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粤北与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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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注意观察”的级别，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睡得还挺踏实。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得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作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
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亲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
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到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地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共印刷了五千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地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成了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要求见一个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上杭、永定］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
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命令让他立即赶到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叫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幼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了中央特科，出任特科二科科长。
何长工和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叫羊角水的地方，看见粤军整整一个连的人马正在等待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鱼的心腹，名叫严直。严应鱼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赣粤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处。一个月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寰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掘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戚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决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寰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了任务后，为了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他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鱼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直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用来抬红军代表的轿子，四个轿夫都是严旅长的私人轿夫。严直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严直便大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于是轿子被顺利地抬进了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出了轿子的何长工给了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感到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
第二天，秘密谈判在楼上的会议室里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了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了下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
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粤军各个团都已经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赊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粤军已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他们的长官肯定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呢？防线上的粤军判断：这些人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呀。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蒙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命令所有的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才收容到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把三团团长彭霖生痛骂了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地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城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经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地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十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十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了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
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一万五千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行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此刻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一七九九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了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默诵着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傅连暲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了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一百七十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傅连暲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傅连暲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傅连暲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他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他的文件。他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
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小心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形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
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脂或洋油为燃料的竹筒灯，以及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洋油的竹筒灯和使用洋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洋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
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制造的。他们每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十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
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
奋勇向前进，
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
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
大家要努力。
红军临近了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地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经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极端残忍。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朱德签发了关于“野战军攻占古陂、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曾再出现过。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的准备，然后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击的时间为二十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于是总攻击的时间拖后到二十一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封锁。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鸡，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坊、古陂，向坪石、大塘埠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守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粤军第一军余汉谋部。其各部队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肇，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二十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俘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属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粤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这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粤军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官兵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
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粤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四师、六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千人。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接着，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了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他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二十五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令四师的红军官兵万分悲痛。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不久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着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得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了，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虽已身经百战，但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一万二千人，击溃敌三万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并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二十七岁生日。
年轻的红军师长长眠在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十八岁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朱德的部队。一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后，晃动着一只空袖筒的洪超担任了四师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领四师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师一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筒哭成了一片。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上。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飚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飚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的急促的脚步声。耿飚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飚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飚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陂，离这里近十公里。”耿飚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敌。
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粤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粤军追上了。粤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飚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陂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飚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友才叫来细致交代了任务。因为王友才是广东人，所以耿飚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友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系［是］的啦！系［是］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距离碉堡十几米远的地方，王友才开始用广东话向粤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呀杀呀”地一通乱叫，结果果然把粤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粤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粤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陂发动了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
位于赣州西南的古陂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粤军的碉堡上，因为粤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粤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粤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绵被。这几床丝绵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飚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它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它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
二十一日，第一军团二师六团的一个连占领了金鸡，一师一团占领了新田；第三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百宝，六师十六团占领了韩坊。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二十二日，第一军团击溃了从重石、版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的两个团；第三军团占领了桃江以东的坪石；第八军团在坪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头背、大垅方向前进。二十三日，在第九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一军团在坪石以南绕过安西直奔桃江，第三军团顺利地占领了与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埠。二十四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了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三千七百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四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二十一日，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键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十六、十八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十七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两千人、机枪二十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俱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察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五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作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因为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
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关于前沿军情的电报到了：
赣匪主力伪一、三、五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县之东北地区，计有伪一军团一、二师及三、五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丰属安息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
二十二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了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开始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的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
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的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江，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上百公里了。
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往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出了苏区就折向了西面，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的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和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了，如果毛泽东走萧克的那条路，朱毛红军将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
“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十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五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一万元。”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
查匪徒此次南窜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惟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万安］、遂［遂川］、汾［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
（1）先电芸樵［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
（2）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
（3）周［周浑云］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薛岳］路抽集十二个团集结龙冈。
（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李，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
（5）东路及辞修［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目瞪口呆。
十月二十六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亲译］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军委
二十六日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梁，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梁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了职，黄国梁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的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梁见到了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和黄国梁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迳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迳、百顺、长江圩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时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二十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迳，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因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三天以上。
黄国梁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二十七日，二团到达了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梁接到了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乘骑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梁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
二十七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
二十八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把黄国梁惊醒了，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厚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厚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厚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梁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厚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意执行撤退命令，坚持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梁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厚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梁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犯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梁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地对着黄国梁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梁，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间的协议。
十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