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答复不会令我感到满意。在那些偶然获得权力的人的腐败行为中，存在一种粗鄙而庸俗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会传染给大众；相反，即便在大领主的堕落行为中也存在着某种贵族的文雅和庄严气息，往往能够防止其传播。[74]
人民永远不会了解官场内部的明争暗斗，他们往往很难察觉隐藏于优雅的举止、高尚的品位、优美的言辞之下的卑劣行径。但是，谴责掠夺国家财富或者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是最微不足道的认为都能够理解而且声称自身能够做到的。
此外，令人感到害怕的不是发现大人物的不道德，而是不道德使人成为大人物。在民主政体下，普通公民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几年之间变得有钱有势；这种奇特的现象令他们感到吃惊和忌妒；他们尝试找出这个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如何在今天成为有权领导他们的人。把这个人的晋升归功于他的才能或德行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因为这等同于承认自己的才能和德行低人一等。因此，他们便到这个人的某些恶行中寻找主要原因，并且往往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在粗鄙与权势之间、卑劣与成功之间、实惠与丢脸之间产生了可憎的观念混乱。
民主能够做出什么努力
联邦只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过一次斗争。——战争开始时的热情。——战争结束时的冷静。——在美国建立征兵制度和海员服役制度的难度。——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不能像任何其他国家那样做出不懈努力。
我要提醒读者，我在这里谈论的是遵循人民的真正意志的政府，而不是仅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
没有什么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专制政权更令人难以抗拒的了，因为，在假借绝大多数的意志形成道德力量的同时，它能够果断地、迅速地、顽固地实现一个人的意志。
很难判断一个民主政府能够在国家发生危机时做出何种程度的努力。
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强大的民主共和国。用共和政体来称呼在1793年统治法国的寡头政治，那是对共和政体的侮辱。[75]只有美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现在，联邦已经成立了半个世纪，它的存在只遇到过一次危险，那就是独立战争时期。在这场长期战争开始之时，存在以罕见的热情为祖国效力的行为。[76]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你发现个人利己主义又重新出现。人民不再向公共财政缴纳税款，人民不再应募当兵，人民仍想获得独立，但他们在争取独立的手段面前却步。[77]［≠作为民主国家的唯一动力因素，公共精神的倦怠曾几次使美国的自由陷入危险之中，但国家的本质和幅员辽阔使敌国的征服变成不可能。≠］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期）中写道：
“新增税法只是徒劳，试行一些新的征税办法也只是徒劳，公众的期望均已转变为失望，国库仍然空空如也。民主政府的性质中固有的民主行政制度面临资金奇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容易导致贸易进入萧条而分散的状态，民主政府迄今一再尝试扩大税收，但最终令各州的立法机构意识到这样的尝试是愚蠢的。”
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没有再进行过这样严重的战争。
因此，要判断哪些牺牲是民主制度能够承受的，我们应当等到美国人民也要像英国人民那样被迫将财产的一半交到政府手中，或者等到美国人民也要像法国人民那样必须将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战场的时候。
在美国，征兵制度是未知的，应募当兵的人是为了钱。强制招募制度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截然相反，与美国人民的习惯格格不入，以致我怀疑是否有人敢于将它写进法律之中。在法国，所谓的征兵制度无疑是我们的赋税中最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没有征兵制度，我们怎么能够维持一场大型的陆地战争呢？
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人的强制征兵制度。他们也不拥有任何与我们法国的海员服役制度相似的制度。美国的海军，就像商船的海员那样，都是根据自愿原则招募的。
但是，很难想象一个能够维持一场大型海上战争的国家不诉诸上诉两种办法之一。因此，曾在海上进行过光荣战斗的合众国就从未拥有大型舰队，而装备为数不多的几艘舰艇所需的花费仍旧是高昂的。
我曾听到美国的政治家承认如果美国不诉诸强制征兵制度或海员服役制度，就很难维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迫使统治全国的人民忍受强制征兵制度或海员服役制度是非常困难的。[78]
毋庸置疑的是，自由国家在处于危险之中时通常比非自由国家展现出更强大的力量，但我倾向于认为在贵族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国家中，这种情形尤为真实。[79]
在我看来，民主制度似乎更适合于引导和平社会，或者在必要时作为有力的突击力量，而非用来长期面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大风暴。它的理由很简单。热情虽然能够使人不畏艰难险阻，但只有沉思才能够让他们长期应对艰险。所谓的天生勇敢，也比我们所想的那样更具有心计；而且，虽然通常仅靠激情就能够做出最初的努力，但要将这种努力继续下去全凭头脑的运转。你将一部分珍贵的东西置于险境，是为了拯救其余的部分。[80]
现在，民主往往缺乏的正是这种基于知识和经验而建立的关于未来的准确认识。人民运用感情远多于运用理智；如果眼前的困难很大，令人感到可怕的不是困难，而是不去考虑无法战胜困难而造成的更大的困难。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贵族政府的努力持久。
人民不仅不如上层阶级那样能够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福祸，而且人民与上层阶级不同的是其更能够忍受目前的苦难。贵族虽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但他们获得荣耀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相等。当贵族将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其只是暂时丧失了某些财富的享受权。但是，对穷人来说，死亡不能给他带来声望，而令富人感到困扰的税赋往往威胁着穷人的生活来源。
民主共和国在危机时期具有的这种相对的弱点，也许是阻碍欧洲建设这样一个共和国的最大障碍。要使民主共和国在欧洲毫无困难地生存下去，就得在同一时间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中建立这种制度。
我相信从长远来看，民主政府必定会提高社会实力；但它不能像一个贵族政府或一个专制君主国那样马上将所有力量聚集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在共和政府的管理下存在了一个世纪，那么你可以认定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加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但在这一个世纪以内，它可能多次因为遭受这些专制国家的攻击而陷入危险之中。
美国民主制度通常显示出的自我控制能力
美国人民只有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接受对他们的福祉有用的东西，有时还曾拒绝接受。——美国人纠正错误的能力。
民主为了未来而暂时克服激情和压治需求的困难在美国的一些小事情上显露出来。
被奉承者［和谄媚者］围绕的人很难进行自我克制。每当你想请求他们解决困难或不便的时候，即使最终目的他们也接受，但最初他们几乎总是予以拒绝。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得到了公正地赞许。但必须补充的一点是，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为了人民而制定的。因此在美国，法律对那些因为个人利益而想处处逃避法律的人有利。因此，可以想象的是，一项在多数看来没有实际利益的令人讨厌的法律，不是难以生效，就是不会被人们遵守。
在美国，不存在与欺诈性破产相关的法律。这是不是因为美国没有破产者呢？不是，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破产者太多了。在多数人心中，害怕被指控为破产者甚于害怕因破产而受到损害，而且公众对私人告发的犯罪抱有一种错误的宽容心。
在新成立的西南各州中，司法权几乎掌握在公民自己手中，谋杀案件[81]接连发生。这源于居住在这些荒野地区的居民过于粗野和无知，他们无法认识到法律的作用。在那里，他们仍倾向于通过决斗获得结果。[82]
有一天在费城有人[83]对我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犯罪行为都是由酗酒造成的，因为酒的价格非常便宜，下层阶级可以随意买酒。“为什么，”我问道，“你们不对白兰地进行征税呢？”“我们的立法者一直想这样做，”他回答道，“但这很难实施。他们害怕遭到人民的反对，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肯定不会再次当选。”“因此，”我回道，“在你们的国家中，饮酒的是多数，而禁酒的则不得人心。”
当你向美国的政治家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只会回答：让时间来证明这一切吧；痛苦的体验会使人民清醒，让他们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事实往往果真如此。即便民主制度比一个国王或者一群贵族更容易犯错，但它一旦察觉到错误的存在，就更容易重获真理；因为民主制度的利益通常不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不违背真理。但是，民主制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相，而许多国家没能看见失误的结果就已经走向灭亡。
因此，美国人的巨大优势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更明智，而且在于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进行改正。
另外，为了更容易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民主制度应当事先使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和教育水平。
我们发现有些民族的初等教育非常糟糕，人民的性格类似于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识的奇特混合物，以致他们找不到自己不幸的原因，他们屈服于他们不了解的邪恶。
我曾经跨越过原本由强大的印第安人定居的广袤区域，但这些部落如今已不存在；我曾经在残缺不全的部落中生活过，这些部落每天目睹自己的人口逐渐减少，目睹昔日的荣光逐渐消失；我曾听见这些印第安人自己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免于走向必然的毁灭。但是，他们自身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就算整个民族毁灭到只剩一个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帮助。只有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
当我们发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在25年里一直处于不断爆发的革命之中，我们感到惊讶；我们每天都期待着能够看见这些国家恢复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但是，谁能够断言在今天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所处的最自然的状态呢？在这个地区中，社会正在一个深渊底部苦苦挣扎，而仅靠社会本身的努力是无法逃离这个深渊的。
居住在占据了西半球的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人民，似乎固执地想要消灭彼此，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意。当他们筋疲力尽时，他们会暂时休战，但休息之后，他们会再次变得愤怒。当我发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实施罪行的时候，我不得不认为专制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益处。
但是，这两个词语在我的思想中是永远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政体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方法
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在美国的外交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暴露出来，而它的优点却很少有人察觉。
我们已经知道联邦宪法将涉及国家外交事务的固有领导权交到了总统和参议院手中[84]，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使联邦的主要对外政策处于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之外。因此，我们不能以绝对的方式说美国在国家对外事务管理方面是民主的。
有两个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至今仍在产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
华盛顿写了一封值得赞扬的致同胞公民的信，这封信成为这位伟人的政治遗言。他在这封信里写道：
对我们来说，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规则是，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关系，同他们产生尽可能少的政治关系。至于已经订立的契约，我们必须忠实地履行。但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有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所没有的，或者与我们关系甚远。因此，欧洲必然经常陷入连续不断的纠纷之中，而这些纠纷的原因在本质上与我们没有任何关联。因此，通过人为的方式将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者与欧洲为友的联盟和与欧洲为敌的冲突牵连起来，都是很不明智的。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一致，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所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的受到尊重的立场；当好战的国家不能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它们就不会轻易挑拨我们，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正义原则选择和平或战争。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依赖外国的基地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某个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益、迁就或任性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同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处理这种问题；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不主张遵守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亦通用于公务）。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按照条约的本意遵守条约。但是，在我看来，扩充条约是没有必要也不明智的。我们应当经常保持警惕，建立适量的军队以保持可观的防御姿态，这样，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我们才可以安全地依靠暂时性同盟。
在此之前，华盛顿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沉溺于对另一个国家的习惯性仇恨或者习惯性喜爱，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奴隶。它是它自己的仇恨或者喜爱的奴隶。”
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旨在遵循他的格言。当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使自己的国家保持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是绝不介入欧洲的内部纠纷，并将其作为一种学说。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在联邦的对外政策中引入了另一条格言：“美国人绝不向外国要求特权，这样一来他们永远也不会被迫授予外国类似的特权。”[85]
这两种原则因为明显的合理性而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它们使美国的涉外政策大为简化。
可以这么说，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涉外利益，因为它在美洲没有强大的邻邦［它在1812年遭受毫无根据的公然挑拨，为此它考虑拿起武器］。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意志使它没有产生旧大陆的那种激情，联邦既不袒护激情，又不支持激情。至于新大陆的激情，仍然隐藏在未来之中。
［联邦不断变强大；它每年都出现不同之处，因为它的繁荣兴旺具有某些革命性改变。因此，联邦的根本利益每天都在发生改变，其不再是创造持久的关系。对今天有用的关系可能很快就会妨碍它的进程并危及它的未来。］
联邦免受旧条约的约束；因此，它得益于欧洲所有旧国家的经验，但又不像它们那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使过去适应现在[86]；它也不会像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大量遗产，这些遗产是荣耀与苦难、国家友谊与国家仇恨的混合物。美国的涉外政策是一种明显的观望政策，它注重有所不为，而非有所为。
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美国在应对国家的涉外事务方面会展现出怎样的技巧。[87]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敌人还是它的朋友都暂时持怀疑态度。
至于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在我看来，在指导国家的外交事务方面，民主政府必定次于其他政府。[88]在民主制度中，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总是最终形成某种日常实践知识和被称为理智的关于生活小事的技巧。理智足以指导社会的日常行动，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中，将民主自由应用于国内事务所产生的好处大于民主政府因失误而导致的弊端。但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涉外政策几乎不需要利用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特质，恰恰相反，它需要的大都是发挥民主所缺乏的那些特质。民主有利于国家内部资源的增长，它传播舒适感，发展公共精神，促进不同社会阶级对法律的尊重，这一切只能对国家的外交处境产生间接影响。但是民主很难调整一个伟大的事业的所有细节，它只能制订计划，然后排除一切障碍将这个计划落到实处。民主很少能够秘密采取措施并耐心等待它们的结果。这些是一个人或者一个贵族所特有的特质。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也能够像个人那样拥有这样的特质。
相反，如果你留意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89]，你就会发现这些缺陷几乎不会对国家的外交事务产生显著影响。贵族制度受到申斥的主要弊端是它仅为自己工作，而不为大众工作。在外交政策方面，贵族制度鲜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分隔开。
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于感情而不服从于理智，为满足一时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倾向，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也曾在美国出现。在那时，就像今天这样，最有见解、最具理性的人使美国人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所在不是介入将要使欧洲陷入血泊之中的战争，而是使美国免受任何损害。
然而，人民支持法国的同情心极为强烈，若不是华盛顿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可能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90]但是，这位伟人以严密的理智去与他的同胞公民的慷慨而轻率的激情，几乎剥夺了他唯一期望获得的报酬：他的祖国对他的爱。多数人曾宣布反对他的政策，但现在全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策。[91]
如果宪法和公众当初不将领导国家对外事务的权力赋予华盛顿，那么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谴责的措施。
从罗马到英国，所有对世界产生过强大影响，曾经设想、遵循和执行伟大计划的国家几乎都是由贵族制度所引导的，而［≠当你在人类活动中发现同样的意志引发的那部分持续性影响≠］你对此怎能够感到惊奇呢？
在这些国家看来，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人民大众可能因为它的无知和激情而被迷惑。你发现国王的意志可能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此外，国王不是不朽的。但是，一个贵族机体因为人数过多而不易被说服，又因为其拥有的轻易屈服于轻率激情的人数过少而不易被误导。因而，一个贵族机体就像是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人。[92]
<h4>注释</h4> <hr/>
[1]旁注：“≠因此，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能将人们分裂的利益是数不胜数的，但真理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唯一会出现的方法。≠”
[2]“≠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统治者是否具有才干，而是统治者的利益不违背大多数同胞的利益。≠”
[3]作者在此处复述了孟德斯鸠在其作品《论法的精神》的第二卷第二章中提到的论点：最适合当选的人必定依赖于他们的部分权威。为了具备这样的共同点，他们不能忽视有形的事实……但他们能否引导一个事实，知道事实发生的地点、场合和时机，知道如何从中获利？答案是否定的……拥有足够的能力能够认识他人的管理方式的人并不适合自行从事管理。（《合集》）
[4]为什么随着文明的传播，杰出人士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为什么当学习成为所有人的权利，伟大的知识型人才却变得越来越少？为什么下层阶级的数量减少，而上层阶级的数量却没有增加？为什么当大多数人了解政府，而伟大的天才却不再是社会的领导者呢？美国的确提出了这些问题。但谁能够解答它们呢？
[5]“关注物质生活需要的时间较少，而发展人民智力需要的时间则较多。没有这两种顾虑的人与必须挂念它们的人相比，往往具有智力上的优势。”
[6]《思想录》，拉菲马版本中的第390页。
[7]在这里，托克维尔似乎引用了基佐和大多数纯理论家提出的民主政体与代议制政府之间存在的差别；前者摧毁了人们在道德和智力上存在的不平等性并使多数当权，而后者根据理性划分权力。“因此，代议制政府并不是数量上的纯粹而简单的多数，它是有能力的人组成的多数，”弗朗索瓦·基佐在《公开课程期刊》中写道。如果托克维尔彻底否定基佐提出的中产阶级才是最有能力的阶级的结论，即便如此，他遇到的问题仍是相同的：如何实施最佳的统治？关于这个存在于政治思想的整个历史之中的问题，托克维尔是这样向路易斯·德·凯尔戈莱解释的：“最合理的政府不是所有相关阶级都参与的政府，而是由社会中最文明、最有道德的阶级进行领导的政府。”（于1831年6月28日写于杨克斯市的信，摘自《与凯尔戈莱的通信》）四年后，就在托克维尔发表作品的第一部分之后，他写信给米尔：
“这不是关于民主的朋友找到方法使人民执政的问题，而是使人民选择最有能力执政的人，并赋予人民足够的权威使其能够指导全部行为而非行动的细节或者执行手段。这是问题的关键。我深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现代国家未来的命运。”（写于1835年12月3日的信，《英国通信》）
但是，托克维尔似乎仅仅复述了米尔就《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部分发表的评论：“最好的政府［……］必定是最明智的政府”（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参阅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的《托克维尔与理论家的政治思想》，《亚历克斯西·德·托克维尔百年书》。
[8]手稿中写的是“的确”。
[9]手稿中写的是：“人民的代表不知道……”
选举。/
当投票权是普遍的，且当选代表由国家支付薪酬，人民做出的选择就会下降且偏离到离奇的程度。
两年前，在首府为孟菲斯的行政区中，居民们将一个名叫大卫·克罗克特的人选派至国会众议院。这个人没有教育背景，几乎不识字，没有财产，居无定所，终其一生都在狩猎，并靠出售猎物谋生，而且时常居住在森林之中。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有一定才华和财富的人，但这个人不幸落选。孟菲斯，1831年12月20日。
[10]相反的，批准于1913年5月31日的美国宪法第十七次修正案建立了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制度，其针对已经存在的大致状况进行调整，根据该修正案，二级选举的选民承诺自身将严格按照一级选民在选举中表达的愿望做出选择。
[11]在空白处：“我认为这一小节显然非常糟糕。陈腐的观点。”
[12]手稿中写的是“政客”。作者根据博蒙的建议做出了修改。
[13]民主主义—贵族主义。/
美国立法的不稳定性。
我已在马萨诸塞州（联邦中最稳定的州）的法律中找到证明这种不稳定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
从1803年到1827年，最高民事法院的行政职权经过多次修改，以便正确引导普通民诉法院。参阅《马萨诸塞州的法律》第一卷第98页。后文包含同样的引文。
[14]这个段落和前一个段落原本属于本书第二部分第七章。
[15]于1787年12月20日写给麦迪逊的信，孔赛伊先生的译本。（q.）
q. 第二个句子与孔赛伊的法文译本略有不同。
[16]在手稿中：“我喜欢这种简单的作风……”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我担心作者对美国的简朴作风的这种钦佩之情显得有点狂热。在过去的欧洲，总是需要一定的排场才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且路易斯-菲利普的简朴作风就像他的恶行那样受到人们的蔑视。作者大胆地宣称自己坚决反对最普遍的观念之一。当你拥有这样的勇气，你至少必须尝试引用事实确凿、人人都能理解的实例来证明你的观点。在第二个段落的末尾处，即在“仅因穿着不合时宜”之后，作者应当引用身穿燕尾服的陪审员比身穿红色长袍的法官更威严的例子。
[17]在空白处：“≠我甚至不清楚在公众的眼中穿着专门服装的官员是否比未穿着专门服装的官员更突出。≠”
[18]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我认为应当删除这个段落。如果本书的读者仅是法国人那倒无妨，但由于该作品很可能被外国人读到，我不知道像这样自曝法国人的低劣行径是否合适。”
[19]1835年的版本中没有这个段落。手稿中有这个段落，但措辞略有不同。
[20]公职人员。/
权力较小的公职人员，数量较大，依赖于人民群众，地位的稳定性较低，薪酬较低，以另一种方式发财致富更简单；事实上，除了危机时期，有能力的人很少渴望成为社会的领袖。
专制倾向于使政府变得稍逊一筹，但其能够确保自由。/
在美国，每个需要一定经验和专门知识的职位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谁愿意在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得到一个不稳定的职位呢？
[21]手稿中不包括这个段落。但手稿的空白处标有以下注解：“≠选举和反复选举对公职人员产生的影响。普通时期有更多终身公职。例如罗马人因为当选而作好了一切准备。≠”
[22]在这里，我指的是广义上的行政官员，负责执行法律的官员均包括在内。
[23]“将这一节放在探讨多数的专制的章节。专制与专权是不同的。关于这一节，可参阅第3号口袋笔记本的第15页。那里包括了所有的主要思想。寻找示例。”
[24]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是的，在一人统治的专制政府中存在大量专断行为。而正规的民主政府只有自由意志而没有专断，这有很大的不同。我发现作者所描述的专制仅存在于土耳其，尚没有任何欧洲国家达到这种程度。”埃尔韦在其他地方重复了同样的关于专断的评论。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整节内容非常模糊，读者必须留心才能够发现各观点的前后关联。部分原因是作者有时使用了不能准确表达他原本打算表达的意义的词语。从标题来看，专断一词失去意义，因为专断通常被理解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势的行为，以及免受法律处罚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显然不是美国行政官员实施的行为。法律赋予他们的决定权比任何地方都要多。但那里并不存在专断。我建议用行政官员的自由意志代替专断。此外，我不知道为什么作者要大费周章地与我们谈论并非他所探讨的主题的专制政府，以及为什么要用巧妙但抽象的定义来描述一个原本能够轻易描述的真理，以了解美国人赋予了他们的行政官员很大的自由和行动自由，因为频繁的选举消除了所有担心他们会滥用权力的恐惧。
[25]1813年2月27日的法令。参阅《马萨诸塞州法律汇编》第二卷第331页。必须补充的是，最终的陪审员名单根据列表由抽签决定。
[26]1787年2月28日的法令。参阅《马萨诸塞州法律汇编》第一卷第302页。原文如下：
各城镇的行政委员有权在所有酒馆、旅店和零售店的房屋和店铺内张贴［……。——编者注……］所有常见的酗酒者、［……。——编者注……］或者常见的赌徒以及在这些场所中浪费时间和财产的人的名单。上述场所或店铺的所有者在接到通知后仍然允许这些人在他的店内饮酒或赌博，［……。——编者注……］或者再向他们出售烈酒，则将被处以罚金以示惩罚［总数为30先令。——编者注］。
[27]孟德斯鸠也提到了这个观点，他声称：“没有比接替了共和制政府的君主制政府更专制的当局；因为它发现自己拥有人民的一切权力。”（《罗马盛衰原因论》第15章，选自《合集》）在《共和国》中，柏拉图已经注意到极端的自由之后必然存在极端的屈从。
[28]异文：“<≠……行政事务的进程具有一种奇特的不稳定性。没有人完成他所开始的一切，没有人希望完成他所开始的一切。≠>”
[29]在空白处：“≠民主政府是文明和启蒙的杰作。≠”
[30]“美国立法的不稳定性。它的影响，它的原因。/
“公职人员的易变性。麦迪逊非常巧妙地证明了这种易变性除了具备公认的不良影响之外，还减少了官员的职责。新命题，《联邦党人文集》第271页［第63期。——编者注］。”
“在探讨了选举制度之后，还需要添加一个探讨美国的立法不稳定性和行政不稳定性的小节。以展示为何人们因为没有落实细节就无法完成其开启的工作。如此一来，就像人们所了解的那样，职责被减少，而不是增加。”（《联邦党人文集》第268页［第62期。——编者注］）
[31]关于托克维尔与行政科学，可参阅罗兰·德拉戈发表于《道德与政治科学杂志》中的“托克维尔与行政”。
[32]不用强调的是，我在这里谈论的民族政府是指一个民族创建的民主政府，而不是一个小部落创建的民主政府。
[33]在空白处：“我想问问古斯塔夫和路易斯，这里的表述是否足够清晰和完善？”
[34]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三册第八章中，卢梭曾断言民主框架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
[35]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在我看来，这整个段落似乎存在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第一个句子以非常肯定的语气陈述了一个完全不明显的主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非常节俭的专制君主国，比如当今的奥地利、普鲁士。在这个段落中，我最想批评的是你似乎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相对较高的公共开支和财富的来源；的确，后者通常随着自由的增加而增加；至于公共开支是否随着自由的增加而减少，则是不确定的。你只能说在一个专制政府的控制下，经济结构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一个奢侈浪费的君主可能转变为一个节俭的君主，而这种节俭的君主是不难发现的。因此，我建议修改该段落的开始之处，具体修改方法如下所示：这个原则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形，但毋庸置疑的是，专制使人民贫穷的原因是它妨碍人民的生产，而非夺走人民的生产成果。这样，这两个改变被区别开来。
[36]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这种说法能够并且将会引发争议；在大多数国家中，富人还没有富裕到对针对他们的财产征收的税额漠不关心的地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真实存在；而在法国存在大领主和大富豪的时期，当税负增加时，意见最大的往往就是这些富人。因此，该段落提出的观点仅适用于那些试图与所有贵族阶级相混淆的谄媚者所构成的阶级，但这种阶级包含的人数是极少的。所有地方贵族和富人没有将他们的收入捐赠给需要财政支援的地方法院，而且非常厌恶地看待公共开支的增加。
[37]埃尔韦·德·托克维尔：“不能将‘小额’一词应用于中产阶级。应当使用‘中等’或意义相近的词语。”
[38]在手稿中：“……中产阶级的政府是最节俭的政府……”
古斯塔夫·德·博蒙：“我认为作者陈述这种主张的方式显得过于强硬。但从理论上来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它仅是一个理论。我会将其改为‘中产阶级的政府在本质上似乎是最节俭的政府’。”
[39]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以法国为例，作者的说法是矛盾的。在法国，自从中产阶级掌权以来，没有哪个阶级比它造成更多的浪费，也没有哪个阶级拥有更高的预算。我通过观察发现中产阶级的政府实际上不过是规模较大的小型贵族阶级。它的数量使它属于民主制，而它的傲慢与苛刻又使它属于贵族制，因而这个政府不幸具备两者的弊端。我强烈要求亚历克西再次审视这个段落。
[40]你可以清楚地了解这里以及本章其余各处所提到的穷人一词具有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与欧洲的穷人相比，美国的穷人更容易致富；然而，当你将他们与比他们富有的同胞进行比较时，将他们称为穷人是得体的。（n.）
n.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穷人一词应当被删除；一方面，它并没有呈现出一个足够清晰的观点；另一方面，它与作者想指明的美国阶级所具备的条件不相符。他在后文中谈到这个阶级生活富足，并且总是尽力使自身的想法与美国相结合。没有那个阶级，组织就缺乏统一性。我会用我所说的国家的最后一个阶级来代替穷人。
在抄写员复制的文本旁，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写下这些内容：“穷人一词具有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与欧洲的穷人相比，美国的穷人通常更加富裕。但是，如果你将他们与比他们富裕的同胞作比较，他们往往可被称为穷人。”
[41]手稿中写的是“下层阶级”。
[42]代表的原则。/
代表的原则在现代共和国和古代共和国中是截然不同的。
但部分代表原则在古代是已知的。参阅《联邦党人文集》第273页［第63期。——编者注］。
代表制给现代共和国带来的优势，其在共和国的可行性。
它在美国倾向于越来越弱。
选举的频率。权力对人民的依赖性。授权绑定。公众投票。
[43]在手稿中，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标题为“民主政府的公共开支高于其他政府的另一些原因”的小节。
[44]在手稿中：“当贵族统治社会时，它唯一有必要担心的是防止人民起义反对它。”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这个句子虽然真实但显得过于严苛。但是，让我们忘记大革命的暴力行为源自这个事实——这样的真理已经深深地渗入人们内心。让我不再在上层阶级人士的额头上贴上这种对他们而言如此致命的标记。亚历克西让自己疏远这些阶级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此，这个句子必须被删除或是被柔和化。即使删除它也不会对后文造成任何不利影响。那么，这一章节就会以这种方式开始：当统治权被置于人民手中时，改良的精神便延伸到很多对象上。
如果亚历克西实在不想删除它，那么应当将这句话加入其中：贵族往往因不够关心人民而受到指责，等等。那么亚历克西就没有断言和谴责：他只是陈述了一个目前存在于世界中的观点。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此处的评论在我看来是非常中肯的。”
古斯塔夫·德·博蒙：“这里的观点过于绝对，应当做出适当修改。”
[45]在空白处：“这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吗？”
[46]在手稿中，该段落的末尾处是这样描述的：“……赋税通常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而使公共开支在表面上变得几乎无用的文明也是如此。”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此处表述得极不清楚。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文明会使公共开支变得几近无用。”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我也不能理解。”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本章节主要内容存在分歧。但作者没有得出结论，而这将会引发读者的抱怨。他很好地证明了民主政府是而且必定是花费巨大的。但他未能证明该理论的应用是无法避免的。美国民主政府的花费与其他政府相比是否相对较大呢？那里的公共开支更高吗？作者不仅必须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必须解释为何会这样，并举例说明。如果他将在后文就此问题加以说明，他必须在这里指明。以这样一种模糊的方式留下分歧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的确如此。”
[47]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生活宽裕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与民主制度的本性无关；在美国，每种私人事业都能够产生较高的收益。如果国家不为下级公务人员制定较高的报酬，那么没有人愿意担任下级公务人员。因此，即便从商会面对艰难的竞争，人们也愿意纵身于商海。
[48]拥有100万居民的俄亥俄州每年只给州长1 200美元的薪酬，相当于6 504法郎。
[49]要让所有人清楚地认识这个事实，考察联邦政府各级官员的薪酬就足够了。（u.） 我认为列出类似官员在法国获得的薪酬来与之进行对比，更能够给读者带来启发。
美国
财政部
办事员 3 734法郎
低级科员 5 420法郎
高级科员 8 672法郎
科长 10 840法郎
［财政部］国务卿 32 520法郎
总统 135 000法郎
法国
财政部
大臣的办事员 1 500法郎
低级科员 1 000至1 800法郎
高级科员 3 200至3 600法郎
科长 20 000法郎
大臣 80 000法郎
国王 12 000 000法郎
也许我不应当拿法国作为对比的基点。在民主本能日渐渗入政府内部的法国，你已经注意到议会要求提高低额薪酬和降低高额薪酬的强劲趋势。（v.）因此，财务部大臣的薪酬在帝国时期为160 000法郎，而在1834年已被降为80 000法郎；而财务部主管的薪酬则由帝国时期的50 000法郎降为现在的20 000法郎。
u. 在关于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的各种文章中——我们稍后将就此进行探讨，这类比较比比皆是。
v. “咨询利文斯顿先生，在美国财务部中，除了科员之外是否存在收入更低的工作人员。”
[50]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我要求删除这个段落和后一个段落，我将删除它们的原因列于第135页。此外，它们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作者论述的对象不是贵族制度。而且，这两个段落的字里行间带有反对贵族制度的怨气，而这本不应当出自亚历克西的笔下，他应当以公正的态度探讨这个问题。”
[51]参考美国的预算，就可以了解美国在资助穷人和推广免费教育上花费了多少钱。
在1831年，纽约州花费了1 200 000法郎来维持穷人的生活。而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至少高达5 420 000法郎（参阅《威廉的纽约年度报告》，1832年，第205页和第243页）。
纽约州在1830年有1 900 000个居民，相当于诺德省的人口的两倍。
[52]原来的标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时常破坏或者更改总体论据的原因。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这个部分的标题［这里指的是最终选用的标题。——编者注］在我看来不大恰当，其原因有二。其一，它与前面的章节显得有些矛盾，毕竟前文主要探讨的是民主政府是不节俭的；其二，难点在本章中突然得到解决。我建议将这个标题改为：美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厉行节俭的原因。至于其他方面，本章叙述得很好。我仅就一个不大重要的问题发表评论；作者假设他的读者具备基础的知识。他论述的前提仿佛是读者已经知道美国人既不喜欢奢侈的节日，也不喜欢豪华的建筑物。
[53]手稿中第一个版本的片段：
≠的确，在一个民族的思想和喜好中，存在一股能够有效对抗革命和时间的隐藏力量。国家的这种理性面貌被称为它们的特性，贯穿于它们的所有历史篇章并且存在于社会状态、新年和法律发生的无数变化之中。这是多么奇怪啊！一个民族中最不容易察觉、最难定义的东西同时是这个民族中最经久不衰的东西。除了特性，与国家有关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而国家的特性只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
[54]在空白处：“≠本节的开头与结尾未能准确呼应。开头包含了国家特性的梗概，而结尾却包含了关于美国人的特性的清晰而准确的评价。≠”
[55]“路易斯的评价使这个章节的观点令人质疑，不管怎样，叙述这些观点的方式显得过于简洁和肤浅。”
关于该部分内容，其最初的版本位于YTC，CVh，第三册第74至80页；其与手稿中的内容存在多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草稿的开头处是这样陈述的：
我知道大家都想将美国的开支与我们法国的进行比较。如果公众没有这样的倾向，我应当不会撰写本章节。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比较必然是不完整的，自然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便它是完整的，真理也不会不言自明。人们只能寻找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希望真理能够从数据中浮现出来。（第74页）
[56]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我认为这里使用的贵族一词是很不恰当的。当执政党的多数是由或大或小的地主组成的，同样的事情也会出现在民主国家中。
这部分内容与前面一个部分有同样的缺点；它使大部分读者想读到实证方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人不想要一种赋税，但你没有明确阐述他们想要什么赋税。针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叙述是没用的。但作者至少有必要告诉读者税收的本质是什么，并结合实例论证作者建立的理论的真相。如果就像我相信的那样，美国恰好没有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生产者因而被非常谨慎地操纵着，那么本章的观点将会土崩瓦解，作者不得不对其进行修改。我隐约记得自己曾经听说过美国仅有间接税，而我们知道间接税通常都是加于消费者身上的。我认为关税才是美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
[57]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这个句子在我看来完全是不知所云：人民的财力尚未达到购买价格最普通的消费对象的水平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想法在我看来仍是不合理的。我认为你在这里犯了一个欧洲人几乎无法避免的错误——用人民一词代替低收入人群或者贫民。此外，即便在法国，大多数人民的财力往往高于普通消费对象的价格，也就是说，其有能力购买食品和衣物；而在美国，大多数人生活安逸，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你能够说人民乐意依赖于生产者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人民自身将被看作消费者。产品的价格越划算，就会有越多的消费对象被人民购买；而当人民喜爱这些消费对象，他们就会对其产生需求。
[58]参阅马歇尔和皮特金的《华盛顿生活》。
[59]参阅孟德斯鸠的《论法的基础》第13册第14章，摘自《合集》第二卷第467页至第468页，以及卢梭的《论政治经济学》，摘自《合集》第三卷第241页至第278页。
[60]粘在空白处的纸片上写道：“≠民主政府将公共资金用于修建学校、道路，用于维持秩序和改善卫生。≠”
[61]在正文旁边：
≠民主对其代理人显得极其节省。
这是由于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