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我们将出国之前，接张岳军伉俪从上海来信，他们自四川回沪，新搬了家，油漆过，要我们去小住。岳军先生回他本省做警察厅长，是在熊克武主政时期，这时熊已下野。岳嫂前年独自带着儿子去川相会，船在中途搁浅，受过很多跋涉之苦。我们已经几年未晤，接信欣然愿往做客。他们让新漆好的房间给我们住，自己住两面板壁漏风的一间。在沪的四川朋友常轮流请吃美丽川菜馆的菜，不每次请女客，然我与膺白都开始喜欢川菜的清淡，以后多少年我家叫馆菜请客，常用川菜。
膺白这次出国的名义是考察战后经济，路程是从日本而美国，而欧洲。所领旅费供我二人作半学生生活，足够有余。我们的旅行方式，在小邑预先约定一位在当地留学的朋友请作向导，大都市则烦劳使馆。这次与亡命时不同，要添些衣服治些装。亡命以前亦曾预定出国而治的装，都已用旧或尺寸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礼节放松，礼服亦改样，晨礼服可从早上穿到傍晚。那时中国女子服装是黑裙短袄，还没有旗袍，亦想不出将裙袄做成同样颜色材料，这点直到我在外国方想起来。膺白对国际“歧视”——有些实是“奇视”异族异服——很敏感，劝我整备西装，我尽可能用中国材料。岳嫂看我仍穿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的灰背呢面大衣，定要将四川带出的一件貂统送我，我感谢她，不敢受。我这次治装费很充裕，她乘乱离乡，仅带出有限行李，不为奢侈而为正用，我何忍据为己有？我问回来时要我带点什么，她要我在瑞士买一手表。瑞士的表店林立如美国糖店，美不胜收，膺白只注意实用和准确，他自己买一只银手表，而以重价买一只标准钟，为这只钟走过不少趟钟表店，在离埠以前，天天去钟表店对时间。这只钟后来带回中国并不特别准确。
我们又一次决定海陆并进的动身方式。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与陈英士先生约定同游欧美，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到日本，而我们由东三省经朝鲜到东京会齐，因二次革命而中变。这次决定我由上海带行李坐船到日本，膺白回天津取消租屋，坐车经东北、朝鲜，到东京和我相会。他不知何以与东北如此缘悭？在天津已经上了车，张敬舆先生送他行，张家的佣人替他提皮包，他要拿钱酬劳，一摸钱包没有了。时在夜半，立刻报告车站站长，站长认识他们二人，谓车上小偷有几路，案重而查得紧，三日内当有线索。敬舆先生知膺白所有出洋汇票尽在此包内，劝其下车改道。我还没有在沪上船以前，接其来电嘱向银行挂失，银行补给副票，但注明其作用要在正票未去兑现时。这点挫折使我们行旅生了戒心，而膺白重又由津到沪，与我同船东渡到日本。
日本的旅馆有两种：日本式席地而坐的称为旅馆，吃日本菜；铺地板而不须脱鞋的称为“霍的儿”。日本人用英文不像中国，他们对名称常译音不译意。“霍的儿”的食堂，西餐日餐随客点，为行动方便，我们这次住在“车站霍的儿”。日本人从前笑中国人喜欢吃，这次东京的陶陶亭中国菜馆，三块钱起码的一客菜常常满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特别繁荣，暴发户挥金如土，社会风气改变，新思潮流入知识界。我们无意中遇到一个在日本传道的英国牧师，能说很流利日本话，他出示我们一封过激派给他的信，我那时对这思潮还茫然，并不十分注意，事后方想起来，“奢侈”和“过激”两个气候，使后来有“极右派”抬头。
日本有两种与人不同欲改难改的生活：一是文字，一是住屋。他们的文字自唐代得到中国的汉文，实系汉文为骨干而和文作附丽。对文化工具，他们比我们更多一个包袱，他们比我们先谋改良。席地而坐的习惯或亦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式住屋建筑轻便则因其常有地震。这个“住”的问题连带到“衣”，使主客不易忘形。中国菜不分食，人以为病，现在多用一份公筷公匙很易解决。中国文则白话仅改文体而未改字体，我们的书法，言艺术则极美，言功用则废时。这点我常想看日本人如何改良其文字。
膺白这次到日本没有会晤什么军人。我现在想其理由有二：一、膺白这次旅行目的不是考察军事。二、到过中国的军人，自民五（一九一六）至此时，终安福系当政几年，膺白均未与见面。民六（一九一七）我们搬天津的第一年，日本天长节曾有帖子来，具名是“日光”，名字已不记得，膺白未去，以后即无往来。
日本女子与我们同辈的还很拘谨，她们即使学外国文，亦在学本国文以后。她们本国的礼貌太认真，尤其女人放在男人后头，故社交的活泼轻松，比中国人更难，我因此亦常被放在后头。膺白独自出去而放我一人在旅馆时候很多。来客和去访，都在上午。一日，膺白已经出门，水野梅晓先生来访，他是中国通之一，在中国教过书，是个和尚，日本的和尚是有家室，不异服异食的。他坐着同我谈天，谈天的资料易通，不得已时用笔补助，看去很自然。这时旅馆侍者陪进一个客来，我起身招待，鞠躬如礼。日本人的鞠躬殷勤，和现成的一套礼貌话，可以有一段时间，我不露马脚。坐下去后，客人滔滔地讲，我茫然无以对答，很窘，幸亏水野先生救了急，这个客人是个银行家。日本的银行家实业家，接物温和恳切。平常我与膺白同见日本人，他先替我说明不谙日语，不使我为难，这次无人先容，而有和水野先生坐谈姿势，以为我能招待从容，结果不但我窘，客人亦窘。我有很好机会学日语而不肯用功，一部分受政治影响，我不可以再加强国人的误会了。在当时的中国朝野空气，不亲日而屈于日，即是排日而鄙弃之，我懒怠了学习。膺白的日语当时人称为第一流，我更不敢在他面前尝试。
当时旅行世界，有几处地方，中国人绝对难于入境，如澳洲。可以去的地方，则以美国入境为最难。一半要怪美国，他们自己得到的新大陆，怕东方廉价工人去喧宾夺主。一半要怪中国，人口多而事业少，谋生的劳工没有国法保护，私自偷关进口。同样的廉价日本工人农人亦受限制，但日本移民由日本政府保证，不须美国特别防范，故日本人到美国，不如中国人受盘问之严。
我们同船到美国的，在头等舱有十几个留学生。留学生坐头等舱位，大概只有到美国，其不得不坐头等舱之故，即为入境不致发生问题。许多人到欧洲，坐二等三等舱，勤工俭学有坐四等舱或甲板的。蔡孑民先生夫妇到欧洲，坐经济二等，实即三等较好地位。以蔡先生的学问，一再出去看而学，以蔡先生的地位，坐经济二等，是堪作楷模的，后者尤很少人知道。蔡夫人周怒凌曾与我同学，故知道他们生活的朴素。
我们这次坐的船名“南京”，载重一万一千吨，在太平洋航路中算是小的。五年前我坐同一侨商公司的“中国”号回国，我坚持坐那条船，这次是膺白特意决定仍坐中国船。实际这船公司不全属于侨商，而且将近停业。但回想五年前，中国人抵制日货拒乘日船，美国船排斥华工以至停航，居然有侨商临时集资购买旧船开航，中国人在无可如何时，会努力以适应需要，亦居然持续了这几年。这条“南京”船身狭长，故颠簸得非常利害，连膺白不晕船的人有两天不能起床。同船的几个青年，和我们同样精神坐这条船，一二十天功夫大家相处很熟。将到旧金山时，有几个人似乎有点忧形于面。旧金山是当时的美国大门，不像现在以檀香山为入境处。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海关要查所携款项，至少为美金五百元。有些自费学生化了很大头等舱旅费，以图入境方便，或者身边带有教授的介绍信，希望到美后可以找得工作，不免冒着点险。膺白知道了这些情况，愿意借给所需的数目。同船最年轻一个王君只十八岁，是携款最足的一个，拿出他的汇票愿为别人担保。严格而受歧视，使同国人生共济心，宴安鸩毒是抖擞不起精神的。到埠之日，海关已得中国使馆接洽，我们可以先下船，膺白要等候每个学生依次检查无事通过而后登陆。在旧金山旅馆，有一学生来访，在船上时，我曾见他表链上挂一翡翠，赞其颜色好，这日他拿一小匣，有同样的几块，定要我留一块。我告诉他异乡读书，前程远大，有不时之需，请留着自用，而不敢受。当时由清华出来的官费生似不难，然这官费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规定用途而退还，仍是中国老百姓的负担。自费者如此苦，官费者是惩罚拳匪的赔款，这赔款使中国经济半世纪不得抬头。许多人学问以外，带着美国的物质生活和高人一等的自视方式，回献国人，对今日局势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我们上次在美国，住在西岸的卜忌利，未到东部。这次不在西岸耽搁，到芝加哥小停即往纽约。在芝加哥下车即被新闻记者包围，我晕车尚未清醒，对开麦拉的光很不惯。到旅馆甫进房门，招待我们参观的电话由柜上转进来不断，即刻排定了参观日程，有些地方我和膺白不能不分途参观以节时间。招待我们“看”的人，没有注意我们“吃”的时间，上午陪到一点钟的人刚走，陪下午的人已在一点前到达。在美国，一切力量在民间，社会的活动远胜政府，美国人活泼直爽，精力充沛，非人所及。我们参观西北大学时，陪者是一欧战回来的少将，大约以膺白是军人之故。送我们上车时，知道我们还要到欧洲，高叫：“不要忘记你们的望远镜。”美国人已经在巴黎和会有了经验，知道情形不简单。
孟和妹丈给我们介绍袁守和（同礼）先生，我们到纽约他适离埠，由他的哥哥希渊（复礼）先生招待。我们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个家例程旅馆。每次出去参观，仍回纽约，天气渐渐热起来。我们本定秋后到首都华盛顿，从华盛顿出来就上船到英国，华盛顿是出名热的地方。纽约华昌贸易公司李国钦先生新在纽约的长岛买了屋，长岛其时还地广人稀，天气要比纽约市内凉快，代我们在他附近租得一屋，是一邮局职员的住宅，出租一季。我国驻华盛顿公使施植之（肇基）的小女儿，由一英国女佣人带领，在李家做客避暑，施公使亦常从华府来长岛住几天。华昌公司在当时纽约最高摩天楼的四十九层，李君是当时稀有读书留学的侨商而大成功者。我们到欧洲的船票由他代定，他定的最贵最舒适舱位，膺白觉得过分而踌躇，他说一共只一个星期行程，言下所费不过如此，就此定下。
因李君而我们另外常见的一家中国人：马素先生和他太太及女儿。马先生其时系中山先生派在美国的代表，他告诉我们所做各种宣传工作。当时在美国华侨最普遍生意是洗衣作，他说在洗衣账单的后面写了宣传标语，可以多方达到。我问他是否考虑在外国人前丑诋本国，他说无可如何，这是最能普遍的方法。我们到过他家里，他书房里的书是四壁达顶的，我没有见什么中国书。一次他告诉我：“陈光远要反过来从先生了。”陈光远是北洋系，当时的江西督军，先生就是中山先生。我对西南情形不熟，大致的印象，这时是陆荣廷一派旧军人不合作之后。我对马君说：“陈光远有何可贵？没有宗旨的人，得之何用？即使来从，将来亦是陆荣廷耳，宁不取。”事体后来如何，在海外离国愈远，不甚知道，当时年少言轻，但这个看法我始终难变。为政权，远交近攻，不容有宗旨而见解不同的人，但不惜重用投机而无宗旨之人，国家要吃亏。
忽然六月间美国报上载出召开华盛顿会议消息。会议的题目为：一、限制军备，二、太平洋问题，三、远东问题。邀请参加的国家为：英、日、法、意与美国共五国；远东问题加邀我中华民国。开会的日期为这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的次日。膺白于七月中草一文曰《华盛顿会议发起之内容及将来之趋势》，寄上海刊载于九月五日至七日新闻报。会议主要目的为限制军备，实即海军军缩，尤其是停止英、日、美三强的海军竞争。美国召集，为美国没有参加当时的国际联盟。邀中国参加，为中国不承认日本乘欧战而协迫中国所得的权利，拒签巴黎和约。中日问题不决，即太平洋问题不决，太平洋问题不决，则军备无从限制。中国虽属附从被邀参加会议之一部分，然而是主要关键。
政府来电聘膺白为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要他缓期赴欧。我们向船公司更改挪后了赴欧船期，在会期以前到华盛顿。膺白与袁守和先生商，请他作私人秘书，袁君答允挪迟读书一季，同到华府。我们的小公寓里，有一间袁君经常的办公室。半年中我除开照例酬应，就是在家当厨子。膺白喜欢吃鱼，而且要吃淡水鱼，我熟悉了华盛顿的鱼市，买得着近乎淡水的鱼。那时美国在禁酒时代，烧鱼不能无酒，我用五加皮及蚝油代替，五加皮可当药品进口，一瓶要价美金五元。袁君对时势及华会情形均极了解，我不须再当书记。膺白在国外，非常注意本国留学生，并不是想将来放在夹袋中，而是如何不糟蹋下一辈，使下一辈能尽量贡献于国家。我和膺白有同样感觉，尽管在国内，对国立大学这几年罢课闹学觉得有点过分，但在国外，国立学校出身的人显然不同。我们都有点偏爱国立学校，懔然于基础的国民教育，和本国文化涵养之必要。
膺白与华会，除他事先一篇文章，在他身后的《故旧感忆录》内有袁守和先生的《对于膺白先生参加华盛顿会议之回忆》，及王芃生先生的《我对于膺白先生的几点追忆》两篇文章。王先生是始终研究日本问题的，他的文中说：“近年来日本对外的一切举动，也可以说是对华盛顿会议的一大反动。在华会闭幕以后的十年当中，中国若是急起直追，本有过很好的复兴机会，不幸不曾好好利用……国力转遭着过大的消耗，坐视着旁人的强大，因此造成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国难。”又说：“在特别关税会议中，日本代表在原则上首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听说是膺白先生的侧面策动和游说，感动了佐分利等日方要人，有过不浅的因果。后来日本虽然变卦，而终不敢公然反齿。”佐分利是华盛顿会议日本代表团的专门委员。关于这点，我在后文有关民十四（一九二五）关税会议，和民十六（一九二七）北伐时，尚有述及。
袁先生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图书馆的最早一辈，图书馆属目录学，在历史系，他熟悉中日间山东问题。他的文中最后所列山东条约第七点，有淄川、坊子、金岭镇等矿区地名，至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济南惨案，日本犹据为侨民利益，而作出兵山东理由之一。我看见济案时前方报告及后方通知的电报中，有此项地名。
在华盛顿会议前，北洋军阀为欲征服南方，一次一次地达成对日外交祸因。膺白在其言论和文字中，大声疾呼“万恶之内争”，促国人警醒，而向世界大局看。不料这些恶因的后果，事隔十年，不可收十。最显著者，当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而谋中国的建设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扰乱。民国十六七年日本在山东出兵，有济南惨案。民国廿二三年日军进入长城，有《塘沽停战协定》。这两件焦头烂额之事，皆由膺白当冲。
在华盛顿会议，中国与日本如原告与被告，被告强而凶，受人忌，原告弱不争气，受人怜。除公众酬应，两造交往极少。膺白在这时认识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和日本代表团的佐分利。立于东亚地位，看世界，不期而有相同处。亦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神尾谈过，神尾还在我们小公寓里吃过一餐我烧的便饭。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春，中日关系日趋险恶，神尾同着朝日新闻访问团到南京，他一个人特来莫干山访膺白，那日他比预约迟几小时到山，后知其由京杭国道到庾村，警察查无护照，未许上山，故折向杭州日本领事馆办得护照而来。他吃饭时还提起在华盛顿的一次。
我写稿时，听到电台里美国记者勃林克雷由日本归来的报告。他的报告：《朝日》是世界最大流通额大报之一，日本左派最近反美风潮，《朝日》足以左右舆论，《朝日》本身并不左倾，然因对政府不满，故不加指导。神尾颇似恂恂儒者，尤其他到莫干山的一次，半路被阻退回再来，未露一点不愉之色。这时膺白已为中日问题心余力绌，固辞其华北职务。惟恐天下无事之辈正在掀动风波，而两国有心人，颇忍耐不敢以小事化大，顺笔略举一例。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的元旦，我们在大西洋船上，接到华府许多朋友的贺年电。这条载重四万五千吨的船，是从德国人手里交给英国，这次在冬季极大风浪中，不误到埠日期。我本极易晕船，亦仅卧息一日，照常进食。王宠佑先生和我们同船到英国，头等舱只我们三个中国人，被安排在一张小圆桌共饭。我点菜时说起昨日的斑鸠很好，他笑我晕船不出来还能细吃斑鸠，这是我生平旅行最舒适的一次。只有一星期，时觉来日苦短。船抵南安普登，有使馆陈君来接，同坐车到伦敦。火车与轮船大大不同，受战事影响，破旧不堪，此不但英国，参战各国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