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白崇禧</b>：字健生，生于广西省临桂县。时任军委会参谋次长。
<b>杨森</b>：在会战中被任命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负责在汨罗江南岸堵击日军。
<b>二见秋三郎</b>：第十一军副参谋长，直接分管后勤，反对进攻长沙。
<b>丰岛房太郎</b>：第三师团师团长。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
<b>杨干才</b>：第一三四师师长。会战前期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
<b>夏炯</b>：第二十军副军长兼第一三三师师长。会战前期负责守住关王桥。
<b>王超奎</b>：生于重庆市武隆县。杨森第二十军的著名勇士，曾调第九战区干训团校官大队受训，后升任营长，英勇战死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后，国民政府将他的牺牲地点“向公岭”改为“王公岭”，新墙乡改为超奎乡。
<b>向文彬</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在第二十军任团长，他的部队是淞沪会战时出名的尖子部队。
<b>池之上贤吉</b>：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第九旅团原为在山西太原组成的新编部队，后南调充当警备武汉的临时派遣部队。
<b>山崎茂</b>：第九旅团临时编组的集成步兵大队的大队长，奉命偷袭影珠山。
<b>杨汉域</b>：第二十军军长，指挥了影珠山之战。
<b>李怀英</b>：在第二十军任营长，是一个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指挥官。
<b>杨汉烈</b>：时任骑兵连连长，在影珠山之战中大放异彩。
经过两次长沙会战，杨森及其第二十军表现出的惊人潜力，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军政部专门派出一支电影摄制组，就地驻扎于第二十军内，以官兵训练以及组织民众为素材，拍成了一部战争纪录片，并制作许多拷贝，送各战区和部队观摩学习，以便吸取经验，普遍实施。
事实上，杨森确实已形成了一套适合第二十军特点的系统打法，基本要领是，当日军主力出现时，便隐身一旁，等日军主力通过后，再不停地对其后方进行袭扰，使日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看你跟看定时炸弹一样。
这颗定时炸弹的完全起爆时间，即为对手的撤退时间。此时，要把积蓄的全部力量拿出来，毫无顾忌地进行侧击、尾击、伏击。
第五战区所属的王缵绪、孙震，因掌握日军“扫荡”规律，也常常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方法，但在最后取得的实际效果上，都无法与“杨森战法”相提并论。
民众组训也是“杨森战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政部拍纪录片时，摄录了大量这类画面。
除了通过老百姓自发地刺探敌情、输送粮弹外，杨森还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群众战地组织，比如妇女慰问队、担架队、情报队、搬运队——这个搬运队不是辎重兵那样的角色，而是帮着搬老百姓的东西，在战时它们的作用往往不亚于正规军。
通常部队作战时，都要建立担架兵，担架兵必须是年轻力壮的士兵才行，这无疑要分去部分战斗力，但伤兵又不能不往后方送。杨森的办法是在民居设立紧急救护所和包扎站，由群众担架队就近抬送伤员，也就省去了担架兵一项。
一时之间，“杨森战法”在军中相当风行。有一次杨森回重庆，军政部还特地给他放映了这部片子。
各战区各部队的军师长、参谋长看过片子后，都学着杨森，从后方指挥所钻出来，跑到第一线去察看地形，并且逐个分析研究如何才能对日军展开破袭战。
大家都在研究，薛岳也在思考。
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杨森和第二十军迅速蹿红，薛岳却十分受伤。在南岳会议上，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身份讲话，说：“敌军此次窜犯，是自来自去。”
自来自去，就是来去自如的意思，实际上是否定了薛岳关于大胜仗的宣传。
薛岳与白崇禧素来不睦，他对白崇禧的这番讲评感到很是恼火，会后连续向蒋介石递交了几份辞职报告，并且愤恨地说：“再干，我就不是人！”
耍了一通脾气之后，老蒋在辞职报告上批了两个字：“慰留”。
身为职业军人，或许会头脑发热，或许会死要面子，但事后都会有一个相对较为客观的分析和检讨。薛岳也深知自己在指挥和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因此在重新设计保卫长沙的方案时，推出了一个新的战术，命名为“天炉战法”。
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将主力兵团置于长沙，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则前移至汨罗江南岸，结果吃了大亏。这次薛岳又回到原点，不过他的旧瓶里还装了新酒。
从新墙河到长沙这一段，尽管不会再组织主力兵团截击，但沿途会用二线兵团进行不间断的侧击和包围，所谓“天炉”，就是通过侧击和包围让日军有坠入火炉、遭烈火焚烧之感。
从“天炉战法”的创意上，多多少少可以窥见“杨森战法”的影子，而在“天炉战法”中，驻守新墙河的第二十军也确实是其中的一大关键环节。
杨森不敢懈怠，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就加紧对第二十军进行整补和训练——不先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
进入1941年12月中旬，湘北前线观察到日军调动频繁，接到侦察人员又得到了一份日军向乡公所强索苦力的文件——强索苦力是为了修筑道路，修筑道路是为了运输辎重，运输辎重是为了粮草先行。
薛岳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杨森也根据敌情和战区“天炉战法”的战略战术作了相应部署。
此时属第二十七集团军序列的共有三个军，杨森令第二十军守新墙河以南第一线，湘军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南岸第二线，在正面呈两线接力，而通城至平江的第一线转由滇军第五十八军把守。
这三个军的总体任务，就是给薛岳的“天炉”点起第一把火，给日军在“炉”内取取暖、升升温。
阿南即将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间隔第二次长沙会战仅过了两个月不到，这在军事上显得颇为反常，要知道前两次会战整整相差了两年，阿南曾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如此急急用兵，与局势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阿南有些近乎失衡的心理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阿南上任后的开山之作，从发动汨罗江南岸会战，到击溃第七十四军，这些战绩都让他扎足了面子和台型，太有腔调了。
可惜的是，后半段都让一个叫杨森的人给搅了。
会战结束后，南京侵华日军总部的一些人背地里议论纷纷，都说“长沙会战不打还好，一打反而给予了中国军队以反宣传的材料，很是不利。”
阿南提交报告，说明这一趟他没白干，爱嚼舌头的那些人不屑一顾：成绩不一定是做出来的，但一定是要总结出来的，你就吹吧。
辛辛苦苦忙了半天，原来自豪还停留在幻觉状态，阿南怒不可遏，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
阿南赴南京出席军司令官会议时，在会上大发牢骚，以致于会议就被他一个人给拖到了深夜。在日军将领中，阿南以沉稳著称，如此不寻常的举动，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浮躁之气，而这正是大战前所有指挥官都应力避之处，也是他的同行薛岳曾掉坑的地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偷袭得手，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南进政策”成为热点。从东京到南京，日军内部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战场已成为次要战场。
第十一军似乎要被边缘化了，日本参谋本部一再暗示，要从第十一军调动兵力去南洋，第6师团等绝对主力皆在此列，这让阿南如坐针毡，憋足了劲想在调兵之前再打一场大仗，以便在挽回脸面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发言权。
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早已蓄势待发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香港。第九战区奉命将粤军第四军、暂编第二军调拨南下，以策应英军守卫香港。
得知粤军南下，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向第二十三军发出照会电报，探询是否要出兵进行牵制。
电报是白天发出的，第二十三军尚未回复，木下勇晚上怎么都睡不着觉，脑细胞高度兴奋，最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决定不管第二十三军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都一定要出兵作战。
阿南的浮躁明显影响到了他的部下，或者说相互影响。据木下勇在日记中记述，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他曾“深思熟虑”，但这次只用一个小时就作出了决定。
1941年12月13日，木下参谋长召集作战主任岛村等一众高级幕僚，大家达成一致，拟成作战大纲向阿南进行汇报。阿南也早就按捺不住，当即予以批准。
木下的这份作战大纲，主要针对杨森所指挥的三个军。因杨森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抢眼表现，木下再不敢用第40师团这样的丙种师团去应付，启用的是第6师团，但后来仍觉得没把握，又把第3、第40师团的主力增加了进去，这样基本上已是一个师团对一个军。
开始都说得很好，出兵是为了配合香港攻势，牵制第九战区，但作战计划一经上级批准，阿南和幕僚们就动了“进攻长沙”的心。
牵制作战和大会战，准备期完全不一样，只能说人心里一旦有了坑，迟早都会把自己给套进悲剧的壳子里去。
1941年12月18日，汉口军司令部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别人尚可，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因直接分管后勤，对“进攻长沙”反对最烈。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二见把前线军队抬了出来：“要进攻长沙，请问第一线的气氛是否一致，全体将士有无完成的信心？”
二见以为前线会支持他的看法，不料那些无脑武夫并不领他的情。部队还在集结途中，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第二天就抽空跑到军司令部，告诉木下参谋长：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副参谋长那是在瞎扯，我就愿意去长沙！
士兵们好了伤疤忘了疼，第3师团已在集结地公开扬言：“我们师团这次是开往长沙的。”
见内部有所分歧，阿南且不公开宣布“进攻长沙”，先打上一阵，看看效果再说。
第3师团情绪最高，但集结过程中便撞到了霉星，由于粤汉铁路发生列车事故，未能在开战的这一天完全集结到位，因此首发作战的仅为第6、第40师团。
1941年12月24日傍晚，两师团一东一西，第6师团强渡新墙河，对阵第133师，第40师团强渡沙港河（新墙河分支），对阵第134师，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新墙河河面宽度七十米，水深不足一米，到处皆可徒涉，加之当晚湘北下起大雨，夜雨笼罩下，能见度非常低，为日军强渡提供了掩护，但是第二十军的防守和作战能力仍让对手大吃一惊。
战前，杨森在防守上做了精心布置。所有便于陡涉的登岸地点，均埋有地雷，岸边架设有伪装的层层铁丝网。河岸阵地以各村庄为据点，用交通壕将它们连接起来，每座村庄里均建有砖石结构的厚实掩体。
第二十军以往在平江或通山作战，虽有重创第33师团等不俗战绩，但当时的位置和角色，只与足球场上的边后卫相仿，现在提到了前锋，想射门就射门，想秒杀就秒杀，何其过瘾，因此参战官兵斗志高昂，在强敌面前发挥出了较高水准。
日军战史在记录当晚的强渡作战时，多次用“顽强抵抗”四个字来对守军加以描述，这使日军在惊讶不已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棘手。第6师团长神田在山上督战，一连几个小时不肯下来，始终紧张地关注着战况的进展。
第二十军的顽强，当然并不能完全抵消力量对比中的弱势。
师团规模的日军一般火力极强，仅在单纯的步兵联队中，就含有多个重机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机枪中队只要往前一压，所编织出的浓密火力网，会让对手产生一种阵前全是机枪的感觉。
步兵炮更是进攻利器，活动起来异常灵活，可以随步兵移动而移动，并凭借直接射击方式，定点清除第二十军的掩体和机枪阵地。
在步兵联队后面，还有重炮配合，炮弹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落到地面形成的弹穴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就像在稻田里插秧。大炮小炮齐击之下，第二十军辛辛苦苦构筑的据点顷刻间便被击毁，战争越是现代化，就越得承认人力终究不是火力的对手，血肉也难以跟炮弹相抗衡。在日军炮火的覆盖下，官兵们钻在战壕里都会感到空气的灼热，难以抬头睁眼，连耳朵都得捂起来才行。这种情况下，即便在阵地上硬挺几个小时都非易事，更不用说用轻武器进行对抗了。
经过连续夜袭，河岸阵地终被突破，日军于深夜强渡成功。
在“天炉战法”的整体战略中，第二十军主要起诱兵作用，按理随时可以伺机后撤，对于新墙河防线并无死守必要。但第二十军打惯了硬仗，听到要撤退，普遍都有一种失落和羞愧的心理，无须杨森下令，夏炯和杨干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作战。
新墙河阵地属于双层复合结构，河岸阵地为第一层，自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北岸，还营建了纵深达十二里的据点式主阵地。
这些阵地以关王桥为中心，大多位于主要道路侧面及要点高地之上，周围还筑有一些分散的五角碉堡，目的就是控制交通运输线。
夏炯和杨干才做了分工，夏炯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杨干才负责守住关王桥。为了节省兵力，两师都没有使用全军设防，而是采取了抽精兵据守的方式。
夏炯抽出的是第398团所属、原为团预备队的王超奎营。王超奎的规定任务是，以排为单位，占领九个据点，死守三天后，再到关王桥集合。
当日军进攻时，各排在据点内各自为战。日军急于攻破阵地，为扫清据点前的鹿砦障碍，竟不惜动用燃烧弹，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守军伤亡过半。
第三天下午，王超奎见已完成任务，遂下令突围。副营长杨曦臣率领士兵占据后方高地进行策应，王超奎则奋不顾身，率先跳出外壕，与日军肉搏拼刺，以掩护部队后撤。
肉搏过程中，王超奎被日军机枪打中，受创三弹而亡。杨曦臣见状，急忙率部冲回，连着牺牲两名排长，硬将王超奎的尸体抢了回来，然后且战且退。入夜后撤至关王桥时，全营已仅剩一百多人。
王超奎的尸体被运至师部，夏炯听完经过，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王超奎身上，抚尸恸哭，在场者无不怆然泪下。
关王桥是第二十军在新墙河防线的最后根据地，日军也清楚其重要性所在。为稳固其后方交通线，投入一个联队，采用步、炮、工三兵种合作的方式，连续三天，从左右翼与正面对关王桥进行立体式强攻。
杨干才用于防守关王桥的是向文彬团，淞沪会战时出名的尖子部队。三天里，湘北天气非常恶劣，整天狂风怒吼、雨雪交加，战壕内的积水直没膝盖，尽管作战条件和环境异常艰苦，但向文彬团日夜奋战，一步不退。
日军曾攻入关王桥一角，向文彬率部几次反击，又把他们给推了出去。日军战史中承认，因遭到向文彬团的“顽强抵抗”，关王桥战斗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因白天伤亡太大，日军便利用晚上发动袭击，对这种不靠谱的偷袭战术，向文彬的回应非常直接：不靠谱，就把你打成靠谱。
向文彬团始终坚守不动，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关王桥岸。日军费尽力气，仍毫无进展，只好绕过关王桥，径直南下。
在新墙河防线的激战中，第133师共有两名团长负伤，营连长各一人阵亡，第134师的伤亡也很大，“天炉”也因此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和烈度。
1941年12月26日，杨森将第二十军主力予以收缩，撤入关王桥以东的山区。
日军于24日强渡新墙河，25日驻香港的英军便提出投降要求，香港遂告陷落。
这对阿南来说，却未必是好消息，因为牵制第九战区的意义已不存在，按照道理，第十一军该打道回府了。
阿南想来想去，实在不甘心。
多次给自己找麻烦的第二十军被赶到了一边，部队马上就要强渡汨罗江，长沙眼看指日可下了，这时候匆匆忙忙回去，不仅会导致前功尽弃，而且等于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免费的宣传材料。
阿南决定不收兵，继续在岳州指挥作战。他为此找到的理由竟然还是“牵制”——香港虽已陷落，但第九战区向广东所派部队仍未撤回，在今后几天内，还有可能发起攻势，这种时候，千万松懈不得。
这一“牵制”，就又牵制到进攻长沙的主题上去了。
阿南对前景很是乐观，他从破译的薛岳密电上看到，防守汨罗江的是湘军第三十七军，这不过是一支二线兵团，要攻破其防线并不困难，长沙乃至株洲“极易进入”。
作战主任岛村正在搜集和掌握第九战区后方的一些情报，他发现这次薛岳排出的实际是一个倒金字塔阵形：前方是二线兵团，后方却已出现了一线主力兵团的影子。
岛村感觉不对劲，便改了调门，向阿南提出，进攻长沙需要慎重。
对幕僚们的突然变卦，阿南极为不满，晚上冒着风雪跑到作战主任室，拉着木下、岛村谈到深夜。
除了继续强调“牵制”的作用外，阿南还抛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你们下不了进攻长沙的决心，是对于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之故！”
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这些做幕僚的怎么能懂呢？换句话说，你们的性感都比不上我的预感，还是站到一边，听我指挥吧。
见司令官发了火，木下、岛村赶紧附和，阿南的思想工作算是做通了。
按照阿南的要求，军参谋部将相关方案报请南京总部批准，回电让阿南大失所望，说是要不要进攻长沙，还需根据东京批示和广东方面的实际情况再定。
这帮官僚，决策效率真是要多慢就有多慢，全听他们的，你得上吊。阿南在日记中记下“不必消极”，“不必消极”的意思就是照自己的一套先做起来。
1941年12月28日，阿南重新下达攻击令。
此时因连日降雨，汨罗江的河水不断上涨，很多地方已不能徒涉，这让阿南有些着急，派出数架飞机前去进行侦察。起先云层较厚，侦察较为困难，到了下午，天气转睛，不下雨了，空中侦察也变得顺利起来。
阿南视为喜兆，不由得又高兴了起来。
1941年12月29日，日军三个师团以徒涉、乘坐橡皮舟、架桥等方式，先后渡过汨罗江。对于在南岸防守的第三十七军，阿南非常轻视，把对方当成可以手到擒来的小虫子，准备加以围歼。
对于“败走”的第二十军，其后的第三十七军，阿南已经不在意了，他眼睛里全是长沙。
侦察机向阿南报告，残余的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退却。特种情报已确实证防守长沙的部队是第十军，这是一支主力兵团，但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到打击，目前兵力还能保持多少，成了一个未知数。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南决定独断独行，不再等待南京总部请示，他命令各师团朝长沙全力进攻。
这一天，作为“火炉底部”的长沙城也进入了紧张时刻。
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开始，第十军便不分昼夜地加固工事，修筑地堡。通过新墙河、汨罗江两战，薛岳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此次日军出动的兵力没有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大，且伤亡和疲劳比中方还大，因此也增强了一战而胜的信心和决心。
以往日军兵临城下，战区指挥所都会出城后移，这次薛岳仅将指挥所移往岳麓山，在长沙就近指挥守城战役。
原赴广东的第四军奉命立即回师，限时在株洲集结。包括第四军在内，薛岳对所有赶来长沙参加会战的各兵团都有一个统一要求，即近者不得先到，远者不得迟到。
鉴于日方强大的电报破译能力，第九战区专门建立了通信中枢，长沙以南全部改用电话联系，这使得阿南始终无法完全掌握薛岳的兵力调动情况，以致于形成了长沙兵力薄弱的错误印象。
对进攻长沙，日军基层部队起初并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强渡汨罗江时，多数第一线官兵还认为：“这次作战是为了配合香港作战，到31日结束，随后便要反转。”
渡过汨罗江后，却并没有“反转”，反而有了继续南下的迹象，各师团对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普遍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直到29日傍晚，收到阿南进攻长沙的命令，才如梦方醒。
三个师团当时的行军秩序是，第40师团拖后，第3、第6师团突前，其中第3师团担任左迂回，以便对第三十七军形成包抄后进行围歼，这是日军极为典型的迂回打法。
三个师团中，第3师团长丰岛与阿南的思路最为接近，阿南便把尝鲜的机会抛给了丰岛，下令由第三师团“迅速由捷径进入长沙。”
上级的器重和垂青，犹如给第3师团上下打了一针兴奋剂，师团各部大叫着“只有我第一个先到长沙”，马上甩下第三十七军，争先恐后地往前突进，在从长沙以东的浏阳河徒涉后，即全部涌向长沙城南。
第3师团一撤，左边露出空隙，第三十七军这支“小昆虫”趁机突围，钻到东面山区里去了。
眼看围歼第三十七军的大功即将告成，阿南的一纸命令让第6师团 “真有睛天霹雳之感”，这时他们才注意到邻近的第3师团已不告而别，跑长沙抢功去了。
第6师团长神田“异常愤慨”，气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谁都不是天生的傻子，第6师团也未尝不想第一个进长沙，可是阿南让第6师团先守住浏阳河的渡河点，再考虑进攻长沙。
等我到渡河点，没准长沙已被第3师团给完全占领了，神田心里这个着急和郁闷。当下他将第6师团编成两路纵队，向浏阳河一线急进。
平时行军，不管任务多么紧急，第6师团至少要在途中休息三个小时，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这次神田连这个都给免了，赶着部队不眠不休地彻夜狂奔。
1942年1月1日，第3师团主力逼近长沙城。天明雾散，日机巡回一圈，没有发现附近有中国军队的踪迹，遂投下了象征占领长沙的膏药旗。
在几个月前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4师团曾有不战而入城的先例，第3师团也以为自己凭空捡了个大元宝。于是一众官兵山呼万岁，对着初升的太阳，向东方的日本皇室进行了遥拜，并约定晚上要在长沙城内庆祝元旦。
在这一乐观气氛的影响下，野炮联队长与步兵联队长勾肩搭背，把水筒里的酒倒出来相互举杯庆祝，炮兵祝步兵马到成功，步兵祝炮兵发发命中，好不其乐融融。
中午时分，随着守军的外围警戒部队撤入城内，日军攻入了长沙东南郊区。其时，木下参谋长正代表阿南乘坐飞机视察战场，观察到这一幕后，向地面部队投下大量贺年慰问和鼓励的信件。随行的日本记者团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凑到舷窗前，临空抢拍战场情况。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点。
第十军主力的防御重点正在城南，抵抗也“极其猛烈”，他们对于每一座地堡和建筑物都不轻言放弃，双方围绕一街一堡一屋，展开了殊死争夺。
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彻底破坏，日军无法运输大批辎重，只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步兵炮，而在岳麓山上，薛岳部署了一个野战炮兵旅，除有许多步兵炮外，还有四五十门重野炮、山炮及重迫击炮，加上居高临下，火力优势上超过了日军。
第十军在城内所建地堡多为一人高，目标暴露，本来日军用步兵炮完全可以清除，但因火力遭到压制，根本就不敢拿出来使用。
步兵攻地堡，伤亡不小，进度很慢，直到傍晚，第3师团都未能取得大的进展。
师团长丰岛急于占领长沙，直属的加藤大队奉命冲上战场。
加藤大队是第3师团里公认的精锐部队，特别擅长夜袭，丰岛此时遣兵，也是要发挥这支部队的长处。
只可惜第十军越战越勇，士气极其旺盛，此时只有他们灭别人，岂有别人能碰得了他们的。
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玩心跳玩得出了圈，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竟然还想靠前指挥，结果腹部被子弹打穿，随行人员也几乎全部丧命，仅剩一名兵长死里逃生，返回指挥所进行了报告。
兵长逃回时，还不知加藤已死，师团参谋长闻听大吃一惊，连忙说：“这可太严重啦，大队要全力以赴夺回大队长。”
加藤大队的士兵喊着“救出部队长”，接连发起数次死亡式冲锋，但都是以死亡开始，以死亡结束，毫无效果。
战场之上，同是尸体，指挥官往往比一般士兵更重要，无论哪一方都要拼死争夺，为此哪怕付出巨大代价，这不光是指挥官的身份问题，也因为他们身上往往有很多不可外传的秘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加藤绝对是个宝。
从加藤随身所带的图囊中，第十军士兵搜出了各种计划和命令，由此获知第3师团携带的弹药已经不足，且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第3师团装青春装励志，结果却把自己逼到了装疯卖傻的程度。薛岳看完缴获的加藤文件后，非常高兴地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从阿南独断决策，要进攻长沙开始，第十一军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就在29日那天晚上，副参谋长二见突然接到木下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到岳州，为进攻长沙进行后勤筹备。二见满腹牢骚，临走前，他在日记上写道：“（进攻长沙）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阿南一冲动就要攻长沙，后方却完全没有准备，连子弹都没有着落，二见到岳州之后，恨不能去跳海才好。
向前方输送补给，最重要的是得有兵站路。从新墙河至长沙的原有道路已被破坏，必须重修，而因为事先没有讲好，军工兵队中的大部分已被派去南洋或宜昌，仅剩下两个独立工兵中队和两个筑路队，活多人少，干起来实在不易。
那段时间湖南雨雪交加，工兵队刚刚修了一段路，又被大水冲毁淹没。经过空中侦察，发现无法补修，只能从东部丘陵地带重新开辟道路。
工兵队对那一带的地形并不熟悉，拿着一张同样不甚准确的中国地图进行作业时，犹如盲人摸象，反正是看到障碍就绕着走，看到树木就砍下来，最后工兵队几乎变成了伐木队——将砍下的原木铺在地上，能保证载重汽车勉强通过，这就算是有路了。
临时修成的兵站路凸凹不平，且路线迂回曲折，加剧了运输的困难。
与此同时，留在关王桥的向文彬团也找他们麻烦。
1942年12月30日，下着雪，第40师团所属的辎重兵第40联队往前线输送补给，走到新墙镇东南的一座山神庙时，进庙休息。
晚上向文彬团跟踪至此，将山神庙围了起来，一时手榴弹雨点一样向庙内飞去，日军匆忙架起机枪进行抵抗。向文彬团向火力点发起冲锋，一连倒下三个排长，连长一跃而起，用手榴弹将机枪手炸死，夺过机枪朝日军猛扫。
第40联队觉没睡好，还被揍得鼻血直流，联队长森川敬宇中佐及部下百余人战死，损失骡马三百余匹。
这还只是日军未进长沙之前。
新墙河战斗结束后，杨森率第二十军主力退入东部山区。薛岳来电，让第二十军往南昌方向开拔，以抵御该处日军可能发起的攻击。
杨森很不高兴，认为以第二十军所拥有的战斗力，应该随时进入正面主战场，怎么反而越调越远了？
顾及薛岳的命令，第二十军往湘赣边界稍微挪了挪，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开过去。未几，薛岳再传电报：日军已进入长沙。
幸亏未搬家，否则就是无用功。
战前薛岳与杨森有过密约，即日军不进长沙便罢，一进长沙，立即停止收发报，以防泄密，双方的情报联络改由侦察兵负责。
侦察兵跑来跑去，肯定没有电报速度快，但这时候杨森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已不用薛岳交代了。
“杨森战法”取法于新四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术，其要领之一便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被杨森比喻成是跳交谊舞。
日军原先掐着杨森的脖子，如今手一松，注意力都被长沙吸引过去，这就轮到杨森扑上去掐他们脖子了。
第二十军在日军外围大打破袭战，毁坏道路，并不断攻击日军工兵和后勤部队，其作战方法无所顾忌，总体原则是见人杀人，见军鸽射军鸽，见军犬捕军犬，见骑兵先杀人后夺马。
日军一支后勤小分队开到一座村庄附近，见炊烟不起，家家上锁，以为是一座空村，可他们又怕屋里面埋着地雷，不敢住进去，便在野外搭帐篷露宿。"
孰不知第二十军正藏在屋里，上锁不过是迷惑日军的假相而已。到了深夜，一行人悄悄潜出，把这支后勤小分队全给杀光了。
此事发生后，吓得日军小部队都不敢轻易出动，遑论工兵，导致道路被破坏后，迟迟无法抢修，粮弹辎重自然就运不上去。
犹如是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第二十军看上去只是小打小闹，却足以令日军痛到呼天抢地、满地打滚。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最让前线日军怨声载道的就是缺乏弹药，他们步枪里的子弹还是出发时所携带的那些，总共一百二十发，打完即止。
加藤的文件很无情地透露出这一事实，也难怪薛岳要欣喜若狂了。
一路顺风，半路伤风，说的是会战中的第3师团。
1942年1月2日，随着薛岳一声令下，岳麓山上的炮兵旅突然发威，所有榴弹重炮向第3师团进行齐射。
这些重炮的口径都在100毫米至150毫米之间，射程远，火力足，要塞和海岸阵地常使用这种类别的重炮，阻击军舰的炮，用来打步兵自然是小菜一碟。
日本兵被炸到血肉横飞，从岳麓山上都能看见黄呢大衣碎片在空中散落。他们平时应该很少能尝到这种猛料，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人同命不同，如今也该体验一下火力覆盖中“挨一日似三秋”是什么滋味了。
日军竭力用火炮还击，但效果微乎其微，连丰岛师团长进入炮兵观测所指挥时也遭到了炮击。
岳州指挥所内，阿南还能做到泰然自若，军参谋部的幕僚们可没这么好的心理素质，已经个个面色忧愁，那心跳到都快要爆肝了。
战事失利，军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因此成为罪魁祸首，上上下下都埋怨他办事不力，无法为前方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弹药。不得已，二见亲自来到位于新墙镇的兵站进行视察，但这也就是做个样子罢了，前线状况未能得到丝毫改观。
1942年1月3日，见第3师团久而无功，阿南下令第6师团参加攻击长沙。
第6师团长神田巴不得呢，他挺直腰杆，留下一部守卫渡河点后，即率主力向长沙城北开去。
岳麓山的炮弹有了新的买家。战后统计，炮兵旅的重炮弹共打了五百余发，山炮弹最多，一万余发，全部不用花钱，免费赠送给两个师团。
神田兴冲冲而来，来了之后腰杆又被炮弹给打得弯了下去。
另一边，第3师团不是无功的问题，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走向了危险的边缘。
当天，日机开始从长沙向第3师团空投弹药，但对于激烈的战斗而言，空投的方式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这些弹药又用完了。
日本兵的枪膛里没了子弹，被迫屡屡用刺刀进行冲锋，而第十一军由于弹药储备充足，则越打越精神，不仅毫无退却的征兆，有时发起的反冲锋比日军还多得多。
偶像就是假相，眼看将要现形，阿南还在故作镇定，他在参谋室的黑板上写了一句汉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幕僚们一看急了，什么时候了，不酸文假醋你会死啊。他们全都涌进军司令部，劝阿南下令“反转”。
阿南其实早已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只不过是抹不下面子，现在幕僚起哄，正好在半推半就中推出“反转令”。
人生就像开飞机，飞多高不是关键，关键是落地一定要稳当。这个时候，阿南心里还很笃定，认为他虽没赚到多少，保本还是没多大问题的，撤军一定会撤得稳稳当当，实现“软着陆”。
他没想一想，对手怎么可能答应呢？
1942年1月4日深夜，第3师团仓皇逃离长沙。第十军首先发觉这一动向，即派小部队出城夜袭，顿时使日军队列出现混乱，大衣军毯、武器和尸体丢得到处都是，而以往日军撤退，即便是败退，也一定会事先毁坏武器，带走或火化尸体。
主力联队行军过程中，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远远地用日语问了一声：“谁？”
黑暗之中，彼此都分辨不清，联队军官以为是先行的辎重部队，下意识地回答道：“我！我！”
话音未落，轻重机枪一起扫了过来——敢情这是从株洲北上的第四军一部，一天前就在这里建立了伏击阵地，早已等候多时。至于日语问讯，那叫脑筋急转弯，为的就是兜你这种凑上来的死鬼。
伏击部队一面发射照明弹，一面投掷手榴弹，接着从四面发起冲锋，一度冲到了日军联队的军旗附近。
联队军旗下面就是联队部，联队长拔出战刀，围绕军旗组成圆阵，拼命抵御第四军的进攻。一名军官事后追述说，如果对方手榴弹的投掷距离再延长十米，人和军旗就都要被炸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