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六十二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所作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二十一日开始突围以来，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
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力，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键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饬知境内官吏、团队先事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的何键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
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从四川打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合股已成事实，燎原之势既成，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徼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万县］东，以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势成不至。”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而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了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力和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搀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并已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搀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力么？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么？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四川人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搀。”《尔雅·释天》中曰：“彗星为搀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现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
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
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
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年仅二十三岁的一营营长曾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经过的江西信丰。他一九二八年参加农民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间奔袭二百二十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了一营，并且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旁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余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们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作战动员会议也开过了。十一月一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了刺刀，排成四路，疾速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诈诈唬唬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一百五十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又选择了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泅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就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了。曾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快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敌人一旦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会是一场血战。
曾保堂没睡，但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十点，哨兵抓到了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六时到达城口镇附近。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十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了几个从镇子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了四十多里。
曾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或者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
但是，究竟四十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保堂为此作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一个连进了镇子。曾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长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那一个班的红军士兵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
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
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了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了原来是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曳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珍宝。耿飚命令给每个挑夫三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飚自己塞了满满三条子弹袋。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飚的这些子弹都没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飚把其中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通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
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湘南，十一月六日，蒋介石给何键发出了“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兴安］、全［全州］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既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全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作出了阻截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二十一个师组成第三、第四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星部已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也已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截。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诸广山北麓和耒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西麓。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利的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中央苏区的路回到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他那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了一次战略性地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
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
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七十里，于是早上就出发，一直走到半夜也许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沾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少了三分之一，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的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百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了绳子，前边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向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两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的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二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边界以后，粤军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的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了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
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的追击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梁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卫”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和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可能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的命令很坚决，他带领他的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了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卫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
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了。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了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了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均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了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
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
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的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之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地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
正在争执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的时候，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了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飚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
阴雨变成了大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飚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飚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地点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的官兵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且粤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飚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
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
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
万分危急的军情令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了四百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
中央红军通过了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
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
完成了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的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飚在一个叫天堂圩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飚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很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地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飚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飚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的一个县城里配齐了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飚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和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蒋介石匆匆回到了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倾巢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策士”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
会议作出了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的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十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在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
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阻截。
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的第七纵队及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的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郭思演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
五、以湘军李韫珩部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
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十六军李韫珩部和第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属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非渡湘江不可。如此，五路大军便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形成了决战局面，这势必会给朱毛红军以毁灭性的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也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他们就知道利害了！”
下达命令时，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亦兵亦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境描绘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官兵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要像去救一个快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
蒋介石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了任命何键的委任电之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键空投了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任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中正 文酉行战一印
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键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将蒋介石的信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
在任命何键的同时，蒋介石却任命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和心腹，他不愿意把中央军的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键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他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里是何键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键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键统筹指挥。何键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军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键自知他将要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有什么不好？最终，湘军和红军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键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钉进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皇皇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互相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了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键与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却有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不会引起桂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键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了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矢有我无敌之决心。”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潇水和湘江。
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
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湘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无论是潇水还是湘江定会洪水暴涨，如果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
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
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而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了。第六军团仅有七千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七千人中有五千的作战部队，依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十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中央红军自军事转移开始，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
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么就必须占领宜章。
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四十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十六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了加强十六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
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
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要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将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已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章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百十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键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五百多人，头目名叫程绍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天亮的时候，十六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刚把粘在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占领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开始了阻击。十六团的队伍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绍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二十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下午三点，十六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章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了，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的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十六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了战斗准备的行列。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了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乎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
一个小时后，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宜章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说百姓们躲远点，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们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章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十六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章城门突然大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已经跑啦！”
在百姓们的簇拥下，第三军团六师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了宜章县城——宜章，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后曾转移到这里举行了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人。
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章的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
以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前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并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一师接到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的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三十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和他打了招呼：“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部队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时，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蓝山，你们如果相机占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进入了宜章。
欢乐的宜章！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了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宜章全城店铺营业，生意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使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两百多名十四五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晨，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者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两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了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十一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四千多工人，他们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路工人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去！”
红军继续西进了。
百姓们不愿意红军走。
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们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
对于刚刚踏上艰险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