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进北京翠花街屋时，有一希望，无论如何在一年内决不搬家，以打破五年来一岁数迁之例。很愿在这古朴城中作个太平之民，流连景物兴致略过，已在收束身心，务减少无谓的人事应酬。明令恢复膺白的军阶后，例应穿军服入见黎总统，没有军服，向陆军部蒋雨岩（作宾）次长借，试着大小不合，仍穿便服而去。回国后，他不犹豫做两条马裤，然斟酌未做一套礼服。不到几个月功夫，在政府的几个朋友，或公或私都受到了打击，欲效奔走而无能，对政海看得更可怕。我们讨论实业不成，又想回到读书之路。
黎段府院之争愈烈，无兵之黎，当然不及有兵之段。不知是谁的策划，黎召张勋入京。张勋是清末守南京之人，被革命联军打退，后来盘踞徐州，俨然举足轻重，所部皆留辫，示不从民国，人称他辫帅。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虽已尽成北军势力圈，然经过徐州更令人有戒心。津浦通车过徐州站停较长时间，辫兵随意上车，人莫不厌恶。我们往来南北，所乘卧车包房有门，他们随意开门索报纸，与之则去。这样的将心与军纪，是凶非吉，不言可知。黎氏召张勋入京消息见报，我不假思索谓膺白曰：“此董卓也，怕我们在这里又住不满一年。”果然复辟祸起。想不到张勋如此无计，亦不知其定计时上了多少人的当，不旋踵而瓦解身遁。然清帝复辟，岂容我们稍存犹豫！我们匆促离京到天津，并无计划，膺白即日坐船南行，亦无任何联络。只有一点信心，江南人民，决不赞成复辟，他拟在江浙二省努力，去处甚多，朋友亦甚多。在翠花街只住十个月，终未达到一年之愿。可惜院子内已经搭就凉棚，北京的凉棚最讲究，凉棚下歇夏是别有风味的。
这次，家里增了人口，还有牲口，我须维持后台，不能同行，拟在天津觅屋居家。我对天津虽甚熟悉，但没有住过租界。天津有八国租界，即庚子为拳乱而来之联军八国，各自为政，与上海租界不尽同。住租界诚可痛可耻，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之都茫然，而这次则不得不在租界觅屋。竞存女学校长陆幼峰君以暑假在迩，留我住她校内，可以从容选择住处。她们所在的日本租界，我不喜欢，毗连的法租界同样闹杂。膺白动身前曾与我往访他同学唐少莲（凯）先生，唐家住在河北区，我读书时唐家已在天津，天纬路女师大门上的门额，即少莲的大哥企林（肯）先生手笔，企林夫人是膺白母亲娘家亲戚，还小一辈。唐家提醒我看意租界，亦帮我到处打听空屋，这时由北京逃难到津的人甚拥挤，屋极难得。一日我居然在意租界二马路看到一排出租住屋，是两楼两底半独立小洋房，门前有小小空地，后面厨房，楼上亦有两间小房。七号的一宅正空着，月租七十元，与翠花街相同，然房少而间间合用，我立刻订一年合同，租下来。
意租界范围甚小，开辟亦甚慢，无商店市面，在天津称为河东区。租界当局禁赌独严，家庭打麻将亦在禁例，因此大员们在那里有很讲究意大利建筑式的大宅，而不耐久居。听说一个要人曾被警察请去面交罚款，毫不通融。出租的屋亦比较易空。这是我们在中国第一次住有自来水浴室的房子，把佣人减到男女各一，周老妈妈烧饭洗衣而外，做性元的鞋袜，男佣人蒋俊明买菜打杂，还时时喊无聊。俊明是北方有习气的听差，人很能干，在我家有点大才小用。我和膺白都是不轻易解雇佣人的人，他不辞亦就留他。周老妈妈不喜经手银钱报账，故杂用出入一概由他，还用他一个兄弟做做助手。意租界禁赌之严，他深知道，故亦不敢抱怨主人不应酬，如此一直在天津相安几年。
那时全家衬衣都我自做，有时亦做鞋袜。我能凭空剪当时最入时的两片尖口鞋样，常有人请教我，孩子们听了以为我做的一定更好。从搬到北方以来，我开始做手工，以做手工为定心养性初步，渐成习惯。有一次家里的电灯费特多，我怀疑电表有毛病，又以为公司记错了账。经老妈妈提醒，我改一件旧绸袄用电熨斗久久不停。又一次，一个朋友来访，我正在学绣一双花鞋，于是我能刺绣的风声亦传了出去。这些，我都是低能而竭力好弄，朋友们半奖半讶。在得不偿失和不虞之誉中，我得到的益处是耐得住闲，不怕寂寞。
几件旧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旧。客厅里五件小型黄杨木弹簧椅，是我在上海旧货店购来，原为临时局面，始终舍不得换去。在北京时添置两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有很厚木棉垫，做上黄卡其布套，是最舒适的两个座位。凡初次到我家的客，事先震于我们好整好洁的习惯，常脱口而问，这是你们客厅？我的二妹夫陶孟和亦是发问的一个。我们的饭厅做过客房，床不够时，长餐桌上亦睡过人。这所小小房子，一搬进去就很热闹，有自北京来避难的亲戚。膺白不在家，而复辟亦眼看不会成功，大家的气已松，每日没有事做，有两组音乐。熙文懂点京戏，她同学中的旗族故家，家里都会哼几句，传授她一些辞句；那时老生刘鸿声的唱片大行，我家里亦都买有。一张《斩黄袍》的唱片，在唱机转盘上一遍两遍不停，连我听到烂熟，有时为唱片讨饶，让它休息一下。六舅敬钧刚毕业北大，找到顺直水利会工作，离我家很近，寻宿舍不着时亦住我家，他能吹箫和笛。嘉兴人喜昆曲，我的五外叔祖老年学曲，很少小辈愿陪他，只我二妹性仁陪着学过几段，性仁会的几段，我和性元亦听到烂熟。我学箫笛均未成功，有朋友送的玉屏箫更细而难吹，常在水龙头冲水，望其易于成声，北方天燥，因此破裂，六舅细细为我补好。这一组音乐比唱片更难听。
天津市区有两个车站，新站和老站。我家距老站甚近，往来京津或往来南北的朋友，很容易来看我们，吃顿便饭或住宿一夜。那几年是膺白身体极健康的时候，兴致常好，还没有生活古怪的名声，古怪实是身体不好之故。我们楼上两间卧室，一间我们自住，一间名为熙文的卧室，她一开学即为膺白用功之处，有一张七只抽屉的书桌和一书架。梁任公先生亦住意租界，他由欧洲回来，一日与范静生（源廉）先生晚饭后步行而至，要看膺白的书房和整理材料的方法。膺白请他们到此，看他一束一束形状不齐，套着纸卷，标上记号的参考品，他的方法是很原始的。膺白一切生活都极整齐，惟写文字最爱惜废纸，利用废纸，他以用全家破笔及残余抄本信笺为得意。这习惯使我现在整理他的遗墨十分不便，尤其他的电稿，有大可煳窗，有狭长如带，有正反面俱写，有不同性质而写在一起交给译电生的稿。这定是从小受了他母亲惜物和敬惜字纸之教。
复辟仅昙花一现，然北京、天津两处曾挂出不少龙旗。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平日维持地方秩序不算坏。他藏有清廷龙旗，此时自诩有先见，不必临时张罗。有警厅为倡，商店自然不能不挂旗。小学生已看惯民国五色旗，嚷着何故满街“长虫”？北方称蛇为长虫。龙虽曾象征帝王尊严几千年，六个年头的民国，新生的一代已别有眼光，龙蛇不分了。
性元转学女师附小，合我们原来计划，以后升学等等，均不必操心。她的教师已多是我的同期或后期同学，我送她去考，避嫌不去问讯，过几日到门口看榜，看到性元名而放心色喜。门房不认识我，问，考上了吧？他不知我在这里时，性元还未出世。以后每星期六，不是我到女师访陈莲峰（翠琬），王迂怀（襄），顺便接性元回家，就是她二人与性元同来访我，成了定期必晤之客，每晤必共饭，几小时上天入地倾谈为乐。我不在天津时，性元的一切由莲峰代为照顾，性元始终敬事她的“陈先生”。莲峰是旧式冲喜做亲，嫁时夫已病重不治，一生事母又事姑，待人热心，有甚可敬之事。抗战后性元由渝归来，还四处找她，我知其在天津依一侄女，辗转托人打听无消息，恐已物故。
我到河北天纬路访莲峰、迂怀，膺白常同行去访他的一位朋友张敬舆（绍曾）先生，张家住河北四马路。膺白不去，则敬舆先生来访，来亦必久坐。北方人有盘腿坐炕习惯，据说谈得起劲，他会脱鞋坐在那张橡木厚垫大椅上。我不参加他们谈话。他们谈到饭时，同去吃餐西菜，餐毕膺白回家，让他自去追求嗜好。膺白曾几次劝他，虽终未听，亦不以为忤。后来膺白写稿事忙，与他约两星期相晤一次，是他来而膺白不去，曾作一很可笑的约，倘两星期中不改所劝，则进门他鞠一躬，否则膺白鞠一躬。前者表示认错，后者表示敬佩。除私生活，他要算北洋军人中少有南北新旧之见的一个，冯焕章（玉祥）先生是其任二十镇统制时的营长。辛亥革命，二十镇驻滦州，有人论他优柔寡断，不能在北京之背树起一帜，有人谓其电请清室颁布行宪十九信条，甚有力量。膺白对同志或同学，不论派别，不论先后，极易生感情做朋友，张先生是留日早期同学。半世纪以前与今日不同，二者均属难得，我亦如此，朋友大概都从同学而得。敬舆先生亦有劝膺白之事，他劝膺白“和光同尘”，即使心里不以为然，勿使对面的人感觉，他写信给膺白后面请“谦安”。张家有一件难得的事，儿子收入都交给老太爷。老太爷很会计算，据说他在租界买地，租地造屋成了闹市，获利甚丰，而日用开支甚紧，车子坏了修理太贵，老太爷说不要修吧，敬舆先生出门就雇胶皮，胶皮是北方的黄包车。我偶然到张家，太太们都招待殷勤，各房要让茶让烟，吃饭定要添菜，诉苦说老太爷规定的例菜是难以下咽的。我吸纸烟是在张家情不可却时开始，频频喝茶以减辣味，很经过一段苦功，如此则尽礼而退。从此我吸纸烟廿余年，抗战时一日决心戒绝。
天津租界有一男一女的学校，我同膺白各人拥护其一，而亦互相帮忙。竞存女学在日租界芙蓉街，前面已经提过。浙江旅津公学在英租界耀华里，校长穆穆斋（耀枢），浙江鄞县人，自我介绍来访膺白。有事见商，膺白无不尽力，要他对学生讲演，亦从不推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两千年前浙江所以自强之道，正是今日之教育和经济，他常对学生说及。他把租界教育看得极重，对在租界办学之人格外同情。一次我一木箱书忽然不见，是我父亲给我的《廿四史》，原来旅津公学扩充图书室，他自己捐赠一些书，亦替我送了一份。我赶紧从性仁处索回她借去的《汉书》，补足全璧。有一年的暑假，膺白想游泰山，他不要我陪，请穆君同行，他们上山下山均步行，来回坐三等车，请穆君管账，从天津往兖州曲阜，游泰山，谒孔林而归，规定旅费不得超过一百元。膺白以这次旅行回复学生生活，得意得很，坐在泰山顶照了一相，在山顶云中写信来家，给熙文信自称“仙父”。他给庙里道士写“泰山绝顶之印”六个字，叫他办点纪念品，盖上印章，卖给游客，胜于取出香火簿向人化缘。在经石峪拓了几张石刻，集句为联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后面四个字他后来在政治上颇为用功。要保持独立的见解，必先去自己的得失心。张敬舆先生看见这副对联，索了同样的一副。膺白在山顶写了“民国泰山”四个字，道士刻好拓片寄来，他的字本不好，刻的更坏，我见了句和字要笑。他另取纸写曰：“中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夏，与鄞县穆耀枢君参岱，见历朝碑刻林立，独民国尚缺如，而其时国人正因青岛问题，呼号奔走，无有宁日，遂默祷于泰山之灵曰：愿民国安如泰山，愿泰山常享民国。祷既毕，书此四字，勒石巅右。”我看他写到两句的“愿”，知他用意，不禁叫好。他原意要写勒石山巅，被我一喊，脱落山字，怪我前倨后恭，分了他心，失落了字，我急问刻石方向，为想出右字补上，勉强可通。裱成横幅，亦有人看了喜欢。
从泰山回来，膺白开始写其《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这本书一连写了三个来月，十一月初写完结论和作者趣意，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颇风行一时，得到不少新的朋友和老的朋友来信鼓励。这是民国以后他初次写书，向国人申述当前的世界大题目——欧战，和他自己对国家的意见。想不到这一类书在当时是如此需要，得如此同情，虽然寄卖七折八扣，这本书是赚钱的。教育界如蔡孑民、范静生、胡子靖（元倓）诸先生愿为他公开介绍，以下节录蔡先生的来信：
大着《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详读一过，无任佩服。此大战争历四年之久，各国印刷品之关系战事者何啻千百种，吾国亦参战分子也，以弟所见国人关于欧战之著作，翔实而有系统者，惟大着及叶君景莘所著《欧战之目的及和平之基础》而已。立于吾国国民之地位，审观外界以往之动状与将来之趋势，而图所以自立，此两书所同也。叶君之着，以国际政策为范围，故尤详于国际间之宣言及所提条件，足以供关心和平会议者之参考。大着则广及政府与社会种种造因食果之实例，以定吾国努力改进之标准，故言约事赅，而义蕴尤为宏深，读者所受之影响必较叶君之作为尤巨也。抑弟尤所感动者，大着于“教育人才之养成”一条，提出国民具备两种相反对性质四种也。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骛新与笃旧，学理与职业，干涉与放任，在教育龂龂然相持不决者，不知凡几，得足下之说而推暨之，其裨益宁有既耶？
这本书的内容，一半以上是叙述欧战，现在大家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争虽开始于欧洲，而亚洲的日本、中国、土耳其，美洲的美国，都参了战，其他非亚各殖民地亦随着各宗主国而动员，在世界是差不多“总动员”的。书中首述战争之因，以及战时的“人荒”“物荒”种种补足和救济方法，故战事的本身，亦不比从前之只在前线，而是后方全体总动员的。“总动员”三个字意义，从此给人一种了解。在叙述战事中，一章《各参战国之意义及其价值》我最喜欢。他强调比利时的抗战是德国失败第一原因。比利时系中立国，德国破坏比国中立，假道以攻法国，是一捷径，是法国防备的一个弱点，不料比国坚守列治炮台至两星期之久，比国虽全国沦陷，而法国可以及时调兵。膺白在其文中曰：“春秋无义战，不图于廿世纪中比利时见之。”这位因沦陷而流亡而复国的比王阿勃脱，二十年后去世，北京的比国使馆举行一次吊仪，膺白往吊时还引用这段文字。
中国是最“可耻”的一个参战国，除一批华工，我们无一兵一卒出国门，当政的段祺瑞即世称之安福系，主张参战，借巨额日本外债，即世称之西原借款、参战借款，练兵征伐南方。我们的战线是在本国的长江向南，而借款则许日本以后来成种种纠纷的权利，亦即五四运动之所由起。膺白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名曰：“吾国兴亡之关键”，中有“朝野共同之大责任”一和二两章，蔡先生函所言教育人才之条即在其中。五四运动后，学生罢课游行不读书，亦有眼光不远的人利用青年，时人称学生为“丘九”，以其势力比兵——“丘八”更厉害。膺白曾请蔡先生解铃系铃，只有蔡先生还可以劝学生回校读书。五四运动有文化与政治两面，我后面将有一段记汪伯棠（大燮）先生的事。而运动的中心则在北大，蔡先生是北大校长，不独北大学生敬服，亦全国学术界所景从。蔡先生一封公开的劝学生回校复课书，写得情理并挚。当时的人见到青年抛荒学业，是国家莫大损失，同有此心，不仅膺白一人。我只知膺白用“解铃系铃”四个字，和听孟和传述蔡先生“极以其意为然”的话。
老朋友徐青甫独责备膺白书价定得太高，要他减价，为读书的青年着想。严范孙（修）先生遣价送信购书一百二十册，庸白看信十分感动，楼下正有客，他叫佣人拿信给我看，带纸笔下去，他写回信。这时我们的饭厅常充临时书房和书店，我是包书的伙计。我看范老鼓励膺白，如同鼓励我，因膺白有客，为省他力，我代他拟了回信的稿。膺白用了我所拟稿，还拿给客人张敬舆看，张看了范老的信敬叹言：“前辈风度不可及。”后来膺白给他的信，他常疑是我代笔，则是不然的。
膺白写第二本书《战后之世界》要吃力得多。改变国境或政制之国，从历史说到地理和政治，还有战后新发生各项问题。关于中国，如青岛问题、蒙古问题、西藏问题各成单章。其烦累与第一本大不相同，早起迟睡，差不多一年光景。膺白的草稿，其实十分清楚，但两书都由我誊录一遍。他写一章，我誊一章，我们在同一书房，我的书桌只是一张半桌。他要我誊，为让我做他第一个顾问，我见到须添须改之处，立刻告诉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愿充誊录，以先睹为快，并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会因影响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参考材料，世界有许多未决的问题，疆界亦时常更改。报上一小段的电报，往往要修改一节稿。这些，虽然后来脱稿时尚未定局，而只能注明是哪一天为止的局势，但写的人总希望给读者以最新最确实的分解。他想将画地图一事交我，这是他自己的专行，比我快而好，我一试而即缩手，书中几章最详之图，均他亲笔。近年中印国界纠纷，颇令我记起那章“西藏”部分之图。我替他看同时人的作品，怕重复则劳而无功。报上预告汪精卫作《巴黎和会与中国》，我函托在上海的吾弟君怡，该书出版，用最快的方法寄我一本。收到时膺白正在北京，我一口气看完，次日上午膺白已接我快信，报告他汪书已看过，不足以夺彩，无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