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美国是文明世界里对哲学最不感兴趣的国家。

美国人没有自己的哲学学派，他们也几乎不关心欧洲的各派哲学，甚至连这些哲学学派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不难看出，所有美国人都在用一种相同的方式和准则指导自己的思维。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下功夫去界定这些准则，而是使用一种共通的特定哲学方法。

我认为，美国的哲学方法的典型特征[3]如下：摆脱统一思想、习惯的束缚、家庭习俗[4]、阶级观点，甚至在一定上摆脱种族偏见；只把传统视为已知信息，把现存的事实当成学习和创新的材料；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事物的原理，不拘手段去获得结果，超越形式去探知本质。

我发现，如果更深入地研究，我们便可以在这些不同的特征中，找到一条足以概括所有特征的主要特征：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只依靠个人理性去运用头脑进行思考探索。

因此，美国是研究笛卡尔学说最少但是却实践得最好的国家之一。[5]这不足为怪。

因为美国的社会形态并不怎么需要他们进行思辨学习和研究，所以他们并不会阅读笛卡尔的著作。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形态会致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准则，所以美国人依然在依照笛卡尔的准则行事。[6]

每一代与上一代之间的联系，都在民主社会接连的运动中不断弱化。[7]所有人都在慢慢遗忘祖先的观念和思想，却不会为此惴惴不安。

因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所生活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的人也不再信守其阶级观点。而依然存在的阶级，也因其成员流动性很强，所以对其成员的影响也十分有限。[8]

如果社会成员的能力彼此接近，没有胜劣之分，那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智力影响也是非常有限。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理性当作是最明显而且最接近判断真理的根据。这一点表现为他们既不会轻易相信某个人，也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观点。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思维之中，并试图用这种封闭的思维去判断世界。

这种只依靠自身去判断事物的习惯，导致美国人产生了另一种思维。

因为他们认为只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解决一切小难题，所以他们才会顺其自然地认为可以解决世上一切困难，而这世上也不存在他们的智力不能解决的问题。

故此，他们就会轻易否认他们所不理解的事物，几乎不相信所有反常之事，甚至会厌恶超自然事件。

美国人习惯了亲自取证，喜欢亲自透彻研究所有事情。所以，他们会竭尽全力，一层层剥除事物外皮，将他们与事物之间的一切障碍排除开来，直抵核心，以此来用最近距离和最佳视角来观察此事物。但他们的这类思维方式使得他们容易轻视外在形式，因为在他们看来，形式只是一些无用且会带来麻烦的躯壳，横置在他们与真理之间。

所以，美国人的哲学方法并非来自书本，而是寻找于自身。而依我所见，欧洲也是如此。

在欧洲，随着人们社会地位日趋平等，差距日趋缩小，这样的情况也逐渐普遍开来。

我们来回顾这样一些事情。

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9]古老信仰的交易开始屈从于个人的理性，而且对其他的一切教义视而不见。[10]到17世纪，培根和笛卡尔打破传统，推翻权威，开始分别摒弃自然科学和侠义哲学方面的一些公认准则。[11]

到18世纪，哲学家们又将这些准则重新推广，并试着用个人体验去验证他们所信仰的一切。[12]

可见，路德、笛卡尔[13]和伏尔泰的方式都相同，只是实践上稍显不同。

为什么宗教改革家要将自己局限于宗教观念的小圈子中？为什么笛卡尔的方法适用于一切事物，而他们的却只适用于特定事物，并认为人类自行判断的只有哲学事物而非政治事务？为什么到18世纪，笛卡尔及其先驱都没想过要推广，或者拒绝普遍推广这种方法呢？另外，在这段时间，我们所提及的这些方法为什么会突然从学术界渗透到社会之中，成为普遍的智力准则？而且，为什么法国遵行了这些准则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也随之公开或者暗中遵循呢？

这些哲学方法起源于16世纪，在17世纪成型并普遍化。但在这两个世纪，它们还未普遍使用，只因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法令、社会形态，及人们的思维习惯。

这些方法出现之时，人类开始趋于平等和相似化。想要被普遍遵循，只有等到人类几乎完全平等，无所差别。

因此，18世纪的哲学方法具有民主性[14]，而非法国独有，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各国能够统一接受这些方法，并随之耳目一新。法国之所以能使世界焕然一新，并不因为他们调整改变了自己古老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提出并推广了一种哲学方法，可以用之攻击所有旧事物，迎接新事物。

如果有人询问，如今美国的平等观念由来已久，而且更加完整，但为什么法国在遵行这些方法时更加严格？我的回答是：我们应该认识清楚以下两种情况，部分原因就是来源于此。

我们应铭记，英裔美国社会正是因为宗教才得以建立。所以，宗教与整个国家的习惯和情感是互为一体的，而这也使得宗教拥有了一种特殊力量。[15]

除了上述这个强有力的原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宗教在美国有自己的运作界限，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之间完全分离，所以旧有的法则更易改变，而旧有的信仰则不必动摇。

因此，基督教依然强烈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而我必须强调，基督教作为一种哲学已然经过论证并被大众所接受，而作为一种宗教，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信仰。

基督教在美国的门派众多，而其组织方式也多种多样。但是，基督教自身自建立起便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存在，没人会试图去攻击或者守护它。

美国人毫不犹豫地认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从而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其产生的道德真理。这对个人的分析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局限，并在分析讨论活动中排除了人类的一些重要观点。[16]

而另一种情况便是：

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便拥有了民主的社会形态和民主的宪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片土地的情况，与当年他们抵达这片土地时差别甚微。这点很重要。

任何革命都会颠覆古老的信仰，削弱当局的权威，搅乱社会的常规思想。所以，任何革命都或多或少地会使人类更多地承担自我责任，开拓人的思维空间。

在旧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结束，人们开始平等之后，人类的内心便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对邻居产生嫉妒、憎恨和轻蔑，自我优越感上升，过分自信，甚至会影响到人的思维。这种与平等相悖的现象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剧，不信任彼此的判断，最终只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启示。[17]

这样一来，人人都会尝试自立真理，以自己的信仰为荣。人与人之间只会因利益联系在一起，而非思想。由此，人类的观点无法形成有用的东西，只会成为一些智慧尘埃，随风飘散，却无法聚拢。

所以，平等所带来的这种思想独立，并没有平等建立的初期和前期那么伟大。因此，平等所带来的智力解放和革命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区别我们得谨慎地分辨，并对两者进行独立研究，以避免对未来的过分期望和恐惧。

在我看来，生活在新社会中的人们应常用但绝不滥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一切。

这个原因适用于所有的民主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将个人独立的思想禁锢在一个固定甚至狭小的范围之中。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进一步探讨这一点。[18]

<h4>注释</h4> <hr/>

[1]“当再一次阅读并重塑我的手稿的时候，在每一个章节后做一个它所涵盖内容的概述；一种民主的资产和责任的概述；一个可以极大地帮助我完成最终刻画的概述，将这个概述做好是非常重要的。”（YTC，CVK，1，第11—12页）

耶鲁大学手稿集的F笔记本为每一个章节作了简单的总结。第一页上的日期写着1840年4月。如下是这一章节的总结：

1. 美国人通过他们的行为显示出他们有着一种哲学方法，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既没有哲学流派也没有哲学教条。

2. 这个方法如笛卡尔所指出的，主要是由人们思想内部得出的观点组成的。

3. 这个方法主要是由他们的社会状况得出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方法也被欧洲采用。

4. 美国人并不像法国人这样极大地运用了这个方法：

（1）因为他们从他们的出身中得到了一个更为固定的宗教。（2）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3）由于一个更为普遍和更为强大的原因，这个原因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展开讨论，并且这个原因在民主国家中，必定长期地限制了由平等产生的智力独立。（YTC，CVf，第1—2页）

这一章节的首稿中（YTC，CVj，1，第42—82页）包含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过后在构建独立的章节中（第2到第8章）将具有充分的重要性。托克维尔很明显在第一章节的内容上由犹豫了很久，发现自己倾向于在讨论其他事物之前，先讲讲个人主义。

托克维尔在手稿中再一次注释道：“也许，我将由描写个人主义和对物质享受的喜好的章节来开始我的整部作品。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这两点产生的，包括情感。”（YTC，CVk，1，第12页）

凯尔戈莱在1838年的整个夏天都在托克维尔的庄园中，并且托克维尔在修订他手稿的第一版本的时候他都在旁边，他发现前面两个章节写得非常之好。正是由于凯尔戈莱的建议，托克维尔才改变了他自己的主意。

他在另一个地方写道：

对于我正在写的第九章之前的所有章节（1838年12月），在每一个章节中我都会需要假设读者知道是什么引导了民主国家走向了个人主义，或者知道是什么引导他们有了对物质享乐的喜好。这8个章节的经验证明了关于个人主义和物质享受的两个章节应当放在其他章节之前。

（编者注：路易斯）认为不管在以上这两个章节中有什么样的逻辑上的好处，我必须坚持将关于方法的章节放到最开始。他说那样将可以堂皇地展开主题，并且将使主题能够立即从一个较高的角度被观察到。（TYC，CVk，1，第11页）

手稿中的第9章现在是第11章了，章节标题为“美国人如何对待艺术”。

另一个也许是更优先的注解这样提议道：“也许有一章是关于民主对道德科学的影响的。我不认为本书的第一章是这样的。”（TYC，CVa，第45页）

[2]第一章。

这一章节探讨了一个非常抽象的事物。因此在这一章节中我必须非常努力地将这个事物解释得非常清楚和可以理解，否则读者将会感到沮丧。

这一章中有两个观点，由于我轮流地进行和放下这两个观点，所以会造成思想的疲惫，这就是关于独立方法的观点和对一般观念的倾向和爱好的观点。

这两个观点都必须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要不就必须完全分开，各自进行探讨。

也许用几个词解释表达的含义：一般观念、归纳、方法。（YTC，CVj，1，第42页）

装着手稿的文件夹上面写着这样的注解：“没有不存在一般观念的社会，并且如果在每一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只能独自依靠各自的理智来解决的话，那一般观念就不会存在。”

[3]在边上用铅笔写着：“还有宗教，安培？”

让-雅克·安培，折中主义喜好的作家和历史学家，著名的物理学家之子。托克维尔1835在瑞卡梅夫人的沙龙中遇见了他，而安培爱上瑞卡梅夫人已经15年了。我们不知道托克维尔和安培之间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我们知道《民主》的作者曾将这本书的几个章节读给他听，并几次寻求他的意见。从1841年开始托克维尔庄园的其中一个塔楼被作为“安培之屋”，随时做好了接待他的准备。不知疲倦的旅者安培，他的好几次长途旅行都是以拜访托克维尔为终点。

因为作者的死，安培为“他最好的朋友，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发表了一封感人的文章。（《通信》，47，1859年，第312—35页）托克维尔与安培之间的通信被发表在作品完本的卷11里。

[4]在草稿和初版里还有：“……摆脱国家准则。”（YTC，CVj，1，第21页；另一个版本里在43页）

[5]“尽管笛卡尔对公众公开表明了极大的蔑视，但是他的理论方法是建立在平等观念的基础上的，因为如果我必须依赖我自己，那为什么你们不这么做呢？”

“新教自己已经声明社会已经变得非常民主了。”（YTC，CVj，1，第13页）

“笛卡尔，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YTC，CVj，1，第53页）

凯尔戈莱在1834年6月27日的来信中提议两位好友应该一起阅读《方法论》。这封信里还包含了凯尔戈莱读这部作品的第一印象。

[6]边上写着：“也许将我在关于革命的章节里提到的东西转移到这里来。基础的东西在这里，这些基础在建立结构的时候必须被好好保护。”

[7]“一个民主的国家、社会、时代并不是说在这个国家、社会和时代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是在这个国家、社会、时代中，不会存在等级，固定的阶级，特权，特殊和专有的权利，永恒的财富，掌握在家族手中的固定财产，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人都有上升和下降的可能，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当我想在政治意义上表达它时，我会说它是‘民主’。”

“当我想谈论平等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会说它是‘平等’。”（YTC，CVk，1，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