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后第一件不幸而可痛惜之事，要数癸丑（一九一三）南北用兵，革命党称为“二次革命”，袁政府称为“赣宁之役”。诚知有癸丑之战，则壬子（一九一二）何必议和？用兵结果，萌芽的新势力完全失败，官僚军阀旧势力成压倒胜利，从此旧势力为祸民国二十年，新势力亦因挫折而趋向极端。其事之经过与起因如次：民国二年癸丑三月二十日之夜，国民党国会议员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于上海沪宁铁路北站，次日因伤重死于北站铁路医院。宋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奔走革命，为《民立报》评论员有年。日本吞并朝鲜，谋占中韩边境之“间岛”，宋氏作有考据精详之文，以确定间岛之为中国领土。其死年仅三十二岁，为国家一大损失。
宋氏死后，上海租界巡捕房依据线索，将凶犯应桂馨及武士英二人逮捕，引渡于上海地方法院。从密电中查出，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洪述祖，承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意旨，勾结上海帮会首领应桂馨，许以“毁宋酬勋位”。价买武士英杀宋后，应即有电报告赵、洪曰：“梁山匪首已灭。”证据确凿，上海检察厅票传赵、洪到案，不理。在沪国民党要人与国民党势力下之赣、皖、湘、粤诸省，讨论应付之方，用法律抑用武力，久不决。袁政府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成立大借款英金两千五百万镑。财政外交都有把握之后，突下令免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粤督胡汉民职，同时派北兵南下。癸丑（一九一三）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事，称讨袁军，沪、宁、皖、闽、湘、粤先后响应，不及两月俱失败。讨袁军失败，袁政府大捕革命党人，强迫国会选出其为大总统后，即解散国会，毁弃约法。其后两年，称帝洪宪，几覆民国。
袁何以欲杀宋教仁？为宋一手组成国民党，民国第一届选举国会，国民党占绝对多数议席。以宋氏之才在国会，纵革命党如约让总统于袁，而制宪议政监督大权在国会，未来政府之不以为便可知，故必欲去之而后快，是枭雄不喜大法，不容政敌之一例。
我必须顺便解说“革命党”与“国民党”两者界限，两者似一非一，不但局外人常常淆混，即局中人亦不甚注意。革命党是民国以前参与革命者一个泛称，一般人提起革命党，会联想到烈士，含有甘冒非常的意义。故民国后舆论，称革命党为“民党”，指努力创建民国的人。具善意，革命者亦常自居为民党。实际革命党的组织为“同盟会”；同盟会者，革命同志的同盟。其中最大成员有三：（一）“兴中会”是孙中山先生所倡，中山先生是鼓吹中国革命的第一人，远在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他提倡兴中会于檀香山，次年成立于香港；（二）“华兴会”是黄克强先生等所组织；（三）“光复会”是章太炎先生等所组织。看会之名称，可知发起革命之意义；看会的人物，可知革命空气，在广东、湖南、浙江诸省者尤厚。光绪卅一年（一九〇五）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同盟会何以在东京成立？为知识分子之首先参加革命者，大都是日本留学生。日本不能容纳甚多华侨华商，但能容纳甚多读书人。明治维新更足以影响中国人的自励自振心，其文化、文字、习俗，乃至生活程度，皆与中国人易于配合。从日本回国的人，不求甚高物质享受，谋生而外，尚有余力注意国家的事。克强、太炎二先生均未到过西洋，而对本国文化皆有甚深素养。这些人往来中国、日本间，不但团结在东京的革命知识分子，亦容易吸收国内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且以籍贯之故，中国革命思潮由边疆而至腹地。华兴会、光复会虽后起，然革命势力之须团结合作，势所必至。中山先生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的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是中山先生所提出。同盟会同志信守纲领，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的。
国民党成立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八月，其成员为：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奔走而促成之者，宋钝初先生。其中同盟会于革命历史最久，此外或系帮会，或因人事而独树一帜，大抵都属于革命党。国民党之宣言曰：“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群小分立。”其政纲为：“促进政治统一，发展地方政治，实行种族同化，注重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此宣言与政纲显然系民主国家两党政治下一个政党，而其党员则为向来的革命党。但有一点，当时以为军人不宜分党，故革命党的军人均未入党，虽不入党，精神和心理自然属于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后，经中山先生改组，同志制渐变为领袖制，终成一党专政性质的党。其组织与意义，非辛亥以前革命党之旧，与民国元年宋钝初先生奔走而成之国民党亦不同。故国民党系由革命党人而成，而革命党人不全在于国民党。最初军人不入党，其后因意义不同而不入党。膺白即为如此的一人。
我今述我个人在二次革命所见经过。本章以下，我的经过大半与膺白共同。我与他以夫妇而兼同志，不论忙和闲，我常是他最近便的一个书记。但今所写，他不及见，是我自己的记忆和看法，归我负责。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冬，我们一行四人同车北上至天津；四人者，张岳军先生和夫人马育英，膺白和我。我在天津最熟，膺白住过北京，岳军先生住过保定，育嫂系初次到北方。同学侯宝琳君家帮我在河北区车站附近，租得一所三间平房的小屋，有地板，似铁路员工住宅，我们甚满意，除膺白一个旧勤务兵王渭文帮忙外，侯伯母还为觅得厨子老张。
这次北行为膺白在北京有几件须接洽之事，他的任务一半代陈英士先生，一半为自己，大概如下：（一）沪军都督府撤销的报告；（二）英士先生出国考察工商手续；（三）廿三师解散后的报告；（四）他自己出国考察军事手续；（五）观察北京新政府和社会一般情形。沪军善后分两项，报销和人事；人事又分两项，请资格和请深造。老少不同程度参差的人，却都热心从事革命工作一番，解散时曾拟三种办法：一种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登记任用；一种未必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稽勋褒奖；一种年青有志的，请给机会留学。膺白手里三项名单都有。廿三师的安排甚简单，几个团营长保送北京陆军大学为学员，余按军级退伍。膺白出洋的经费出自江苏省库，而非出自北京国库，此次到京接洽，与自己经济无关。这点任务，预定在北方有两三个月勾留。与英士先生约定，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我们由东三省经朝鲜，到东京会齐，同访欧美。其他同行的人，已到东京安排考察日程。我们由北方起程的原因：一是顺便，不必再回南，二是膺白对日本合并后的朝鲜建设甚为注意。他在军咨府筹办军事官报局，往日本参观并购机器，曾经到过汉城二次。他告诉我，听朝鲜孩子在学校唱日本国歌时的难过。他亦甚顾虑东三省前途，劝我这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取道于此。
任务在北京而居家在天津，我负一半责任，理由甚简单而亦甚天真。我在天津有旧时同学相叙，托辞居津，可避免参谒当局。我读过书的北洋女师，正是袁世凯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曾见过他几次。我以戊戌政变极同情主张变法的一派，对袁有成见，不愿接近。膺白到京谒袁时，他还提起我是他学生，何不往见，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对。除此以外，在津与南方电讯、交通都早一站。京津相距车程不到四小时，当天可以往来。我们四人分班入京，常留二人在津看家。我离开北方四年左右，此次天津不如以前热闹，而北京则改变甚多。上次我在天津，正值北洋大臣治下，开始新建设，实业与教育二事之提倡至显著，市政亦然。金钟桥、河北公园、国货陈列所、售品所，我都看见其开幕。中国人在贴近租界自建新式都市而乐居之，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津。此次天津在政治上减少了重要性，直隶都督不是北洋领袖，天津亦只是一个普通省会。我们住着甚为清静，我尤其如归故乡。
北京则昔日深闭之宫廷，成为耳目众多之总统府，许乡风俗改变得甚快。最显见者，新官场的社交、眷属活动，和夜市酒馆戏院的增添热闹。从前大吏冶游，御史据以参奏，此次闻“藩省”王公及边远代表到京谒见，当局嘱左右陪逛胡同。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亦出入著名的八大胡同，不以为怪。饭局之多，日必数起，浪费物质时间精力，乘酒酣耳热而谈政治的风气亦正开始。如此无振作气象的新生活，后来不知摧毁多少可以建国的新人。官僚化和腐化，在民国第一页史上即已注定。
在天津北京两处，我们恰巧逢着一次元旦，一次南北统一纪念日；元旦亦即是民国成立纪念日。两次都见市中彩牌楼高悬清帝退位诏书，以为民国的由来在此。军事当局见南来代表，辄曰：革命算侥幸成功。此种扬禅让之迹，表不打之功，政治上狭窄心理，为民国乱源之一。政治态度狭窄，不仅民初政府为然，但我们系初次感觉。一般人提到革命二字，总似存有破坏冒险之意。膺白与我同时起了一个念头，为国家必须消除南北之见，并愿以身作则，在北方多数人中，相习处，而表露革命者身份，以解说真正革命之义。这是促成我们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以后居家北方，先在社会努力，而后任职政府，实现民十三（一九二四）首都革命之一原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初，膺白在北京接洽之事已毕，已在津整顿行李，将照原定行程，向东北出发。忽接英士先生来电言，当选浙江参议员，拟到京就职，罢出洋之议。膺白接讯不以为然，复电不赞成；其不赞成之理由大致如下：中山先生办铁路，克强先生办矿，英士先生不就唐内阁之工商总长职，而出国考察工商，原属议和及让政时默契，既言出国，必当守约。此次在京，对北方政治及袁氏心迹，看得甚清，他绝对要把持政权。逼之愈甚，使之愈不放心，手段必愈劣，他比清室有力且凶。革命党人宜以真正学问道德报国，不在政权一时得失。大家以前急于革命，对建设未曾充分研究，宜乘机会充实自己。不然，双方致力于内争，徒使国家吃亏，于自己亦未必有利。膺白的意见甚迂，但甚坚决。电文不能详之事，特托岳军先生南行面陈，我们仍准备到东京候英士先生。岳军先生返沪面洽一切后，又奉命匆匆来津与膺白商。相见第一语说：“不得了，钝初被刺，生死尚未知。”他与钝初先生不约而同车北行。不数小时，上海来电报告钝初先生被刺身死情形，并促膺白即日南归。至此，我们毫不迟疑，将准备好东行的行李，立即搬上南下的火车。在车上遇着袁政府派往致祭的代表二人：郑汝成及何成濬。何本系克强先生旧属，郑则系袁氏亲信，后在二次革命时秘密到上海布置之一人。
宋案破案的线索由于密电。吴承斋（佩潢）先生在清末任职上海电报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时，上海尚未举义前，为电报而认识他。他与英士先生为吴兴同乡，能由电码一望而知其文，未出过国，而英文英语都极好。宋案从电报中寻线索，亦由他先想着。一个帮会头脑做过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亦办过南京总统府成立时庶务的应桂馨，忽然与北京要人频通密电，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应的家里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证俱获。教唆者为政府当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虽然置身革命，对不光明的杀人始终反对。
膺白到上海之日，同志们正感情冲动，谈论对策。对策有不同，而愤慨于袁政府之不法，则无不同。常常在同孚路黄克强先生家集会，通常参加者：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各省往来的代表。膺白亦每会都参加之一人。讨论来讨论去，原则只有两点：用法律起诉？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诉难以有效，显然可知。称兵则有是非成败两方面：从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国民党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从成败方面看，积极主战的人以为革命党用两支手枪夺过城池，辛亥有先例。郑重估计的人以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党已精疲力尽。人心之趋向亦与辛亥不同：辛亥是举国一致的光复，此时是两派政权的得失。民众对革命党信仰并未坚固树立，辛亥南京政府和各地军政府时间太短，尚无政绩予人留恋，亦有不经意而与人口舌之处。经不起袁政府以权利笼络，歪曲宣传。崇拜英雄空气与舆论，均与辛亥不同。膺白是在不主战的一面。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坚决主战，他们看到袁氏终将为民国之害。克强先生虽与钝初先生公私交谊甚深，又属湖南同乡，然言“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根基未固”，颇主慎重。又言：“措词非易，其苦尤甚于死者。”（见致梁燕孙电）可见当时看法不同，与意气难平之状。估计战略与战术，每被人讥为辛亥未尝有此。以辛亥经验，成败关键在南京与上海，克强先生有旧部任职南京第八师，膺白有旧部在上海为第六十一团，都计算作用武时主力。江苏有省军三师皆系新练，而苏督程德全已不复如辛亥之肯合作。六十一团虽浙籍，已另有所属。此时的浙江，更明显附北不附南。南京无苏督之赞助，上海无浙江为后援，军事得失，显然可见。
在此以前数月，克强先生撤销留守府时，一日与膺白谈到同志们未来努力方向。膺白偶然有一建议：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人，共同向一目标，分四个步骤工作：调查、设计、改良、创造；他预拟调查工作即须一二年。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于十人皮毛，谈兵纸上。以做人而言，趋向专业，不必定从政治讨生活。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间，国民方真个了解国事，中枢亦不至脑充血。他还说：中国人不但要学外国文，更宜学本国文，如蒙文、藏文。他提到日本人有东亚同文书院，即是培养深入中国的干部。许多事我们不做，人家要来做，我们正不怕没有事做，未来努力的方向甚宽，要在指点和促成这些方向。克强先生听这些话甚为动容，极怂恿膺白作计划，尤尽力筹款，并问第一期筹款十万元如何？又谈到此组织的名称，膺白拟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之义，谓民国将如旭日初升，光芒万丈。他回家告诉我，克强先生很起劲，很想留他。我谓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气味，这名称不甚顺眼。膺白自己已决定出国，其后亦不再有讨论机会。我今追忆述此，以证革命党人已确在想，在社会作和平积极的贡献。膺白这种念头，亦即二十年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前身）和新中国建设学会之前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后至七月，和战问题在上海久议不决。不主战的人不便多言，言亦无用。主战的人则并不能调度军事，为通盘计划，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不决之故，略述当时革命党之实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国会多数之参众两院议员；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强、英士诸先生；三、革命党人主治的赣、皖、湘、粤四省；四、曾为辛亥革命重点，而此时人情空气已变之江浙两省与上海。
国会凭民意法律则有力，离开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无力。中山先生在国内日子不长，当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见其实。克强先生每役躬临前线，黄花岗及汉阳均失败，南京临时政府他是先到而后撤，任劳怨最多。英士先生担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杂处之地，用之得当，人无弃才，稍一不慎，泛滥无归。以个性言：中山先生高瞻远瞩，主张而指挥；克强先生面对现实，量力而躬亲；英士先生不择细流，热血而侠义。此时皆高而无位，贵而无民，即使有决策，而执行须靠有实力地盘者。
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广东（胡汉民）是革命党当时实力地盘，然实力即在于地盘，而地盘并未稳定。一位江西朋友俞咏瞻（应麓）先生（江西军务厅长）述李协和（烈钧）先生治军之能，杂乱之众，纵不知敌人为谁，可以一番鼓励，立刻使之归队，向敌人冲锋。此种军队，可胜不可败，经不起挫折。一位湖南朋友石醉六（陶钧）先生（民五讨洪宪帝制为蔡锷将军参谋长）述湖南革命之际，秩序久不定，谭组庵（延闿）先生被举为都督，仍无法安纷扰之众。一日，他请出老母，除开太夫人养老，将家财悉数捐公；这一举动，群情感动，始平下来。李、谭二先生有此非常天才与气度，然江西湖南的基础并未树立稳固。安徽本甚脆弱，广东离中原远。有地盘者须计算全部实力和联络友军。慎于一掷，更属事理之常。
大概七月之初，李协和先生由江西到沪。他自被袁政府免职，延迟交卸，以待上海之决议，已数星期，北军日益进逼，乃亲自到沪。到沪后，见大势一无把握，上海仍是辛亥精神，仗零星鼓励，无通盘计划。当时，江西是实力最充足之一省，李亦是极豪气之一人，袁政府大借外债不由国会通过，李率先通电反对。最有胆有力之人以为无胜算，遂决定不战矣。一日，膺白夜深始归，言助协和先生写信，由赵厚生（正平）先生送赣，给在赣候消息定去留之同志。协和先生与膺白为丈夫团同志，其同僚彭凌霄、俞咏瞻、方韵松皆然。厚生先生与李为辛亥前同在广西工作之人。信共十余封，大意可留者留，不可留者出来共谋深造。辛亥幸成之局，形势至此，甚为沮丧。事仅隔日，协和先生忽匆匆返赣，但知受激而行，不知究竟。其后失败，不再言前事。亡命时，我家在新加坡，协和先生在法国，因欧战东归，抵槟榔屿函膺白曰：“丈夫团之真丈夫，有几人哉！”膺白特由新加坡坐船往槟榔屿晤之。民十三（一九二四）膺白摄阁，与李晓垣先生商决，电邀协和先生为参谋总长，其与北方国民军关系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