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将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一章的每一个词语都必将在某些方面冒犯分裂我国的各个党派。尽管如此，我仍要说出我的所有想法。
在欧洲，我们很难判断民主的真实面目和不变本能，因为欧洲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在斗争。而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哪些争斗来自原则本身，哪些争斗来自争斗所引发的激情。
这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美国，人们毫无障碍地主宰着国家；对他们而言，既没有可担心的危险，又没有可报复的损害。
因此，在美国，民主按其自身的倾向进行发展。它的步调合乎自然，它的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只有在美国才能对民主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项研究与哪些国家相关且有利于这些国家呢？如果不是我们法国，那么必定是每天都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驱动下盲目地朝着专制或者共和前进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疑会走向民主的社会状态。
普选制
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全美各州都承认普选权。同时，我还发现不同［文明］水平的社会阶级都享有这种权力。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地区，在因语言、宗教、风俗的差异而截然不同的种族之间，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兰，在佐治亚和加拿大，看到普选制发挥的作用。我曾经提到，普选制在美国没有产生人们预计它在欧洲会产生的所有善与恶，大体上，它发挥的作用不同于预料之中的作用。[1]
人民的选择和美国民主在这种选择中的本能
在美国，最杰出的人士通常很少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法国的下层阶级对法国的上层阶级所怀有的忌妒心不是法国人特有的感情，而是一种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国，为什么最值得尊敬的人往往远离政治生涯。
欧洲的许多人不是信而不说就是说而不信，普选权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呼吁最受公众信任的人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2]他们认为人民不能管理自身，但人们总是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的本能绝不妨碍他们推选出与他们怀有相同愿望且最适合的人选掌握政权。[3]
对我而言，我必须说我在美国所看到的一切不能让我认定他们也是如此。在我到达美国后，我惊讶地发现被统治者之间人才济济，而统治者之间却少有名流。[4]在当今的美国，最杰出的人士很少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已经成为常态，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随着民主超出其原有的界限而产生的结果。显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政治家家族已经大为减少。
可以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数个原因。
无论你怎样做，都不可能将人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无论你怎样使学习变得更容易理解，改进教育方法和使知识变得容易接受，你也永远不能使人们在不投入一定时间的前提下学到知识并发挥他们的才智。
因此，人们不需要劳动就能谋生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智力发展所需的必要时间。在某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长，而在另一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短；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时间，人们必然会为了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无暇抽身；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5]因此，难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博学多闻，也难以想象在同一个国家中所有公民都家财万贯；这两种不可能是相互关联的。我当然承认大多数公民都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进一步而言，我甚至认为，在大体上，下层阶级在这种愿望中掺杂的关于个人利益的念头少于上层阶级；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地缺乏必要的技巧来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即便是为了确切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也必须进行长期研究和各种分析！在这方面，最伟大的天才也会误入歧途，群众自然也是如此！人民缺乏完成这项工作的时间和方法。他们总是在匆忙之中做出判断，并且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特征。因此，各种类型的骗子深谙取悦人民的秘密，而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却不能取信于人民。［在联邦的大多数州中，我发现占据职位的人是那些仅奉承于最脆弱的激情和屈服于最不善变的人民的人。］
此外，人们并非总是有能力选择民主所需要的人才，有时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或者不想这样做。
不能否认的是，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忌妒发展到最高点，不是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取得平等的手段，而是因为使用这些手段的人总是不能成功利用它们。民主制度唤醒和激发了永远无法完全得到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每当人们认为他们得到了完全的平等，这种平等便从他们的手中消失不见，按照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失了。[6]人们变得热衷于追寻这种重大利益，因为它近得足以让人了解，又远得使人无法体味。成功的可能性令人们高兴，成功的不确定性令人们懊恼。他们有时激动，有时灰心，有时难受。随后，凡是在某一方面超过他们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阻碍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的障碍，因此，无论上级如何合法，他们都视而不见。
很多人认为这种指导下层阶级将上级从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导地位上拖下来的秘密本能仅存在于我们法国。这是错误的：我所谈论的这种本能不是法国所固有的，而是民主所固有的。政治环境能够赋予这种本能以严厉的特点，但环境不能创造这种本能。
在美国，人们并不憎恨社会的上层阶级，但他们对上层阶级并不友善，并且小心翼翼地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他们不畏惧大人才，但他们对这种人不够赏识。[7]一般而言，你会注意到凡是没有在人民的支持下而发迹的人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
当民主的这种自然本能使人们排斥杰出人士当权，另一种同样强大的本能也使人们远离政界，因为他们在政界中很难保全自己并且免于堕落。肯特法官就曾经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我提到的这位著名作家在高度赞扬了联邦宪法授予提名法官执行权的部分条款之后，补充道：“最称职的人也许为了不在普选中当选，而在行动上表现得过于含蓄，在精神上表现得过于严肃。”（肯特的《释义》第一卷，第272页［第273页］。——编者注）这个观点于1830年在美国发表而且没有造成任何矛盾。
对我来说，这证明了那些将普选制视为做出最佳选择的保障的人完全是在幻想。普选制有很多优点，但没有包括这一点。
能够部分修正这些民主本能的因素
巨大的危险对国家和人民产生的反作用。——为什么美国在50年前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国家的公共事务。——启蒙教育和风俗习惯对人民的选择产生的影响。——以新英格兰为例。——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如何影响人民的选择。——间接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对国会的组织结构产生的影响。
当巨大的危险威胁国家时，你发现人们往往能够成功选择出最能拯救他们的公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人在面对燃眉之急的时候很难保持常态；他不是位于常态之上，就是居于常态之下。民族的情形也是如此。极端的危险非但没有使一个民族得到提升，有时反而会令它士气低落；这种危险能够唤起民族的激情，但没有对这种激情加以引导；它非但没有启迪心灵，反而使民族为之感到困扰。犹太人仍在硝烟弥漫的神殿废墟上相互厮杀。但是，更常见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在面对眼前的危险时展现出非凡的德行。这时，伟大的人物就像是隐藏在夜色之中的石碑，在火光的照射下突然出现。天才不再厌恶挺身而出，而身陷危险之中的人民也会暂时忘记他们的妒忌心理。这时，选票箱中出现声誉卓著之人的名字并不罕见。我刚刚说过当今的美国政要似乎[8]远远不如50年前主持公共事务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法律，而且是因为环境。当美国为了最正义的事业而奋斗时，它也是一个意图摆脱别国束缚的国家；当它以一个新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时，全体人民已经达到了他们努力想要达到的崇高目标。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状态下，优秀的人物向人们献殷勤，而人们也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领袖。但是这样的事情非常罕见，我们必须根据事情的常态做出判断。
如果说暂时性事件有时会抑制民主的激情，那么人们的知识水平，尤其是道德观念会对激情的发展趋势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这种情况显然存在于美国。
在新英格兰，教育和自由是道德与宗教的产物，古老而长久存在的社会已经形成普遍的真理和习惯，因此人们在摆脱财富和出身造就的优势的同时，习惯于毫无怨言地尊重和服从于知识和道德的优势；因此，你会发现民主在新英格兰能够比在其他地方做出更佳的选择。
相反，当你朝南部前进，在社会纽带形成较晚而且不够坚固的各州中，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未结合得令人满意，你会注意到在这些州的统治者中，有德有才之人更加稀少。
最后，当你进入新建的西南诸州时，那里的社会团体才成立不久，你会发现那里是冒险家和投机者的聚集地，你会惊讶地发现哪些人掌握了公共权力，而且你会猜测，除了立法独立和个人独立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国家发展和社会繁荣。
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质，但它们也曾部分修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
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因这个大集会的普通而感到震惊。你的双眼不断在集会中寻找著名人士，但这样的行为通常只是徒劳。几乎所有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没有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象。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律师、商人，甚至有些人属于最下层的阶级。据说，在这个教育几乎得到普及的国家中，人民的代表并非总是知道如何正确书写。[9]
［如果他们开口说话，他们的言语通常是没有威严的，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缺乏眼界和深度的。］
仅隔几步便是参议院的大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聚集了大部分美国名人。你在那里见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让你想起他最近的声望。他们之中有雄辩的律师、杰出的将领、贤明的官员和著名的政治家。这个［威严的］议会中的所有言语可以与欧洲最出色的国会辩论媲美。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离奇的反差呢？为什么全国的精英仅见于参议院而不见于众议院呢？为什么众议院聚集了这么多大老粗，而参议院却被天才和智者所垄断呢？当然，这两个议院的议员都来自人民，它们都是普选制的产物，而且迄今为止尚未听说有美国人认为参议院是大众利益的敌人。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惊人的差异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事实能够说明这种现象。众议院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则是通过两级选举产生的。全体公民任命本州的立法机构，随后联邦宪法将这些立法机构转变为选举机构，再由这些选举机构选举参议员。因此，参议员也能间接代表普选制的结果。因为选举参议员的立法机构不是贵族主义机构或是本身拥有选举权的特权团体，它实质上依赖于全体公民。这些立法机构通常每隔一年由公民改选一次，公民总是能够通过更新立法机构的成员来控制参议院的选举。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人民的意志经过这个选举团体是为了发生某些变化，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庄严、更完美的形式。因此，通过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人总是能够完全代表治理国家的多数；但是他们仅代表流行于国内的崇高思想和赋予国家活力的大量本能，而不代表通常给国家造成困扰的局部激情和令国家蒙羞的恶行。
不难理解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刻，美国的各共和州终将因为在选举制度中采用两级选举而变强，或是因掉入民主的陷阱而越来越惨。[10]
我始终承认这一点，我认为间接选举制度是使各阶级人民行使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那些希望将这种手段变为某个政党的专有武器的人和害怕使用这种手段的人，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
美国民主对选举法产生的影响[11]
选举稀少会给国家造成重大危险。——选举频繁会使国家处于兴奋而躁动的状态。——两害相权，美国人选择了后者。——法律的多变性。——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当选举间隔的时间较长，每次选举都有使国家发生动乱的危险。
这时，各个政党[12]都会付出巨大的努力设法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选举失败对候选人来说是几乎毫无补救方法的创伤，因此在野心的驱使下他们恐怕什么都干得出来。相反，如果这种合法的斗争很快就能重新进行，那么失败的政党可以等待时机。
当选举接踵而至，选举的频繁会使社会产生激烈动荡，并使公务处于不断改变的状态。
因此，一方面是国家有变得局促不安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国家有爆发革命的可能。第一种制度损害了政府的美好形象，第二种制度则对政府的存在造成威胁。
美国人宁愿忍受第一种弊端，也不愿忍受第二种弊端。在美国，主要指导人民行动的是本能，而非理性，因为民主将他们对变化的爱好转变为激情。这导致美国的立法具有奇异的易变性。
许多美国人认为法律的多变性是一种总体上行之有效的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13]但我认为在美国没有人会假装这种不稳定性不存在或没有人不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弊端。
汉密尔顿在论证了一项能够防止或者至少推迟恶法的公布的权力之后，补充道：“或许有人会说，防止公布恶法的权力也能够防止善法的颁布。……但这种异议对于能够正确评价法律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所造成的危害的人来说，并不怎么重要。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已经形成了我国政府在性质和本质上的最大缺陷。”（《联邦党人文集》第73期[14]）
“立法的容易和过度化，”麦迪逊说，“似乎是我国政府最有害的病症。”（《联邦党人文集》第62期）
杰斐逊，作为美国民主制度中迄今出现的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也曾指出同样的危险。
他说：“我国法律的不稳定性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我认为我们应当在法案的提交到投票表决之间设置一年的间隔，以应对这种不稳定性。法案应当交付讨论，在没有更改意见之后再进行表决。如果情况要求做出更迅速的决定，被提交的法案也不能只通过简单的多数决定制，而应以两院分别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15]
美国民主制度统治之下的公务人员
美国公务人员的简朴。——没有公务人员制服。——所有公务人员都有薪酬。——这一事实造成的政治后果。——美国没有终身公职。——其造成的结果。
美国的公务人员与公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既没有宫殿，又没有护卫和礼服［但他们都有薪酬］。统治阶层的这种简朴不仅应归功于独特的美国精神，而且应归功于社会的基本原则。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政府并非好的事物，而是一种必然的弊端。必须授予官员一定的权力，因为没有这种权力，他们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但是权力的外观对于公共事务的进程而言并非必不可少；它们是毫无必要的，只会冒犯公众的视线。
公务人员自身非常清楚他们的权力并没有使他们高人一等，除了在屈尊的情况下，他们都是礼貌地对待各个阶层的人士。
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公务员像美国的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周到，答话时文明。
我喜欢民主政府的这种自然作风[16]，在这种重视职责胜过重视职位、重视人品胜过重视权力表征的内在力量上，我发现了我所钦佩的男子汉作风。
关于制服能够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国家在一个世纪以来大大夸大了它的作用。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行政官员在行使他的权力时因为穿着不合时宜而不被尊敬的情形。[17]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十分怀疑专门的服装能够让公务人员赢得人们的尊重，尤其是当人们原本并不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不相信他们受人尊敬是因为衣着而不是因为人品。
当我在我们国家看见某些行政官员粗暴待人或者以虚伪的礼节对待他人，耸耸肩膀表示反对或者以自鸣得意的微笑下达命令时，我真希望有人能够剥下他们的长袍，以便获悉当他们像普通公民那样穿着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回想起人类应有的尊严。[18]
美国的公务人员均不着制服，但他们全都享有薪酬。[19]
这一点来自民主原则，它比上述内容更自然。民主制度能够容许它的行政官员穿着浮夸，用丝绸和金银装饰自己，但不能直接破坏民主原则。这样的特权是暂时的，它们只属于职位，而不属于个人。但是，如果创建不受报酬的公职，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富有而独立的公务人员阶级，就会形成一个贵族中心。即便人民仍然保有选举权，这种权利的行使也必然受到限制。
当你发现一个民主共和国将公务人员的付薪制改为无偿制，我认为你可以断定这个国家正转变为君主政体。而当一个君主国家开始向实行无偿制的公务人员支付薪酬，这无疑标记着这个国家正在转变为专制政体或共和政体。[20]
因此，在我看来，用付薪制公务人员代替无偿制公务人员本身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将美国完全不存在无偿制职位的事实看作是民主在该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美国为公众服务，不管这种服务是什么性质，都应当得到报酬；因此，每个人不仅有权为公众服务，而且有权得到相应的报酬。
即便在民主国家中，所有公民都能够获得公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得到这些职位。不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候选资格，而是因为候选人的人数和能力对选民的选择造成限制。[21]
严格地说，将选举原则沿用至方方面面的国家没有终身公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出任公职仅仅出于偶然，他们不能永远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选举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在平静的时期，公职对野心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在美国，抱负不大的人才会投身于迂回曲折的从政之路。为了得到财富，拥有优秀的才能和伟大的激情的人通常会远离政权；常常有人仅仅因为觉得自身不能经营好自己的事业，转而负责领导国家事务。
大量平庸人士担任公共职务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和民主的错误选择。在美国，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选择那些希望当选的优秀人士，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优秀人士不会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美国民主统治之下的行政官员[22]的职权[23]
为什么行政官员的职权在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比在君主立宪国强大。——新英格兰的行政官员的职权。
有两种政府给行政官员的行动添加了大量专权，这两种政府是只有一人统治的专制政府和民主政府。[24]
同样的结果源于几乎相同的原因。
在专制国家中，人们的命运没有保障，公职人员的命运不比一般百姓的命运更有保障。君主总是掌握着他手下官员的生命、财产，有时甚至还有他们的荣誉，他对这些人毫无顾忌；他还赋予这些人很大的行动自由，因为他能肯定这些人永远不会利用这种自由来反对他。
在专制国家中，君主如此热爱自己的政权，以致担心自己设置的规定对政权造成约束；他喜欢将他的臣民或多或少地的越权行为看作偶然，因为他确信他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愿。
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也不担心权力会被用来对抗他们，因为他们每年都将以前委托的权力收回手中。多数每时每刻都能够让统治者知道他们的意志，多数希望让统治者发挥自己的能力，而非用不变的规则来束缚他们，因为限制这些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会限制多数自身。
通过仔细观察，你甚至可以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员的专断权力仍大于专制国家。
在专制国家中，君主能够立即惩罚他所注意到的所有罪行，但他不能自吹他可以发现所有应当受到惩罚的罪行。相反，在民主国家中，统治者既是无所不能又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你注意到美国官员在法律为其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的行动自由比欧洲的任何官员都要广泛。美国人通常只向官员指出他们应当达到的目标，而赋予他们选择行动方法的权力。
比如，在新英格兰，每个城镇的行政委员的职责是拟定陪审员名单。关于这项职责的唯一规定是：他们必须从享有选举权和名声良好的公民中选择陪审员。[25]
在法国，如果我们赋予官员如此可怕的权力，那么无论他是谁，我们都会认为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在新英格兰，同样的行政官员还可以把酗酒者的名单张贴在酒馆中，禁止居民向他们提供酒类，违者罚款。[26]
这样的检查权在大多数专制君主国中遭到人们的反对，然而，在这里，人们毫无困难地服从于它。
没有一个地方的法律像民主共和国的法律那样赋予行政官员如此大的专权，因为这里似乎没有害怕这种专权的理由。你甚至可以说，随着选举权日益扩大，行政官员的任期日益缩短，而行政官员变得更加自由。
那就是为什么将一个民主共和国转变为一个君主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行政官员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他们仍然保有民选官员的权力和习惯，那么就会导致专制。[27]
只有在君主立宪国中，法律在为公职人员划定行动范围的同时还能够在每一步上指导他们。这一事实的原因不难说明。
在君主立宪国中，权力被划分给人民和君主。两者都希望行政官员的职位保持稳定。
国王不想将官员的命运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因为害怕官员对他不忠；同时，人民害怕行政官员完全依赖于国王，从而压制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官员不能依赖于任何人。
使国王和人民允许官员保持独立的同一原因也使他们寻求防止官员滥用这种独立的保障，这样官员才不能背叛前者的权威或者侵犯后者的自由。因此，双方都同意预先为公职人员划定行动范围，并发现为公职人员制定不得违犯的规则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美国的行政不稳定性
在美国，社会活动留下的痕迹往往少于家庭活动留下的痕迹。——报纸是唯一的史料。——极端的行政不稳定性如何对执政艺术造成损害。
在美国，掌权之人在位时间极短，不久便回到群众之中，而群众每天都在改头换面；因此，在美国，社会活动留下的痕迹往往少于家庭活动留下的痕迹。[28]那里的公共行政管理以口头和传统的方式进行。没有成文规定，要不就是成文规定像女巫写在叶子上的预言那样被微风吹走并彻底消失不见。
美国唯一的史料是报纸。如果某一期报纸不幸丢失，那么时间的链条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就不再相互衔接。我并不怀疑50年后再收集关于现在美国的社会存在的细节将比收集法国在中世纪的行政管理资料还要困难；如果美国不幸遭遇蛮族入侵，要想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某些事情，就得求助于其他国家的历史资料了。
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已开始进入人们的习惯；我几乎可以说，今天，每个美国人已经最终养成了这种习惯。没有人关心以前做了些什么。没有人研究方法，没有人汇编合集，没有人收集资料，即便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当某些资料偶然落入人们手中，他们也很少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我得到的几份原始资料还是公共行政部门的一些官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而提供给我的。在美国，社会似乎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过一日算一日。然而，行政管理技术无疑是一门科学，而所有的科学为了取得进步都需要总结不同时代的经验教训。在人类的短暂一生中，有人注意到一个事实，也有人设想出一个主意；有人发明一种方法，也有人创造一种规则；人类就是这样边走边收集个人经验的不同收获，并逐渐建立这门科学。美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很难从彼此那儿学到任何东西。因此，他们用广泛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管理社会，而不是运用他们自己学到的知识。[29]这样一来，被推广到极致的民主反而阻碍了执政艺术的进步。[30]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更适合于已经形成行政管理经验的国家，而非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缺乏经验的新手。
此外，这并非只与行政科学相关。[31]以如此简单而自然的思想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往往需要假定存在非常文明而开化的社会。[32]最初，你认为这样的政府仅存在于遥远的古代；当你进一步深入研究，你不难发现它仅出现于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33]
［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创建了民主政府，我怀疑它们永远也无法达到文明的状态。］
美国民主统治之下的公共开支
在所有社会中，公民都被划分为几个阶级。——每个阶级产生的管理国家财政的本能。——为什么人民控制政府的时候公共开支必然增加。——在美国，为什么民主制度造成的浪费开支较少令人感到担忧。——民主制度下的公款使用。
民主政府更节约吗？首先，我们必须确定比较标准。
如果我们想用一个民主共和国与一个专制君主国［V：专制国家］进行对比，这个问题可以轻易解决。我们会发现前者的公共开支比后者更大。[34]而且，所有自由国家与不自由国家相比，情况也是如此。诚然，专制使人民贫穷的原因是它妨碍人民的生产，而非夺走人民的生产成果；它使财富之源干涸，且往往更重视既得财产。相反，自由产生的财富比它摧毁的财富多过千倍，而且，在了解自由的国家中，人民的财富总是比税收的增长速度更快。[35]
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对各个自由国家进行对比，从而指出民主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什么影响。
社会就像组织机构那样在构造方面必须遵循某些规则。社会是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一些元素组成的。
在观念上，通常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三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由富人组成。第二个阶级由虽非富人但在各方面生活富足的人组成。第三个阶级包括那些仅拥有少量财产或者没有任何财产而且靠为前两个阶级工作以维持生活的人。
不同阶级的人数可能因社会状态［和法律］的不同而或多或少，但你不能否认这三个阶级的存在。
显然，每个阶级对国家财政的管理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假设由第一个阶级制定法律。这个阶级也许很少考虑节省公款开支，因为即便对相当可观的财产征收税款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对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36]
相反，假设由中间的阶级单独制定法律。你可以认定他们将不会浪费税款，因为没有什么比对小额[37]财产征收重税更具灾难性。
在我看来，中产阶级的政府应当是[38]自由政府，我不会说它是最开化、最慷慨的政府，但它是最节俭的政府。[39]
现在，我假设第三个阶级专门负责制定法律，我明显认识到这是为公共开支的有增无减提供了机会，而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由于制定法律的大部分人没有可征税的财产，所以所有与社会利益相关的开支只能使他们受益，而不会对他们造成危害；第二，稍有财产的人不难找到完税的方法，这样一来赋税仅由富人承担，并且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控制政府时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此在穷人[40]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中，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大大降低；这些开支的数额往往相当大，这是因为制定税法的人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税赋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让制定税法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
你反对也是徒劳，人民[41]的真正利益即是要谨慎地对待富人的财产，因为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使人民体会到自找麻烦的痛苦。而且，使国民感到幸福不也是国王的利益吗？认识到如何适时开放自身的阶层不也是贵族的利益吗？如果长期的利益能够压倒此刻的激情和需要，那么永远不会有暴虐的君主或专横的贵族。
你可能会在这里打断我，说道：不是有人设想由穷人独揽立法大权吗？谁？那些制定了普选制度的人。制定法律的是多数还是少数？无疑是多数；如果我证明了多数往往是由穷人构成的，那么我是否也可以补充道：在穷人参与投票选举的国家中，其将独揽立法大权？
的确，直到现在，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或者只有能够使其在不工作时维持生计的有限财产。因此，普选权事实上是使穷人能够管理社会。
人民的权力有时会对国家财政造成不利影响，这一点在古代的某些民主共和国中已表现得很清楚。在这些国家中，为了救济贫困的公民或者为人民提供游戏和奇观，国库几乎被耗尽。
事实上，代议制在古代几乎是未知事物。[42]在今天，人民的激情很难在公共事务方面展现出来；然而，你可以根据事实断定，从长远来看，代表往往会按照选民的要求行事，并且会考虑到他们的倾向和利益。
［同样的纳税趋势在英国显得更为明显，唯一的税收制度是由人民制定的，该税赋仅对人民有利，而且具备民主起源和目标。］
此外，人民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就越发不足为惧，因为一方面人民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如要增加税赋，人民不免遭受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普选制度在法国产生的危险比在英国少，因为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可征税财产都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美国，大多数公民都有财产，其处境比法国更有利。
仍有其他一些原因可能增加民主国家的公共开支总额。[43]
当贵族统治国家时，管理国家事务之人由于自己的地位而逃避所有需求；他们显得自得其乐，总是向社会要求权力和荣誉；他们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总是不能清楚地看见全民福利如何促进他们自身的显赫权势。他们看见穷人的苦难时并非毫无同情之心，但他们对于这种苦难的感受不如穷人那样真切。只要人民似乎满足于自身的财富，这些人便心满意足，不再期望政府有所作为。贵族阶级更关心如何维持现状，而非改进现状。[44]
相反，当公共权力被置于人民手中，主政者便会处处寻求改进，因为他们受过痛苦。
那么，改革的精神便会延伸至上千个不同对象，它深入到最细微的细节，尤其会应用到需要花钱才能得到改善的事业上；因为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改善穷人自身无力改善的条件。
另外，民主社会中存在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激情，一种不断追求各种创新的热情，而创新几乎总是需要花钱的。
在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下，野心家们为了迎合主政者对名望和权力的天生喜好，往往怂恿主政者去创办一些花费巨大的事业。
在穷人主政的民主政体下，你几乎只能在提升主政者自身的福祉的事业上发现主政者的慷慨，而这样的事业没钱是不能完成的。[45]
此外，当人民开始仔细考虑其自身的处境时，就会产生许多最初并未意识到的需求，而人民只能依靠国家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公共开支一般来说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增加，你也会发现赋税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46]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昂贵。有时民主政府打算节约开支，但它无法成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缺乏节俭的技巧。
由于民主政体频繁改变自己的目标，且更频繁地改变自己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总是管理不善或半途而废。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花费的开支与它原本想要达到的伟大目标不成比例；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的花费是没有收益的。
美国民主在决定官员薪酬方面表现出的本性
在民主制度下，制定高薪制度的人没有机会从中谋利。——美国民主的趋势是增加次级官员的薪酬和减少主要官员的薪酬。——为什么这样做。——美国和法国的公务人员的薪酬对比。
一般而言，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导致民主国家节省公务人员的薪酬开支。
在民主制度下，制定薪酬制度的人很多，但他们很少有机会从中谋利。
相反，在贵族制度下，制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是隐约希望从中谋利。这些薪酬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力。
然而，应当承认的是民主国家仅对其主要官员显得过于吝啬。
在美国，次级官员的薪酬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官员的薪酬却低于其他国家。［有些州的州长得到的薪酬甚至比我们的副县长得到的薪酬还要低。］
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结果是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公务人员的薪酬都是由人民制定的。由于人民自身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认为为其服务的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这似乎是很自然的。[47]但当他们规定国家高级官员的薪酬时，这个原则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们只是随意制定。
穷人对社会上层阶级的需求没有清楚的认识。一笔在富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是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惊人数目；而且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2 000埃居就算得上幸福而令人羡慕了。[48]
如果你尝试说服他们，一个大国的代表应当在外国人的面前具有一定的气派，他们最初理解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居所和辛勤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用你口中的微不足道的薪水做出一番事业，他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并几乎被吓倒。
另外，当下级官员接近于人民所处的水平，而另一些人却高于这一水平。那么，前者仍能够激起他们的同情，而后者只会令他们感到忌妒。
这种情形在薪酬似乎随着职权的增大而减少的美国也是明显存在的。[49]
相反，在贵族统治的国家中，高级官员获得的报酬极高，而等级较低的官员的薪酬通常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一事实的原因不难从我们在上文指出的类似原因中找到。[50]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承认富人的享乐或者忌妒富人能够享乐，那么从贵族制度的角度来看，它无法理解穷人的痛苦，或者说它不能察觉这些痛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穷人与富人并不相似，穷人属于另一个类别。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当下级官员因薪酬太少而拒绝为它服务时，它才会提高他们的薪酬。
民主制度对高级官员采取的吝啬态度使民主制度拥有了其原本没有的节俭倾向。
的确，民主制度使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勉强能够维持生计，但它不惜耗费巨资满足人民的需求或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51]这充分利用了税收，但称不上节俭。
一般来说，民主制度用于统治者的费用少，用于被统治者的费用多。而贵族制度与此相反，它将国家的金钱用在了主持公共事务的所有阶级人士身上。
辨别促使美国政府厉行节俭的原因的难点[52]
［≠在默默的研究中，观察者拟定一般规则，且他认为他已经掌握真理。但一个事实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即第一原因往往已经消失在夜色中，对他来说真理似乎已经远去了。≠］
那些寻找法律对人类命运产生的真正影响的事实的人都曾犯过重大失误，因为没有比辨别这种事实更困难的事情了。
一个民族天生考虑不周和热情洋溢，另一个民族天生深思熟虑和精于算计。这是由于他们的自身素质或者我们尚不知道的古来原因。[53]
你发现有些民族喜欢排场、热闹和享乐，为之一掷千金也毫不后悔。你也发现另外有一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似乎耻于显露出自得之心。
某些国家花大价钱构建建筑之美。某些国家认为艺术毫无价值，轻视一切没有回报的东西。最后，有些国家热衷于名声，另有些国家认为金钱高于一切。
除了法律之外，所有这些原因都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对国家的财政管理产生影响。
如果说美国人决不将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这不仅是因为在美国税收是由人民投票决定的，而且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庆典。
如果说美国人不重视建筑上的装饰，只重视物质奖励和真正的有利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民主的民族，而且因为他们是一个重商的民族。
私人生活的习惯也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来自制度本身的节俭和来自习惯和风俗的节俭。[54]
［民主政府对计税基础（和税收收入的使用）的影响］[55]
［政府形式对计税基础产生了极大影响。贵族[56]的本能导致其严密地操纵着生产者（并给消费者增加负担），因为贵族阶级掌握着财富之源。而民主却完全相反，它乐意依赖于生产者并谨慎地操纵消费者，因为人民[57]的财力尚未达到购买普通价格的消费对象的水平。
在英国，土地不被征税而间接税被增加。所有的免税政策都有利于富人，而针对穷人征收的赋税却一再增加。在美国，当立法机构试图制定关于发酵酒的税收制度，人们的反抗接踵而至，最终立法机构在1794年被迫废除该法。[58]
只有一人专制毫不关心计税基础。它的本能仅使它最能压迫纳税人且最少受到反抗。］[59]
［民主政府对税收收入的使用的影响］
［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声称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节俭，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不过，如果他们说在所有政府之中，民主政府通常是最能够充分利用税收的政府，那么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我在前文中谈论过民主的挥霍行为，但这样的过激行为是罕见的，而且通常出现在文明程度较低和腐败行为泛滥的时代。如果民主政府征税的数额比其他政府更可观，它通常会将公共资金花费在具有更明确、更广泛的实际效用的对象上，用它们来缓解更真实的需求。[60]毫无疑问的是，民主国家从不将公共资金用于修建凡尔赛宫，或者像英国贵族那样把政治世界修建在金钱之上。[61]
除了对公共开支的对象产生直接影响之外，民主政府还对政府的管理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民主制度倾向于使习惯变得简单化，即便不能使人们摒弃对奢华和排场的喜好，但至少消除人们沉溺于这种喜好的可能性。由于国家的这种基本精神，公共开支通常有更适度、更节俭的计划。[62]
在上述所有内容中，我都是在总体上进行论述而没有深入到细节之处。我曾多次发现美国的公共开支没有被运用于最有用的对象或者没有以节俭的方式进行使用；但是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特例，不是由于民主政府的自然趋势，而是由于民主政府的代理人做出的不当选择。因为，在所有的统治者中，人民无疑是最糟糕的。］[63]
能否拿美国的公共开支与法国作比较[64]
为了衡量公共开支的多寡，必须确定两点：国民财富和课税。——无法确知法国的财富和开支。——为什么你不可能有希望了解美联邦的财富和开支。——作者为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的税金总额而进行的调查。——你能够用以识别一个国家的开支多寡的一般标志。——对美国进行这项调查的结果。
最近有人针对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进行了大量对比研究。所有努力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而我认为用几句话就足以证明事实为何会如此。
为了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的多寡，有两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你必须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第二，你必须知道有多少财富被用作国家的公共开支。只研究税收总额而不研究应当征税的财源的人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是开支，而是开支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一笔对富裕的纳税人来说不痛不痒的税款，将会使穷人倾家荡产。
人民的财富由几个元素组成：首先是不动产，其次是动产。[65]一个国家拥有的可耕作面积和它的天然价值或增益价值是很难确定的。要估计一个民族拥有的所有动产的价值则是更困难的。由于动产的种类繁多、数目巨大，很难对其进行分析。
因此，我们发现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甚至包括那些实行行政集权的国家，至今尚未准确计算出他们国家的财富总额。
在美国，甚至没有人想过尝试计算国家的财富总额。而在这样一个新兴国家中，社会尚未安定下来，国家政府还没有像我们法国这样拥有大量可供差遣的代理人，统计资料由于无人收集和没有时间彻底审查而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你怎么会相信能得出正确的计算结果呢？
因此，我们无法获取计算所需的资料。我们无法拿法国的财富与美国的财富进行对比。法国的财富尚属未知，而美国的财富则根本无法进行计算。
但是，我宁愿暂时撇开对比这个必要的术语；我暂不想了解税收和税源之间的关系，而只想计算税收的实际金额。
读者将会发现，即便我缩小了研究范围，我的任务也没有因此而减轻。
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法国在其拥有的所有官员的辅助下，或许能够准确计算出来自公民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的总额，我对此深信不疑。但这项工作是个人无力胜任的，而法国政府本身也没有完成，或者至少从未公布其结果。现在，我们知道国家的支出，知道各省的总支出，但我们不知道法国城镇的开支情况。因此，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说他了解法国的全部公共开支情况。
如果我现在将目光转向美国，我发现困难变得更多、更难以解决。美国使公众了解它的开支总额，我自己也能够获知它的24个州的预算分别是多少，但谁能告诉我这些公民为郡县和城镇的行政提供了多少开支呢？[66]
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各州政府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即便这些政府本身愿意给予支持，我也怀疑它们能否令我们感到满意。除了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的难度之外，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在妨碍各州的努力获得成功。城镇和郡县的行政官员不是由州长任命的，也不受州长管辖。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即便各州愿意提供给我们所需的资料，它也会因为下级官员的粗心大意而遇到很大的障碍。[67]
此外，尝试找出美国人能够如何应对这样一个问题是徒劳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们必定在这方面一无所成。
因此，在当今的美国或者欧洲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美国的每个公民每年支付多少钱来满足社会开支。[68]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较美国和法国的社会开支很难得到结果，比较美国和法国的财富也是如此。我再补充一点，尝试这样做甚至是危险的。当统计资料不是基于严格而准确的计算，它们不但不能引导我们，反而会造成误导。人的头脑很容易被看似精确但实际上却有出入的统计资料所误导，对披着数学真理外衣的错误深信不疑。
因此，让我们放弃数字，尝试在其他方面寻找证据。
国家是否繁荣，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能否维持生计，富人是否依旧富裕；两者是否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他们是否每天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产业是否从未缺少资本，并且资本是否从未缺乏可供投资的产业？在缺乏明确资料的条件下，很难根据这些指标判断人民负担的公共开支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
按照这些指标进行观察的人无疑会断定美国人民交给国家的那部分收入显然低于法国人民交给国家的那部分收入。
但是如何断定两者之间的差异呢？
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入侵的结果，而美国不必担心入侵。我们的地理位置迫使我们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与世隔绝的美国只拥有6 000名士兵就足够了。我们维持近300艘军舰，而美国只有52艘。[69]因此，美国的居民怎么可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得更多呢？
因此，在如此不同的两国财政之间是不能进行对比的。
我们之所以断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真正节俭的制度，是基于对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而非基于美国与法国的对比。
我观察了组成联邦的各个州，发现它们的政府通常缺乏首尾一致的计划，对其雇用的人员也不进行连续不断的监督。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其必定常常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者将纳税人的钱花费在没必要的事业上。
我发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为了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求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为他们开拓通往政权的道路，在他们之间传递幸福和普及知识。它维持穷人的生计，每年划拨百万美元创办学校，对每项服务均付报酬，使最不重要的官员也能够享受良好的待遇。即便这样的执政方式在我看来是有用且合理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它是费用浩大的。
我看见穷人管理公共事务并掌握国家的财富，而我认为穷人从国家的开支中获利，常常使国家增加新的开支。
因此，我不依靠不完整的数据，不想进行大胆的对比，就能够得出结论：美国的民主政府并非像它有时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花费不多的政府；而我不怕做出这样的预言，如果美国人民某天遇到严重的困难，你会发现美国的税收将达到与欧洲的大多数贵族国家或君主国家相当的水平。
民主国家统治者的腐败和恶习；这些腐败和恶习对公共道德产生的影响
在贵族政体中，统治者有时会走向腐败。——在民主政体中，统治者往往自行变坏。——在第一种情况中，统治者的恶习直接影响人民的道德。——在第二种情况中，统治者的恶习对人民产生间接影响，但其令人感到更加可怕。
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互相指责对方促进腐败，有必要对此进行辨析。
在贵族政府中，管理公共事务的都是富人，他们只想获得权势。在民主政府中，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穷人，他们希望发财致富。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贵族国家中，执政者不容易贪污，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不大；而在民主国家中，情况恰好相反。
但是，在贵族政体下，由于那些想成为公共事务的领导的人都很有钱，而能够达到目的人通常由于职位有限而为数不多，所以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待价而沽的。[70]相反，在民主政体下，那些想要获得权力的人几乎很少是有钱人，而参加竞争以获得权力的人又非常多。因此，在民主政体下，卖主不少，但买主却几乎不存在，而且要想达到目的，就得一次性收买很多人。［≠这种差异造成的结果是，在民主制度下，腐败作用于统治者；而在贵族制度下，腐败作用于被统治者。在民主制度下，腐化的是公职人员；而在贵族制度下，腐化的是人民自身。≠
因此，腐败按照某种方式对两个政府产生影响，但它作用的对象有所不同。］
在过去的40年里，在法国掌权的人中[71]，有几个人曾被指控为了赚钱而牺牲本国和盟国的利益，而旧君主制度的官员鲜少有人受到这样的指责。但是，在法国，几乎不存在某人用钱购买选举人的选票的例子[72]，而这种情况在英国是司空见惯、众所周知的。
［在贵族政体下，人们之所以腐败，通常是为了获得权力。而在民主政体下，腐败通常是与那些已经获得权力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主国家中，腐败对公共财政造成的损害大于对人民的公共道德造成的损害。而在贵族国家中，情况恰好相反。］
我在美国从未听说过有人用钱购买统治者地位，但我常常发现公职人员的廉正受到质疑。况且我常常听说他们是通过低劣的阴谋或者应受谴责的花招获得成功的。
［此外，必须要说的是，其在欧洲产生的结果不如在美国那样可怕。
大型的掠夺行为仅存在于行政权集中于几人手中和国家负责完成大事业的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中。］[73]
因此，如果说贵族政体的领导者有时走向腐败，那么民主政体的领导者往往自行变化。在前一种情况下，人民的道德受到直接打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公民的良知受到间接影响，但其令人感到更加可怕。
在民主国家中，那些领导国家的人几乎总是面临令人唏嘘的怀疑；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政府来掩盖他们被指控的罪行。因此，他们为仍在同善进行斗争的恶提供了危险的榜样，为隐藏的罪行披上了光荣的外衣。
你会说不正派的感情存在于各个阶层之中，他们往往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权力登上王位的；无论是在贵族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都有非常卑劣的人物当上国家的首脑。但这种辩解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