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一九一一）至癸丑（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逢大事皆决之膺白，膺白亦公私竭其忠诚。辛亥各省起义诸人中，军人多丈夫团同志，故沪军通电，英士先生往往以膺白名同具，则不烦解说。浙江独立，同志不知应如何组织，拟以上海为蓝本，曾邀膺白回浙主持，英士先生复同志电曰：“此间事更重要，万难割爱。”此系英士先生自拟之电，“万难割爱”四字，人以为笑谈。膺白亦以宁沪冲要，不能弃英士先生，宁为宾而不为主，无意回浙。南北和议成，沪军都督府取消，膺白肯转任苏督程德全之参谋长。在公为江苏地方谋复员编遣之功，盖辛亥以后，集四方之兵，无所归宿，以南京为最；在私为沪军都督府之善后，大部分须由江苏省政府承受。膺白以沪督参谋长而转任苏督参谋长，在苏督为资熟手，在沪督是便交代。当辛亥革命，沪督声势什倍于苏督，太平而后，则上海仅江苏之一县。苏督本驻苏州，南京临时政府撤销，苏省政府始移南京。其时南京承战事及一度设立过政府之后，人事及号令之烦，倍于他省，而驻军有二十六师之多（参看《感忆录》冷御秋（遒）先生文）。苏督以膺白任其参谋长，为之收十残局，作其接受沪军后事之条件，故气味不同，名位不增，而膺白竟肯担任，在极短期中，完成复员编遣之功。我若论史，此乃膺白一生对国家最大之功。其先自解散其最整齐之廿三师以为倡，亦后无前例。所以如此，原为破坏时期已过，建设工作方来。

不幸宋案发生，更不幸在癸丑（一九一三）前后，对公事见解，膺白与英士先生日渐不同。英士先生视膺白如弟，不以为然，亦由他直说。膺白事英士先生为兄，不听，仍陈述己见。惟癸丑以前，不同，膺白终跟着走。癸丑以后，则对组党，对革命方式，膺白持独立意见。同情者谓为独立特行，不明当时形势，及后起之秀，不快而中伤之，大半由此而起。

膺白有几点性格，极不宜于革命。他反对从事暗杀，以为此风一开，社会不得安宁，即在革命过程中不得已之手段，他不预闻。他反对利用部下反上，团长反旅长而为旅长，旅长反师长而为师长，以为此风一开，三五十年军纪难整，即在革命过程中，不主张以权利为饵。更反对利用土匪，他终生不与帮会有关，虽黑势力有豪侠之士，他离之甚远。此辈素养薄而野心大，辛亥以后难于处置之事甚多。宋案之应桂馨即其一例。

廿三师本有四团、一独立营。解散后留得一团，番号为六十一团，已另有所属，团长姓陈，系膺白原来旧属。论关系，团长中本有与膺白私交甚厚之人，或将东渡，或愿入陆大，独留陈团，实未想到再要用他。陈团统三营，分驻上海高昌庙、龙华、梅家弄，而以高昌庙有江南制造局，地势更为重要。以辛亥经验，得制造局即得上海。陈团之一营，即驻守制造局，故计算上海实力，以为有此可不战而定。

以膺白性格之严守分际，不越级管事而言，他此时与陈团关系，只有一点法律根据。当宋案凶犯从租界引渡到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后，苏督程德全以案情重大，有手令指由六十一团派兵看守，而请膺白主其事。如此办法，是将责任交在革命党身上，而膺白则虽已无权指挥六十一团，却可以调六十一团士兵看守宋案凶犯。其与六十一团接触，不在情理之外。陈团曾表示：欲战宜速，乘袁尚无备，犹可为力。当时上海虽尚有杂军，但无如陈团之整齐者。通盘之计久而不决，忽然郑汝成以海军改装便衣，猝从天津船运到沪，突入制造局，从此与陈团主客易位。上海将举事前，军事实一把散沙，大言投效之辈，空无实际。一日，膺白亲往高昌庙观究竟，被傅墨箴（孟，廿三师团长）、徐成之（士镳，廿三师独立营长）二先生闻讯往中途追回。二君系膺白武备同学，厚私交，时正由陆军大学暑期假归，深知浙江当局态度，而陈团亦因利害而游移，此去无利且险。

湖口已经起义讨袁，上海将响应，钮惕生（永建）先生所统率的松江学生军，比预约早日到梅家弄，向驻军开排枪示威，驻军知系友军，不还击。消息到高昌庙团部，于是郑汝成下令驻制造局之陈团，许出不许入，陈团悉数退出制造局。故上海起事，有进攻制造局之举，攻者亦仍是陈团所部，此役蒋介石（中正，时犹名志清）先生实身临前线。战局虽小，亦有两次功败垂成之事：其一，前锋已至濠沟，天雨泥泞，枪口为塞；其二，当时只有几枚炸弹，有连长张绍良至勇敢，自携一枚冲前锋，而与部下约，听其令同时掷弹。前锋已到制造局门，郑汝成兵向后退，张连长呼掷弹，不幸一弹正中张连长。为首者身倒，众复后退，自此不再有锐气。张连长新婚甫月余，呜呼，这样的壮士牺牲了！

二次革命大体形势，与上海实际，略如此。克强先生并不主战，一日忽只身赴南京起事，“只身”系接洽第八师两个旅长时之约。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系冯国璋之婿，其旅长则与克强先生有旧，克强先生如约只身而去，大势不顺，即被胁而归，南京情形略如此。后有何海鸣在南京，举事甚勇，我不熟悉其事。当上海事急时，英士先生数夜未眠。一日，膺白亦彻夜未眠之后，至中山先生家，告英士先生疲乏状，建议请中山先生嘱温钦甫（宗尧）与领事团商，由领事团提出，为战事扰租界居民不安，请南北双方离租界若干哩外作战，意在使北军不得以制造局为据点。当年外交之事，众都仰中山先生，而伍秩庸（廷芳）先生与温皆参与接洽之人。中山先生正与汪精卫早餐毕看西报，闻言即嘱膺白访温，传命如此如此。膺白正疲极，且年少气盛，脱口而出，此事请另派人。

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膺白因不主战，不肯担任沪军参谋长，然义与同志及英士先生共成败。英士先生以沪军名义讨袁，钮惕生先生为其参谋长，时间太短，文告不传。世人以历史关系，以英士先生之参谋长，必仍系膺白无疑，实属错误。亦有以膺白为代理参谋长者，更为错误。既肯代理，何不直当！癸丑七月下旬之一日晨，英士先生偕蒋先生同到福开森路吾家，沐浴，膺白取其自己白官纱衫请更换，是日陈、蒋二先生离沪赴甬。临行，有信数封嘱为转送，我见膺白与吴承斋谈此，未见信。英士先生行，上海战事亦止。七月卅日袁政府悬赏通缉克强、英士、膺白及李晓垣四人，此系第一张癸丑通缉令，有赏格，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揭示通衢，遍登各报。我与膺白均亲见之，遂搬住七浦路我亲戚家，亲戚姓周，与沈缦云先生亦为至戚，先一日送缦云先生登舟赴大连，次日送膺白与我登舟赴长崎，均在夜间，由主人自开车，时在癸丑八月初旬。惟英士先生赴甬后，复归沪，由沪东渡，其东渡之日在膺白后，离沪之日则在膺白前。某某数君后作英士先生行状墓志等类，轻心下笔，实未参与实际。膺白守一死一生之义，概未置辩。今膺白逝世亦久矣，故述当时情形如上。膺白东渡，张岳军先生同行，船名八幡丸，有中山先生铁路公署秘书宋君和眷属同船，头等舱已客满，我们在二等舱。

癸丑（一九一三）八月以后，革命失败同志先后到日本，日本人称为“亡命客”。岳军先生回到士官续学，使馆秘书林铁铮（鹍翔）先生隐护之，仍维持官费。铁铮先生吴兴人，是一厚道君子，我手边还有他两页诗词，他在有名的词社——“南社”，笔名“半樱”，待膺白尤厚。我家先住长崎，有亲戚家的店名“升昌裕”，认系小主人，避免了警察注意。日本警察不是特务，但甚尽职，对人甚客气，然倘被注意，以后行踪将无可躲避。在日本读书是一好事，为政治工作则利害参半，不得不慎。膺白在亡命时，始终用化名，有其旧时日文教师江口辰太郎代觅东京寓所，他重新回到读书生活，跑书店，在家则自编文法，教我日文。我系初次到日，见日本社会无游手空谈之人，勤俭而努力，一般人具有必要之常识。回思在祖国所见，北京之霸气，上海之浮气，皆不足以言新兴建国。

膺白在东京，仍继续劝英士先生留心近代工商业建设，陪同参观横滨工业展览会。膺白游名胜，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时，无不与我偕，而到横滨则只他和英士先生二人。十五年后，民十七（一九二八）之十二月，上海国货展览会之浙江省日，请膺白讲演，他有如下的谈话：

一生参与此种集会，此为第四次。第一次在民国二年，当癸丑革命失败以后，出亡日本，曾与先烈陈英士先生参观横滨工业展览会数度。第二次为公历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参观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数度。第三次为一九二二年，在法国马赛参观殖民地展览会一度。大致皆规模宏大，搜罗极富，以今日本会情形与之比较，不无逊色。惟当军事甫定之际，政府当局即能注意及此，筹备时间又极短促，有此成绩，实属难得之至。

二次革命事先主张不同之两派，到日本后更显然异趣。一派主张革命再接再厉，责同志胆小而逃，谓将组织敢死队以革命，并拟改组国民党。另一派人在东京安排各地流亡出来的青年，曾办有文武两个学校：文者名“政法学校”，武者名“浩然学社”；实地奔走其事者为殷铸甫先生。请得彼邦同情我国革命之学者来尽义务，我只听到名法学者寺尾亨博士在政法学校授过课。陈铭枢待殷先生甚有礼，似即系政法学校学生。膺白将离东赴南洋时，提起铸甫先生辛苦，不能留而多帮忙为憾。我因这印象，故民五（一九一六）返沪，独自先去找他，事详下章。民十三（一九二四）北方国民军，以二军最多麻烦，纪律亦差，但在紧要关头，派人与胡笠僧（景翼，国民军第二军总司令）先生本人接洽，他总持大体，他是浩然学社的学生。

民三（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外利用国际情势，内利用袁氏野心，对中国提出“廿一条要求”。上述主张读书的一派，组织“欧事研究会”，深恐日本挟亡命客以恐吓袁氏，曾有两次宣言，请袁一意对日，亡命者宁客死异乡决不乘国家之危。两稿一出章行严（士钊），一出赵厚生手笔。时膺白已不在东京，事后得稿，亦甚赞成。欧事研究会中人后在国会，一部分为“政学会”，政学会者，国会议员小组织之一，原属国民党，但大概不在国民党第一次改组之“中华革命党”内，其后曾与非国民党之政府合作，在南方曾与岑春煊派共事，故后来成为异己之恶名称。膺白不是国会议员，与政学会无关系，亦未与岑春煊共过事，他的朋友各党各派都有。但在民十六（一九二七）后，被人荣以政学系首领头衔。

英士先生不因癸丑（一九一三）之失败而改其与膺白私交，但其急进方式亦不因膺白之劝而稍改变，膺白亦不因其听不听而改态度。在东京时，一日在英士先生处晚饭后将归，英士先生留他稍待，谓有人自东三省来，运用胡匪极有把握。待其人至，见膺白甚忸怩，实系一无聊之人，然英士先生终信其言而赴大连，到大连并不能活动。膺白不能阻英士先生之行，甚为苦痛，遂决定离东京而至新加坡。动身之前，留一长函给英士先生，函尽日本卷纸一束，中有要点：“勿使革命行动为国民所误解，袁世凯正多方宣传革命党为‘乱党’，吾人不要真为乱党。勿上无根柢失意无聊者之当。以袁氏此时防范之密，爪牙之众，被派回国做局部破坏工作，其人如有心而真做事，势被牺牲。若属不坚定分子，则一离本营，鞭长莫及。前者驱有用之人，为无益之牺牲。后者将难得之财，供取巧者浪费。至利用土匪，或运动无宗旨之军队内讧，尤为国家无穷之患。”此系最后一次信，亦最后一次见面。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春，膺白由新加坡寄大连沈缦云先生函曰：

前田崎号转寄一椷，谅已邀览。郛于三月廿二日到新加坡，匆匆又十余天，前蒙介绍林秉祥、丘国瓦诸君，均因事回国未晤，其余陆秋杰诸公在吉隆坡，尚未去过。现拟在此间暂作勾留，借资视察，赐示请直寄下列地址陈楚楠君转交为盼。顷阅报谓英士在连大病。确否？郛自新正以来，到处巡游，行踪无一定，故与伊不通昔问者几三阅月矣。闻讯颇觉不安，先生见闻较确，望即示知为盼。此间实业界大有活气，南洋乃先生熟地，想均在洞鉴之中，惟坡中住屋甚少，先生若决计南来，望早示知，以便代为布置也。四月四日。

民五（一九一六），云南起义讨帝制，膺白由美归，在沪接洽浙江加入护国军，下章尚须述及。浙江之实力者坚持不扰乱其秩序，有夏尔屿者，奉派赴杭运动下层不成被捕致死，此与膺白虽毫不相关，然不成总是不快之事。不久英士先生被刺，亦是接洽一件不可信之事，使刺客从容而入，悲夫！

十余年后，吾家居莫干山，距吴兴仅一小时车程。民十八（一九二九）的十月十二日，膺白与我同到吴兴扫英士先生之墓，回思往事，怆然不能已。以英士先生的雄才，倘不早死，对国家必有更大贡献，革命固不惜牺牲，这牺牲实在太过了。公子铣夫坠机惨死，膺白适返沪，往慰嫂氏，事已兼旬，嫂尚双目红肿，公子惠夫侍坐。嫂告膺白，大哥哥（果夫先生）拟为铣夫营墓为飞机状，以资纪念，此万万不可，皆因英士墓大耗费，故损后福，当俟他日“抱子葬”，蒋先生送款未启视原封璧还，亦为不敢多费之故。“抱子葬”者，他年母子同葬之意，当系吴兴风俗。膺白述嫂氏之言，不胜其钦敬。我印象很深，故膺白身后，亦辞公家丧葬而未受。民十九（一九三〇），岳军先生长沪市，时蒋先生正当国，与膺白皆辛亥革命英士先生僚属，三人联名以故人资格向社会局请地一小方，醵资为英士先生立塔纪念。其缘起、经过、纪念文、演辞，均详《陈英士先生纪念塔记实》小册中。

友谊聊可补，亦且无及。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

如果当年与民国成立有关的革命前辈，思想能再进步一层，多以“民国根基未固”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设必由“和平”开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掷于一旦，而培养国家胜于党派、理知胜于冲动、恢宏胜于狭窄、条理胜于攘夺的下一代，吾人闭目以思，中国为何如耶？半世纪中，革命的国民党成功三次：辛亥（一九一一）、民十六（一九二七）及抗战胜利。每次有赫赫之功，国民或抛除成见，或抑制恐惧，拥护而仰望，而终归再遭挫败。建大国岂能用小智？有圈子则见外于福斯，而内争尤为国民所不安。当年坐而论和战的人，均早不在斯世，膺白是桌上最年轻的一个，当时思想亦并未成熟有系统，因其不主内战而对友谊遗憾终生，受无端谤诬亦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