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换，教条性信仰的数量也会发生改变。它们产生于不同方式，其形式和对象也会随之改变。不过，这种教条性信仰——也就是不经论证就被人们接受的观点——并不会完全被消除。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按自己的方式追寻真理，那团结在共同信仰之下的人将会少之又少。[3]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如若信仰千差万别，那社会则不能繁荣发展，抑或说，没有共同观点的社会无法存在，因为如果观点不同，那行动也不会一致，虽人依然会存在，却不再是社会个体。因此，社会想要得以存在，就需要存在一些主体思想，以让全部社会个体的思想连为一体。但要达成这一目标，每个公民都需要从同一来源获得自己的观点，并接受一部分的已有信仰。[4]

就单独的个体而言，一个人无论是要单独生活还是要与他人共同行动，教条性信仰都是不可或缺的。[5]

如果一个人必须得去证明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一切真理，那求证工作将无法完成，或者会在求证旧有真理的道路上筋疲力尽。人的生命有限，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也碍于智力和能力的限制，无法完成求证任务。所以，他只能选择相信一些已被前人证明或被大众认同接受，而自己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去亲身验证的一些事实真理。他自己的思想大厦只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并非他的意愿所致，而是其限制条件不允许他去求证。

世上的每一位伟大哲学家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认识数之不尽的事物，同时，接受无数他人发现的真理。[6]

这不仅必要，而且符合他们的期望。如若你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检验一切，那分配到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必定有限。如此一来，你的思想便会一直处于繁忙状态，从而影响到你更加深入地研究或者求证。你的智力独立且软弱，所以，为了深入探究你感兴趣的信仰，你将不得不选择不加论证地接受很大部分早已存在的信仰。[7]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如若随意听信他人言论，并接受其观点，那他的思想则会处于被奴役状态，但这样的状态有助于他正确利用自身的时间和精力。[8]

所以，无论怎样，智力和道德领域都应有其自身的权威。权威也许会不断变化，但它必须存在。社会个体的独立性有强弱之分，但必须有所限制。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去探查智力权威[9]是否存在于民主时代，而是去了解其存在于何处，延伸到哪种程度。

在上一章中我已讲过，平等是怎样让一个人对超自然事物采取不相信的态度，并且是出于本能的不相信，却对人类的理性做过高甚至过分的评价。

所以，出于平等时代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信服在外的或者超自然的智力权威。通常他们只会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的同类身上寻找真理的源泉。这足以说明，在这样的平等时代，新的宗教不可能出现，而人们会认为一切想要建立宗教的想法都会被视作荒谬且不合理。我们能够遇见，神的使者无法让民主国家的人民轻易相信，新的先知也会受到嘲笑，而他们会认为自己信仰的仲裁者只能来自人类自身之内，而非之外。

当社会个体的身份地位不平等，条件存在差别之时，就有一些见多识广、因智力非凡而能力超群的个人出现，而与此同时，也会有很多无知且能力有限的人出现。所以，当一个社会存在贵族制度之时，人们就会把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的理性思维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向，而且群众阶级的正确性永远也得不到承认。

而在平等时代，情况则会截然不同。[10]

随着公民平等程度的提升、社会差异的缩小，人们就越是不会选择相信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从而人们会不断提升对广大民众的信任度，并慢慢成为世界的主导观点。

公众观点不仅是民主社会中个体理性的唯一指南，而且相比其他社会形态，它在民主社会中的影响力要大得多。由于彼此间的相似，平等时代中的人不会将信仰建立在他人身上。但这种相似性会让民众无比信任公众的判断，因为在他们眼中，公众的判断如若与众人共识相去甚远，则不会被视作真理。[11]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与周围人相比较之时，他们会骄傲地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平等。但一旦环顾四周，从全体的角度看时，又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而在面对集体行动时，这种独立于其他同胞的平等感却会让他感觉到孤立无援。[12]

所以，民主制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强大力量是贵族制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公众将信仰强加并渗透到个体身上的方式不再是游说，而是用集体思想强压个人智力。

在美国，公众会为个体提供大量现成的观点，以减轻个人构建自我观点时的负担。每个人都是这样不加检验地接受大量关于哲学、道德和政治的理论。而且，如果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宗教会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是因为它是一种共同观点，而非神启教条。[13]

我明白，在美国人看来，政治法令就是让多数人统治社会的法律。[14]这样一来，多数人对智力的支配作用就会大大增强。因为大家都倾向于认为，统治者肯定比自己有智慧。[15]

在美国，多数人手中的这种无限政治威力其实增强了公众观点对个体公民的影响，但这种威力并非是产生这种影响的基本因素。这种影响应该是源自平等自身，而不是来自平等的个体构建出来、或多或少得到公众拥护的制度。通常的观点认为，由国王统治的民主国家中，多数人对智力的控制程度没有纯粹的民主国家那样绝对，但仍具高度的绝对性。而且，在平等时代，不管人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法令的控制，我们都能预见，人们对于公众观点的信仰就会成为某种宗教，而多数人就是这种宗教的先知。

所以，智力权威也许会有变化，但它并不会没落。而且，我认为它绝不会消失，反而会很容易变得强大，最终会把个体的理性行为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与人类的非凡和幸福极不相称的范围。我清楚看到了平等中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会把每个个体的大脑引向全新的理念，一种会很容易就让个体放弃思考。我还注意到，在特定的某些法令的统治下，民主会怎样消除深受民主社会欢迎的思想自由。因此，人类的头脑在打破所有阶级或者个体强加其上的桎梏之后，会盲目地服从于大多数人的集体意志。[16]

如果民主国家的专制统治代替了妨碍或者推迟个体理性飞速发展的权力，那也只是恶魔换了张天使脸庞而已。人类无法独立生活，只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和本质相同的奴役状态之中。我再次强调，那些把智力自由视为神圣的人，憎恨专制君主制和专制统治的人，都应该反思。对我而言，当权力之手压在我头上之时，知道这只手是谁的无关紧要，我不会因为有千万只手将枷锁举在我面前，就自投罗网。

<h4>注释</h4> <hr/>

[1]1. 一个人不能不依照教条信仰行事：

（1）如果没有教条信仰，就没有一般观念，因此就没有普遍行为；所以它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

（2）个人的思想既没有必需的时间也没有必需的力量去发展他自己关于所有事物的观点。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只会得到模糊的概念和不完整的观念。因此教条信仰对个人来说是必需的。

2. 如此，这样的信仰就总是会存在。问题只是在于寻找它们的来源。

3. 民主社会的人会将他们的信仰的仲裁者置于人性之中，而不是凌驾在上或者超越它。

4. 在人性之内，每一个人都仅会将自己观念的形成的顾虑交付给大众，而他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自己形成。

5. 因此智力权威会是不同的，但是也许还会甚之。

6. 我们不应该担忧它会消失，而应该害怕它会变得过于强大。（YTC，CVf，第2—3页）

[2]信仰的新来源。权威。民主国家中的信仰之源。

将之放到我探讨平等对哲学和宗教造成的影响的章节之前或者之后。

宗教——权威。

哲学——自由。

正在美国所发生的关于宗教的情况是这一点的证明。

对人们来说，停止与一般观念（无法辨认的字迹）难度的。未来的扑救措施。这个难度是革命性的多余民主性的。

这一章节的相同观点与其他观点在这部作品的“社团”部分里，尤其是“革命”里重复出现过两到三次；我必须设法饱含热情在这里完整地探讨这些观点，而不用关心我在其他地方考虑的事物；因为那正是它们天生的最主要的位置。

但是在之后，将这一章节与我之前点名的章节进行比较是必须的，以此尽可能地避免单调乏味，特别是在关于革命的章节中。这就是威胁。但是我相信这是可以通过在这个章节中适当地描绘民主国家与信仰有关的自然和真实的状况来避免的，并且在关于革命的章节中通过展现（无法辨认）和更为（无法辨认）的同一个倾向的夸大和威胁。（YTC，CVj，1，第1—2页）

第二章节曾第一次加上的题目是《论在美国中能危害思想的自由发展和一般化的某些原因》（YTC，CVj，1，第33—42页，第82—88页）。托克维尔所写的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的规则。这个观点出现在这一章的结束部分，但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也没有受到在草稿中受到的关注。

[3]在修订之前需要重读的注释。重要。

信仰的减弱在民主革命发生的时候要比民主制度已经确定时更为普遍和完整。

由于大量的信仰在那个时候被放弃，对于信仰的普遍信心也被动摇了。

通过信仰，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你没有时间去反躬自问，你接受信仰只是因为它被传递到了你身上，并且因为其他更为聪明的人表明信奉它，或者是因为大众追随它。

教条信仰对于人们（编者注：人们的）软弱来说是必要的支持。没有人的思想能够通过自己找到（编者注：还是证明？）所有的需要存在下去的真相。信仰并不是一种你用来塑造自己的工具，而是因为你缺乏时间去寻找更好的东西所用的工具。

你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身份条件的平等、民主等在本质上是与教条信仰相对立的，这是我在这一章节中必须面对、澄清、解释和在我思想中谨慎界定的最重要的思想。（YTC，CVj，1，第2页）

威廉·亨尼斯（《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政治研究报》第22期，1981年，第7—38页）指出托克维尔像卢梭多过像一个笛卡尔哲学的信徒，因为他承认教条信仰的必要性，并且他将人们的高贵显赫看作是自由情感与宗教情感的一致存在造就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反笛卡尔主义似乎反倒是受到帕斯卡影响的标志。就像《思想录》的作者一样，托克维尔认为，一个人在存在于世界上的稍纵即逝的一生中，必须接受某种普遍思想，某种他无法通过自己证明或者发现的普遍思想，通过这些真相，所有的人类行为都能在这个有限的圆圈中被找到。如托克维尔1841年写给凯尔戈莱的信中一样：“经验越来越教会我，这个世界的成功和辉煌存在于对于这些普遍和生成的观点进行选择，而不是能让你每天克服眼前小困难的认知技巧。”（《与凯尔戈莱的信件》，OC，XIII，2，第100页）

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不止一次证实了帕斯卡对托克维尔造成的影响［如在《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帕斯卡的影响）中，《欧美评论》3，26期（1965年），第133—135页］。请参阅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的《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马德里：阿利安萨，1989）；还有奥勒利安·克鲁特鲁的《围困下的自由主义》（马里兰州，拉纳姆：雷克星顿图书，2003年）。

[4]“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我只知道两种可以忍受的状况：教条信仰（也就是无知）或者是先进的知识，而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不是疑惑就是痛苦。”（YTC，CVa，第41页）

[5]［边上写着：贝卡利亚说，权威，社会是个人为了保持一种更为完整和确定的（无法辨认）享乐而留给大众处理的自由的一部分。］

我所说的哲学表示的是人们通过各自理性的努力而发现事物的行为。

我所说的宗教是指人不经思考就承认的东西。因此哲学和宗教天生就是敌人。人们无限倾向于智力的个人主义还是倾向于只拥有一般观念，最终变成智力的奴隶，这取决于哲学和宗教中的哪个能够在人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两种结果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好的。哲学是需要的，宗教也是需要的。

很明显民主社会的状况必须将哲学变成如我［无法辨认］占主导地位。

你必然无法躲避这样的事实，当你教条式地教导一个小孩或者成人一种学说时，你是在从他身体中夺走自由的部分，他是可以用这自由的部分来自己发现这种学说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你将他置于了被奴役的位置。但是这种奴役对于你给他留下的自由的保存来说是必需的。因此贝卡利亚的巧妙定义再一次出现了。

［边上写着：当一个哲学观点在被一个人的个人理性发现后，通过以这个人的名字为权威传播开的时候，这样一个哲学体系是暂时地处在宗教的位置上的。

我想说的是更多的关于政治、科学、经济的学说也是如此的］

当人们不管以什么理由联合起来时，每个人都会放弃他的一部分联合团体能够使用的行为和思想的自由。在团体之外，每个人都会重新找回他的个人独立，并让思想和身体从事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们会做出各种种类的联合。

他们会做出长久的联合，他们称之为社会；他们也会在获得期望利益的帮助下做出临时的联合。一个宗教（这个词在这里是常识上的意思）是一个你需要在其中永久放弃自由的联合团体。这种联合团体也是必需的。

如果人们必须依靠自己来证明……

这两种原则被以各种各样的比例放置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之中；这几乎是整个人类的历史。（YTC，CVj，1，第3—5页）

托克维尔庄园的图书馆中有一份贝卡利亚的《刑事犯罪与刑罚的条约》的副本，（费城［巴黎］，1766），由莫雷利翻译。托克维尔在之前涉及的契约论在引用的版本第二章节中出现（第6—9页）。

[6]“伟大的牛顿自己在对于他不知道的事情上像个傻瓜的程度，要多过他在他知道的事情上与众不同的程度。”（YTC，CVk，1，第36页）

在一个对引言的指定注释中，托克维尔写道：

序言

世界上没有谁曾找出中央止点的作用，这也几乎是必然的，没有人会遇到这样的人，我所说的并不是只会由上帝联合的普遍真理的光束，而是所有特殊真理的光束。人们会抓住真理的片段，但却永远抓不住真理本身。这说明结果将会是，每个人都代表一个完整和绝对的体系，通过这个唯一的事实，这个体系几乎无疑地存在于错误和谎言的状态中，并且每一个想要强行将这样一个体系强加在同胞身上的人，必然会因为这种行为被人们不经审视就认作是专制的统治者，是人类物种的敌人。

［边上写着：他们不时地拦截住一些真理的光束，但是他们从未将真理之光握在手中。］

这并不是我的主意，但是我相信它是有益的。1836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