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所用“亡命”二字，是从日本报上看来。日本报纸对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到其国的人，称为“亡命客”，是政治意义的，和向来中国文字中所谓“亡命之徒”，含无赖意味，有关人格，性质略异。二次革命后，袁政府通缉大批革命党人。一年余来，与民国肇始有关的人，霎时不与同民国。且因当局处置严厉之故，趋炎附势或自图洗刷之辈，从而邀功。即使通缉榜上无名的人，凡与被通缉者共过事，做过朋友，亦难在本国立足谋生，不得不跟着亡命。袁世凯借革命党而得到政权，其对待革命党实非常残酷，不若革命党之对待所推倒之清廷。亦大不同于后来袁氏称帝叛国，而被“护国军”所推倒后，处置帝制余孽之宽大。这是事实。护国虽不尽革命党人所为，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我与膺白均在其内。还有可记得的许多朋友与我们有关者，稿中或亦有涉及。

民国二年自秋至冬，大批亡命客陆续涌到日本。沿海交通方便的人先到，偏远辗转避地而至者，有在年底尚未到达。所以群趋日本的原因：一、日本乃距离中国最近惟一文化很高之国；二、中国革命党大部到过日本，或留学过日本；三、生活便宜；四、从上海到日本的船，差不多每天或隔天可有；五、当时到日本不需要护照。

忽然大批亡命客涌到，日本政府曾讨论是否容许登陆居留的问题。日本人民很多同情亡命客，政府亦赞成容许居留者占优势，故亡命而犹称为“客”。此系切身之事，是我到日本后首先注意的日本舆论。膺白与我相约，互相勉励，不使同情我们的人看不起我们。政治是一件事，成败不尽在己，人格是一件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在国际，人格当为国格的一部分，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事。

报端登载主张接待亡命客的日本要人，为彼邦国民党的犬养毅氏。虽然二十年后他组阁，并未能稍戢少壮军人侵略中国之势，中国人总认他是一位开明政治家，寄以改善中日邦交的希望。他亦是不幸在位被暴徒刺死的人。他的《木堂诗集》，不记得是其生前抑身后所印，有送给膺白的一部，我感怀前事，从头读过一遍，完全汉文，诗格朴古，系影印原稿。“木堂”是其号，日本人有号，是汉学气味很深的。

膺白名在第一张通缉令上，一共四人，不但悬有赏格，且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样野蛮违乎法理人情之事，中国报纸没有见任何批评或议论。我保存一页影有该令的上海《字林西报》，中西文俱全，今已不存。其余三人都与膺白有深交，同为辛亥在南京、上海两处负责人物，首被注意，欲得而甘心，或者为此。四人中的三人，事先并不主张用兵，事后缄默不诮让，见解尽管不同，革命是整个的，失败或错误，共同担当。这点精神存有中国道德趣味，亦含有几微民主合作风格，应该是宝之勿失的。中国革命最初同志间，常有兄弟般友爱精神，在前辈烈士志士的信札中，常可寻出一二。与数十年后，得意时逢恶变本加厉，换一立场，即反唇相讥，振振有辞，人情不可同日语。统制法则下所养成人物，有绝对性，失意时极不易保住平衡。可惜二次革命后，有人憧憬这样组织，欲收一时之效。这趋势影响未来的国运，比二次革命本身损失更多。拟之以往，是“民可使由之”心理的复活。较之未来，与极“左”极右作风很能契合。改组亦近于极“左”极右的所谓整肃，剔掉不同的意见。

我们亡命时间，一共只有两年半，民二（一九一三）秋至民四（一九一五）冬。两年半中，彷徨心绪，寂寞异乡，仆仆道路，感觉日子很长，占可回忆的一段。尤其我，从此永不再见我的母亲，有终天之憾。出洋本是我们原定计划，膺白曾以此坚劝英士先生，并愿同行，如上章所述。然亡命滋味不同，原定路线和要参观访问的人和事，完全取消。见人家国民安居乐业生活，我们不胜羡慕。见人家国民奋斗而积之总和，累增其国之富强，我们自觉惭愧焦急。膺白日记里有“出国一步始识国字”的痛话，他不是第一次出国，亡命没有国家保护，遂更识国之可爱。我们一次闲谈：什么事可使胸怀一快？不约而同说出：跳上船回中国去。记起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诗句，十分了解其情味。亡命朋友虽静躁不问，然没有人想象做异国公民，中国书里把“养士为何”意义看得很重，父母之邦是不可弃的。

两年半中，膺白和我一共到过三处地方：日本、南洋、美国。我们由上海到长崎，乃匆促的决定，为有上述亲戚家的店。我们改名换姓，店里经理预先得讯招待，警厅当作小东家来此，未加注意。长崎乃日本九州一个商埠，昔与中国通商，输入营口、牛庄出口农产品，形势重要而繁盛。自日本工商业突飞勐进，大坂、神户日趋重要，横滨成国际大港，长崎渐渐冷落。日本在我东北，自己有经营，运输采办都有自己的机构，中国商人件件落后，我亲戚家的店，生意十分清淡，只勉强维持几十年留下来的门面。经理周君指点我们到一处温泉山，其下靠海，地名小滨，两处都是温泉，有很家例程的旅馆，是在东方的西洋人避暑处。时近暑末，不甚拥挤而受欢迎，价亦便宜。如此我们避开了警厅日日注意的一条路线。我们虽曾在民元出北京沿平绥路——当时尚名京张铁路——到过张家口，一路山区地势甚高，坐轿骑骡游过关和山，还没有上过有汽车道的山。这次在山，将几个月来政治和战争的烦恼暂时搁开，有机会反省一下，十分有益。岳军先生和我妹性仁都同行。秋后岳军先生重回士官学校，修完其辛亥未完的课。岳军嫂由沪后至，她和性仁在长崎活水女学同过学。

同志多住东京，我们亦决定搬东京住。到后知中山先生拟改组国民党，积极再革命，谓欲组织五十人的敢死队。江西俞咏瞻君告诉我们，他口快，问先生在内不在内。当时袁政府通缉党人之令，都称“乱党”而不言“国民党”。当时北京还有个国民党占议席多数的国会，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要从这个国会选出，以前中山先生及袁世凯，都只是临时参议院选出的临时大总统。后来国会投票选举时颇有不屈之士，袁世凯以军警包围国会，始得选出。选出后，他即解散国民党，而又解散国会。我不记得袁先解散国民党，抑中山先生先动意改组？“改组”与“积极再革命”，英士先生是很热心的。此与后来政治和党的掌握者，甚至内部纷争，都有关系。读史者曾发见中国几次开国者是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籍贯的人，为其性格足兼南北之长。本来我们想到中山先生，即联想其最切近左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诸先生，皆广东人，以后多出一派浙江人来了，此与后来民十四（一九二五）以后完成北伐，很有关系。

我们到东京时，几个曾经远行过，或有力远行的人，都在想离开日本。与日本人处，很容易谈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义侠之士同情而帮忙，然是危险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险。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热情而又小器。对中国政策亦矛盾，以他们义侠之气，很要帮中国革命成功；以他们要蚕食中国，又很怕中国强盛。这点，熟悉其情的人并不少，不得不存“敬而远之”之心。在东京，一日膺白去参加一个追悼会，是李协和（烈钧）先生发起，一个日本人加藤君为中国革命而死，还是辛亥前后的事，大概协和先生始终和他的家属有联络。这日膺白回来，盛赞协和先生，说他称加藤的母为母，而加藤的子亦以父称之，不愧对邻邦一个为我国而死难之士。过了不久，协和先生从东京一路游逛到长崎，他出门一向有两个日本警察保护。一夕，他装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来请警察回去，次日还是病酒不能起身，实则他称醉之夜，已登舟行矣。香港日本领事馆报告，过港舟中似有李烈钧其人，长崎日警始发觉，当事者且受申斥。此行动近于戏剧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开，而得保护，离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离去。

中国在日本学陆军的人，辛亥前只有政府官费，不若后来各地军阀各自派遣留学生。当时对本国只有一心。自第六期起，热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六、七两期为“丈夫团”之中坚，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后任本省要职。李协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宽，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韵松（声涛）、广西林荫青（虎），均在江西任事。后者是膺白在南京办理编遣时，协和先生电调之人，带一团兵去江西。二次革命战事虽无几，而林虎将军战绩，在日本报纸为惟一英雄。亡命时，江西出来高级文武人员最多，而协和先生亦为特别受注意人物。膺白与之因“丈夫团”关系，又与彭程万、俞应麓二人同习测量，同在日本乡间相处，因此江西的朋友独多。学测量的人不入士官，但当时习军事者较为团结，故上述六期七期云云，均以官费学陆军为准。

我们初无远行之计，但感觉必须静定下来，不是消极，即积极亦须静定而后能知虑。我们悔悟在国内时生活昏沉，失败乃意中事，多数的人谈政治不看书，不求进步。在东京看见国内的报纸，称我们为“乱党”，舆论无力而无公道，是我们最痛心一件事。膺白劝人乘闲读书，自己关起门来读书。他自编文法教我日文，中国人学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买书价廉物美，欧美各地新书有极快途径到东京书店，或很短时间译成日文。他说放弃这机会是可惜的。他并不强我学日语，学日语与学其他外文同，需要时间与机会。他为我打算，能看书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我们的房东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儿和一无母外孙女，住在楼下，楼上两间房让给我们。日本房间仅有纸障隔分，两间等于一间。家具只一矮几，供写字用。他们男女多能悬手写字，女人的字同样有笔力。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盘茶，围炉坐在厚而软的垫子上。炉是一只磁质炭盆，水壶放在炭火上，烟灰头弃炉灰中，一坐下来，煮茗含烟，尽在方丈之地。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极重伤寒症，病愈饮食不慎而复发，亡命后肠胃久不恢复正常。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势不惯，甚苦，遂买了一张书桌及两把坐椅。膺白很喜欢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酱汤，故将早饭包给房东，有时午饭亦参加她们的烤鱼和煮黄豆，因此厨房的事十分简单。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们太讲究吃，他对饮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老太的外孙女八重子，是一个十二三岁的中学生，每日放学归亦来招呼我们一声，叫我们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欢她的安详。我和膺白亦称老太为伯母。后来我们离开日本，几年后再度经过东京时，老太定要我们吃她一顿饭，只烧一样菜，是照我在她家做过的火腿炖鸡，人情味同中国前一辈的人一样浓厚。

上章说过替膺白买书的江口先生，对我是膺白的助教，来一次总要讲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给我听，如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组过阁）的太太、广濑中佐（日俄战争封锁旅顺口而自沉，日人视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军神）的朋友等等。他不知道我是从小已经受过这类刺激教育的人。膺白常怪他买书时选择太严，费时甚多。这种爱书而不随便化钱的穷读书态度，实是可敬。吾家日文书大半经过他手，在中国时，他来的信里常是书评，即不买之书，亦说点内容和所以不买的理由。这样的人在日本极平常，我看了认为很难得。他曾经告我，所识中国学生中，膺白是极爱书的一个。我当时还未到过欧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厂，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读书人为中国社会中坚分子”一个观念，不禁惶惑起来。

那时日本还没有实行减简汉字，他们的中学里就有汉文教科书，我曾买一部看，而无机会听如何讲读。日本早期的学者和开国的元老，大都精通汉文。我见过的书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写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体。日本人亦多能汉诗，上面说过犬养《木堂诗集》。平常背得出几句中国旧诗，谈吐中不经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还不少。日俄战时的东乡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学，在日本盛于在中国。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国，日人尊为军神，他的“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作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绝句，为国家杀敌制胜而归，胸怀若此！这些，在我们亡命时，都重新添一番感触，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国里流无辜的血！

日本人虽受中国哲学影响，他们没有取我们的“家族伦理观念”。他们的爵位传长子，财产亦然，家庭间有独立而不倚风气。但很重视我们的忠和义。武士道训练由此。他们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亲，以此完成社会秩序。两千多年前我们孟子的一个学生发问，假定舜为天子，瞽叟杀人，皋陶为士，则如之何？这问题实在很好。皇帝的父亲犯了罪，舜是圣人做皇帝，皋陶是圣人做法官，如何处置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两段，他第一句说：“执之而已矣。”而第二句说：“舜弃天下如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他对法律主张严格，而对伦理亦婉转维持。日本戏剧里，有做警察的儿子对犯法的父亲，经过种种悲痛不忍的姿势，而终拿出手铐来。他们的教育，“法”与“情”之间，从“法”。他们的汉文书里有一课，大意如下：某某先生问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为大将，孟子副之，来征吾国，如何？”弟子不能对。先生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效死，击退之。”此即孔孟之教也。他们虽曾崇拜过我们的孔孟，然时时谨防受麻醉，他们对国家大义分明。

我见过一册竹越与三郎着《人民读本》，内容是日本国情和国力的现状，和政治设施的意义、目标，与世界其他强国的比较差别，国民见之，可以了然世界及本国的现状，是对国家的常识初步。这正是中国国民目前所需要，我劝膺白写中国的《人民读本》。他说没有正确统计，没有已上轨道的事，将什么报告国民？比如军备，其时日本常备军二十个师团，添一个二个师团要经国会通过。兵是国家的兵，顾国防亦须顾财政，关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说得出。清末练新军尚有步骤，我们浙江至最后始成镇（师）。民国以后，南北都如不羁之马，聚集在江苏就有二十六师之多。膺白本人就是负责编遣这些军队的人，可惜只是片时片段的整理，不久军事又起，这番难得的工作竟成绝响。人只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编遣而整顿地方秩序之心。为写《人民读本》，引起了许多心事，他说何从下笔？我建议一面写“常”，一面写“变”，即照理中国应该如何，而此时则实际如何，把一篇烂污账请国民过目判断。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我们回到上海，听到中华书局陆费伯鸿（逵）先生言，请梁任公先生编一《国民读本》，其用意甚相仿佛。我们觉得任公是写此书最理想人物，从此放下这一条心。

我们亡命时经济状况，有已得的出洋经费，可以维持生活，然还有缓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饰物都变卖了，链接婚纪念品亦不留。这种心理解放，是从我母亲处学得。连累一对朋友夫妇，他们暗中立意要补偿我其中一件纪念品，是膺白送我刻有字的一只钻戒。二十年后，我真个接到他们这件高贵礼物，和超过礼物百倍的友情。我珍藏而不使用。又十余年，待他们的长子——我们的寄儿结婚，我拿出来作为贺礼。少奶奶初从四川到沪，带上这件有意义的纪念物来看我，我说不出的欢喜。这对朋友即张岳军、马育英夫妇二位。数十年的友谊中，这件特别为我的美意和深心，我不能不记的。

靠有限积蓄而不能持久的亡命同志，动念到南洋经营农业。听来的消息，以前许多不识字赤手空拳闽粤劳工，到这法治而有秩序的白人殖民地上，立过很大的业。以为吾辈读过书的人，当能团结作成更有意义的局面，而自己亦能借以生活。俞咏瞻上代是商家，说起来似乎多懂些，来约膺白同行。这时英士先生已往大连，膺白曾以所知东北情形，尼其行而不果。在东京热心组织的人，关照以后见中山先生称“先生”而不名，同志间在背后提到中山先生亦只称“先生”。民国初年，不崇官阶，而提起中山先生、克强先生，都含十分敬意，都从自发。

我们决定到南洋之前，买了几种日本人所作关于南洋的书，膺白看了叫我亦看。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春三月，我们到了新加坡，这是英属南洋群岛中心点，欧亚往来必经之路。我们在旅绾小住，看形势后即觅屋居家。招待我们的陈楚楠先生能讲国语，他自己有一小型橡胶农场。我们参观其他农场时，亦坐陈君的车，每次他都陪行。后来我们时常遇见的还有一陈咏商君，是侨商家西席，丘文绍君是《国民日报》评论员，则不但通国语，且能国文，但不属产业家。

这里触目都是中国人，自巨富以至苦力，什九是中国侨胞。巨富大半由苦力出身，苦力中有自内地贩买而来的“猪仔”。“猪仔”者，自己卖身的奴工，有定期契约。其中聪明强干者，到卖身期满，出来向政府领地拓荒，以自己的经验，再从中国贩运劳力，种植橡胶椰子之类，五七年成熟，寿命甚长，出产源源不绝，遂以致富。其从事蔗糖咖啡，或开锡矿，办法相仿。当年凡急待拓荒的殖民地，鼓励人去开发，沃野千里，领垦不须出价，只要在规定的年限中垦荒成熟，不垦则地须收回。拓荒最要在劳力，此外则有银行可以周转资本。白种人怕热带生活，土人不够伶俐，中国人忍苦耐劳，遂成适应环境的骄子。这状况直到最近始成问题。然中国人在南洋的贡献功不可没，侨胞对本国贡献，亦始终是正号而不是负号。

亡命客到南洋站住而有成就者甚少，原因不一。侨胞大都为闽南的漳州泉州人，和广东的潮州人。语言比普通福建广东话更难懂。领事馆或社会组织无材料供后来者问津，指导与互助更说不上。有钱的人在自己愿意时，不吝捐款作善举，而很少肯指导别人成功，尤其与自己同类的事业。故请教外行人不得要领，请教内行人亦不得要领。人地不熟，名姓须假，虽殖民地，银行开户不能用化名，往往一到即将生活费交托侨商周转，后来整存零取，一事难成。去时以为略具知识，小有资本，成就较易，到后始知不然。做生意的人，必须对钱神经甚敏，利用不使一日空闲。这次亡命去的人不向侨胞捐款，然手头有限资本不能耽搁。据我所知，只一二不在乎耽搁的，交给所熟的人代为经营了。

膺白旅行马来半岛全岛，我只到过新加坡附近之处。我们都未到荷属，即今之印尼。不论英属荷属，先进侨胞有一件很可敬佩的事，他们很热心侨民教育。我们在南洋时，和我们同辈的大都不能国语，而下一代的孩子多入学校，学中文国语。那时还不知纾财归国办厦门大学之陈嘉庚先生其人，民十一（一九二二）我们由欧洲返国，经新加坡，始曾访他。

我买一本英文和马来语拼音的字典，对家里用的马来工人说话。然无法与闽粤侨胞的眷属通话。膺白劝我译手头携有的一册《南洋与日本》，以解寂寞。作者名井上清，我化名为黄率真，译成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如此一大片在人种上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十分深切的地方，那时找不着一本中国人的写作。我译完这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开始，我们听见那只有名的德国兵舰“爱姆登”，在一个早上经过新加坡与马来半岛间之海峡，从东口进而西口出，发炮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看见新加坡被召集义勇军演习操练，在热带的商人都没有体育训练，上操甚不整齐。我们看见日本海军到南洋，因日英同盟之故，英国人在东亚的属地靠日本代为维持。我们亦看见英国军人向日本军官举手行礼，日本军官那股庄严神气。膺白已见到而忧虑今后日本在东亚势力之增长。我译书完稿写序文之日，正是日本兵在我山东龙口登陆，占取德国人在中国的利益——胶州湾、青岛。这个举动应该由我中国人自己做而不做，日本人从此在我辽东半岛对面山东半岛立起脚根，而在中国本部滋事益多。本稿中有民十七（一九二八）的“济案”，廿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廿二年（一九三三）的《塘沽停战协定》，皆由此起。不幸民三（一九一四）在新加坡作杞人之忧的膺白，后来先后充当应付这些事的要角。国人健忘而不肯深入研究造因之故，而多求全责备由于曲突徙薪而且焦头烂额之人。

膺白在新加坡，应《国民日报》丘文绍先生之约，写过几次文章。其最长的一篇名“欧战的解剖观”，作于战事初起，署名“以太”，连载四日。他以海陆军力和物资，双方比较，断定德奥利于急战，先胜后败，英法利于持久，得最后胜利。当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问系何人手笔。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记于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战后之世界》一书中。

气候常年热，人情只拜金，我们在新加坡，形势大体明白，经营力有不逮，同样坐食而没有进步，开始另转念头。本来我们因在英在法朋友较多，入境亦易，已经打听过在彼生活程度，准备赴欧。我的同学丁庶为（绪贤）夫人陈允仪（淑），夫妇二人在伦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学公费供两个人的读书生活。允仪来信告我，吴稚晖先生全家在伦敦，每日只吃淡面包，每星期尝一次白塔油。我们闻而起敬，有意效尤。然其时李协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国的人已经东返，到槟榔屿即函膺白相会，我们不可能再到欧洲。克强、晓垣、醉六（石陶钧）诸先生尚在美国费城，我们拿这生活标准向他们商量，函去而请他们电复。他们来电说，估计不足，而不甚远，欢迎前往。驻新加坡总领事胡仲巽（维贤）先生大胆给我们一张赴美护照。当年只有美国入境最难，必须要护照。我们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连累胡君，再三请他考虑。他说不是帮我们回国，而是离国更远，可无干系。胡君乃馨吾（维德）先生之弟，其谊可感，这是我们亡命时惟一为护照而往访的国家驻外机关。膺白赴美的名义为新闻记者，观光巴拿马赛会。

从南洋到美国，我们不得不走回头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马尼拉为终点，要经过上海。我们因有通缉令不能在中国海上停留，所以要跳过上海的一段，先从新加坡坐小型短距离的船，到长崎换船。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韵松先生，他是由长崎来晤由法国归来之李协和先生的，他们是在江西时同事。我们上船时，彭凌霄、余维谦两位来送行，各人从口袋里摸出一页写有送行诗的笺纸来。当时患难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说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无国无家，连自己团体里少有可以谈志的人。彭先生的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