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夏炯</b>：绰号“夏马刀”。毕业于泸州讲武堂，他在杨森帐下，属于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战将。
<b>木下勇</b>：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七期。时任第十一军参谋长。
<b>阿南惟几</b>：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陆军大学第三十期。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作战以沉稳著称，但有时也不失真性情。
<b>杨干才</b>：第一三四师师长。作战特点是快、准、狠。
<b>青木诚一</b>：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四十师团负责进攻第二十军所在的平江地区。
<b>今村</b>：第四十师团参谋长。在指挥上与青木有分歧。
<b>岛村</b>：第十一军作战主任。战略思想上与阿南司令官南辕北辙，阿南要第四十师团铲除第二十军的威胁，他则认为应把第四十师团调到湘北正面作战。
<b>神田正种</b>：第六师团师团长。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一期。他曾以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长的身份，参与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其部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之一。
<b>王耀武</b>：生于山东省泰安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时任第七十四军军长。
<b>廖龄奇</b>：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时任第七十四军所属第五十八师师长。战败后因“临阵脱逃”罪被捕枪决。
<b>杨汉烈</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六期。他是杨森的二儿子，也是杨森唯一一个从军抗日的子女。
在发现自己指挥出现严重失误的那一瞬间，杨森曾经有过廉颇老矣式的惶恐，但这也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
桥归桥，路归路，活着就得有点抗击打能力，这叫强人本色。
杨森当初攻占通山，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平江，但收复南林桥，让他有了意外的发现，那就是打日军侧面或背后的破袭战，代价不高，收获很大。
军委会和第九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胜利的经验时，也提到，先前杨干才攻克南林桥，影响了日军的运输系统，打乱了冈村的战略部署，使其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准备，会战由此拖延了将近半年之久。半年时间，对于湘北的防御部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杨森前后贯通，对破袭战、游击战、运动战与民众组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当然，所有战术究竟高明与否，靠的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必须在实战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打磨。
第二十军身处抗战最前沿，机会从来不缺，这次试验的对象是通城日军。
杨森把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夏炯唤上阵来。
夏炯喜欢打个人的小九九，热衷于往上爬，早年便以“泸讲”首领自居，搞小团体，排斥其他军校的学员。除此之外，他在军中的声誉也不如杨汉域那么好，有“威有余、德不足”以及“为威不怀德”的恶名。
从当团旅长开始，每逢战争，夏炯就派几名卫兵扛着马刀随行。这些马刀都有用途，谁要是敢擅失阵地或临阵脱逃，夏炯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掉他的头。死在他刀下的连排长和士兵不在少数，当然其中也不乏冤枉的，所以人称夏炯为“夏马刀”。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杨森认为夏炯还缺乏整合和统领第二十军的能力，然而与此同时，夏炯又是一个优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你只要冷冻他一下，让他全神贯注地去指挥作战，就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夏炯最大的缺点，恰恰就是他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威”。
在他眼里，真实的战场之上，并没有多少人性存在的余地，流行的便是杀人不眨眼。据汤恩伯集团军的老兵回忆，有一次某连撤退时，丢失了一支步枪和轻机枪，没法向上交差。警戒中看到友军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落伍，正好手上端的是步枪和机枪。于是该连很客气地予以接待，并留他们住一夜再走。到了晚上，住宿的两人就被暗杀了，武器截留下来。事后这个连偷偷上
报，上级不仅没有责备，还表扬：“有办法。”
看似不可理喻，但汤集团却以能打仗著称，连冈村都一度为之头疼不已，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这个连来说，他们杀人成性，敌人杀，自己人也杀，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也许不适合做楷模，但只要用到合适的地方，那就是传说中的虎狼之师。
的确，夏炯没有“德”，刀下也有许多冤死之鬼，可人家夏马刀的威风确实是砍出来了，乃至于所到之处，无不闻风丧胆。有人甚至还借夏马刀的威风来吓唬人，特别是在战场上，如果支持不住了，只要喊一声“夏马刀来了”，众人立刻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定在阵地上，死也不敢再往后退了。
夏炯奉杨森之命，率第133师与通山敌军形成对峙。通山日军大概从来没让人这么盯着看过，很不适应，当下便气势汹汹地派出一千多人马来冲击营寨。
夏马刀来得真好，一刀砍过去，把日军杀得大败。日军挨了揍还有些懵懵懂懂，摇摇脑袋又来碰硬钉子，紧跟着一刀，这下砍醒了，再不敢跑出来乱蹿。
看人不爽这件事还是烂在肚子里吧，免得出去找不是。
夏炯完全把通城当成了破袭战的试验场，他不断派部队夜袭通城日军，并伏击其运输车队。通城与附近大沙坪的日军相互依赖，夏炯就把两地的交通通信全部切断，省得你们眉来眼去，相互壮胆。
夏炯没来之前，通城日军的日子本来很好过，夏炯一来，日子超级难过。
事急矣，非得大家凑份子救命不可了。
总部驻于岳阳的第6师团出面，将包括通城、大沙坪在内的周围四县日军抽调出来，凑成四千多兵马，配备以特种部队，对第133师所属的鄂南防区展开大扫荡。
战斗开始后，第133师所属的凤凰楼、阳台光阵地先后失守。激战至午后，薛岳给杨森打来电话：“凤凰楼、阳台光是第九战区的门户，限当晚24时收复两战略要地。”
又是限时，杨森将此命令转发夏炯。夏炯分配反击任务，将进攻凤凰楼的重任交给了陈德邵。
陈德邵是行伍出身，时任第399团副团长，此人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在凤凰楼前，他很快便有了一个让他欣喜的发现：日军主力正在搭设帐篷露营。
想想当天的天气真不错，不太冷也不太热，如此环境下露营，真是既惬意又放松，可就有一样，早晨的营养得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
陈德邵主动送营养来了。他集中十门迫击炮，对着日军炮兵阵地及露营区就是一顿猛轰。
打得正欢的时候，第二十军辎重兵团恰好送来大批迫击炮弹，于是便都拼了命地往炮膛里塞。
露营日军的福气好到像突然掉进米缸里的老鼠，平时哪有这么多炮弹奉送啊
。炮击前还是花好稻好，炮击后顿成残花败柳了。
炮战的同时，陈德邵挑选精干官兵，组织了三支轻装突击队，总攻即将开始。
突击队不是现在用，是晚上用。入夜之后，他们分成三路，由小道到达指定地点，发射信号弹后便冲入敌营。
日军白天大受刺激，正准备躺下来闭目养神呢，根本就没招架的心理准备，突击队呼啸而过，日军前哨阵地被歼灭百余人。
见突击队得胜，主攻部队乘机猛袭，经反复冲杀，于午夜时分将日军一举击溃。
夏炯棋先一着，已提前将第397团埋伏于凤凰楼北麓，为的是截断日军退路并阻击其援军。
陈德邵一面继续肃清固守凤凰楼的残敌，一面指挥十门迫击炮交叉发射照明弹、燃烧弹、榴霰弹，把个凤凰楼的山前山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日军的一举一动皆清清楚楚。
前追后截之下，日军东奔西跑，自相践踏，蒙受重大伤亡。直到第二天拂晓，在通城日军炮兵的掩护下，其残部才得以摆脱追击围堵，逃入通城避险。
这时候，阳台光尚未攻下，陈德邵率部前往助战，亦迫使此处日军退出。
第133师经一昼夜激战，完全收复失地，并彻底粉碎第6师团组织的鄂南大扫荡。统帅部为此传令嘉奖，给有功人员论功行赏，颁发荣誉勋章。
因第399团在反扫荡中表现出众，军委会还特派战地摄影队驻团拍摄了关于凤凰楼反击战的纪录片。
通城日军指望组团扳本，结果是集体蚀了老本，士气由此一落千丈，躲在通城城内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即使第6师团增派兵力协防，仍无济于事。
杨森与人为邻的规矩是，你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你最后还是不尊重我，我弄死你！
他以攻为守，对通城日军袭击袭击再袭击，日军不出城便罢，一出城，第二十军必然要以迅雷之势上去打把秋风再说。
日子要一天天过，日军在城内度日如年，渐渐失去了守城的信心和意志。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杨森纵兵而来，从通城东西两面进行夹攻，经一夜巷战，敲掉了守城日军的脊梁骨，通城被成功收复。
破袭战小有成就，杨森研究战术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自1940年起，苏联对中国实施军援，除向地面部队出售俄式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外，还派大批军事人员到各战区充当顾问，进行战术指导。
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总部也来了一位苏联顾问，名叫车尔卡日夫。
车尔卡日夫的军衔为上校，具备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能提出许多极有见地的建议。比如通常筑造掩体时，机关枪掩体的枪口一般是正对防线前方，车尔卡日夫说错了，枪口不应正对前方，而应正对侧面，这样才能以侧防火力来构成交叉火网，从而封锁敌方前进道路，敌方为此蒙受的伤亡也将更多更大。
杨森听后，大为赞赏，认为这位苏联上校一针见血，确有水平，马上按其建议进行改进。
车尔卡日夫在总部上课，杨森每次都亲临听讲，无论筑垒作业还是防空作战，均让参谋及时纪录，整理后印发各级军官学习，以提高军官们的战术意识。
苏联顾问的到来，对丰富第二十军的战术和打法很有裨益，但中日军力差距极大，火力方面仍是日方占据优势，苏联顾问的大兵团战术并不能完全照搬套用。接下来的冬季攻势，便好好地给杨森上了一课。
大沙坪位于鄂南崇阳至通城公路上，位置显要，是日军的前进据点，对第九战区防线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第九战区把攻占大沙坪作为冬季攻势的主要目标，共组织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七八个师向大沙坪发动进攻。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湘北公路和桥梁被战区完全破坏，日军的机械化特种部队固然无法南下，但自己的手脚也相应被束缚住了，各部的山炮及辎重车辆无法推进，已全部撤至后方衡阳搁置。
大沙坪与通城、通山等据点不同，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大小碉堡群。碉堡周围全部设置鹿砦与铁丝网。这样的攻坚战，纯步兵是无能为力的，可是又缺乏火炮支持配合，于是只能使用迫击炮。
迫击炮打步兵和阵地还行，却对付不了碉堡，无奈之下，战区采用了人浪战术，即每天出动一个师，作波浪式前进。
没接近碉堡之前，日军纹丝不动，一进入其有效射程，顿时拉出一道道炽烈的火网，冲锋部队几乎就是上去送死的。
七八个师，每个师都遭受很大损失，弄得残缺不全，第二十军也不例外，只有第133师因有守备通城任务，未去参战才保得完整。
如此大的代价，要有所收获还差不多，实际情况是日军碉堡群毫发未伤，更不用说收复大沙坪了。
薛岳咋咋呼呼地组织攻势，到此也唯有偃旗息鼓，来个悄悄收场。"
对杨森而言，这是一个反面教训，也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死打硬拼并非良策，适时运用破袭战等新战术，才能使自身拥有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
很快，这一结论将再次得到证明。
在日方战史中，查不到第一次长沙会战，取而代之的是“湘赣会战”。名字都并非随便乱取，而是各有用意，据冈村宁次说，他在指挥作战前就没想到要占领长沙，不过是要消灭湘赣两省的第九战区主力而已。
冈村的“攻而不取”有其合理性，因为以日军当时的动员能力，确实还无法对长沙做到长久占领。
事情是这么个事情，道理也是这么个道理，让人为难的是，中方并不认可冈村的说法。
发现日军全面撤离湘北后，国民政府马上向国内外媒体发出通稿：“日军无法攻占长沙，即日已行退却。”
随后各种庆祝胜利的活动都来了，追击有功的各部队被予以表彰，甚至军委会还利用缴获的战利品，由一个营的参战部队重新现场演绎，拍了一部名为《湘北大捷》的电影，搞得冈村很没面子。
冈村有苦却说不出——如果不为攻长沙，仅为消灭战区主力，那么试问，你消灭没有？
没有，连影子都没看到，第九战区主力直到撤退追击时才现身，可那时已不是你消灭他，而是他要揍你了。
自武汉会战以来，冈村在日本前沿将帅中一直既叫好又叫座，他走到哪里，脚底下的闪光灯就追到哪里，刷刷的一片，那真是人见人爱，这个风光啊。
到长沙，绊住了。
忙忙叨叨半天，还落一通恶评，这点儿背的啊。日本人的思维有时很机械，冈村不检讨自己战略战术上是否有失误，却埋怨中方在宣传上不配合：你们说我要占领长沙，纯属诬陷！
冈村从上到下都是一副挨骗受气的样儿，一个劲对上级嚷嚷着要再攻一次，以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拿下长沙，或歼灭中方主力。
上级当然不会答应，组织一次大会战，所需惊人的人力物力，你以为是小孩玩家家呢？
过了没多久，冈村调任华北，第十一军司令官易人。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蠢蠢欲动，颇有超越前任之心，可惜他的运气更糟，一出门便摔个大跟斗，在江西上高被打得鼻青脸肿，而踹翻他的对手正是长官部位于长沙的第九战区。
第九战区所部按任务划分，可分成两个类别，其一是“中央军”主力兵团，包括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等，特点是善于正面攻防。其二是地方兵团，以杨森的第二十军为代表，惯于潜入敌后，破坏日军联络线和运输道路。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薛岳以主力兵团发起进攻，以地方兵团进行袭扰，行动活跃，越战越勇，已逐渐成为第十一军的最大宿敌。
1940年3月，木下勇少将接任第十一军参谋长，上任伊始，他就感觉武汉总部的气氛“普遍沉闷”。
与中国军队不同的是，日军幕僚一般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在有的部队，幕僚甚至能代替主官进行指挥。木下勇当时就认为，要使武汉总部的气氛由“沉闷”变成“明朗”，必须以战养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
一个月后，园部因在上高会战中指挥不当而被免职，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阿南和木下勇的意见一致，都计划对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挽回士气。
一二把手张牙舞爪，总部的老幕僚们却都面有难色。当着阿南的面，他们忍不住诉说起“湘赣会战”时随部队征战的情形，听完这些亲身经历者近乎声泪俱下的讲述，阿南和木下勇才终于明白，原来冈村并不冤枉。
湘北正面虽是平原，但水域较多，在没有湖沼的地方，第九战区采取了“化路为田”的办法，经过破坏，原有公路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冈村被逼无奈，只好以坦克车代替轧路机，利用秋旱田干，把田埂铲平，才勉强修出了临时性的简陋通道，尽管这样，后勤仍经常脱节，而且越往南进困难越大。
到冈村决定撤退前，日军步兵所携带的干粮，最多只能再吃一个星期，且已相当疲惫。而当时第九战区尚未使用的部队还有五个军之多，处于以逸待劳之势，以冈村的精明，这笔账他不会算不出来。
听到这里，阿南倒吸一口冷气，但他随后说的是：“攻取长沙不成问题！”
阿南经历显赫，先后担任过皇室侍从武官、陆军省人事局长，此前又在华北任师团长，是一个自我期许很高的人。当然他说不成问题，并不是真觉得没问题，而是认为只要假以时日，技术问题不难解决。
阿南指示幕僚，“高山大河何所惧”，新的长沙会战一定要打，不过从现在开始，就应着手对各种技术和细节进行具体研究。
第十一军参谋部于是展开工作，首先对一名被捕的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进行审讯。这名参谋参与过湘北阵地的设计，他供认了湘北阵地的部署情况。接着，参谋部出动飞机侦察，确认其供述与实地情况相符。
此外，多次空中侦察，也使第十一军得以大致掌握战场道路的破坏状况。
若说这些侦察有什么空白点，那就是对山区阵地缺乏了解，基本心中无数。比如平江幕阜山，主要是杨森自己在布防，战区长官部的幕僚对此也不一定清楚，而复杂的山地对飞机侦察来说，同样是个盲点。
依据所获得的情报，阿南及其幕僚进行了多次兵棋演习，也就是在沙盘上模拟对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作战计划。
因为山区的情报资料不足，拟定计划时，对平江究竟使用多少兵力又成了一个问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33师团出兵平江，只是把平江作为一个障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迂回包抄长沙。不料平江没有拱开，还吃了大亏，这次幕僚们有所重视，决定使用第6师团、第40师团合力对平江幕阜山进行扫荡，以铲除来自侧翼的威胁。
阿南再次审查草案时，觉得如此用兵太过浪费：我一共才几个师团，怎么能把两个师团都拖在山区呢，而且还是第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你们的脑袋是不是都被门框给夹了？
他拿起笔，刷地就把第6师团划掉，转用于湘北正面，只留下第40师团进山作战。
大战硝烟未起，杨森已提前闻到了味道。
新墙河是当时中日两军正面对峙的最前线，在河的两岸，各有一段空隙，即所谓的缓冲地带。休战时间久了，这里就成了两不管区域，既无人收税，也无人约束，第三方势力趁机渗入。
第三方势力跟两军都不搭界，属于混社会的，也就是三教九流、地痞流氓这类，他们在新墙河两岸开妓院设赌场，竟然让真空地带有了一丝畸形繁荣的景象。
杨森看在眼里，也派出一些精明强干的侦察人员，乔装打扮后去开设赌场，实际是以此为掩护来刺探日方情报，同时暗中进行严密监视，防止己方情报外泄。
一旦察觉到对岸日军警戒松懈，侦察兵便趁晚上越过河岸，深入敌后进行刺探活动。
日军前线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杨森的耳目。搜集到的所有情报显示日军正在进行战前动员，杨森一边将相关情报送至战区长官部，一边加强自身部署和防范。
第二十七集团军内部序列做了新的调整，除第二十军外，增加了滇军第五十八军，两军同守通城、平江，其中第二十军在通城以南，第五十八军在平江以北的幕阜山，杨森则坐镇于长寿街，进行左右调度。
阿南在正式发起会战攻势前，先派第40师团对幕阜山进行扫荡。第40师团刚一启动，杨森即命第二十军各师进行侧击。
杨干才作战的特点是快、准、狠。第134师潜师夜行，驰近第40师团的外围据点马鞍山，并出敌不意，在拂晓时分直登马鞍山顶，而守敌尚未知觉。
官兵齐呼：“抓活的呀，抓活的呀！”一边喊一边打倒了两个哨兵。山顶的日军不少，还有一门山炮，但听到外面呼声震天，不知道来了多少兵马，连抵抗都不敢抵抗，就逃下了山。
因侧击地点并非连绵起伏的深山区，日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种飞机是德国送给日本的容克式轰炸机，比日军在淞沪战场上使用的飞机还要先进，俯冲投弹及机枪扫射的命中率很高，其凄厉的尖叫声也足以摧毁人的神经。
有一段时间，地面部队可以用机枪或步枪齐射，将飞机给打下来。后来日军在飞机腹部加装了一层钢板，便拿它没办法了。
第134师占领马鞍山，几乎兵不血刃，但在飞机的肆虐下，伤亡了二十多人。为免增加更多的无谓伤亡，杨干才传令撤兵，临走前，因带不走山炮，就用手榴弹将其炸毁。
第133师发起侧击后，吃的也是这个亏，夏炯的师部被日机轰炸，特务连也伤亡惨重。
虽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但侧击仍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由于第二十军的骚扰式进攻，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重松支队被迫将预备队留下应付，先单独进入山区，随后便跟杨森所指挥的第五十八军不期而遇，撞了个满怀。
第五十八军虽系云南地方军，却是“中央军”的甲种编制，坐拥三师十二个团，且此前未受过大的挫折，战力正强。而从第40师团到第十一军总部，对幕阜山的中方布局均云里雾里，重松支队竟然还以为前方一片坦途哩。
在迫击炮和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日本兵纷纷倒下，重松支队所据高地成了“凄惨的战斗场所”，眼看连联队军旗都快保不住了。重松支队想要反击，可是因为与预备队早已分离，又反击无力，支队长重松洁大佐急得大叫“军旗危险”，亲自拔刀督战，才没有被第五十八军给逼到家门口。
第40师团主力闻讯前去救急，杨森发现日军各联队中间出现了相当大的空隙，即指挥第五十八军乘隙杀入，将其分隔开来。
在山区战场上，一时出现了敌我掺杂、各自缠斗的混战局面，这当然不是日军想要的。
第40师团长青木诚一中将在高地俯瞰战局后，无可奈何地对身边幕僚说：“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师团本身，也没法做得比联队更好了。”
所有这些战斗都是在晚上发生的，天一亮，等青木师团长将主力联队集中起来，准备发动反击时，袭击他们的第五十八军早已消失了。
悲哀的是，重松支队仍在挨揍，比它还要惨的是其预备队后藤大队，因为上山较晚，又与主力失去了联系，后藤大队遭到了第五十八军一个整师的包围。
各种轻重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如雨般飞来，后藤大队阵地狭窄，躲都没处躲，人死了一大堆不算，两挺重机枪也给炸飞了。
1941年9月14日，木下参谋长到岳州指挥所，得知第40师团陷入困境，不由大吃一惊，但他仍认为第40师团能够自己单独搞定，只需解除其侧翼威胁即可。
阿南和木下为这次会战准备了一支二线兵团，即荒木支队，木下便命令荒木支队前去支援。
荒木支队搭乘汽车赶到前线，忙没帮上，反被第五十八军给挡得寸步难行，只好挖掘战壕，以类似阵地战的形式往前缓慢推进。
第40师团战前有一个会战的预计伤亡数，一周之内，这个数字就超了一半，而会战还没有正式开始。
第40师团如此苦不堪言，完全在阿南预料之外，他正琢磨如何从湘北正面实现突破呢，却还要被侧面一堆烂事所困扰，这个恼火啊。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40师团“未尽全力”，应让作战主任严加督促。
1941年9月18日，在阿南的亲自指挥下，第十一军对湘北展开全面攻击，新墙河首当其冲。
由于经过精心准备，守军防线很快遭到突破，阿南喜不自胜，立即向师团长打去贺电，同时“感谢上苍”。既然正面进展如此顺利，他也就不愿花太多心思去管第40师团了。
正面凯歌高奏，第40师团在幕阜山上却仍是步履维艰。山上全是坚固的既设阵地，第五十八军在前面阻击，第二十军在旁边侧击，那个难过啊，就跟在地狱里行走一般。
仅仅过了一天，又被打死了一个少佐大队长，士兵的伤亡就更不用说了，第40师团指挥高层逐渐在打法上产生了分歧，有人不干了。
师团参谋长今村中佐认为应停止深入山地，转而向第6师团所在的平地靠拢，理由是第40师团的任务乃“掩护侧翼”——上面只要我们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就行，没让在山里干耗，咱可不能再这么二了。
青木骑虎难下，但他比幕僚长要面子，不肯认怂，还坚持要往前推，今村越劝，他越来劲儿。
我是个把舵的，你最多就是个撑船的，我还没慌，你慌个球啊。
今村急了，猛不丁地掏出尚方宝剑，说向第6师团靠拢，正是军作战主任岛村中佐的意思。
敢情阿南与他的作战主任在战略思想上也南辕北辙，阿南是要第40师团铲除对方的侧翼，作战主任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有那空，还不如把第40师团调到湘北正面，还能多一份力呢。
阿南所托非人。青木手拿旨意，也不经师团长批准，即令第40师团下山，转向湘北正面的平地战场。
那一边，阿南倒是越打越顺，他渡过汨罗江，正准备直接攻往长沙，但中途忽然获得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
第十一军总部有一个特情班，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中方密电。特情班通过破译，得到了一份薛岳的完整会战计划，其中透露，薛岳已部署部分主力兵团于汨罗江南岸，即将由东向西侧击南进日军。
没有什么情报比这个情报更重要更关键了。阿南随即派飞机侦察，证明情报完全属实。
阿南立即放弃原方案，转而在汨罗江南岸组织会战。各师团奉命东向实施包围，大部分师团从事正面攻击，即“主作战”，第40师团的任务仍是迂回平江，实行“次作战”，并限定其于21日傍晚攻占平江，以合拢包围圈。
第40师团好不容易从苦海里钻了出来，结果扑通一声又跳了回去。
鉴于第40师团初期所遇到的困难，木下参谋长和作战主任岛村全都悬着一颗心，怕这个师团不能如期抵达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