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假设所有人在知识、教化和理智上都是完全平等的，世界上就会出现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一般观念：两种由平等产生的事物，但却不一样。”

“关于在民主时代中宗教赢得普遍舆论的重要性。”

“我在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新词汇时就使用它了。赋予它的最本性的含义是‘个人理性的独立’。”（YTC，CVj，1，第10—11页）

[9]在初版手稿的边上写着：“新教的宗教（也许我应该尽可能的少触碰宗教的内容，我怕我的手指被烧）。”（YTC，CVj，1，第45页）

[10]“我想我知道我们祖先的语言，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我打开16世纪的书籍（三个难以辨认的字）。我了解到，一个人向所有的人布道，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去选择每个人独有的通往天堂的路。我确信一般的欧洲国家都接受了这个新的教条。这就够了。我不需要历史都展现在我面前的人来教导我说，宗教革命之前和发生时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革命。”

［v：够了。不用谁来告诉我我就已经知道，在一个如此宣称和接受智力平等的国家中，是不会存在很大的身份条件的不平等的，不管政治社会的外在是怎样的，人们都已经是非常接近于普遍的水平了。］（YTC，CVj，1，第13—14页）

[11]手稿的单独一页上的一个片段写着：

读《新工具》中第263页开始的题目为《主题和计划》的序言部分，并将培根在物理意义上解释他的方法的习惯与几乎是同一时期的笛卡尔构思和解释道德科学的习惯相比较，你会吃惊地发现它们将是何等的相同，这些新的事实是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这两位思想家之上的。

显然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这表明了在这个时期的人类思想中有一个普遍的方向。培根和笛卡尔像所有的革命者一样，将这个已经在所有人的思想中传开的观念变得“清晰和系统化”。

他们给了所有的特殊的事实一个适当的普遍准则，这个准则每个人在身边每个地方都能随手找到。

培根，1561—1626。

《新工具》（新东西）发表在1620年。

培根说（第264页）：“我们的方法，甘受普通逻辑所接受的关于其他信仰的检验，也将无条件地遵从权威。相比于仓促的向上层原则和最普遍的主张进发，以演绎中级提议这样的普遍做法，它选择了另一个相反的路子，由自然历史和特殊事实出发，并在不知不觉中沿上升的阶梯以一个非常慢的脚步向上攀爬，最后完全成为普遍的主张和第一阶层的原则。”

他在下面还说：“人类认识的席位，必须摆脱已经接受的观点和方法，然后思想必须以一个适当的方式向必然能够教化它们的方向转变；最终，当它充分地准备好后，这些事实必须展现在它面前。”

显然出现的不仅是一个新的科学方法，一个人类思想的大规模革命也开始了，或者说“得到法律认可”或者“理论被创立”。

当对事实的详细的分析理论成为所有科学进程的条件这一刻起，在科学事物中除了个人的信仰和成形的信仰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被承认的或者教条的信念将会从人类思想的整个部分中被驱逐出去。

托克维尔引用了培根作品的序言，题目就是《精神、主题、目的以及工作的计划》。

[12]手稿上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将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的观点和他们的行为放在一边，而这些意见和行为必然被人视作由国家的特殊状况所导致的偶然的意外，仅仅是为了构想构成他们方法的基础原则，我也发现了引导他们思想的规则，同样引导了现今美国人的思想。我发现，还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老旧的贵族社会就已经在消亡了；这是我清楚地看到18世纪的哲学方法不仅是法国的，更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能轻易地被所有的欧洲国家所接受，也是为什么它在改变欧洲面貌中能做出如此强大的贡献的原因。我不是说这种方法只能出现在民主时代中，但是我所说的是，生活在这些时代中的人尤其受到了社会状况的影响去找到并接受这个方法，并且只有在那个时代中，它才可能变得平常与流行。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今天……

在草稿中，作者特别指出：

法国的哲学家们使用他们的自由的第一个做法就是以一种充满愤怒的方式抨击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我认为这只能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意外，一个对于法国来说非常特殊的事实，一个也许再也不会出现，或者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已经不存在了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结果。

我相信，革命（两个无法辨认的字）对法国特殊观念造成的影响是小于为他们带来的哲学方法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基督教的动摇，对法律的改变和民情的转变让整个欧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在借助打破旧事物和打开通往新事物的道路的手段的帮助下，为人类思想指出新的方法的人。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如此乐于遵从于法国人揭示出的新方法，我会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使他们有意于接受它，就像法国人一样，尽管法国人从一个较小的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YTC，CVj，1，第54—56页）

同样的观点还出现在他的“法国在1789年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开始。（OC，II，1，第34页）

[13]“笛卡尔在信仰上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方法上是个新教徒。”（TYC，CVj，1，第32页）

[14]“应该责怪的不是路德、培根、笛卡尔和伏尔泰。他们只是给出了形式或者应用；实质是产生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状况中。”（草稿，卷1）

[15]所有欧洲国家都诞生于狂热的宗教激情统治着社会的时代，但是美国社会是尤其为了满足这些激情而建立的。它的建立是为了遵守一条由一个积极的信条所规定的法则，并且它是一个信仰的直接产物。这个首要事实的影响在日益变得弱小，但是它还依然很强大，并且如果美国人在宗教的问题上仍遵循教条，那这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状况是民主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清教徒。

尽管哲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然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这使得它们在从某种方式来说是相互依赖的。当人类的思想真的在宗教信仰的固定限制中停止了发展，可以说哲学会伴着宗教而出现，或者说至少变得和宗教本身一样高级和稳定。相反地当宗教信仰受到动摇时，哲学系统则会激增。

美国人并不关心用形而上学的理性来证明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的存在，他们并不会设法去划出人类道德准则的规则，并且也不要求去发现应该用来主导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他们相信的是一本书的真实性，一本上帝自己作为永恒的存在，小心地用他全能的手在其中写下善恶限制的书。

［边上写着：这是非常好的，优点得到了保存；也许它应该被置于我展示贵族制度是怎样使思想停滞的地方］

（三个无法辨认的字）6 000年来将世界划分的最伟大的哲学问题似乎不能占据美国人的思想。

然而这是由于另一个原因，而不是上面已经表述的那个。

尽管哲学系统从长远来看可以给人类种族的命运施加强大的影响，但是它们看起来只与每个人的命运有间接的联系；它只能激发后者的次要利益。所以人们通常不会因为实际和迫切的需要去进行哲学的研究，他们致力于哲学研究仅仅是为了兴趣或者是为了充实生活中的正事为他们留出的空闲时间。现在普遍在民主国家中，特别是美国这样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提供给人类活动的原生素材的国家中，只有很少的关心哲学的人，并且在公众中也很缺乏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缺乏对他们努力的鼓励。

当一个人为了不断的追求良好的生活条件或者财富，航行在地球的两端，每天砍伐森林、填平沼泽、改造田地时，他乐意将探索自由意志的极限和尝试寻找罪恶之源的麻烦留给其他人。

在所有的人类研究的分支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哲学将是在民主的建立中承受最多痛苦的一支。如果社会状况和习惯都是民主主义的人想从事哲学，我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将会将在其他地方所展现魄力和思想的自由带到这上面来。但是我相信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会关心哲学。

此外，谨慎地区分两件事是正确的。

一个国家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并且严格意义上来讲可以没有哲学体系。当组成国家的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各自地证明他们都有着某种统一的设想人类事务的方式，你可以说这些人普遍有着一种哲学，尽管他们中还没有人担负起将这些共同的观念缩小成一种知识体系的任务，缩小成一种将这些人群中广为流传的一般观念分类并以一种逻辑顺序有条理地相互关联的体系。

当你研究美国人的生活时你会很容易发现他们主要活动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自然地与某些少数理论哲学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本能地遵守这些观点的。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居民（无法辨认的字迹）不会做出控制他的仆人的私人行为的事，并且几乎不会保留强迫子女听从自己的权利吗？

你明白为什么（无法辨认）会毫无节制地（两个无法辨认的字）他自己……

［边上写着：根据美国人的“人人平等”理论得出的“利益教条”的例子。一人一个。

我知道美国人的各种行为都有着他们各自来自这两个学说的驱使力量，但是我并不会在这个时候回到这个话题上。］

结尾是这么写的：

［因此美国人有着一个（他们的）哲学体系，尽管他们没有哲学家，并且如果说他们不是通过写作来宣扬他们的学说的话，那他们至少是通过他们的行动来教给别人的。

“完全性。没有什么会给人类带来可见的限制。”

另一个对于美国人来说富有成效的原则。

所有能与人类行为有着密切联系的哲学学说在美国都是非常固定的。严格来说，理论观点纯粹地与宗教学说混合在了一起。］

实际上美国人准许基督教引导生活中的小部分活动，并且他们接受（自己为自己创立了）一个民主哲学体系来引导其他大部分的行为。（YTC，CVj，1，第63—69页）

[16]我十分坚信如果你由衷地致力于对18世纪真实的宗教和哲学方法的研究，你会很容易发现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教义的真相，并且我想你会从理智上，同时从信念上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因此我在美国人中看到有虔诚的基督教徒时并不会感到吃惊，但是第一眼看时，我被他们成为基督教徒的方式惊呆了。在基督教徒中，美国人的思想是以一种完全的民主独立展开的，但是对它来说，敢于超越这些极限，使这些极限看起来没有对它造成影响，是非常罕见的。（YTC，CVj，1，第59—60页）

[17]反对所有权威的普遍抗争。尝试在所有的事物中呼吁个人理性。18世纪哲学的普遍和显著特征，本质上的民主特征。

但是在身份条件变得平等的过程中要比身份条件已经变得平等的时候更为明显。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混乱状态，是革命的而不是民主的。我们在这一点上见到的无序比以往见到的还多。

18世纪的时代颂扬个人的（无法辨认的字迹）。那是革命，而不是民主。

怀疑论出现在民主时代的初期，而不是在这些时代中。

18世纪的哲学相对于民主性来说，更多的是革命性的。尝试找出在它当中，什么是革命的，而什么是民主的。（YTC，CVj，1，第11—12页）

[18]在手稿中，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两个片段：

两段优秀的片段，也许它们有必要用得上。

［边上写着：加到关于方法的章节里。

如果我在展现为什么民主国家有着独立的个人理性之前，展现了为什么贵族国家没有独立的个人理性，那这一段放在关于方法的章节中将会有绝佳的效果。看看吧。］

在中世纪时，我们认为所有的观点都是根据权威得出的。哲学，这个权威天生的对头，曾在那个年代中表现为权威的形式；它呈现了宗教的特征。在通过一些思想的自由和个人的努力创造出某些观点之后，它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就通过镇压使它产生的力量，给人们强加上这些观点。（看看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的地位吧，直到17世纪初期巴黎大法院都依然禁止有人支持或者传播反对古老和被认可的权威人士的准则，违者将被判死刑。）

在18世纪中，相反的情况达到了极点，也就是说人们只要求呼吁个人理性并将教条信仰完全驱逐，正如在中世纪中，宗教的形式和外表被赋予了哲学体系一样，在18世纪中，哲学的形式和外表被赋予了宗教。

如今这场运动依然在次一级的思想中继续，但是其余人明白并接受这样一个观念，被承认的信仰和被发现的信仰，权威和自由，个人主义和社会力量都是同时需要的。全部的问题在于决定着两种事物的界限。

我所有的思想必须全力集中于那一点。

1837年4月24日。

第二个片段是这样写的：

没有社会能没有社会惯例而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大多数社会公民在特定的信仰、观念或者特定的习俗上没有在同一时间有着一致的话，那社会是无法存在的，为了能永远追随他们，你必须认同这些信仰、观念和习俗。

在民主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惯例，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是在社会情况和民风都在变得民主的同时，这些惯例的数目变得越来越少了。人们在非常普遍的观念上达成了一致，这些普遍观点中的关于每个人的独立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宽，并且允许大量特殊情况和次要事实中的多样化日益发展。这就像一个不断成长的大圆圈，在这个圆圈中，个人自由也在成比例地增长，变得不安起来。

我会将正在美国发生的关于宗教的情况作为例子。很明显美国人（原文如此）并没有进行论述就接受了基督教的真理。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将论述的界限推向了基督教的极限，但是在那里，创新的精神必须停下来，并且它实际上就像是通过某种缄默而普遍的协定，自己停下来了一样；然而在基督教义的内部，有民主产生的个人的独立在没有受到限制地运动着，也没有如此奇怪的关于《福音书》的阐释，没有发现……（文本被中断了，编者注）

［边上写着：在关于哲学方法的章节中，也就是在我谈论到美国的宗教的地方，应当介绍的好句子。］

一张纸条上写着：“D（民主，编者注）方法。”

“民主是由弄清事物的实质而不是形式这样的思想构成的；实际上透过形式的俗套，这在民法中是可以清楚看到的；通过销售的欲望而产生的销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