的黄金。”无法知道这个中国商人从联军官兵手里究竟收购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出如此大的价钱，只能是皇家独有的罕见珍品。
有记载说，虽然皇宫终日紧闭大门，但是里面的珍宝还是大量丢失了。联军官兵从与皇宫相邻的庙宇下面的排水沟里爬进去、在宫墙上挖一个洞钻进去、从大门上面跳进去，他们在巨大的、迷宫一般的皇宫里暗中摸索很久，然后再“原路返回”——说白了，就是偷。
1900年，西方列强在北京城里的大规模拍卖，把人类世界上的强盗逻辑发展到了极致。
除了1900年的中华帝国，世界上再不会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之上。
北京的平民们深夜里把廉价买来的、上面刻着王公姓名的、用绝佳美玉雕刻的鼻烟壶小心地托出来把玩着，人生纷杂的幻觉由此而生，万般的生活欲念不禁奔涌心头。轻易就获得了一件他们从来不敢想的玩意儿，这让他们享受到了一般人体味不到的幸福——这是平民的幸福，是贵族们所没有的幸福。贵族们往往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对是否能够把眼前的富贵维持下去没有任何把握。而平民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环境适应力，因为即使今天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他们也总是会想明天也许就不会这么糟了。这不，昨天还在大人们府里的东西，今天就到大杂院里来了，世道的变幻莫测你还别不信！中国的古代圣贤有一句这样的格言，叫做“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有道理，但是好像从没有被生活确切地证明过。因为足衣足食而仍不知荣辱的事情还是在大清帝国里令人发指地发生了。这是中国人后来经常面对历史感到痛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00年，京城里的平民们终于看见了那些没有被杀的王公贵族们在洋人的马鞭下在大街上充当苦力。怡亲王洗衣，陈御史运石，更多的王公贵族则在清理满城发臭的死尸。和慈禧太后有姻属关系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这些日子一直在为洋人们拉车，洋人在车上用鞭子抽他的脊背，他回头“斜睨而笑”，曰：“老爷别打，横竖这路是我跑衙门跑熟的，包管不错！”
平民们还蜂拥到街头去看“斩首”。联军们确实抓到了不少“真正的义和团”。这些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浑身污血的青年农民被洋人们押往刑场时候，面对街道两旁挤满了的同胞，他们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尽量保持着微笑，舌头没被割下的便喊：“我就是杀大毛子、二毛子的义和团！在阴曹地府里咱接着拜师学艺杀鬼子！”
联军对中华帝国都城的占领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美国一个叫做马克·吐温的作家怀着对传教士在中华帝国所作的“丑恶行径”的极端反感，在报纸上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怒骂，这位作家最核心的咒骂是：“教士们是在中国麦田上乱踏乱啃的一群驴子。”一个正在酝酿着武装暴动的名叫乌里扬诺夫的俄国人，后来化名列宁，他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战争》一文，谴责俄国和其他列强对中华帝国的侵略罪行。
在中华帝国没有被洋人占领的广大的南方，一个叫八指头陀的著名的和尚为逃亡中的皇太后和皇上的命运而痛哭，诗云：“闻道咸阳驻翠华，不禁清泪湿袈裟。孤云出岫宜为雨，五柳成荫莫忆家。”另一个名叫辜鸿铭的帝国小幕僚更是义愤填膺，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愤，他连写数文痛斥各国列强“卑鄙的嘴脸”，并表达了他对皇太后慈禧无与伦比的崇敬之情。他的文章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即：《我们愿意为君王而死，皇太后啊》。文中有颇具莎翁风格的诗一首：
正是端王告诫议约的巨头们说：
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许多王冠将要被打破；
尔后每个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
让他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伙。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辜鸿铭：《尊王篇》之《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十五，《辜鸿铭文集》（上），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6～87页。）
辜大人并没有“为君王而死”，因为他那时正为自己多年得不到升迁而对皇室有意见。他所颂扬的“最美丽、最慈祥的女人家”，“最伟大、最成熟的政治家”慈禧，在躲过了1900年的灾难之后终于让他当上了帝国的一个海关官吏。帝国倒台之后，做不成官的辜鸿铭改行做了名教授。这个曾在外国读了数年书、会说数国话的中国大知识分子，以坚持梳辫子和欣赏三寸金莲、主张妻妾成群和帝王制度、能把《论语》翻译成英文再把《圣经》翻译成汉语而至今闻名全中国。
3、河船中的秀女
如果辜大人所描绘的“美丽”不是指心灵而是指容颜的话，他的话并没有过份恭维之嫌。按照东方人的审美标准，慈禧年轻时的容颜是美丽的。
最早惊讶于她的美貌的是当年的清河县令吴棠。
吴棠的奇遇开始的因由很简单。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去世，护送灵柩的丧舟经过属他管辖的地盘清江浦，他派仆人给朋友送去300两银子表示自己的哀悼。执行完此任务的仆人回来一报告，他发现仆人把银子错送到河里的另一条船上去了，那条船恰巧也是挂着白布的丧船。吴棠火冒三丈，把仆人骂了个没完没了。他的幕僚安慰他说，反正也不好意思再把银子要回来了，听说那条船里有两个正往京城去参加皇室选秀的满洲秀女，说不定其中的一个姑娘有福气当上贵妃娘娘呢，大人这不就是歪打正着了么。话虽然带有调侃的意思，而吴棠竟然重新拿出300两银子让仆人给他的朋友送去，自己则亲自跑到那条有两个满洲秀女的船上去“吊唁”去了。如果说吴棠的举动是出于幕僚们的怂恿或者出自于他机敏的官场经验，都有一点牵强，因为即使他是个最灵验的算命先生，也不敢想像那条普通的河船之内竟然乘载着未来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当时只是认为，既然是满族贵族官吏的家眷，拜访一下没有什么坏处。而他真正的心思是想借机窥视一下出自深闺的满洲秀女的容颜。果然，吴棠在河船中看见了一个母亲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姑娘的美丽远远超乎他的想像。他根本没有把那位母亲的“如今人世疏冷，惟独吴老爷古道热肠，我们母女誓不能忘”这一番话听进去，他已经魂不守舍了。
那个美丽的姑娘就是后来的慈禧，当年她年方十八。另外一个姑娘后来做了醇亲王的夫人。
当时慈禧的心情正不怎么样，因为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原来那些看在她父亲不大的官职上与她们保持“亲密关系”的人，现在谁也不理会她们孤儿寡母了。
“河船中的秀女”的故事情节略有出入地散见于前人的各种记载中。虽然有人经过考证指出这个故事存有某些“主观臆想”的成分，但从1869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指派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的圣旨后所表现出的痛苦踌躇，足以证明吴棠当年的这一段奇遇不是没有根据的。慈禧被选入宫中后，尽管吴棠以一个无才无德的小贪官形象而遭到同僚们的鄙视，但他还是官运亨通得以连连升迁，一直做到四川总督。由于他在四川索礼受贿、横行霸道的行径实在过分，朝廷屡屡收到控告他的奏折，于是皇帝下旨让李鸿章负责查办。接旨后的李鸿章对他的幕僚表示，此事为一“烫手的板栗”，因“此人殊难下手”。让老奸巨猾的李鸿章为难的原因是这个吴棠和太后往日的“情谊”，虽无法证实却也无法否定。后来皇帝接到的“查办报告”中对吴棠评价为：“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在籍士绅一致称颂吴棠善政便民。”后来的事实是，吴棠不但没有受到弹劾，弹奏他恶行的人反而“受到朝廷申斥”。
1900年9月3日，66岁的慈禧皇太后在帝国西北部崇山峻岭中一个路匪过夜的土窑里暂时歇息着。天亮的时候，随行的王公大臣、皇室贵族们纷纷蓬头垢面地爬起来，饥肠辘辘地看着前方似乎没完没了的弯曲山路。突然传来太后的旨意：今天不往前走了，一块儿去逛逛山景。大伙正纳闷，太监们已经忙活了起来，满山地拾柴火烧水，原来太后今天要梳妆。太后也让皇帝把头剃一剃。所有的人就这样等待，一直等到太阳升高，人人都饿得眼花缭乱的时候，太后从那座破窑里走了出来，大伙顿时都愣了神：我们的老佛爷，老太后，怎么稍微地这么一打扮，就这么勾人眼神？
已经年过花甲的慈禧依旧风韵犹存。哪怕是对她有深仇大恨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女人的姿色。她换上了在宣化的时候当地官员孝敬给她的一件汉家绣花长袄，鲜亮的富贵牡丹，翠绿叶图案的大滚边下摆，斜开气的粉色纽襻，把个腰身裹得窄窄的，浆过的浮云月牙领托着太后红润的脸颊。太后今儿擦了胭脂了？不像，一路是有地方官呈献过胭脂，可太后嫌粗，好像都扔了。老佛爷就是这个血色，就是这个福气。
慈禧对因为剃了头而更显得更加消瘦的皇帝说，别老皱着眉头，“他且勿论，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亦颇乐也。”（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页。）
这个地方叫雁门关。
进入山西地界之后，虽然沿途的官员不断提供了包括轿子在内的各种交通工具以及尽了最大的努力保障着皇室的住宿和伙食，但是在这个帝国山西省北部的贫瘠荒凉、连绵不断的大山里逃亡，依旧还是会出现饮食断绝的情况——“食物甚难得，惟有粗饽饽粉而已。”在太后的带领下，“游山”的皇家队伍出发了。这不是在京城，排场是摆不成了，好在太后不讲究这个。队伍的最前面是两匹开路的马，然后是大太监崔玉贵，接着就是四顶轿子，里面坐的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裕隆皇后和14岁的小皇储。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轿子的颜色已经褪了，轿围子上满是雨水浸渍的痕迹。山里的风很厉害，把天空刮得一片瓦蓝。这是塞上的秋风，所有的人的绵软的身体和茫然的情绪都在猛烈的风中打着颤。
没有人知道太后今天为什么打扮。还是个孩子的皇储被太后的兴致感染了，或许是刚吃了个大萝卜肚子里有了底的缘故，他坐在轿子里掏出一把一直随身携带着小唢呐吹了起来。崔玉贵立刻觉得大阿哥的举动不像话，因为在太后身后吹唢呐，会让太后听着像在出殡。在他经过几道手续传达了这个意思之后，唢呐声停止了，可接着便传出大阿哥的京剧唱段，唱腔一出口就带着厚厚的奶味，颤颤悠悠地在大山中跌跌撞撞：“头通鼓，把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锋交，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定斩不能饶……”
只有少数大臣能猜出太后的心思。派李鸿章“全权议和”的上谕已经发出，将和李鸿章一起与各国谈判的庆亲王已经离开逃亡的队伍正在返回京城的路上，太后给了他们“便宜行事，不为遥制，”自行处理谈判的权力。另外一份重要的上谕草稿已经拟好，这是向全国发出的严加剿灭义和团的上谕，上谕严格遵照太后的原话，一字不易：“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严行查办，务绝根株。”（《清德宗实录》，第468页。）另外，听说洋兵打到保定就不走了。身后没有洋兵紧追的消息，太后不由地松了一口气。瞧瞧，还是老佛爷，拿得起放得下，这就叫本事。
山顶上有一块扁平的石板，据说曾经是佘太君的点将台。远处的烽火台已经破落，一股山野旋风卷着沙土和落叶飞扬而来。慈禧在这里站立了很久，她的思绪中回旋着的一个梦境谁也不可能琢磨出来：她自打早上从窑洞里钻出来，便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里的景色很像当年的热河。
昨天晚上，她梦见了帝国的夏宫热河，梦见了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梦见了昔日那些温存与冷落、希望与失望、快乐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的难忘时光。
对于慈禧以政治角色出现在帝国的政权核心中而一直耿耿于怀的恭亲王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北京朝阳门内一条胡同的名字，是慈禧的母家所在地。这个地方明代的时候就在京城小有名气了，倒不是因为这里出过什么高官巨宦，而是因为这里是官妓集中的地方。就凭家住此地这一点来看，慈禧的母家也不会是什么显赫人物。
恭亲王说那句话的时候，慈禧27岁，新寡，正值少妇年华，别有一种风情。而正是在这一年，这个光彩照人的少妇把中华帝国拉进了一段最不可思议的历史中，直至使几千年的帝国走向了最终的灭亡。
慈禧，满族，叶赫那拉氏人，小名兰儿。其父惠征，曾为徽宁池太广道。兰儿自幼跟随父母生活在江南，江南的青山绿水使这个北方满族女儿结实饱满的身躯又被熏染上了一层柔情妩媚。她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绝顶的聪明，有不少和她那个年龄不相称的鬼心眼——“少而慧黠，聪艳无可匹侪，雅善南方诸小曲，曲尽其妙。”（天嘏：《清代外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98页。）当她穿着她最喜欢的汉家装束给她的父母吟唱江南吴歌的时候，她的父母悲喜交加。无论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中国人都明白“红颜薄命”这一说法。况且作为满族官员的女儿，法定将要接受皇室的秀女遴选，而即使是满族人，也不认为将女儿送入宫中于她于家是多么大的幸运，因为没有几个入选进宫的满族秀女能够得到真正持久的恩宠。宫深如海，女儿如萍，女孩家的命运凶多吉少。但是，几乎所有的史料都把兰儿说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少女，似乎她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政治人物了。尤其是她父亲得到圣旨说“皇帝准备娶一个妃子，并且希望这个妃子能够为皇帝生下个皇太子”，同时通知兰儿已被列入17名遴选秀女的名单之中时，据说兰儿暗地里焚香祷告，并且得到了神灵的某些乐观的预告。果然，兰儿在那17名秀女中出类拔萃，虽然她和竞争对手们一样，仅仅穿了件满人的旗袍，梳了个高耸的两把头，在嘴唇上点了一点殷红，但她还是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被咸丰皇帝看中了。咸丰皇帝当时仅仅觉得在他的后宫嫔妃中又多了个满族姑娘而已，他绝对想不到，套殿的院子里响起那双高底鞋子的咯咯声时，正是帝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的诞生。
直到很久之后，不少人和恭亲王持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打慈禧入宫时起”，这个帝国的“祸害就开始了”，并且把那个历史瞬间不假思索地归结于咸丰皇帝的好色。
应该说，咸丰皇帝即位的头两年还是个勤奋的皇帝。但随着太平天国声势的日益扩大，帝国无能的文武大臣面对帝国分崩离析之象束手无策时，咸丰皇帝的压力越来越大了。这个年轻人仅仅咬牙坚持了两年精神便垮了——“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徐珂：《清稗类钞》。）皇帝享受醇酒美人天经地义，但居然到了“自戕”的地步，说明年轻的皇帝所选择的道路比逃避现实还要极端——“自戕”等于自杀。
皇帝要用美酒美人自杀，这是天成全了兰儿，同时成全了帝国晚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史。本来咸丰不喜欢旗女而迷恋汉女，但美丽的兰儿擅长吴歌、喜穿汉家服饰，且说略带江南味道的纯净的汉话，这一切都深深地迷住了被严酷的政治局面吓坏了的年仅20岁的皇帝。兰儿对自己的美丽十分自信，深宫的寂寞很快就过去了，在圆明园的众多嫔妃中她很快得了咸丰皇帝的注意，并且幸福地被“临幸”了。对于一个普通的妃子来讲，被皇帝拥到怀里是一件能够决定命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些短暂的惊慌羞涩的时光即使在花甲之年仓皇逃亡的路上也依旧是禁不住反复回味的美妙时刻。后人曾用科学发明的胶片再现当年兰儿倚栏小唱“勾引”皇帝的情形：身影一隐一现，媚眼一颦一笑，如同世间所有风尘女子在街头招客一般。无论史学家怎样抨击这个情形是如何的“不可能”，但有《清代外史》所记说明“可能”之一斑：
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园尚全盛，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詝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游行园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次名呼之。奕詝乃步入桐阴深处，盘坐炕上曰：“召那拉氏入。”略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令仍奏前歌。良久，奕詝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天嘏：《清代外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97～98页。）
那拉氏，兰儿的名字，满族女人没有正式的名字，皆为某某氏。
兰儿的“奋斗”史和“发迹”史无疑始于圆明园。当时的咸丰皇帝不仅仅喜欢她一个，仅圆明园内就有颇负盛名的“四春”，即分别被称为“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和“武陵春”的四个姑娘。当时管理圆明园的“管园大臣”文丰因为咸丰“采办”民女而得宠，但是他给皇帝弄来的姑娘似乎都是妓女。其中四春中的一“春”，好像也是个妓女，居然竟是兰儿弄来的，此举属于她后来在波澜起伏的人生中使出的无数个谋略中的一个：
文宗（咸丰）因东南太平军起，心中忧焦，颇怀信陵君醇酒美人意，常居园内，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陈。文丰有心腹奴二，皆汉人也。一走维扬，一去金阊，购得民女四人，皆绝艳，或云取自妓家。文宗为特设四院以处之。亭馆崇宏，隔垣相望，复道属焉，即世所传杏花春、武林（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杏花春尤妖冶，系广陵方氏女，幼曾鬻于娼家，心腹奴物色得之，以二千金脱其籍。时海棠春亦新自金阊来，文宗益乐甚，为诗以赏文丰之能，赐贲重叠。未几，心腹奴又献牡丹春。女亦苏人，善媚工歌舞。文宗尝携那拉妃听歌，妃颇赏之。其后宠眷愈隆，妃遂嫉忌，别遣心腹至粤江选花，得珠儿之丽者，以间牡丹之宠，即武陵春是也。四春争妍斗媚，由文丰进者实居其三。（《满清野史三编》之《圆明园总管世家》。）
决定兰儿最终胜利的标志是：她不但怀孕了，而且生下个男孩儿。时年为咸丰六年。兰儿22岁。
慈禧所生的男孩儿是咸丰皇帝留下的惟一一个皇子，咸丰皇帝甚是喜欢，竟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之咏。兰儿的地位因此陡然抬升，从懿贵人晋封为懿妃，再封懿贵妃。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她失宠的速度和她抬升的速度一样快。咸丰皇帝和社会上的放荡大爷一样染上了一个癖好：迷恋汉家姑娘的小脚。兰儿是满族姑娘，不裹脚。因此，圆明园里的“四春”在兰儿的眼里不但是情爱上同时也成了政治上的死敌。懿贵妃使用了一些手段，包括刻苦练习书画和做文章，甚至用代替咸丰批阅奏折以吸引皇帝的注意，但都没有用。从那时候起，这个美丽的女子开始显露出她惊人的毒辣褊狭，她的肆意报复且毫不手软的性格自此贯穿了她的大半生。因为她居然仗着自己生了个皇子，敢于顶撞皇帝和“借事弄权”，令大臣们对她产生了极大的政治警惕。为此咸丰的心腹大臣肃顺曾经严肃地向皇帝建议，让皇帝按照汉武帝处置“专恣淫乱”的钩弋妇人的先例-“杀母而留其子”。热爱美酒与女人的咸丰处理国事家事一样的优柔寡断，等他终于认识到肃顺的建议应该采纳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位仅仅11年的咸丰皇帝奕詝当年被道光皇帝选中接替皇位其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偶然。在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中，最有希望接替王位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异母弟弟奕訢，因为无论朝野还是道光皇帝本人，都对奕訢的聪慧精明赞赏不已，奕訢接替皇位几乎就要成为简单的事实。奕訢就是后来的恭亲王。这是在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受到广泛赞誉的亲王，他“思想敏捷，才具开阔，勤于国事”，素有“贤王”之称。但是，道光皇帝最终选择的不是“贤王”却是四子奕詝——一个无论在健康、意志、学问上都十分平庸的年轻人。后人究其原因说法颇多，但影响道光皇帝最后选择的事件好像仅仅是两件小事：其一是皇室在南苑打猎时，奕訢“收获甚丰”，而箭法不好的奕詝什么也没打着。在道光的质问下，奕詝搪塞地回答：“正是春天，鸟兽繁育，颇不忍心。”不料这个说辞竟使道光皇帝“大为感动”；其二是当道光皇帝密写遗嘱的时候，一个太监偷看，发现“末笔甚长，疑所书者为‘訢’字”，并且把这个消息透露了出去，道光“知而恶之，乃更立文宗”。不管原因是什么，后来的历史很快就证明了道光皇帝犯下了一个遗患无穷的错误：奕詝做了皇帝不久，就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自戕”于己，淫乱无度的日子要了他年仅31岁的生命，只好把一个巨大帝国的统治权交给了年仅六岁的惟一的儿子载淳。历史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载淳的母亲恰恰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的女子，而且她为了获得皇帝的欢欣“修炼”过她的政治本事了。
热河，咸丰十一年，因为英法联军攻击北京而跟随皇帝逃亡至此的慈禧目睹了丈夫的死亡。咸丰皇帝临死的时候出自对慈禧的巨大戒心，曾经立下一道诏书交给皇后慈安。皇帝明确给了慈安皇后这样一个权力：如果慈禧一旦“失行彰著”，皇后就可“召集群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处死，以杜后患。”
咸丰十一年农历七月十七日丑时，咸丰死于热河行宫的烟波致爽殿。在最后的时刻，懿贵妃及时地把自己生的那个六岁的皇子载淳抱到了皇帝的榻前，哭问“事当如何”。咸丰长久地闭着眼沉默着，懿贵妃反复地说：“儿子在此。”咸丰还是闭着眼，但他终于说了那句“当然立之为君”。懿贵妃立即召来御前大臣替弥留中的皇帝写下“立载淳为皇太子”的圣旨。这时，满朝没有人知道，慈禧不但知道了咸丰写给慈安皇后的那个有权将她杀死的密诏，而且还知道了咸丰为了防止她日后“垂帘听政”所写的另外一个针对她的密诏：任命八位“顾命大臣”扶助六岁的皇帝行使帝国的权力。临终才顾得想及帝国安危的咸丰皇帝终于意识到了在他身后对于朝廷来说最大的祸患将是什么，仿佛是为了弥补他当年沉湎于女色的误国之过似的，咸丰在帝国历史上拟出的最著名的圣旨都是针对当年那个名叫兰儿的美貌女子的。
皇帝临终的安排意味着懿贵妃不但没有篡权的可能，甚至连乱说乱动的权力都没有。这岂是那个为了吸引皇帝而躲在“桐阴深处”等待露容的女人，那个为了心中的“嫉忌”而向皇帝献上“牡丹之宠”的女人，那个为了争宠而刻苦研学以至可以代皇帝批复奏折的女人能够容忍的？！于是，咸丰刚一咽气，这个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的眼里仅仅是个“无兵无权的女流之辈”的懿贵妃，立即开始了决定她自己也是决定帝国未来命运的大动作，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一个出自女人之手的政治杰作——帝国先帝任命的八位“顾命大臣”或被干净利落地砍了头，或被不动声色地革了职。世间只剩了那个孤零零的需要母亲的小皇帝——此一杰作与女人的美丽毫无关系，但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辛酉政变”的故事足可以写一部大书，此部大书几乎可以囊括篡改真相、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利益联盟、结党营私、蓄意陷害、政治谋杀等等自帝国有宫廷以来其内幕剧所需要的所有骇人听闻的戏剧因素，同时也可以向世人彻底展现东方宫廷里设计阴谋的离奇与玄妙、幽深与复杂。特别要强调的是，慈禧当年年仅27岁，由于生了皇子，有了封号，没人再叫她“兰儿”了。而她也确实远不是清江浦小河船上的那个“满洲秀女”了。她柔润丰满，容光焕发，环佩铿锵，咄咄逼人。这个因为抱着刚刚登基的小皇帝从而可以出现于帝国最显赫的政治场合的美丽年轻的寡妇已经具备了征服整个帝国的所有的条件。
她像嗜好华丽的服饰、上等的胭脂一样嗜好权力。这个嗜好贯穿了她的一生，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无法得知她何以对执掌政治权力如此执著，可能的解释是，这个女人自丈夫死后就断绝了包括生理需求在内的其他所有的欲望，能够让她感受到活着的乐趣的就只剩下玩弄权柄了。后人对她守寡之后放纵情欲方面的一切传闻都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制造这种传闻的人依旧把她当成了正常的女人，而她从27岁那年开始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女人了。她美丽的容颜随着岁月的动荡而一点点地消损着，如同这个帝国美丽的山河在坎坷命运中逐渐走向衰亡一样——大清帝国最后数十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挂满沧桑布景的舞台，那个曾经名为“兰儿”的河船中的秀女，在此上演着一个女儿家被权力的情欲年复一年地煎熬成帝国的“老佛爷”的凄凉过程。
导致慈禧从此掌握帝国政权的“辛酉政变”离开本来有能力当皇帝的恭亲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虽然恭亲王非常清楚慈禧的野心，但是精明的他同样被权力的欲望所征服。怀着对已死的咸丰皇帝的怨恨，在慈禧事成之后的许诺的诱惑下，他终于和慈禧在政治上串通在了一起。他帮助慈禧度过了她生命中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包括精巧地利用已经掌握了帝国实权的“顾命大臣”们日程安排上的疏漏，包括利用“推行革新”的肃顺剥夺保守的满族大臣的某些特权所引起的不满，包括配合慈禧迅速地挟幼帝先于大臣们回到紫禁城，包括努力挑动满族大臣对肃顺重用汉大臣的反对，包括用政治恐怖手段严密地堵住了宫廷中所有敢于争辩的嘴，包括不露声色地抓人再毫不迟疑地杀人。咸丰皇帝最怕的事还是出现了，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面对朝廷上那张在珠帘后永远让人无法看清表情的脸，软弱厚道的慈安“自愿”把咸丰帝“立即处死，以杜后患”的圣旨当面给了慈禧，之后皇后就突然“暴死”了。而那个当上了议政王且“食亲王双俸”的恭亲王也没能高兴太久，慈禧最终等到了他自己犯错的时候——抑郁了11年的恭亲王一旦得意哪能没有疏漏？他被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军机处。至此，一个年轻的女人天才地完成了她对于中华帝国最高权力的所有政治企图。
咸丰皇帝竟然没能成功地防止那个叫做“兰儿”的女子在他死后篡夺政权，这是一件十分可悲、也十分不可理喻的事情。帝国这种政治事变的出现，总结起来源于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道光皇帝误用了奕詝为皇位继承人，咸丰皇帝的沉于女色，一个满族官吏的女儿惊人的美貌和爱穿汉家衣服、会唱江南小曲、能够很快怀孕并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儿，咸丰皇帝的短命，咸丰生前对曾经与他竞争皇位的恭亲王的疏远甚至压制，咸丰对果断地处理已经露出权力欲望和政治手腕的慈禧的犹豫不决，咸丰生前没有建立可靠的权力基础以压制慈禧在他死后制造的政治动乱——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哪怕有丝毫的异样，都会令帝国今后数十年的历史重写。而历史的现实却是，中华帝国的实际权柄掌握在这样一个女人手里达47年之久，即使在她已经成为一个老人并且像咸丰年间一样需要政治逃亡的时刻，她依旧按照她固定的模式把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她在以一个女人的情绪和一个统治者的心理控制着这个巨大的帝国。
光绪皇帝在猛烈的塞上秋风里不可能想到热河。此刻他只想回京。“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伤死者数千万，自责不暇。”（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9页。）自从逃亡开始，皇帝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偶尔敢于跟太后顶撞几句，“我是皇上”的感觉似乎要死灰复燃了。更严重的是，光绪多次向慈禧表示他要单独回北京与洋人谈判。光绪的这个意思在逃亡刚开始的时候就对慈禧流露过：“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七诗附注。）现在，光绪再次向慈禧提出这个请求：
已定议再西，帝尤愤，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无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拟独归。否则兵不解，祸终及之。”太后以下咸相顾有难色，顾无以折帝辞，会晚而罢。翌晨，乃闻扈从士嘈杂而行，声炮，驾竟西矣。帝首途，泪犹溢目也。（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