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湘西、皖南与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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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
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
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十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十五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的平展的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中十分罕见。
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十万坪谷地中打响了。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四百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尘雾。
贺龙的部队是一九三四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
湘西是贺龙的家乡。
原名贺文常的贺龙一八九六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叫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赶过马帮，因此他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十八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一九一六年，二十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他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但是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二十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三把马刀和三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二十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二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这个青年从未改变过他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一九二六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的时候，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一年以后战争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
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一九二八年，他在家乡聚集起三千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之中，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一九三〇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一九三一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两万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一九三一年，王明派来的那个叫夏曦的湘鄂西分局书记竟连贺龙也列入了审查名单，“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绒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
一九三四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了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
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的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严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了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七师和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
两天之后，红三军九师到达了一个叫铅厂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燮卿部遭遇。九师二十六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二十六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区，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二十六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二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了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了，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
这一瞬间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的代价揭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会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十七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了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二十二军军长、第八军军长，一九三二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四岁。
十月二十六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
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
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地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三千多人，其中还有三百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八千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的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
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一百公里、仅有十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八千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的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到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了敲他的草鞋底，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央红军突破了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
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和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了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经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了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讲：“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十一月七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叫城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
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
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要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的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会议作出的决议之一就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当管理员去了。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红军队伍来。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地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
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
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燮卿、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万余人向永顺扑来。
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
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待把追击之敌人引到适当的地点时，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
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
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追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得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了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个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五十一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一千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八十四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了，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一千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得战战兢兢地把钱收下了。接着，五十一团一营二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百姓都是靠在桥上摆摊谋生的，烧了桥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军团政委王震把五十一团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考虑不周，完成任务不好，要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给百姓赔偿损失。五十一团到供给部去要钱，回答说没有了。于是五十一团全团官兵人人掏口袋，官兵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凑够了两百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拥出了一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之后才告结束。
到达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的花桥只剩了几座桥墩。
河对岸，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五十一团随便放了几枪，然后跑得没了踪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站在山顶上向平坝瞭望的贺龙对这个伏击地点感到很满意：红二军团四师埋伏在坝子一侧的毛坝，红六军团的部队在萧克和王震的带领下分别埋伏在坝子另一侧的东山和北山；另有一个师负责守住“袋底”；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五十一团则负责最后封锁“袋口”。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了，武器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
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了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燮卿的两个旅刚刚进入了伏击圈，平坝四周山上的军号声便骤然响起，埋伏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直接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中顿时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
宽阔的坝子一望无际，村庄间、田埂上、土路上，到处是红军的砍杀声，湘军官兵只有争相逃命。自从贺龙的部队被湘军赶到了四川与贵州的交界处，湘军的长官就宣布“湘西的剿匪已经告一段落”。湘军士兵已经闲散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再做与红军打仗的噩梦了，于是，突然降临的伏击和砍杀声令他们顿时魂飞魄散。平坝里到处是湘军丢弃的武器，侥幸冲出红军伏击圈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向县城跑去。红军开始了追击。这是红军官兵最擅长的。那些年轻的贫苦农民此刻心情畅快淋漓，追击起来便会脚步如飞。红军干部们边跑边喊：“县城的桥没有了，把他们堵在河边，把他们消灭呀！”
茫茫夜色中，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出了近二十里，这才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其昌旅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萧克把追在最前面的第二军团十八团和第六军团五十一团的团长召集在一起，进行了战前部署和动员。萧克认识当面的对手杨其昌。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时候，杨其昌是第二十六师师长，萧克所在的那个团归第二十六师指挥。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后，萧克与杨其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两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以敌我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处相遇，并且双方都要决一死战。萧克布置好了战斗方案，命令部队立即攻击。红军的这两个团不属于一个军团，相互还十分陌生，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把两支部队临时组合在了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事后萧克这样说。萧克的攻击令发出后，十八团在团长高力国的带领下从右侧顺着一条干涸的水沟迅速接近了敌人，之后红军官兵瞬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五十一团则同时从正面直接向敌人冲击。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杨其昌旅的阵地接连失守，大部分官兵被红军歼灭，杨其昌自己带领残部趁着黑暗落荒而逃。
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到了永顺县城。由于其中的一支红军部队是抄小路上来的，因此他们比逃跑的敌人更早地占领了县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并且把敌人在被红军烧毁的桥上临时架设的木板全拆了，致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因无法渡河而纷纷投降。此一战，红军俘虏湘军两千多人，缴获枪支两千多支，初步扭转了两个军团会合以来的困难局面。
为了寻找到能够立足的根据地，两个军团留下四十九团的三个连在永顺地区打游击，以保护伤员同时钳制敌人，主力部队则随即向南准备渡过酉水，争取在酉水以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部队到达酉水北岸的时候，发现敌人早已严阵以待，于是立即放弃了渡过酉水的计划折向东北方向，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攻占了大庸县城，接着占领了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深入湖南的中部和西部，“力求占领沅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虽然情报显示沅陵县城及周边地带敌人戒备森严，但是第二、第六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依旧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指示。
结果，攻击沅陵的行动没能成功。攻击未果的两个军团在顺沅江东下时发现了一个战机：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四旅奉蒋介石之命刚从湖北黄陂乘船赶至常德和桃源一带，目的是防止贺龙和萧克的红军攻击湖南省会长沙。自以为装备精良的旅长罗启疆把他的三个团部署得很分散，彼此相距都有数十里，于是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击其一部。红军选择的目标是驻扎在桃源北面浯溪河附近的敌七〇一团。
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红军官兵以夜行百里的速度迅速接敌。十二月十六日拂晓时分，先头部队十二团一举突入了敌人的阵地。短暂的混乱之后，敌人随即进行反冲击。这时，两个军团的主力到达了。四师师长卢冬升指挥部队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将七〇一团和赶来增援的七〇〇团两个营的敌军打得纷纷南逃。红军官兵紧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一直逃进了常德县城。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县城内驻防有国民党军的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三十四旅的残部。红军的逼近引起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正在策划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的何键一日数次急电蒋介石：“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乘火车驰援常德。同时，何键令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九、第十六和第六十二师迅速北进，向常德、桃源方向靠拢。而此时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占领了桃源后又掉头向北占领了慈利县城。
这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来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队伍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成为萧克夫人的蹇先佛时年二十岁，她在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时参加了红军。蹇先佛的全家几乎都是红军：姐姐蹇先任一九二九年成为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贺龙先是托人说媒后又当面求婚，都被蹇先任拒绝了，贺龙只好在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向蹇先任再次求婚，然后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红军干部帮他做工作，蹇先任实在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终于同意嫁给贺龙。而蹇先佛的哥哥蹇先为曾历任红军营长和游击队参谋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战斗中牺牲。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慈利与蹇先佛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她年仅十六岁的小弟弟蹇先超，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小红军蹇先超在随部队过草地时牺牲。
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西部和中部的移动作战，最大限度地牵制了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但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的战斗并没有真正解除中央红军所面对的越来越险要的军情。红二、红六军团在不断的移动作战中，一直试图寻找到一块能够立足的地方。中国湖南西部的那片山水，数十年后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视为山川奇秀宛如天堂。但是在一九三四年，对于转战中的红军官兵来讲，翠绿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无法令他们留恋，如果要他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天堂，那就是一片可以自由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如果试图在一九三四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溅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缩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状态之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南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不复存在。这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在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
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一九三四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以六千多人的规模从中央苏区出发，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绕行了上千公里的崇山峻岭后，在江西东北部一个叫重溪的地方，看见了长满毛竹的山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红军的战旗。这座飘着红旗的山峦名叫怀玉山。欣喜万分的第七军团官兵此刻无法知道，仅仅几个月之后，怀玉山将给这支红军武装留下永远的悲怆。
在江西东北部与安徽交界处坚持战斗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这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异常顽强地生存扩大着。一九三四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建了现在的红十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了命令，要求第七军团与红十军连同这里的地方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二十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
改编后的红十军团，兵力六千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几十公里的四周，成环状部署着兵力为红十军团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
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军团二十师、二十一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十九师率先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离开了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军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率领下也出发了。他们先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至赣浙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通过了国民党军布防在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感到很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两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后带领部队溃退而去。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疾行，经过上方镇，渡过了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里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十九师突然转向西进入了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占领了旌德县城。旌德县里的富人们开始争相逃亡，红军却又突然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泾县和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二十天，定是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畅快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寻淮洲充分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但是，就在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命令的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二十、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等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项英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放弃了。
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识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来，放弃了红军浴血奋战开创并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二十、二十一师离开了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十九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的主力由重溪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和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十二月十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寻淮洲率领的十九师会合了。
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了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七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已经由歙县方向推进到了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
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十二月十三日到达了黄山东麓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三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三个师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之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个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
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自南向北，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抽出一个连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二十一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以便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援之敌。
红十军团的伏击圈已经布好，只等着敌人走进来，红军力图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段公路上。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补充第一旅前卫部队二团和旅直属队进入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同时发起了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就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二十一师士兵大多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红军的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候，红十军团指挥部发现十九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的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二十师和二十一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了从乌泥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的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
激战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
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对制高点的丢失异常愤怒，亲自组织起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去，冲击的时候寻淮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一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挡。当敌人被迫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流如注。
寻淮洲出生在湖南浏阳，十五岁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岁任红军团长，十九岁任红军师长，二十岁任红军军长，二十一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
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达二十个团之多。
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十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青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苍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出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时便会看见黄山那缭绕着茫茫云雾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一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
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
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军团官兵继续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中，他们逐渐向南移动，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了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和浙江保安第五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各个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十军团彻底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
方志敏一直跟随着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早已没有了炮弹和子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八百多人。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由于官兵已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不同意，要求部队今晚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于是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晚，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皖南的茫茫夜色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待了七天，七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的电台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
粟裕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
那个夜晚，粟裕率领的那八百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
粟裕出发以后，方志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一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冲上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了碎块，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捕杀。
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一部分官兵奋力突围，但是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猛烈阻截。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了近五个小时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后，为了把散落的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两堆大火，最后聚集在他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八十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装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已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围住。方志敏在怀玉山东麓陇首村被俘。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十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苦，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凌晨时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三十六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围着安徽南部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二二三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二二三团在雨雪交加中开始向主力转移的方向疾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蒙，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中，他看见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二二四团垮下来了！”
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一个叫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
拂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红二十五军留下一支阻击部队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烂，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之中。前几天行军时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后再也没有醒来。走在主力最前边的是二二四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中，红军官兵的心中仍旧充满着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通过公路就相对安全了。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片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
雨雪之中天地一片混沌，二二四团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向他们倾泻而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二二四团官兵们匆忙举枪射击，但是已经冻僵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二二四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了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包抄。
国民党军的第四十军第一一五、第一一六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两个小时之前到达了这里，并且布置了伏击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