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县令的运气和帝王的文件

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有罪，这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几乎绝无仅有的举动。

1900年8月20日，在北京城西北方向的一个叫做怀来的破旧的小县城里，因为都城陷落而逃亡的大清帝国的皇帝向他的帝国和全世界颁发了这样一份官方文件。

这种特殊形式的官方文件，中华帝国皇家的正式称谓为“罪己诏”，意思是“谴责自己的诏书”。

“罪己诏”的内容和格式类似现代中国的“检讨书”。无论是古代中国皇帝的“罪己诏”，还是现代中国官民熟知的“检讨书”，无不是“痛”到了极处的产物。

1900年帝国皇帝颁发的《罪己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惟一。在这以前最典型的可算是北宋皇帝宋徽宗发布的那份《罪己诏》了，时间是1125年。当时，入侵中原的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徽宗派出的携带大量黄金“议和”的使臣痛苦万分地返回，除了黄金和使臣的一只耳朵外，大宋的其他“议和”条件全部被金军拒绝。“灭宋已成既定事实”。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的皇帝徽宗不禁魂飞魄散，立即宣布把自己的皇位让给儿子，同时颁发了一份《罪己诏》。内容简译如下：

朕承祖宗恩德，置于士民之上，已经二十余载。虽兢兢业业，仍过失不断，实乃禀赋不高之故。多年来言路壅塞，阿谀充耳，致使奸邪掌权，贪饕得志，贤能之士陷于谗言，缙绅之人遭到流放，朝政紊乱，痼疾日久。而赋敛过重，夺百姓之财，戍徭过重，夺兵士之力，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可谓民生潦倒，奢糜成风。灾异屡现，而朕仍不觉悟；民怨载道，朕无从得知。追思所有的过失，悔之何及！（《续资治通鉴》卷95，宋纪95。）

宋徽宗的《罪己诏》显然是写给大宋百姓看的，并没有向入侵者献媚的意思，因为在诏书的最后，徽宗皇帝号召大宋军臣“捍御边疆”，并且许诺将要“开放言路”，对于大胆批评国事者，“不当者亦不加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一国之君真实痛切的检讨据说立即得到了无数臣民的同情，即将失去山河的大宋百姓仍是“山呼万岁，涕泪交迸”。

数月之后的一个风雪之日，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连同皇室的绝大部分成员全部被金军俘虏并且押往遥远的北方。在被异族关押流放30年后，徽宗和钦宗两人先后在极端的困苦和羞辱之中凄惨地死去-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被入侵者俘虏并且死在流放地的两代皇帝。从他们被异族军队押送出皇宫的那天起，无论是当时的宋人还是后来的中国人，立即把他们像忘掉一个打碎的罐子一样忘却了，包括那份态度诚恳的《罪己诏》。

如今，大清帝国皇室的处境，似乎也到了必须颁发《罪己诏》的严重地步了，只是此刻并非兵临城下，而是城池已破，因此这份《罪己诏》如何措辞就成了一件颇费脑筋的事情。可以肯定，光绪皇帝是无意自责的，如今帝国的局面恰恰证明了过去数年他的主张的正确，包括变法强国，包括不能进攻使馆，包括一旦开战后果不堪设想。《罪己诏》虽然要用皇帝的名义发出，但实际上该是慈禧太后的“检讨书”。光绪和慈禧没有一个像宋徽宗一样在书画上具有天才，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具有艺术家率真的禀性和勇气。光绪和慈禧都是帝国政权的掌握者，政客在准备自己责备自己的前夜，肯定要为政治上的艺术问题而失眠。

此时，慈禧不但严重失眠，而且还十分饥饿。

1900年8月17日，天气阴沉闷热。被乱七八糟关于帝国局势的各种传闻弄得惶恐不安的怀来县35岁的知县吴永，正在破旧的县衙门里和他的同僚们借酒浇愁。突然，有人送来一封紧急公文。这是一团字迹不清的烂纸，上面的文字着实吓了这个知县一大跳：

皇太后满汉全席一桌

皇上

庆王各一品锅

礼王

端王

肃王

那王

澜公爷

泽公爷

定公爷

肃贝子各一品锅

伦贝子

振大爷

军机大臣各一品锅

刚中堂

赵大人

英大人

神机营各一品锅

虎神营、随驾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

1900年，秋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帝国历史纷攘杂乱的舞台上，怀来县知县吴永是个幸运的喜剧人物。要不是洋人们打进了这个帝国，小官吏吴永永远没有载入帝国史册的任何希望。此人祖籍浙江，家庭情况不得而知，但从“生于四川宁远县西昌县县署”的记载上看，其父亲很可能也是个县官，否则他不会被生在县衙门里。吴永14岁时父亲死了，他贫苦得读不起书，于是“刻苦自励，涉猎经史之余，工书画刻印”。这个本领在他充当了一段帝国军队的文书之后使他得以“流落湖南，靠卖书画、刻印为生”。从在湖南流浪的时候起，这个没有“文凭”的穷酸书生的奇特幸运就突然开始了：先是被一个小官吏聘为文书，谁知道这个小官吏恰巧是当时帝国著名外交家郭嵩焘的侄子，于是他通过向郭嵩焘请教古文知识得到了郭大人的赞赏。22岁的时候，吴永经郭嵩焘的推荐进京拜见了当时的户部侍郎曾纪泽，并很快又得到了曾大人的赞赏，而这次赞赏的最终结局竟然是吴永当上了曾纪泽的女婿。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这个小人物究竟凭借了什么突出的才能和本事能够赢得如此幸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仅仅拥有写字、画画和刻印这种普通的手艺。虽然第二年曾纪泽就死了，但是没有经过科举考试的他，还是不知以什么名义被任命为直隶试用知县。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主持对日和谈，由于曾纪泽生前与李鸿章关系亲密，吴永又成了李鸿章身边的“办约文案委员”。李鸿章是几乎能够影响帝国政局的显要人物，于是吴永的幸运又来了。他与李鸿章“晨夕左右”，最后和李鸿章到了“以通家子弟相待，同案共饭，随意谈论，督励训诲，无所不至”的地步。1897年，由于李鸿章的推荐，他被任命为怀来知县，这次不是“试用”了，而是“实授”。

吴知县自从上任后最头疼的事就是如何对付义和团。从吴永得到郭嵩焘、曾纪泽和李鸿章的赞赏上分析，这个有点小文采、有点小手段的小人物定是一位思想开放的“维新分子”。义和团刚刚兴起，他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公开张贴布告：“怀来境内，无论何人、何地，均不得设有神团、坛宇及传习布煽等事，违者以左道惑众论，轻则笞责，重责正法。”吴知县抓的义和团们挤满了怀来县城的监狱，可就在这时候，朝廷“奖励团民”的上谕到了，吴知县只好放人，谁知这一放，他自己反被义和团抓了起来。义和团们把他捆绑在神坛前，把他的脑袋按在尘土中，然后历数他的“罪行”，最后强迫他“拈香”，这是义和团“执法”之前的通常仪式。还是就在这时候，县城里大大小小的地方绅士们赶来了，通过长时间的游说和最后的行贿，吴知县竟然没被义和团们砍头，奇迹般幸运地被“赦免”了。经过这场死到临头的恐惧后，吴永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偶尔到衙门“上班”，也让人持枪在门外站岗。在帝国时局日益混乱的日子里，吴永对自己的前途极度悲观失望，认为自己这个知县恐怕就是仕途的尽头了，闹不好还可能重新沦落到需要在街上摆书画摊的地步。但是，吴永的幸运又一次降临了——中国老百姓说，人要是走运挡都挡不住。

同僚中有人说那团标榜为“紧急公文”的烂纸肯定是假的，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出这种荒唐事不足奇怪，应该把送“紧急公文”的那家伙抓起来审问。还有的说此公文真假难辨，不管真假都是倒霉事。因为如果是假的，敢做这种假的人肯定不会是一般的土匪乱兵，处理不好可能引来敲诈者的严厉报复；而如果一旦是真的，这个荒凉的小县哪里弄得来什么“满汉全席”和“一品锅”？太后、皇上，加上半个朝廷，哪个都不是好惹的，侍候不好，脑袋立即就没了，连香都不会让你“拈”的。同僚们最后的主张是弃官逃跑。理由是：太后皇上都能逃跑，咱们怎么不能？

吴知县到底是幸运的吴知县。这个不止懂得一点儿书画刻印的小人物在那一瞬间启动了他多年积累的全部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然后果断地做出了一个骇人的决定：接驾！

吴永认为，尽管那纸公文的纸张粗烂，但正因为如此才和现在帝国的状况基本吻合。京城肯定出大事了，才使太后和皇上以及那些显赫的大臣们逃到他的地盘上来了。这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不是洋人帮忙，这样的机会自己一个小小知县连梦想的奢望都不敢有。最糟糕的结局不就是掉脑袋么？人固有一死，与其反正没有希望，不如冒险孤注一掷。吴永立即下了一道最严厉的命令：城内所有绅士官民都要全力做好接驾的准备——“如有人出头违抗，必杀毋赦！”同时，命令他掌握的那支有几条洋枪的小小卫队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护驾——“有敢阻遏者，格杀勿论！”

紧急公文上只盖有“延庆州印”。送公文的人说，因为行文匆忙，皇上没来得及在公文上盖玺，并说太后和皇上目前正在一个叫做岔道的地方停留。岔道距离怀来县城50里。吴永算了一下，如果太后和皇上明天一早从岔道起驾来怀来县，第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是榆林堡，那是一个大驿站。按照规矩，他这个知县必须到那里去接驾。他决定明天拂晓出发。

这个夜晚吴永几乎没有合眼。

他首先巡视了这个按理说应该归他管理、现在实际上已是义和团天下的县城。县城所有的城门，除了西门之外，早已被义和团们用砖石泥土堵死。吴永想到，无论如何也要把那些堵死的城门扒开，绝不能让从东面来的圣驾绕道西门进城。但是，此刻所有的城门和城墙全部被义和团把守着，他向榆林堡方向派出的准备为皇室做饭的厨师连同携带的食物，由于义和团禁止任何人出城而出不去。积存在吴永心里的对义和团的仇恨此刻终于爆发了，他把他能够指挥的二十多名衙役集合起来，让他们带上洋枪，压上子弹，命令道：组织百姓立即挖开城门，把东门外的道路用新鲜的黄土垫好。如果义和团敢不执行，就开枪。但是，把守惟一能通行的西门的义和团人太多，衙役们不敢与之冲突。于是，衙役们把那个需要连夜赶到榆林堡的厨师和一大筐食物原料用绳子从城墙上吊了下去。回到衙门没来得及抽上袋旱烟，那个厨师满身鲜血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刚被绳子吊出城就遭到了已溃逃至此的帝国散兵的抢劫，所有的食物都被抢走了，他还挨了一刀，侥幸脑袋还在。天一亮就要去接驾，已不能提“满汉全席”了，但至少得给太后皇上准备点肉吃吧？于是，吴知县连夜指挥买猪杀猪，县衙门里像屠宰厂一样支起热气腾腾的大锅。一共三头猪，杀、烫、分割，好肉留起来，内脏、下水、猪血、骨头一起在大锅里煮。等吴永咬了一口猪肠子，觉得好像已经煮烂了的时候，天亮了。

吴知县骑着一匹肮脏的小马出发接驾去了。

刚出城门，阴了几天的天空便开始落雨。吴永和几个衙役浑身湿透，在泥泞的土道上跌跌撞撞，狼狈不堪。透过雨雾，吴永看见的是一个个遭到劫掠的萧瑟的村庄以及横在土道上的一具具难民的尸体。他感到了彻骨的阴冷，雨水的抽打令他在马鞍上缩成一团，衙役们的忍耐力也几乎到达了极限。这个时候，在他们的前面，大雨中出现了一顶轿子，轿帘掀开，露出一张脸，吴永立即滚下马来，栽到泥泞之中：是军机大臣赵舒翘！急忙行礼的吴永的那颗心落了一下又猛然提起来，荒凉山野的小道上出现了帝国的军机大臣，这就证明自己对那团烂纸的判断是正确的。但究竟是就要面对太后和皇上了，吉凶依旧未卜。

在回答了赵舒翘的几句询问之后，他们立即前往榆林堡。

到了榆林堡驿站，吴永的心都凉了。这里的百姓全跑了，所有的房屋全被抢掠一空。驿站本来常年有三个人值守，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吴永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吃的”，这个依然坚守岗位的人说，什么也没有了。不，好像还有昨天吃剩下的一锅稀粥。

吴永立即命令跟随的衙役把枪栓打开，子弹上膛，誓死保卫这锅稀粥。

吴永终于要去见太后和皇上了。他跟在那个把年轻貌美的珍妃塞到水井里的太监崔玉贵的身后，战战兢兢地来到一间店铺门前。他看见一串骡车和一大群皇室人员，个个灰头土脸。中间有个别人他从前在京城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他至少认出一位女子是庆亲王那位漂亮的四格格，只不过现在看上去如同一个刚从庄稼地里干完农活的农家野丫头了。

吴永手头没有银子孝敬崔玉贵，但他还是小心地询问这位大太监“上意吉凶”。崔玉贵冷着脸说，这时候，谁知道呢。就看你的造化啦。

在一间店铺昏暗的正房里，吴永“扑通”一声跪下了。

慈禧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怀来知县，因为吴永穿的是朝廷的官服。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帝国的官员们纷纷逃命，没有一个人敢穿官服，因为无论是洋兵、义和团、溃败的兵勇、土匪和流民，都有各自的理由对帝国的官员进行攻击。吴永那虽然肮脏但是基本整齐的官服顿时感动了化装逃亡中的慈禧，这是她逃亡后第一次看见如此正规接驾的官员。

慈禧突然哭起来。她面对着庞大帝国中的一个小知县哭了。

太后的哭声使正在捣蒜似的磕头的吴永内心的恐惧骤然消失。吴永明白了：我们的太后也是人，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女人。

国事的悲愤、皇室的遭遇、前途的迷茫以及自己这么多年对官场怀有的梦想和某些说不清的委屈等等，一切的一切此时混合在慈禧的哭声中杂乱地涌上了吴永的心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像个迷失了很久终于看见亲娘的孩子一样无法控制地跟着大哭起来。

帝国荒凉的村庄君臣对哭的这个动人的时刻，再次决定了吴永这个始终幸运的小官吏今后更大的幸运。他的名字随着他与太后用哭声奏出的二重唱从此载入了帝国的史册。他的官运亨通甚至持续到了这个帝国消亡数十年之后的民国时期。

1900年8月18日，这是慈禧逃亡的第三天。这三天对每一位皇室成员来讲都是地狱般的日子。

15日上午，慈禧一行逃出德胜门，出了城门就不知道该往哪儿逃了。七八辆骡车停在难民滚滚的大道边犹豫了很久。最后慈禧命令往西。车队下了大道，在庄稼地里的小道上颠簸了很长时间，在几乎所有的人快要热昏了的时候，车队进了颐和园的大门。正在颐和园当班的是景善的儿子郎中恩铭，他急忙吩咐人把太后和皇上抬到乐寿堂，然后端上茶点。慈禧刚咬了一口点心还没来得及咽下去，报告就到了：洋兵已经到了海淀！慈禧立即把点心扔了，说了声“走”！车队急忙出了颐和园往北而去。

慈禧认为联军在追击和搜捕她。她是“主战派”的首领，她是杀洋人的“祸首”，她是攻打使馆的指使者。联军要抓住她，然后审判她——其实这是慈禧在一连串惊恐中无法遏制的想像，联军根本没有想到帝国的皇室会逃亡，正在接近颐和园的是俄国人，他们是冲着颐和园里的珠宝来的。

皇室的车队一路狂奔。除了在一个小村里喝了农民家里的一碗水之外，车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逃窜。

即使按照当时的舒适标准，长时间乘坐骡车也是极端痛苦的事情，更何况是在没有任何食物和水、天气酷热和心情极端沮丧的情况下。最难以忍受的是剧烈的、永无休止的颠簸。慈禧此刻肯定想起了陈列在颐和园里的另一辆马车，那是英国公使送给帝国皇室的一辆西式马车。英国人送马车的目的除了想巴结帝国皇室之外，还有把这辆马车当做样品打开帝国交通工具市场的企图。西式马车乘坐起来真的很舒适，不但有宽敞的车厢、柔软的座位和明亮的玻璃窗户，而且车轮上箍有橡胶圈，圈里设计有弹簧系统组成的减震装置。帝国的官员曾审查样品，然后试乘，都说好，很好，但是我们不需要。英国人问了半天还是没明白帝国官员的意思，因为帝国官员对橡胶轮子和弹簧系统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始终把严厉的目光盯在马车前面的座位上。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不但在最前面，而且还高高在上。帝国的官员反复地质问英国人：皇上坐在哪儿？难道让皇上坐在赶车的奴才后面和下面不成？请问皇上坐在哪儿？英国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于是，不但英国人的推销计划吹了，而且当时全世界都到处可见的驮载着各种各样的文明故事飞奔在田野上、大路上的四轮马车，惟独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辆，即使在博物馆里。

帝国自己有马车：人从前面上下，上的时候需要一点力气和某些技巧，不然就要让人托举上去。封闭式的车棚，厚布或者更厚的呢料为帘，车轮是木制的。人乘坐的位置在车轴的正上方。乘坐时必须像举行某种仪式一样盘着腿。帝国的马车没有具体的座位，如果硬说有的话，整个车板都是座位。帝国的马车没有任何减震装置，如果硬说有的话，丰满一点的屁股便是。在华的洋人们被迫乘坐帝国的马车，结果没走几里，便“困顿不可言状”。喜欢“瞎鼓捣”的洋人决定自己改装中国的马车，他们在车板上挖了个可以放置双腿的窟窿，这才好像稍微舒适了一些。结果这个初步的“改造”立即遭到中国人的嘲笑，嘲笑之后语言之尖刻使洋人们觉得比颠簸更难过——他们的腿吊在车板的下面像是屁股底下长出的两个怪物，还一晃一晃的。受不了被所有的中国人认为是怪物的洋人于是把窟窿补上，努力练习在硬木板上盘起双腿。而今，在帝国北方酷热的气温下，慈禧、光绪和所有的皇室成员一起坐在车板上，听任坚硬的木车轮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跳动不止，车板上的人和仓促搬上车的箱子、包裹一起弹过来滚过去。在车轴的吱扭声和人的呻吟声中，这些曾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娇贵的人，没走多远就都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

无论是政治逃亡还是政治旅行，依靠的都是道路。道路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线索。而对于20世纪初的大清帝国来说，它国土上的道路和它的历史线索一样始终含糊不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中国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最著名的语录，这和一个洋人所说的“帝国政府和民众很大程度上把修路的工作交给了大自然”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看是相似的。在人们长年累月的行走和畜力车年复一年的碾压下，几乎所有连接帝国城乡的道路全都是一条土沟——晴天的时候尘土飞扬，雨天的时候成为一条泥河。一位英国传教士发现，中华帝国的大地上几乎没有一条直路，所有像路的道儿无不弯弯曲曲。这位英国人认为“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喜欢曲折地到达目的地。

慈禧逃亡的第一天住宿在一个叫做贯市的小村镇，距离京城70里。村镇里的百姓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些人是皇室成员，尤其不相信那个披头散发的农家老太太是皇太后，那个像患了痨病一样的小伙计是当今的皇上。但是帝国的百姓认识银子。李莲英捧着碎银子收购百姓家的食物，只要能吃的，生熟不论，什么都要，全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购来的最精美的食物是窝头和大麦粥，于是先给太后和皇上呈上去。饿了一天的慈禧和皇上急忙咬了一口，觉得虽然粗糙得咽不下去，但还是有一股惊人的甜味。嘴里塞满窝头的皇上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所以使余等至此者，皆拳匪之赐。”慈禧“闻之”没有发作，因为她于逃亡的路途上已“备受苦难，伤心已极”。

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赏给其余的人。王公、格格、大臣们以及车夫、兵士，所有的人都已饿得眼花缭乱，于是立即蜂拥而上，风卷残云一般，所有能够充饥的东西片刻便被一扫而光。

这时有个汉子磕头，声称姓李，在京城里开有一家镖局，他要求护驾。慈禧答应了，并且赏给这个汉子一面龙旗。从此，这个会点武术的镖局首领带着几个徒弟，打着“太后亲赐”的黄龙旗，加入了护驾的行列。

当晚，慈禧一行睡在村镇旁边的一座破庙中。所有的皇室成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了，只有慈禧和光绪母子俩算是有一张“床”——一条大板凳。他们两个就这样背靠背坐着，谁也不说话，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依旧是整整一天的颠簸。没有食物。晚上还是在路边的一座破庙里睡觉。“时天渐寒”，太监们到处“求卧具不得”，好不容易遇到一户人家，妇人却以被子“濯犹未干”为借口“拒之”。慈禧坚持不住了，她躺在了地上。

半夜，慈禧突然在梦中惊叫起来，连她自己都被惊叫声惊醒了。她听见门外有个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音调极其温柔：“太后勿惊，臣春煊在此护驾。”

慈禧定了定神，说：“进来。”

庙门吱呀一声，一个男人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大刀。

慈禧看了一眼，说：“好，好，知道了。”

男人退出。

岑春煊，时年39岁，官职是甘肃藩司，二品衔，其职权仅次于总督。这个官员是因为皇室的逃亡而得以进入帝国史册的另一个幸运人物，因此他和吴永成为一对靠国难而受宠，从此注定要在皇室逃亡的路上因为争宠而争吵不休、势不两立，进而发展到一辈子互相攻击的帝国官员。岑春煊和吴永一样，因为在庚子年间跟随皇室逃亡的特殊经历，直到民国时期依旧是国家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和吴永不同的是，岑春煊一生下来就是个贵族。其父岑毓英曾任帝国云贵总督。他少年时便以国学生的名义入京，家里花钱给他捐了个工部主事，使他整日和权贵子弟一起花天酒地，“黄金结客，车马盈门”。他中过举人。他和光绪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光绪当年大婚的时候，他是协助办理大婚庆典的主要人物之一。父亲死后，他被“赏”五品京堂，然后连续升迁，甲午前官至大理寺正卿。他虽然被称为“纨绔子弟”，但他身上却少纨绔的懦弱，而多志士的激昂。甲午时他慨然请缨上了前线，在前线着实忙了一阵子，带兵和日本军队抗衡，因此名声大振。和吴永一样，岑春煊也是个“维新分子”，在“戊戌变法”中极其活跃，是康有为“强国会”的成员，曾经极力上书主张“精简机构”，是导致光绪皇帝下决心一下子撤掉一系列衙门机构的直接责任人。他禀性耿直，“遇事锋发，无所回避”，理应在政治上是慈禧的“仇人”。但是，也许由于他父亲生前一直为帝国在一个边缘省份任职的缘故，戊戌之后他居然没有受到慈禧的政治追查。联军将要攻击京城的时候，他响应慈禧“来京勤王”的号召，带着5万两银子和5000官兵从兰州昼夜兼程奔向北京，到达南口已是8月15日，慈禧和皇上已经开始逃亡了。岑春煊紧追不舍，及时地出现在慈禧的身边。尽管无法得知他的突然出现是来保卫皇帝的还是来保卫太后的，但慈禧在微弱的烛光下看到的是一张忠诚可靠的武人的脸，“太后深感之，泣谓岑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这句话对于一个帝国的一个普通的大臣来讲，是足以令其为之赴汤蹈火的！

慈禧终究是女人，而且是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女人。

想必慈禧和吴永对哭的时候，岑春煊也在场，因为岑春煊已经被任命为负责“办理前方一切粮台”的重要官员了。

慈禧抹了眼泪问：前边是哪里？

吴永带着哭音回应：怀来县。

慈禧问：汉人还是满人？

吴永答：汉人。

慈禧问：你尚能穿着官服来迎驾，是忠臣。备了食物了吗？

吴永答：有，一锅粥。

慈禧说：粥很好！

慈禧和皇上喝粥的时候，吴永退出来，立即回了县城。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至少不怕那些和他捣乱的义和团了。他把盘踞在怀来县城的义和团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就全都跑了。肃清义和团之后，他指挥人挖开城门，用土铺平道路，清理街道，准备馆舍，张罗食品，晚上便把慈禧一行迎接到了县城。令慈禧进一步感动的是，这个小小的知县除了准备了令她不再饥饿的食物、她特别需要的旱烟之外，居然还弄来一大包可供她换洗的衣服、一把梳头的梳子和一盒胭脂。衣服是吴永死去的母亲留下的，梳妆物品也是死去的姐姐的遗物，是他从已经另娶的姐夫那里要来的。他对慈禧实话实说，慈禧没有嫌弃，还十分高兴。浑身已经发出酸臭味道的慈禧赶快换衣、洗头、梳妆，李莲英给她梳了个两把式的大拉翅头，她觉得精神好起来了。皇上，还有那些王公格格们也都换了干净衣服，都是吴永从县城百姓那里收集来的。皇上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绸袍，看上去不像小伙计了，像个富裕的商人。

表面上焕然一新的皇室们居然“请入席”了。怀来小县城里摆上了三桌宴席，而且燕窝鱼翅鸡鸭鱼肉竟都弄齐全了。太后一桌，皇上一桌，皇后和格格们一桌，都吃得满嘴流油。

连同岑春煊的兵马在内，吴永要负责数千人的供应，只有心力交瘁。他的官服破了，鞋露出了脚趾，双眼因为严重缺乏睡眠而红肿。慈禧看见心疼了，她对吴知县体贴地说：“量力为之，毋过劳苦。”

吴永看见，即使吃着燕窝鱼翅，太后依旧愁容满面，而皇上也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这时，中华帝国的这一对逃亡中的著名母子正在为《罪己诏》的措辞而勾心斗角。

毫无疑问，现在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权威性从那几辆骡车奔出神武门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整个帝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严重质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极其难堪的现实。造成这一切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来势力的武装干涉。因此，他们母子二人的当务之急不是向国人解释什么，而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取得外来势力的“谅解”。这种“谅解”极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很在乎的问题：他们所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1900年大清帝国的这份《罪己诏》从一开始的动机上讲，就是写给洋人们看的，这与数百年前宋徽宗的检讨有着本质的差别：徽宗的《罪己诏》的结论是号召全民御侮，而慈禧的《罪己诏》全篇均是在呼吁“世界和平”。

他们母子争论的核心，也是诏书写作的难点，即：帝国的局势演变到如此地步，责任归谁？

1900年8月20日帝国终于颁发的《罪己诏》原文极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如同一本书，而且昔日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了踪影，像一篇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小学生的悔过书。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只有选择最核心的观点摘录一二。

先得把帝国政府居然弃民逃跑的事情说清楚：

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变，朕与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公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仓皇西狩。

《罪己诏》一开始就把最主要的焦点问题回答了：帝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敢于把太后和皇帝“扶掖”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们身上。接着，《罪己诏》用极大的篇幅解释了洋人们为公然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朝廷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义和团问题：

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怒，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漫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干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动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浸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则祸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罪己诏》进一步说明：“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因此纵观义和团盛于乡里，充斥京城，最终酿成大乱，那些帝国的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无不是应该为目前局势负责的人。试问，使馆最后是怎么保全下来的？如果帝国真的要毁灭使馆，命令火攻水灌，使馆哪还能有今天？而朝廷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想必完全可以谅解。

既然除了太后和皇上之外，所有的大臣和官员都有罪，那么，如此的“众”罪行是怎样造成的？《罪己诏》得出结论出乎整个帝国的意料——帝国的全体官员没有“大公无私”：

近二十年来，每起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说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酿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7～189页。）

这是帝国政治文件中的典型范例——下边有一群私心太重的“歪嘴和尚”把本来很正确的“经”给念走调了。这是帝国的皇上和太后开列给洋人们的一份“惩罚”名单——它明确地告诉洋人们有仇有气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发泄，或者是在向洋人明确表态：至少皇太后和皇上没有偏袒任何“酿此奇变”的官员的意思。

帝国政府逃亡的第五天，本来还为皇室的逃亡而忧虑担心的帝国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就要变成国家的“罪犯”了，于是纷纷惊慌起来。而洋人们真的就开列了一大串必须严厉“惩办”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名单上除了没有慈禧和光绪的名字之外，几乎囊括了帝国政府朝廷的一半重臣和数十名地方要员。

1900年8月大清帝国的《罪己诏》最后所说的关于“公”与“私”的问题值得玩味。本是给洋人们看，用以推脱责任的，竟然唐突地提出了这么一个纯属帝国官场中的“职业道德”问题，不知道特地把这个问题说给洋人们听是出于什么目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这句反问——在整篇《罪己诏》中只有这句话像是皇帝自己的话。可是，话是问的不错，问题是：在问谁呢？整个大清帝国谁最该回答这个问题？

2、清泪湿山河

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北京使联军颇感到意外。因为在大沽口海面上准备登陆的时候，所有的官兵都被反复严肃地告之一个历史事实：1860年，也就是40年前，英法联军从这里向北京攻击前进，结果遭到手持冷兵器的满族武士们的阻击，联军一共战斗了四十多天才到达北京。如今的攻击距离和路线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已堪称一支强大的正规军，要想打到北京，乐观地说也得需要80天，前提是各位到那个时候还活着的话。

可是，事实是，40年后，从联军开始攻击行动到完全占领北京仅仅用了10天。

联军们发现，他们占领的这座帝国都城基本上还是个完好无缺的大都市。所谓“完好无缺”，指的是在这座被攻击的城市里，市民并没有按照战争常规而大量逃亡，除了官吏和兵勇之外，所有的北京市民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家。即使在一片枪炮声中联军官兵冲进街道的时候，他们依旧看见了京城灰色的院落里升起的炊烟，看见了挂在龙槐树枝上的百灵在鸟笼里跳来跳去，看见了低矮的院门的缝隙后露出一双黑色发亮的眼睛。而胡同口背阴的墙根下、街头的古树下和破旧的小型庙宇的台阶上，仍旧蹲着一些男人，他们往往使摸索前进的联军官兵们骤然紧张起来。可定神再看，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头上的辫子细短干枯，手上除了烟袋之外没有武器，显然他们或是聚集在一起回忆着留恋不已的过去，或是孤独而沉默地消磨着闷热躁乱的夏日，仅此而已。因为即使跌跌撞撞地拉着炮车、噼噼啪啪地放着枪的联军官兵们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对视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也丝毫没有惊慌的神色——这种东方黄色面孔上的那种没有任何表情的表情至少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就在这种古老的目光与联军们的目光相对视的瞬间，一种无以明状的奇异感觉立即涌上了这些异国官兵的心。联军官兵们有些惊慌还有些胆怯地急忙把自己的视线转移开，于是前方的五彩牌楼、深邃的城墙门洞和弥漫在杂乱房屋顶上的浓烟，都变得神秘而沉重起来。

帝国都城里的市民是一群能够活得很沉着的市民。

后来有人为此谴责帝国的政府：从联军开始向北京攻击的时候起，北京城就实行了严厉的戒严令：所有的城门一律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城。这等于有意把百万北京臣民当做了帝国的人质。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似乎帝国都城里的百万臣民并没有“人质”的感受。于是，又有人反驳说，即使当时帝国政府强迫市民疏散也无法让其离开家门。原因是：北京市民是这个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众，他们普遍地认为无论谁打进这座城市，都是冲着皇上、官府和那些大宅门去的，天下怎么会有人跟贫穷的他们过不去？

在北京城破的时刻，几乎所有奔跑在街头的人，都是王公的家眷、弃职的官吏、外地的富商、溃败的官军以及零散的义和团们。满城奔跑的人流集中在北城，因为联军是从南边和东边打进北京城的。

8月16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不见了任何一位官吏的影子，北京城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权力的空白。德胜门和西直门城门附近集中了数百辆大车，车马装载着半城的财富拥挤在一起，于是成为趁火打劫的最佳地点。官吏大员们充当了自家的车夫，因为车夫们不是逃跑了，就是加入了打劫的行列。官吏大员们抽打着拉车的牲口，车上家眷们的惊叫哭喊连成一片。

正在逃亡的军机大臣王文韶被阻挡在此。平时享受着皇恩俸禄，国难当头却要弃国而逃，王文韶感到万分耻辱，他高声大骂：“没良心的狗奴才！没廉耻的狗奴才！”但是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王文韶已觉得他此刻的行为和那些逃命的官吏截然不同，因此他有权力开口大骂。他早上从家里追至皇宫，发现连看守皇宫的人都跑光了，东华门锁着，根本进不去。他奔向德胜门，途中在一座小庙中歇脚，但小庙的和尚怕受连累不让他停留，并且声称他们也要跑了，原因是这座小庙曾经是义和团的一个神坛。德胜门城门附近已经出现了联军官兵的身影，王文韶只好不顾王公的体面拼了老命才终于在人流中挤出了城门，刚跑到嘎嘎胡同，天下雨了，于是又躲进一位小官吏家。这位小官吏给帝国大员找来一辆驴车，并且派自己的随从跟随军机大臣逃亡，但他明确里嘱咐随从：重点保护的不是王大人而是驴——因为沿途散兵土匪抢劫的不是人，而是牲口。当王文韶终于在怀来县城里追上太后的时候，包括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皇室人员都对这个衣衫褴褛、年近八十的大臣居然能够有气力活着追上朝廷而万分感动。同时，王文韶的追随令他们联想到了帝国那些此刻只顾自己逃命的大员——都是些什么东西！

在中华帝国战败的时刻，政府和官吏弃城逃亡几乎成了一个习惯，这种罕见得几乎等于一个帝国政府全体逃窜的举动，在帝国的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至少慈禧太后应该记得，40年前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带着包括她在内的嫔妃们也是在慌乱中狼狈逃出京城的，而帝国的大员官吏们同时也作鸟兽散了。所不同的是，那年城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奇迹：居然有一个比如今的王文韶对帝国更忠心耿耿的人物在城破之时不但没有逃跑，反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依然坐在衙门府里“篝灯观书”，成为惟一在已经沦陷的帝国都城内坚守政府职务的人。因为在帝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物实在罕见，于是事后他成为帝国全体官员们的“榜样”——他被皇上破格提拔了。这个奇迹《汪穰卿笔记》中有载，是一则绝佳的帝国政治幽默：许善长，字季仁，浙江杭州人士，“才思清俊，落拓不羁。”没有任何官职，因此生活困顿。但他却有个官吏的爱好：留恋妓院——“偶假得数十金，必尽费之韩家潭等处。”韩家潭，京城妓院所在胡同之一也。联军入城，“京官多潜走”，他正为没钱逛妓院而发愁，于是找到一个内阁中书借钱。这位内阁中书正准备逃跑，于是对其曰：“借贷可也。然余欲有事相求，必诺乃可。”许善长问何事，内阁中书言：“吾今晚当值，欲君相代。如允当贷二百金。”许善长高兴都来不及呢，欣然同意。奇特的是，这个许某是个信守诺言的人物，在闹不好可能掉脑袋的时候，他拿了银子并没有去及时行乐，而是真的一本正经地上内阁衙门值班去了。更奇特的是他到内阁衙门之后发生的意外：

许既诺。夜宿阁中，篝灯观书。时恭王留守，夜出察诸值宿者乃多空无人，至内阁望见有灯，趋之，见许，问：“人多不至，君何为者？”许初不识为恭王，然意必为贵要也，乃起对曰：“今京府空虚，各署文书深惧遗失，故不敢不致谨。”王甚奖叹之。问其姓名，曰：“浙人许善长也。”后中书有缺，特越次补之，而误为许善昌，许既得补，乃递呈吏部更正焉。（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67页。）

可以想像当时恭亲王着实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名字都没搞清楚就决定提拔这个“英勇无畏”的人。这是许善长绝对没有想到的事情，至少当上了内阁中书的他从此再也用不着借钱逛妓院了。《汪穰卿笔记》对此感慨道：“宦途升沉，至为无定。”

8月16日，当北京城内外的枪炮声基本停歇之后，市民们便继续等待着北京城再次陷入混乱的时刻。经多见广使他们肯定这座城市“还得乱几天”。当晚关于太后和皇上“西狩”的消息就传了出来，然后就是哪个衙门哪个王爷的轿子也“出了彰义门”之类的传闻。有年轻人爬上屋顶看，果然看见城里数处又起火了。把起火的方向和大致位置向老人报告，老人眯着眼说：“我说什么来着？跟咸丰年一样，洋人围了王府了！”

那些以“保护使馆”为借口打入这个富庶的帝国都城的联军首先扑向了各座王府：帝国的王公大臣们不但是“应该无情惩罚的祸首”，而且他们的王府是囤积帝国金银财宝的最大的仓库。

帝国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有充分的估计。这些过着世界上最奢侈生活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家眷们，除了在养尊处优、傲慢排场、享受美食、声色犬马、贪污受贿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之外，他们还有在巨大动乱到来的时刻清醒地估算自身处境的敏感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与生俱来地流动在王公贵族们的血统之中，他们在平安年代里骇人听闻的骄奢挥霍和在危机时刻毫不犹豫的弃国逃亡都出自于他们的这种贵族本能。他们的命运也因其在临危之时表现出的惊人的果断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人生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