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位帝国大臣像他一样在帝国的历史上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他对大清帝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帝国的国界。晚年的他更是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的主梁，他的一举一动不但决定这个帝国的国家命运，而且几乎涉及整个世界东方近代史的走向。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他的身影屡屡出现——没有他的中国近代史一定是残缺的历史，也是无法叙述的历史。

同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没有哪一位帝国大臣在死后招致到如此猛烈的、连续不断的抨击。在1901年以后的中国，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怎样的人——从精明的政治家、到社会变革者，从记载正史的文人再到传播野史的平民——对他所持有的评价竟惊人地一致。这种一致如果之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其他历史人物或历史政治事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人对李鸿章评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

这位大清帝国重臣的巨大历史罪责令人难以置信：中华帝国近代史上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屈辱和不公正，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有生之年的所有日子里，无时无刻地不在处心积虑地勾结外国势力和策划卑鄙阴谋，他的所有行为和努力最终只有一个目的：把帝国的国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一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生为出卖自己的国家而生，死为出卖自己的国家而死。

李鸿章无疑是近代中外历史上最独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中国人把他从19世纪末的封建帝王、狡黠政客以及当时大清帝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现状、经济实力和国家运行机制等等内忧外患的因素中抽象和独立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民族感情符号或是一种国家政治形象，同时也就顺便忽略了这个老头儿当时为大清帝国所担任的最高官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他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既冷酷蛮横又温情脉脉——他将东方人性格特征中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位帝国重臣的后半生正值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地走向衰亡的时期，正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走向衰亡的时期。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出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1823年2月5日，字渐甫，号少荃，排行第二。72年后，他因为代表帝国签订《马关条约》，致使中国市井流行“杨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对联一幅。对联中的“杨三”指的是当时刚刚病故的一名京剧名丑，“李二”指的就是他。李家是“耕读之家”，算不上贫寒，但也要整日为衣食忙碌。他的父亲是李家第一个出来做官的人。1838年，父亲中了京城会试的一百一十二名进士。报子来报喜的时候，他和他母亲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这个消息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初授予户部，后长期在刑部为官，据说是个包公式的官员，但未见有特别过人之处。母亲是个典型的劳动妇女，没有缠足。李鸿章当了大官之后接母亲到官府享福，路上母亲的大脚露在轿帘之外，李鸿章觉得颇不好意思，悄悄把母亲的脚塞进去，母亲为此一直很不高兴。父亲中进士两年后，李鸿章中秀才，当时18岁的他心情很烦乱，认为自己已经长了胡子但却一事无成，李鸿章有诗曰：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先起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李文忠公遗集》卷六，第1页。）

诗虽写得未见才情，但充满“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味道。青春伤感之后，李鸿章到北京去和做京官的父亲一起生活并且继续他的学业。在京城，李鸿章遇到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令他终生都崇拜如神的老师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和李鸿章的父亲同年中进士，互称年兄年弟。因此，李鸿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师的。曾国藩身为翰林，以理学著名，又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门生，学识名噪一时。曾国藩十分欣赏李鸿章，说他“才可大用”。李鸿章在他的指导下，第二年就中了举人，1847年又考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那一年，曾国藩的学生除了李鸿章之外，还有三人也同时中了进士，“一门四进士”的盛况引起国人极大的轰动，四个曾门弟子被称为“丁未四君子”。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试是帝国人才的一次大聚会，和李鸿章同中一榜进士的，后来颇有一些成为帝国官场的显赫人物，如状元张之万后来做到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与李鸿章同列二甲的沈桂芬在同治年间也进了军机。做到总督一级的，有李宗义、马新贻、沈葆桢等，与李鸿章一生关系密切的郭嵩焘更是成为了帝国著名的外交大员。而李鸿章是他们之中最显赫者，先封伯，后封侯，成为帝国重臣。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前期从事军事活动，后期从事洋务和外交活动——国人称之为卖国活动。

李鸿章先被授予庶吉士，庶吉士是帝国翰林院的“研究生”，毕业以后才能进入翰林院任正七品编修。成为编修之后的李鸿章学习极其刻苦，因为七品官虽然小，但帝国的汉族名臣重相大都是编修出身——重要的要看在翰林院学习的成绩。1852年，他在翰林院的翰詹大考中成绩名列第二，得到咸丰皇帝的赞赏。一般情况下，这是编修被委以高官的最佳时机，但是，此刻在帝国的南方，农民们正高举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起义造反，31岁的李鸿章一时间官场仕途受阻。帝国的正规军大多因为腐败而毫无战斗力，致使太平军一出广西金田就立刻发展成为10万大军，咸丰皇帝一口气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去各地组织地方武装，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说，帝国需要让他这个小小的文官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回老家去拉队伍，去与太平军作战。

当时太平军已经逼近长江北岸，李鸿章的老家也被太平军占领，太平军杀了安徽巡抚蒋文庆，安徽都府合肥已是“遍地萑符，伏莽四起”。同时，民间的土匪也趁势作乱，“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李嘉端：《请拨饷以济军需》，《皖抚疏稿》，第二本，第1～6页。）起义的农民和乡间的土匪混杂在一起，使安徽成为帝国长江以南最混乱的省份。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京城悠闲的为官生活而回到老家去组建地方武装，起源于他“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勃勃野心。

对于一介文人来讲，搞武装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从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头几年看，他似乎一切顺利。回到家乡不久，他便率领千余兵勇在巢湖一带和太平军接触了一次，虽然结果不分胜败，但这是他从军以来的第一仗，而且是帝国军队没有失败的第一仗，他立即得到朝廷的蓝翎赏赐，级别也从七品升至六品。这时他的父亲也奉命回原籍“办理团练”，同时他的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出来了——父子三人开始一起为朝廷打仗。做京官没有做出什么名堂的父亲打仗也没打出名堂，不久就病逝了，只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而李鸿章却连连得手：参加攻克含山的战斗，战后加赏知府衔，赏换花翎；接着参与攻克庐州的战斗，得到“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的奖赏，不久又加赏按察使衔，官职升至四品。因为不算大的军功而在三年内连升三级，这对一个七品编修来讲，提拔的速度可算是惊人的了。正因为升迁的速度太快，他人的嫉妒和猜疑也就随之而来，其罪名之一是说他“名为团练实则勾结土匪”。这是一个足以让他掉脑袋的罪名。怀疑他的是一个名叫胜保的满族钦差大臣，此时正奉命督办安徽军务。他怀疑李鸿章的原因是亲眼看见了李鸿章混杂在土匪中溃逃，而李鸿章当时的模样确实像个地道的土匪头子，更何况说的也是一口土匪黑话：

一日侵晓，土匪攻乡围，合肥领围出战，竟败退，直抵本围。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之意），好跑！”饱后仍退，忽报胜保从后路来，合肥颇惶急，虑有不测，不得已迎谒之。（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书合肥轶闻》。）

即使已经官至四品官了，与风卷残云般的帝国农民作战也还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倒霉的是，不容易的情形正好让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看见了，可以想见钦差大臣看见李官员与义军混杂在一起奔跑于战场时的感想和表情。

遭到怀疑和众忌之后，虽然钦差大臣事后并没有向咸丰皇帝正式奏本要求惩办李鸿章，安徽巡抚福济也极力保护他，但是他还是觉得在安徽壮志难酬，于是他离开家乡到湖南投奔老师曾国藩去了。

这是李鸿章走上显赫人生道路的开始。

在曾国藩的教导和重用下，李鸿章的才能开始得以充分施展。关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湘军中“文武兼备，身先士卒”和“双手沾满起义军鲜血”的故事充斥在各种史料传说中。但其实只有李鸿章创建淮军的经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传奇。当时湘军已收复安庆，太平军主力向东压缩，上海开始告急。盘踞在上海的商人、官吏和绅士们倾囊出资，纷纷请求曾国藩派兵保护大上海，答应每月可以供应湘军饷银60万两。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只有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才有这等财力。然而银子是不少，但就是没人愿意去，包括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因为此举等于要深入到拥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后方去，如此的自投罗网般的行程，即使不被立即消灭，孤军作战也凶多吉少。

李鸿章却兴奋异常。他愿意去。

这是后来令包括曾国荃在内的所有湘军将领都颇为后悔的一件事情——人生的成败荣辱仅在一念之间。

李鸿章立即开始组建新的部队，几个月之内便成立了11个营。1862年3月4日，五个营的官兵在安庆北门外集合阅兵，这标志着帝国历史上又一支著名的武装部队正式组建。这是一支与以往的帝国军队完全不一样的部队，其重要的标志是：所有的营没有隶属关系而相互平等，所有的官兵只对李鸿章一个人负责。李鸿章是安徽人，新军在安徽地盘上组建，官兵大多是安徽子弟——李鸿章终于可以和他的老师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因为他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军队：淮军。

上海方面冒险开来租用洋人轮船公司的七艘轮船。淮军1300人坐一船，李鸿章近1万的军队开始向上海开拔。

这是大清帝国军事史上一次以“胆大妄为出其不意”而闻名的行动。从帝国军队占据的长江上游往下游开进，长江沿线全是太平军的营垒，水路通道均已被严密地封锁。尽管太平军领袖们知道上游的“曾妖”已经和洋人勾结，但是，当他们看见数艘洋轮公开地结队行驶在江面上，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一枪未发地看着当时罕见的庞大船队鸣笛顺流而下。也许他们想不到轮船上乘坐的全部是官军。太平军并不想与洋人发生冲突——洋人在帝国军队和太平军中都有军事顾问，甚至有官兵直接参与战斗，洋人在帝国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扮演的角色含义极其不可告人。

洋人的船队载着李鸿章的淮军在太平军的地盘上行驶了整整三天，已值不惑之年的李鸿章三天未合眼，脸上一派冷酷的杀气，他抱定了“破釜沉舟，最后一搏”的决心，他知道这是他一生“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七艘轮船上的官兵死一般沉默，无人敢出声，无人敢靠近李鸿章。

一支近万人的全副武装的部队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于太平军严密封锁之地成功地进行了千里大穿越，这成为那个战乱年代中的一个奇迹。这个举动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大规模军事移动的范例，更重要的是，帝国军队的这次出乎预料的大规模移动的成功，终于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在军事上走向被动的开端。

在上海码头上走下轮船的这群淮军官兵令上海的绅士和洋人们极度失望：满口安徽土话，脚穿草鞋，头裹破布，浑身散发出恶臭的“叫花子”般的异味——洋人则说这是一群“大裤脚蛮子兵”。这些兵与帝国驻守在上海的官军和洋人官兵鲜艳的装扮比起来，简直就像一群从灾区逃荒来到城市的流民。

李鸿章也是一口安徽土话。他对嘲笑他们的上海绅士说：“军队贵在能战而不是外表，等我打完一仗，你们再笑也不晚！”然后，他对他的这群安徽兵说：“伙计们，贼娘好好地搞！”

安徽人“一根筋”，淮军鸷悍凶猛。没多久，3000淮军于上海虹桥与10万太平军交战，上海绅士、平民以及洋人无不拭目以待。淮军五个营全部被太平军包围，第一天淮军严重失利。第二天战局没有好转，淮军阵地继续被压缩。当淮军阵脚出现崩溃迹象的时候，一杆大旗忽然出现在最前面的营垒中，官兵们看得清楚，是大帅。李鸿章亲自率领三个营直接冲击太平军的正面阵地，而同样也把李鸿章看清楚的太平军立即向他包围而来。太平军向前移动的时候，李鸿章看见太平军移动中的队形一角出现旗帜散乱的情况，他立即“执桴鼓于军前”，命令淮军向太平军的薄弱之处三路夹击，拼死向前，结果太平军刚才还整齐的阵线被冲乱。这时，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天空突然黑暗，一场倾盆大雨降临了。心理发生动摇的太平军抵挡不住冲击而向后撤退，但是撤退在暴雨中很快变成狂奔——“自相践踏，死者万余。”天黑之后太平军反击，淮军在上海南门下阻击，战斗最残酷的时候，太平军的前锋部队“突然倒戈”，致使太平军再次大规模撤退。“浦东一带尸积如山。”（（清）方浚颐：《梦园丛说》。）

此一战令上海人为之瞠目。以往驻守上海的官军和防守租界的洋兵，遇到太平军便望风而逃，勉强一战也都一败涂地，而这些安徽来的“大裤角蛮子兵”居然以3000战10万而胜，淮军的名声从此确立。此战对大清帝国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扭转了东南战场上帝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局面，使官兵和朝廷都看到了可能扭转战局的一线希望。

李鸿章以杀起义农民残酷无情而留下恶名。攻打捻军的时候，“击退援军十万，斩首两万”。攻入太平军占据的常州城之后，他把俘虏的太平军“护王”陈坤书绑在东门外凌迟处死，同时放纵官兵屠城，以至杀得满城死尸，“城破五十日仍无人收殓。”连常州城郊也在屠杀之列，屠杀的结果是“耕者万分无一”。攻克昆山之后，太平军被杀的官兵在3万人以上，尸体堆积在一条小河里，“积尸数尺，河水断流”，“千汊百港，漂尸浮油。”（《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第26页。）国人指责淮军滥杀无辜，李鸿章听了“勃然大怒”，他在写给曾国藩的报告中称：“贼漏网盖少，惨劫亦快事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第16页。）

李鸿章更令人不齿的是狡诈失信。淮军包围苏州城，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之后，太平军“纳王”郜永宽通过原来是太平军而现在淮军中任职的一个军官提出向淮军投降，条件是他以杀太平军“慕王”且开城迎接淮军，而淮军不但不能杀他，帝国朝廷还要颁给他二品顶戴。淮军代表同意，李鸿章也表示同意。但是，当郜永宽把坚决不投降的“慕王”谭韶光骗杀且打开苏州城城门之后，带领淮军蜂拥入城的李鸿章却不但下令把刚献上“慕王”首级的郜永宽“立即正法”，而且对已经投降的近两万名太平军大开杀戒。此一事件引起举国轩然大波，不但平民们强烈反感，对李鸿章嫉恨在心的各级官员也乘机猛烈抨击，甚至洋人们也愤怒了。和李鸿章私人关系极其密切的英国将领戈登顿时翻了脸，发表了“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帝国政府不撤李鸿章的职并且将他交付审判，英国就用“强大兵力”强制帝国军队把攻克的城池交还给太平军。对于李鸿章来讲，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尽管朝廷对他占领苏州城大加赞赏，但是他还是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机。沉默了几天之后，以冷酷残忍著称的李鸿章突然出现在祭吊郜永宽的现场，居然还落了几滴眼泪，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眼泪是阴险的和别有用心的，但是他确实很“悲痛”地完成了所有的祭吊程序。

李鸿章坚决不按英国人的要求写认错书。他的话是：帝国的军政与外国人无干！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都城南京被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太平军急剧走向衰亡。

李鸿章和他的老师一起受到朝廷的重赏。

李鸿章被封为一等伯爵、肃毅侯，戴双眼花翎，接任江苏巡抚。

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了。时年42岁。

李鸿章为之奋斗的“封侯”历程，自他以七品官出京时算起，用了11年。

36年后的1900年，夏，广州。早上下了一阵蒙蒙细雨，岭南的潮湿溽热更浓重了。刚刚从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78岁的李鸿章在“天字”码头登上了招商局轮船公司专门为他准备的“平安”号轮船。他高而瘦，头上是一顶青缎小便帽，灰白色的辫子有些枯萎。中国式的胡子长而柔软，一张满是老人斑的皱纹纵横的长脸上两颊深陷，使人看上去他总像是在怒气冲天。他没有穿官服，只着一件蓝布短衫。广东将军巡抚以下的官员站立两旁，看着这个颤巍巍的老人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开船的命令。但他很久都没开口，只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睡着了。

1900年7月17日，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热得大汗淋漓的官员们越发不敢出声的沉默时刻，南海知县裴景福上船了。他是一个与李鸿章既是同乡又私交甚密的官员。

裴景福首先祝贺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外洋有电，诸领事皆额手称庆。”

李鸿章缓慢地睁开眼，一板一眼地说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这句颇具性格的话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多方人士出于各种目的反复引用。因为这是1900年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出现的第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裴景福乘机探听李鸿章对国事的态度，没想到李鸿章突然声音哽咽：“论吾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不保矣！”说着，他用手杖触着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当裴景福问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悔逸斋笔乘》之《李文忠轶事》。0

这副悲伤的情景让在场的官员刻骨铭心。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帝国最著名的汉大臣当众毫不掩饰地表露如此悲观的情绪，即使在甲午之后他奉命和日本人艰难周旋的时候，也未见这个以倔强闻名的老大臣流露过丝毫苦郁之色。

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开始了他生命最后一年的纷繁复杂的历程。

李鸿章在被朝廷委以重任的时候想到了死亡是可以理解的。从去年开始他就感到自己的生命随时有终结的可能，因为他日见虚弱，伴有偶尔吐血。进入五月之后，他的侍卫们和亲近的部下时常发现他“老泪纵横”。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他是为了自己的衰老和疾病而痛苦，当他拒绝了朝廷让他“即刻北上，协助总理衙门与洋人交涉”的电令后，又以为他是在“闹情绪”——即使是重臣也有为自己官场的命运坎坷而伤心落泪的权利，他才不会被排挤出京城后就这样身份不明地回去“协助”载漪之流呢。但是，当这个老人的泪水长流不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隐约意识到：在帝国的北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农民在和洋人过不去，国家也许要出大事了。

果然，朝廷向洋人宣战的消息传到广东。李鸿章立即公开了“粤不奉诏”的立场。接着便传来已经进京的义和团“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龙”即指光绪，“二虎”指的是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泛指一切办理洋务的国人。

京城义和团的口号使李鸿章再次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而奇怪的是，一方面京城的义和团公开通缉他，明确宣布只要他在京城露面，老命就肯定没了；而另一方面，朝廷和各地官员命令和请求他迅速北上进京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仿佛全都要把他送给义和团处死似的。帝国朝廷宣战的当天，出于政治本能，他曾经决定动身，并且提出了一个条件——条件不是向朝廷提出的，而是向洋人提出的。他给大清帝国出使英、法、俄、德、日等国的公使发出电报，要求他们探询各国政府对帝国《宣战诏书》的反应，如果各国在退兵问题上“可以商量”，他便立即北上。但是，在等待各国回音的时候，京城里的战斗越来越猛烈，朝廷根本没有显示出停止战事的愿望。等各国政府的回音到了时，李鸿章发现洋人几乎都在撤兵的前面加了一个前提：等北京的外交人员脱险以后再商谈。李鸿章即刻冷静了下来，反而没有眼泪了，他这才意识到，帝国的混乱局面比他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请求他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依旧多如雪片，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均系大人一身，望即刻启程。”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电报内容同样：“危局惟公可撑，祈早日启节，以慰两宫焦盼，天下仰望。”

李鸿章给刘坤一回电：“水陆梗阻，万难速达。”（《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二。）接着又回电一封作为补充，他把自己的绝望情绪表达得更清楚了：“政府悖谬如此，断无挽救，鸿去何意？”（《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三，第9页。）

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京城被帝国兵勇打死的时候，万念俱灰的李鸿章接到了荣禄的电报，荣大人几乎是哀求他赶快来京，想办法把这件大事“消弭下去”，但李鸿章没有给荣禄任何回应，因为他没有看到朝廷要处理这一重大外交危急的任何意图。

帝国驻德公使吕海寰在“克林德事件”发生后紧急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副大臣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则乱事必平。”吕海寰说李中堂已经北上，但是德国人掌握李鸿章的动态比帝国公使还清楚：“闻李中堂坚留粤省，恐未必成行。”吕海寰反复表示李鸿章肯定要奉旨北上，但德国外交部副大臣还是对此持缓议态度，原因是“闻京都有人欲害之”。帝国的公使急了：“李中堂威望素著，断无有人相害之理！”从德国外交部回来之后，帝国驻德公使立即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窃思北事危急，务请中堂早日北上，以维大局！”李鸿章的回电仅有寥寥数字：“政府尚无主见，我去无济于事。”

在那几天里，李鸿章频繁地与帝国南方各省督抚紧急磋商，促成了《东南互保章程》的签订，这是他在他的辖区之内所能做到的最大的事情了。这个举动至少保证了1900年帝国的动乱没能蔓延到长江以南，有效地稳定了帝国的半壁河山。

7月3日，朝廷的电报又到了：“懔尊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4页。）

四天之后，朝廷的电报再到：“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5页。）

第二天，即7月8日，朝廷又电：“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6页。）

这是李鸿章的心愿。甲午战后他被免去了这一帝国封疆大臣中最显赫的职务，庚子年间终于给予了恢复。

可是，李鸿章对朝廷北上的催促还是置之不理。

又过了一晚，7月9日，朝廷的电报又到了：“如能借到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6页。0

三天之后的12日，朝廷的电报再次到达：“无分水陆兼程来京。”（《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7页。）

李鸿章依旧没动身。他拒不奉诏。

李鸿章一生都是一个对朝廷绝对尽忠效力之人。他知道所有的电报都是慈禧太后发出的，他没有不遵旨的权利，但是局面确实使他难以成行。原因是：政府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立场，他的北上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朝廷的电报又到了，这一次语气严厉了：

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迭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启程确期电奏。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30页。）

李鸿章似乎不能再迟迟不动了。

他决定启程。启程之前，他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两件事：一是回答记者提问，向社会各界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义和团的问题，他说：“拳民仅系愚民，起事原因教民与教士不能辞其责。”关于“宣战”，他说：“清廷并未备战，不能认为宣战。”至于他北上后将怎么办，他表示要“惩办祸首，遣散拳民，与各国议和”。李鸿章的表态是极其谨慎和温和的，对义和团没有使用“剿灭”而用的是“遣散”一词，且还说事端的起因洋人绝不能推卸责任。关于“宣战”的回答也机警巧妙，并且特地为慈禧开脱，说“慈禧皇太后系受人愚惑”。而处理局势的主要原则，他却说得毫不含糊，特别是其中“惩办祸首”的说法，引起了极大的议论。虽然李鸿章有保护慈禧的意思，但话里话外另一个意思也很明白：只要他一旦进京，一大批帝国大员将要大祸临头。（AlfredCunningham:AnlnterviewwithLiHungCHang,P,91.）

登上“平安”轮之前，李鸿章签署了一封联名电报。这是一个呈给慈禧的奏折，在奏折上签名的官员包括了在《东南互保章程》上签名的所有南方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同时，北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和陕西巡抚端方也在奏折上签了名。奏折实际上是向朝廷提出了四点政治要求，口气之强硬明确，与和平时官样文章的风格迥然不同：

一、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与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益彰圣明如天之仁。且中国官员商民在外国者尤多，保全尤广。

二、请明降谕旨，将德使被戕事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于德王，以便别国排解，并请致英、法两国，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视同仁。

三、请明降谕旨，饬顺天府尹、直隶总督，查明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财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无辜之恩义。不待外人启口，将来所省极多。

四、请明降谕旨，饬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兵，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饬其相机力办，一面奏闻。从来安内乃可攘外，必先令京畿安谧，民心乃固，必先纪律严肃，兵气乃扬。

（《清季外交史料》卷143，第17～18页。）

令帝国南方诸位大臣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的奏折拟好之时，载漪正在京城里指挥着帝国政府的官军投入了对东交民巷的围攻。

“平安”轮顺珠江而下。李鸿章一直坐在甲板上的藤椅中，轮船路过虎门炮台的时候他长久地望着。“平安”

号当天到达香港，码头上有盛大的仪仗队奏乐和礼炮鸣放17响，李鸿章登陆后立刻拜会了各国驻香港的领事和香港总督卜力。

李鸿章和卜力的会见是一次机密的对话。也许正是他需要这样的对话而有意在香港登陆。这次对话充分暴露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几乎所有汉族大臣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一个矛盾。这一矛盾有时模糊，有时清晰，但是从来没有消失过。它由忠诚和背叛两个水火不容的词汇撞击而成的，里面埋伏着一个巨大的野心——这是大清帝国中拥有了充分权力和实力的汉族大员深藏于心的一种野心。这一野心在满族人占据了帝国的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便开始萌芽，历经二百多年的风雨已是逐渐粗壮。尽管满人入关掌握政权之后，汉族男人留起了辫子，向满族的皇帝高呼万寿无疆；尽管大清历代皇帝最警惕的就是汉人的颠覆企图，汉人稍有一丝不轨定会株连九族；尽管数百年间作为统治阶层的满族人几乎被汉人同化，并且毫不走样地尊奉着汉文化的一切传统，但是汉人那种被他人统治的感觉近三百年间不曾有一刻消失。除了义和团之外，大清帝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反政府的起义或骚乱，无一例外地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这并不是因为汉人如何留恋那个在景山吊死的崇祯皇帝——皇帝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标志着大明灭亡的崇祯皇帝是一个汉人——这是一个民族正常情绪的一部份，是流淌在世代繁衍的民族血液之中的本能。无论一个汉人在满清帝国的政权机构中做了多大的官，这种与血液融合在一起的本能无论如何也是挥之不去的。特别在他对满人的帝国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首先涌上心头的念头必是：我是一个汉人。

汉人孙中山，一个正在被大清帝国通缉的“叛逆者”，他提出的革命口号便是：“驱除靼虏”。在汉语中，“鞑靼”一词的指向非常明确。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靼虏”的口号，一直使用到大清帝国最终被他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推翻为止。

卜力首先向李鸿章提出的一个人名，就是孙中山。

就在“平安”号在广州码头拉响汽笛的时候，孙中山的一个企图推翻大清帝国的计划正在积极的实施当中。在这个计划中，居然有李鸿章的名字。孙中山对李鸿章抱有极大的希望，这不但因为李鸿章也是一个汉人。更重要的是，李鸿章这个汉族大员有这个实力并“可能有这个愿望”。孙中山与李鸿章取得联系时得到了香港总督英国人卜力的“鼎力相助”。当孙中山的联系人把值此北方大乱朝廷危急的时候宣布"两广独立"的想法向李鸿章说明之后，李鸿章这个担负着维护帝国南方政权稳定的朝廷命臣，既没有把孙中山的联络人砍了头，也没有把他们的谋反禀告给朝廷，他只是半闭着眼睛“颌之”——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动作，也许只有帝国官场上的重臣大员才会有如此傲慢而又含蓄的动作。孙中山也许没有被拒绝？

英国人在企图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令人深思。卜力在给英国国内殖民部的电报中这样分析：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了。”而对于李鸿章是否能够“反叛”，卜力的观察和分析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9页。）

“信任”卜力的“中国绅士”们肯定是一群汉人无疑。但关于李鸿章野心的“谣传”来自何方，不得而知。只是，当卜力把李鸿章从“平安”号上请进密室并且再次提起“孙中山”这三个字时，李鸿章就连“颌之”的动作都没有了，他闭口不谈这个话题，回避得十分坚决，好像根本不知道卜力在说什么一样。李鸿章说了另外一番话，这番话似乎证实了卜力所听到的某些“谣传”。

李鸿章直接地、没有任何铺垫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当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说：“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全杀了，那么列强就有权进行合法的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是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李鸿章说到此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也许是个汉人？”

卜力在李鸿章的这番话中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暗示。暗示的含义是：如果列强愿意推举一个汉人来当皇帝的话，那么他本人是愿意的。

卜力说：“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

李鸿章眯起眼睛，卜力觉得他是在微笑。过了好一会儿，李鸿章才慢吞吞地、口齿清晰地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连最有政治头脑和最擅长破译外交辞令的卜力都闹不清李鸿章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在海面上焦急地等待着李鸿章和卜力会谈结果的孙中山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他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78～179页。）卜力这样判断。

所有的人都大大低估了李鸿章的政治狡猾。

在策划《东南互保章程》的时候，有一个秘密的计划隐约潜藏于各种史料之中，这就是“迎銮南下”。当京城已经陷入混乱不堪的状况时，帝国在南方的各省官员预测到一旦洋人真的打进北京，朝廷肯定要按照咸丰皇帝的先例选择逃亡，方向肯定是往北。与其这样，不如现在就劝说皇上将朝廷迁移到南方来。张之洞就曾上奏，建议朝廷将帝国的都城迁至当阳。这是汉人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野心：朝廷一旦迁移到了汉人势力强大的南方，满族统治被颠覆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然而李鸿章对此说得坚决：“断不可行！不但太后自己不肯来，一般的旗人亦决不肯放她到南方来！”

如果说李鸿章对满族皇室没有丝毫的背叛心理是不现实的。在朝廷已经如此昏庸、政局已经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像“两广独立”之类的念头，甚至“当皇帝”的梦想，肯定也在他的心头曾经闪现过甚至盘桓过。但是，他在激烈的思考之中算清了一笔政治账：国家局势的混乱固然是实现野心的最好时机，这样的时机几乎失不再来；但是，当前的混乱也同样是自己重新确立在这个帝国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的大好时机。朝廷催促北上的电报不是连续不断吗？不是各省督抚都承认目前能够挽救帝国命运的仅有李大人吗？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是已经下达了重新任命自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圣旨了吗？这一切都在说明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己将是一个荣誉巨大的、获取也同样巨大的“救国元勋”。如果是这样，满朝文武，包括那些满族贵族皇亲国戚王公贝勒，从此哪个人能和自己相提并论？一个人为官一生，难道这不是显赫的顶峰吗？放着如此巨大的利益不取，“独立”于两广一隅有什么意义？至于当皇帝，那是旁人的猜测，即使有洋人的支持，也少有动摇这个帝国政治格局的可能。洋人对帝国的皇帝是满还是汉并没有兴趣，他们的兴趣所在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这一点，长于洋务的李鸿章认识得十分清楚。

李鸿章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判断是：大清帝国是棵衰而未死的参天大树，在数百年根基的支撑下，决不会因为当前的这么一会儿的狂风而轰然倒下。它将渡过所有的难关，依旧皇威浩荡，龙旗猎猎，山河一统，万民臣服——在帝国的历史上，李鸿章对满清皇室的忠贞不贰可谓死心塌地。即使是他的政治死敌，可以攻击他的任何方面，也没有攻击过他的君臣之节。在显赫荣耀、青史留名的“名臣”和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叛臣”之间，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一个人，不存在选择的问题。

李鸿章在广州上船的时候已经把这些想得透彻了。或者说，他是在想透彻了这一切之后才决定上船北上的。

轮船离开香港码头的时候乐队和仪仗队照例欢送。卜力站在一大群外国领事中间，茫然地看着“平安”号渐渐消失在海面上的雾气之中。

“平安”轮沿着帝国的东南海岸北行。

李鸿章长久地坐在甲板上，望着波澜起伏的海面和远方隐约可见的大陆。沿海的几乎每一个地名都能和这个帝国的屈辱联系在一起，也和他的官场生涯联系在一起。他贪婪地欣赏着每一处风景，根本不理会随行人员让他进舱休息的劝说。已经苍老不堪的李鸿章知道，他已经没有可能再一次欣赏帝国大好的河山了，这个辽阔的帝国的每一排海浪、每一片岩岬，都是他今生今世得以相见的最后一次。

天色已黑，海浪拍打着船舷，夜风猛烈地吹来。侍从们把李鸿章连同他的藤椅一起抬进了船舱。在船舱幽暗的灯光下，他们看见这个老人的眼眶里饱含泪水。

没有人劝慰他。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是朝廷的宠臣，是威严的高官，是冷酷的上司，是一个古怪阴鸷的老者。

三天之后，李鸿章到达上海。

前来欢迎他的官员和在场的所有报馆记者个个都想接近这个当今朝廷最宠信的重臣，但是他们都有些失望：他们看到的不但是一个衰老不堪的李鸿章，而且这个老头儿一身民间衣着，一言不发，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便匆匆离开了码头。几乎是同时，一个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也许是“平安”号轮船上的水手们透露的——总督大人不走了。

所有的人都一头雾水：李大人不是奉诏入京的么？老佛爷等他正等得着急上火呢。

进入寓所，李鸿章斥退左右，再次细读他的儿子李经述发来的急电：天津失守，北京将不保，万勿冒险北上，切切。

本来想在联军攻打天津之前赶到天津直隶总督府，经过周旋把联军的攻击制止在天津城下。天津不失，京城无险；京城无险，朝廷无恙。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李鸿章没有直接给朝廷写奏折，而是给袁世凯打了封电报，请袁世凯为他代奏：

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当巨任。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奋飞不能，徒增惶急。（《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三，第33页。）

朝廷的回电很快到达：“现在事机甚紧，着仍遵前旨迅速北来，毋再借延。”（《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32页。）朝廷的电报表明，什么感冒拉肚子，全是借口。）

李鸿章拖延了三天才回电，他索性把自己的“病情”描绘了一番，说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抵沪后触暑腹泻，本拟稍痊即行，乃连泻不止，精神委顿。因念国事至急，理当尽瘁，惟半月以来元气大伤，夜不能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医药杂投，曾无少效，拟恳圣慈赏假二十日，俾息残喘。（《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四，第19页。）

这时，联军已经向北京大举进攻，帝国军队杨村一败，通州再败，已退抵京城。而京城里义和团和帝国的正规军对东交民巷的围攻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李鸿章预感到京城肯定要破，如果这样，将来的时局就更难收拾了。原来他想的舌战联军，消除兵祸，以为朝廷建立殊勋而晚年登上显赫地位的梦想骤然黯淡——国家危难之际，李大人周密思考的核心仍是他自己。李鸿章产生了回广东的念头，并且对慈禧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对朝廷的所有劝说、建议甚至警告，现在看来在慈禧那里都形同废话——“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

在上海寓所里的日子是李鸿章最绝望的日子。如果说原来称病多少是个借口，现在他真的病了。他仅仅是“奉诏北上”，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他没有与洋人的联军、与朝廷里那帮气焰嚣张的载漪之流对抗的实力。李鸿章躺在床上，整日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听着昼夜不离的报馆记者们在院外喧哗，于是有了一种人在弥留之际恍恍惚惚的感觉。张之洞发来了一封给洋人们的电报，电报的内容主要是想为朝廷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张之洞请求李大人在这封电报上签名。李鸿章终于忍无可忍地愤怒了，回电连君臣礼仪都不顾了，对慈禧大加声讨：

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尊电一概抹杀，专咎新闻纸，似未足信。即经汉口领事转达外部，不必再致英总领事。若将各使护送赴津，自任剿匪，尚有办法，否则大祸降临，非百喙所能解。（《张文襄公全集》卷126，电牍41，第27～28页。）

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没几天帝国的“大祸”真的“降临”了：联军占领京城，光绪和太后以及整个朝廷逃亡。

给张之洞回电中的措辞出自李鸿章这样的大员之口，慈禧决不会接不到“小报告”。可出乎李鸿章预料的是，慈禧的又一纸任命到了：“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接到这个任命的电报时，李鸿章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全权”，就意味着他有权力处理目前帝国的一切事务，也就是说，现在国家的一切都由他做主了。慈禧在电报中专门强调了他的一切决断“朝廷不为遥制”。

几乎是同时，刘坤一的贺电也来了，措辞有点过分，简直是歌颂皇上的口吻：“恭贺全权大臣，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

朝廷的任命和刘总督的贺电是一剂“药方”，没有比这更能让78岁的李鸿章再次站立起来并且感觉好起来的“良药”了。“除了诱惑之外，我能抵挡任何诱惑。”——这好像是一个洋人说的话，用在此刻的这个中国老头身上再恰当不过。李鸿章立即以“全权大臣”的名义开始发出一系列电报，虽然大都是发给逃亡中的慈禧的，但措辞激烈的口气简直就是在给朝廷下命令。他先是开列了可以与他共同对付洋人的大臣名单，然后是要求在全国采取的“政治措施”，最后点了必须惩办的朝廷大员的名，其中包括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总理衙门大臣载漪、左翼总兵英年、右翼总兵载澜、刑部尚书赵舒翘等。李鸿章还要求朝廷公开做出“检讨”，为大清帝国前些日子的举动向国人和洋人有个交代，并且要求朝廷停止继续逃亡立即“回銮”。除了回北京这条慈禧没答应之外，其余的要求基本上都有了确切的回音。

李鸿章不再流泪了，他梦想的感觉找到了。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惧怕过什么，相对于平静的生活来讲，他说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最惧怕的是“赋闲”——任两广总督之前他曾经被闲置在京城一段时间，他至今回想起来那仿佛是在坐牢。让这个老头儿挺身而出的前提只有一个：有权指挥一切。

当年，年仅23岁时李鸿章就留有这样的诗篇：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