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在伦敦小住，顾少川（维钧）公使尚在华府，由朱鼎卿（兆莘）先生招待，应参观之处都有人陪伴。这时英国国家画苑正出卖名画《蓝童》于美国，《蓝童》出国以前，每日有许多人去参观惜别，买其照相。我同膺白都没有音乐艺术修养，但觉由美国而英国，而欧洲大陆，是一步进一步，不可言说，不禁神往。听说艺术品在战时都谨谨珍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尚无飞机轰炸，故战场外毁伤尚少。艺术音乐，是表现一个民族内心之美，美的表现是至高亦至公，中国从前艺人常有争高低之见，讲门户派别，这与美学相矛盾，希望以后不再有了。

范静生先生长教育部，曾与膺白讨论过社会教育，膺白没有什么具体贡献，却提到了两件事：其一是国民体格训练，其二是教科书。为百年之计，不可任营业者趋时投机，而准确尤为必要。一山之高，一水之长，几个书局或几种课本不同，读者将何所适从？他建议教科书国定，而分配各书局发行，则不夺其利。关于体格，他说学农的不举锄，学工的不动机器，师生以纸上知识授受，下一代还是一个个文弱书生。他说今后国民的标准体格，要能“负荷欧战全副武装防毒面具而跑步”为及格。范先生即托他注意这两件事，并要求买一套带归。我们在伦敦参观水晶宫时，那里正陈列有最新武装，即打听得其重量，函告范先生。关于教科书，各国有其立国精神，不相抄袭，我们亦到处买一套，寄上海中华书局陆费伯鸿（逵）先生。

五外叔祖家七舅敬新在法国学造纸，我们到法、比、荷兰、意大利，由他相伴。当时全世界卷香烟的纸法兰西最好，这与健康有大关系，七舅想要到他们的工厂去实习，托使馆介绍，迄未成功。王如玖先生在法国学陆军有年，膺白参观战场由他陪伴。凡尔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最剧烈的战场，有一处全军覆没，全村焦土，德军炮火掩扑濠沟里兵士，这些兵士都立着而死，枪尖还露出一点在地面。巴黎的伤兵工厂，我亦同去参观，四肢残缺的人推动机器，脚趾穿针，和被勐烈炮声震得神经反常，种种惨状都看见了。法国有极精细地图，我们托使馆向陆军部请求，购得两套，一套送给在日本陆大的五舅湛侯，一套自留。巴黎仍是美丽而精致，我们看了一次莫利爱3的《理想夫人》。一进“渥配拉”的门，其建筑雕刻之美，不看戏已经目迷心眩。中国人自以为宫殿雄壮，然和欧美许多大建筑，积有各种艺术家之匠心与血汗不能相比。那年好像是大文豪莫利爱的百年纪念，故上演他的作品，是话剧，剧终还有一段戏中戏。幕起是看戏归来的男女各界观众，批评剧本，各有各的看法说法而不作结论，留得结论让看客自由评论。说到戏，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尚须大大努力，园地正大。抗战后我们的话剧甚有进步，演员的程度亦进步。范静生先生与膺白讨论社会教育时，没有听见他们想到戏剧。看了各国文学家名作上演，修练的道白里有语学、辞学、哲学，和我们的《四郎探母》《二进宫》又怎么比呢？

一件使出国游子快慰的事，报上登载我们到埠消息，总有本国留学生来信或来访，不须有人介绍。在巴黎，上述的王如玖君不但陪膺白看战场，还为膺白画一张炭画的像。郑毓秀、褚民谊二位是知道我们与辛亥关系而来的。一次留法同学请茶，一个人手持膺白一本书，到我面前，指着序言里提着我的话，好像我还没有见过而要告诉我的样子，后来知他是吴品今（统续）先生。可惜我们在法国日子不多，除开在日本和美国，中国留学生当时以法国为多。

欧洲大陆的语言，法比是一个系统，德奥一个系统，政治关系亦有点如此。传说德国干犯比国中立以攻列治4因列治要塞的炮是德国克虏伯厂制品，德国人知道所造的炮，发弹数十小时后将自炸。但法比已预测诡计，早由法国另造同样形式的炮，安置列治而德人不知。德奥在政治虽同盟，在艺术音乐各自创造。维也纳之美，介在柏林与巴黎之间，生活舒适毋宁近于巴黎的。

我们到比利时，膺白定要去看列治要塞，他没有军事意义，只有崇拜心理。我们在欧洲所见，不论胜败各国，经济的萎缩相同。战胜国得到战败国的赔款，然赔款要从战败国人民的汗血摊还，非短期可以成功。与第二次大战后，美国“仗义”，大批援助欧洲复兴之马歇尔计划不同。我们旅行所至，到处有寒酸气，然到处见奋斗精神。

从荷兰到德国，荷兰我们到两处地方——海牙和阿姆斯登。看见这个“低地”国的海防，是堤防之防，而非国防之防，吾的弟弟君怡，这时正在德国学此。朋友黄伯樵、郑仲完亦在德国。我们决定在柏林多住一时，伯樵家房东的女儿女婿——育勃斯君家，一个公寓有四间大房，他们把最好的三间租给我们，自己搬在后面小房，和我们共享一个厨房。我们手里拿的美金旅行支票，一路愈走愈阔起来。德国通货膨胀，马克价值日夕变，他们的人民没有逃避资本之计，只有增加工作和减少享受。我们和房东间相处，竟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他们甚为满意，而我们犹觉歉然。膺白最喜欢房东的小男孩“马滋”，见他推门进来，总要抱他坐一会，预备了糖、水果等类，想留他在我们处玩。他们的规矩，小孩拿到东西须先给母亲看，然后才吃，马滋得到糖果，反而急忙要回去。后来房东太太知道膺白喜欢孩子，让他吃过再来，叫我们不要宠坏他。德国的儿童教育极认真。一日，房东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到医院割喉蛾，电车来去，回家时一手抱着马滋，一手牵着两个较大的女孩，孩子们自去睡半日，自到厨房嗽口，问他们好，都很有礼貌答谢。一日我买一条鱼，切中段一块送给房东，房东太太再三推让，接受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最喜此，然已几年未尝了。育君本在海军，战后德国不许有海军，改业玻璃商。这样俭省的一家，他们大女孩课外还请人教钢琴。我们离柏林之日，育君夫妇抱着马滋送到很远的车站，车开犹挥手不已。

我的老师贝安纳小姐一再来看我们，我们亦坐火车去过她家里，上文《到天津读书》章中已提过其事。这位贝先生始终对我存好意，我的事她总以好意估量。只有一次在柏林，她问我遇见了哪些德国人？有何感想？恰巧上一晚驻柏林中国公使魏注东（宸组）请饭，座中有德国外交部长拉脱诺，我提到其名，她立刻涨红了脸对我说这不是德国人。拉氏在战败后的德国政府，奠定德国工业复兴基础，许多普通工业包含着国防作用，一旦机会到时，很快可变为军需工业。《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军备，解除了他们武器。他一次对军官们说：“他们毁除你们的武器，这些武器在未来战争中都是废物，未来战争将有完全新的武器，淘汰废物是于军队有利的事。”这些言语和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实现其效能了。因他是犹太人，一九二二年被刺而死，距我们见他不到一年。当时他看到使馆挂的一幅画而谈到东方艺术，我惭愧他比我们懂的多。贝先生的成见，当是德国民间一般反犹空气，后来希特勒利用此空气，做得惨无人道。我草此稿时，正值新建的以色列犹太国，在南美阿根廷捉到当年纳粹政府屠杀犹太人的一个主持人而审问之时。真是一件心理偏见，众生共业，冤怨相报，惨已！我在柏林时，一次与仲完同出购物，是一家犹太人的店，算账时发见与橱窗样品所标原价不同，女店主老羞成怒，且甚无礼，这是我偶然仅有的一次经验。

伯樵、君怡二人陪膺白出去参观，则仲完来陪我。一日接他们电报谓将坐飞机至某处，忽然又来电报说改坐火车。仲完笑谓当是上机时写遗嘱踌躇，故变计。当时坐飞机尚属罕有，而极慎重，故有此手续。后知他们并未胆小，因拟乘之机只容四个客位，除他们三人，另外系一对夫妇，必须让出一人，班机不多，故不等候而改计。我只在离德途中，经过德雷斯登5小停，看见君怡所读书的工业大学，到他寄宿之处。伯樵本在柏林，君怡则请假来柏林相伴的。

巴黎和会对德国的条款苛极，我们曾在一处展览会看见一张教育影片，上帝赐给德国一个孩子，随着这个孩子的长大，其身上的背负渐渐增加，均不过用数字表出，但很了解德国国民的负担。其与世界各国国力比较，亦只用图和数字表示。战后德国已没有国防了，我们所接触遇见的人，朝夕相处的房东，和我那个固执偏见的老师，都不露一句怨恨之声。惟其忍耐功夫之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再发，破了既往每个大战相隔四十年之例。四十年则前一代见过战争之惨的一辈已死去，后一代未有经验的人又有勇气。然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之相隔不过廿五年，而希特勒者，亦足以鼓励德国人之报复心。

在德国的中国人，此时最受尊重，手里拿的是外汇，经费充足，使馆请得到现当局要人。我们旅行之际，有使馆处，常以得扰几顿中国饭为满足。驻德魏注东（宸组）公使不带中国厨子，反到我们家来吃便饭，屡次不约而来，使主人来不及添菜。除魏公使，章行严先生是另一不速之客，他在德国甚用功，似很研究“过激”学说，太太没有去，我们随时欢迎他来便饭。一次，他一到即问我：膺白昨日到某处？某处即是他所住方向。我问何以知之？他说，他的房东看见一辆汽车经过，一个中国人资本家似的坐着，当不是注东就是膺白！我不让他一步，回答说：“回到上海，怕你行严先生的资本家样子，要比膺白多得多！”一次不知谁发起，在柏林的中国人，先生们烧菜请太太们。有些人是太太烧好了交给先生，亦有真会烧菜的先生。不会烧菜的摆碗筷当差，聚餐在参赞张季才（允恺）家。据说行严先生上午十一时已到张家，我们到时大概已在下午六点后，见他满头是汗，穿了白围裙。他的作品是两碗汤：一是牛肉汤，一是木樨汤即蛋花汤。我常常与膺白怀疑，何以许多朋友回到中国就要腐化？我怪北京、怪上海，官气使人迷，黑气使人昏。几个有为的朋友，到了烟容不可掩盖惘惘然时候，常倒使我们难以为情，不敢向之正视。

在欧陆旅行，一夜可能经过几个国境，我们可以将护照交托车掌备查，但亦有必须起床经关卡检查之事。惟一长的铁路在一个国里的，只有意大利，我们曾到它最南端的拿波里6看有名的大火山维苏维7瓦解后的奥匈帝国，工业的捷克最站得住，农业的匈牙利经过几次事变。当时我们很替奥地利发愁，等于去了四肢，只剩脑袋。奥币克朗的跌价与德币马克同，主妇们都手提大皮包，装满钞票买不了什么东西回家。再想不到卅年后，抗日战后的中国比他们还要利害。

我们旅行到最后一个国是欧陆高原的瑞士，全世界的永久中立国和山湖洵美的国际公园。它不产钢，而它名闻全球的钟表，靠细细的钢条，用不着很多的钢输入，成其生产岁入大宗。在中国市场盛销的药品、补剂、颜料、各种化学制品，瑞士产品亦甚多。不但世界上许多国际会议在此地开，亦有许多逃避的宝货在此地存放。英法德三种语言，每个国民都能应对。这个国，好像用不着什么政府，他们的行政首长是一个委员会的人轮流充当，出入乘电车与其他职业同。那时只有廿几岁的我，不问详情，这一点够所忻慕。

国内政局已变而将再变，朋友们来信都望我们早归，看着国际亦确令游子思归。我们回到法国，取道马赛，经地中海印度洋返国，上船以前，在马赛参观了法国殖民地博览会。

我要记此行两件痴得近乎迂阔的个人小事：一是我穿得最多的一套衣服是五年前的，一是我差不多没有到百货公司买东西。民四（一九一五）我们亡命到美，住在西部常年春秋的区域，那时市上最新的机织毛线上衣，几乎人披一件，而自制的绒绳衫则俗例只老太太上菜市穿，不登大雅之堂。我很喜欢这样的机织上衣，而未舍得买。我先回国，膺白后到，打开他的箱子时，发见不但有此类上衣，且有裙，不但是线织，且是丝织，颜色是黑白相间。据说我走后，他每出门见我注意过之物，都买一点，放在箱底。我感其意，在国内虽不能用，然都保存着。这次再出，时隔五六年，已无人穿此，为人情和经济，我穿用得甚为合意。记得游尼加拉瀑布时，有穿这衣服的照相，倘寻得出，当附一张于此。

这时中国还未有百货公司。我在美国，时时念着两国货币汇率一比二，回到中国有更多的用处，因此到百货公司而不敢买东西。到欧洲，见物资缺少，生活艰难，我忽动妇人之仁，不忍买便宜货，尽管商人欢迎外汇，而我固守我的同情心，不放手。膺白戒我勿添行李，而他自己的行李中，塞满德国的小钢刀、小仪器、战场炮壳、火山石头。我的朋友，得到我极薄的礼品。

船抵上海，殷铸甫先生带着大小姐静姑，坐驳船到大轮来接我们，静姑还不过十来岁，手里拿着载有我们抵埠消息有照相的当天报纸，指给我说：“姨，你亦在这上头。”小孩子还没有见过相识的人在报上，我们不知道是谁送出的新闻。职业教育社对我们有一个欢迎会，黄任之（炎培）先生请我们在一家馆子吃素菜。其时南京和天津的朋友们函电催膺白去，于是膺白先行，在南京他停留讲演，我携行李直到天津与之相会。

天津的金融界邀膺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我只记得膺白提起有中孚银行聂管臣先生极热心。膺白谈到在欧洲见到通货膨胀情形，指着座边一罐三炮台香烟说：“今天价五角一罐，可能明日变为三元一罐。”他岂料廿余年后中国币值的低落，比当时德国马克、奥国克朗同样惨，而三炮台香烟亦非由五角涨至三元的渐进方式。

张敬舆先生来接我们，问我游历感想，我说：“中国事事不如人，所看到的都比中国好，但最可爱的还是我们中国。”出国归来，而犹你我彼此，自己打自己者，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