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师团果然“不孚众望”，到21日傍晚一看，离平江还远着呢。

眼看战机紧迫，阿南也急了，除派飞机助战外，又修改路线，向第40师团下达了“立即转进梓江，向平江挺进”的命令。

其实真不能全怪第40师团，要怪，就得怪山区的路太难走了，即便从梓江行军也是如此。

那里的山间小路只能通过一列纵队，整个师团的行军队列，据说长达五十里，花了足足两天时间，才到达梓江，而从梓江到平江，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也得五十多里。

阿南再也等不下去了，在第40师团抵达梓江前，他就下令启动了南岸会战，对已被包围的中方主力师团发起攻击，这里面自然不包括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

军作战主任岛村一心向着第40师团，见第40师团几乎已撞入了死胡同，他连觉都睡不好，深更半夜地便把参谋长木下给摇醒，请求让第40师团从事“主作战”。

折腾完木下，天亮后，岛村直接又跑到阿南的房间，重申了这一请求，并且实话实说：第40师团迂回平江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没那能力，不如派第6师团替代。

有时候挺难的事，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阿南倒也能理解，当即予以批准，随后给两个师团下达了最新命令。

第6师团一向自认为是最有实力的师团，现在阿南把第40师团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了他们，那个得意啊，当下撸胳膊挽袖子，情绪亢奋到不行。

第6师团沿途凶神恶煞，行军速度也远超第40师团，其尖兵部队排成两行纵队，信誓旦旦地要“首先进入平江”，一路都不肯停顿，直到距离平江仅有两里路时，才就地休息。

得到日军要进兵平江的报告，杨森表现得镇定从容，没有丝毫慌乱之色。有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他对这些紧急状况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有杨森亲自坐镇，尽管大兵压境，整座县城的秩序仍平静如常。平江城内的一万多民众都被动员了起来，于一昼夜间，将城区储藏的食物、弹药及重要物资全部运往山地秘密隐藏。

杨森的第二个预案是，一旦抵御不住，就继续采用过去伪装潜伏的办法，和日军在大山里兜圈子，当第6师团逼近平江时，他已率总部人员先行钻进了平江南面的山区。

两里路程，如果不是因为山峦叠障，平江县城完全可以尽收眼底，但正在坐地休息的第6师团尖兵却接到命令：“尖兵返回。”

当天早上，第6师团通信班收听到了第40师团的无线电报，上面称：“本师团已到达平江。”

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想不到第40师团居然如此鬼祟：说去不了，一家伙便蹿到了前面，真是亮瞎了我这双贼眼。神田急忙变更前进目标，率部掉头去参加“主作战”，以免被这个忽然交了狗屎运的第40师团给比下去。

如此拼命地跑来跑去，结果竟是白辛苦一场。接到回撤的命令，第6师团的官兵就像小孩子到嘴的点心被打掉一般，个个哑然失色，目瞪口呆。

这些沮丧不已的家伙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只剩两里路程就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40师团当然没能占领平江，它是这么一回事：第40师团的发报员在播发无线电报时，误把梓江打成了平江，“本师团已到达平江”，实际是“本师团已到达梓江”。

阿南和第6师团还有纠错的机会，但另一个意外的出现，再次拯救了平江。

汨罗江南岸会战即将结束之际，军参谋部获得最新情报，第七十四军正向这一战场增援而来。

早在兵棋推演中，第七十四军就受到阿南及其幕僚的格外注意和重视，视其为“最精锐中央直系部队”。上高会战日军惨遭败绩，第七十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被日本人称为“虎部队”，此后第七十四军上升为甲种战略攻击军，无军委会命令，禁止用于作战或移动。

薛岳请示调用第七十四军，实乃无奈之举，因为在此之前，其他主力兵团都已在汨罗江南岸被日军相继击溃，这是他手中剩下的最后杀手锏。

第十一军的计划是，结束南岸会战在前，继续向长沙推进在后，第七十四军的突然现身，无疑给他们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一众幕僚经过研究，决定调第6师团与之抗衡。岛村当晚拿着这个方案去找阿南，请求解除第6师团占领平江的任务。

阿南答应岛村，用第6师团替代第40师团，并不是卖人情，而是他本身就想不惜代价地占领平江，以图消灭杨森总部，然而到此也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

因一字之误已经撤回的第6师团，接到阿南的电报：“不要占领平江”，正好来个顺水推舟。

阿南发起的汨罗江南岸会战，把薛岳的作战计划搅得一片纷乱。

会战尚在进行时，日军一支先遣突击队直插长沙，薛岳误认为日军主力已攻入城内，急忙率领幕僚撤出长沙，由于跑得过于仓促，连密电本都给丢掉了，造成一段时间里，薛岳与军委会失去了联系。

整个战区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蒋介石赶紧致电各军，授权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统一指挥节制。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阿南才意识到，不占领平江乃一大失策，顿时把肠子都悔青了。过了一年，他还在为此做检讨，碎碎念地唠叨来唠叨去，埋怨自己怎么如此糊涂，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占领平江。

在阿南看来，如果当时能够抓住并摧毁杨森总部，或最低限度使之陷入混乱，中方就会丧失指挥核心，后面也不会出那么多麻烦事了。

阿南的所有麻烦，都是由杨森所引起的。

杨森遇事不怕事，平时照惹事，平江危机解除后，他一边临时调度和指挥整个战区，一边施展自己的新战术，准备到第十一军背后去和阿南开开玩笑。

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指挥失误的教训，此番杨森不敢马虎，他对日军的进军路线和途径作了认真推敲，然后又率领高级幕僚，在前沿进行仔细观察，最后确证日军仅由湘北正面进犯长沙，平江至通城一线勿需再重兵警戒。

杨森点了状态正佳的夏炯为先锋，自率大军督后，朝湘北潜行而来。

空中一直有日军侦察机竟日监视，第二十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可由侦察机电告日军总部，为防止泄密，杨森被迫让部队进行伪装，即尽量打扮成老百姓，以免引起敌机注意。

第133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了新墙河南岸，日军工兵部队正押着强拉来的数千民工，在赶修从新墙镇到大荆街的公路。

日军师团从甲种、乙种到丙种，兵员、野战能力及火力配备逐次降低，不过即便是丙种师团，也配有山炮兵、辎重兵联队，甲种就更不用说了。在平地作战，这种特种配备往往势不可当。

预防到这一点，第九战区在战前就对新墙河南岸的道路网进行了彻底破坏。尽管第十一军参谋部对此做过研究，但并无更好良策，这使得成建制的坦克和重炮部队在前进途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几乎是寸步难行，最后不得不解除配属，返回原地。

现在日军修路，只是为了向前方输送必要的后勤给养及其辎重，已经没有余地供特种部队开进了。

前方战事越紧，对后勤需求越是迫切，所以日军工兵忙得不可开交，又是修桥铺路，又是填沟平土，根本不知道路旁有那么多的“偷窥者”。

工兵只有几百，都不够第133师塞牙缝的，然而附近大荆街还驻扎着日军步骑兵及后勤部队两千余人，并配有十余辆坦克，此外，新墙镇也有大队日军，如果过早暴露位置，以至打草惊蛇，恐怕会遭到围攻，也达不到破袭目的了。

夏炯在详查地形敌情后，当机立断，决定复制鄂南反扫荡时的战术打法，兵分两路，一路夜袭大荆街，一路夜袭筑路日军，同时阻击新墙镇敌援兵。

负责夜袭大荆街的仍是陈德邵，在第399团以副团长的身份代理团长。陈德邵对夜袭战做了周密布置，组织突击队、便衣队，还从师部调来了一个工兵排，全部轻装携带地雷。

大荆街是日军的粮弹仓库所在地。当晚午夜两点，穿插到敌后的便衣队发射信号弹，早已准备就绪的突击大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击溃日军的警戒和守库部队。

紧接着，突击大队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易燃物品，焚烧仓库，大荆街上空顿时黑烟冲天，弹药仓库相继起火爆炸。

守库部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守备日军都在周围露营酣睡。夏炯集中迫击炮向其猛射，打得敌营混乱一片，人马相互践踏，仍逃不出浓密火网。

另一路以第398团为主，轻易便击溃了日军的工兵部队，被掳民工乘机逃回家园。

第二天拂晓，日军整顿部卒，仅剩步骑千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反击，此时第133师已全部进入预设主阵地。

头天晚上，工兵排已在主阵地前的地面埋下了地雷，道路两旁树上横放了集束手榴弹，专等对手来“开荤”。

日军毫无防备，被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第133师趁机用各式武器给火锅添油加料，让日军好好地尝了尝川菜的辣味。

激战至早上十点，日军难以招架，残部在飞机掩护下向新墙镇溃逃，大荆街被第133师所控制。

第二十军潜入新墙河南岸，并发动破袭战，起初却并未引起阿南等人的足够重视，他们都紧盯着第七十四军，盘算着如何拿下这条大鱼，以便建立战功。

与第七十四军相比，第二十军不过是只偶然钻到屁股后面去的小虾米，由他先蹦着好了，回头再慢慢收拾也不迟。

倒是木下参谋长曾起了个念头，犹豫要不要从主战场调一个旅团回去应付，可是到头来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因为杨森的临时执掌，第九战区在薛岳缺席的情况下，没有出现阿南所盼望的混乱状况，薛岳得知日军主力未入长沙，又返回指挥第七十四军作战。

第七十四军长途跋涉，从江西上高远道而来，如果停止在浏阳河构筑工事，沿河布防，可收以逸待劳之效，但薛岳急于扳回局面，仍下令第七十四军跑步前进，限时赶至浏阳作战。

廖龄奇师是第七十四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浏阳前方不远，即与第6师团的骑兵联队遭遇。廖龄奇师初来乍到，既不明敌情，也不熟地形，部队都来不及展开，官兵更是疲惫不堪，辄遇骑兵冲击，立刻溃败下来。

廖龄奇慌乱之下，扔下部队只身逃出。后续各师未得到通知，还在跑步前进，队形也相继被骑兵冲乱，第6师团主力趁机掩杀，第七十四军一仗未打，便全军溃败。

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成了光杆军长，见日军逼近，急忙藏于大路后面的森林内，侥幸没有沦为俘虏。

战后，廖龄奇因“临阵脱逃”罪被捕。由于他是黄埔学生将领，蒋介石对于如何处置，心情曾非常矛盾，在室内踱来踱去，迟疑不决，最后才下决心予以枪决，以肃军纪。

真正指挥失误的其实是薛岳。在第七十四军被击溃后，长沙正面已无任何主力兵团能用以御敌，薛岳不得不再度退出长沙。

危急时刻，杨森再次挺身而出，并亲自率第134师南下，寻机向日军外围掩护部队实施攻击。

日军进出的主要道路，距离杨森的指挥部只有三千米，只是如果上去硬碰硬，未必就是人家的对手。杨森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一批批地过去，再着急也没用。

这时老百姓给部队送来了情报，报告有一支日军骑兵联队正夜宿于附近。

民众组训的好处是能增强军情意识，老乡不仅注意观察，还会分析，据他说，这支骑兵联队的营地旁边有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周围只有几个哨兵，看情形完全可以进行一次夜袭。

杨森对湘北地形已经相当熟悉，一听老乡所说位置，就知道有成功的把握，又听说是骑兵联队，更加兴奋不已。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马种引进和培育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随日军侵华的东洋马不仅外表高大威猛，而且速度极快，非国产杂种马可比。在抗战前沿，中国的高级指挥官们但凡拍照，都要骑上一匹缴获的东洋马才显得帅。

杨森除了爱体育，也爱养马骑马，他每天不出去遛一遛马，浑身不爽，对于好马，尤其爱不舍手。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追击第33师团时，第二十军也曾缴获过几匹东洋马，但数量很少，而杨森拐马，也不是拿来拍照，他要用以成立骑兵队，所以不是单个地拐，得成批地拐。

杨森立刻将部队悄悄拉到老乡所述地点，随后成立夜袭敢死队，并做了相应部署。

当晚月黑风高，秋声瑟瑟，是一个用于夜袭的理想时段，敢死队潜入敌营，在干掉哨兵后，把马牵出来，然后越河床而逃。

敌营距离长沙仅六七十里，由于前面进展过于顺利，骑兵联队的警戒意识不强，人喊马嘶之下方才惊醒，慌忙跑出来追赶。

杨干才率第134师主力埋伏在河床对岸，迎头便是一顿痛打，把日军给打傻了。趁天尚未亮，他们掩护盗马的敢死队迅速撤离战场。

夜晚交战，没了马的骑兵们连方向都弄不清楚，小心肝一颤一颤的，也根本不敢深入追击，只得自认晦气。

战后，杨森把两次会战缴获的东洋马合并，组建了一支骑兵队。

一眼看过去，那几乎就是一支“日本骑兵队”：官兵骑着东洋马，身上穿着黄呢军装，手拿马刀和三八式，从上到下，无不是战利品，甚至随队照料马匹的兽医，也是俘虏的日本人。

有趣的是，这位兽医因杨森爱马懂马，居然视杨森为知音，经常和他研讨有关马匹的事情。

在击溃第七十四军后，日军一度长驱直入，目中无人，经过这次夜袭，不得不全面加强戒备。行军时先要派出骑兵，搜索所经道路的两边，如果附近有村庄，还要进入村庄内部，仔细侦察，确定果然没有中国军队的踪迹，才敢通知大部队继续往前推进，由此大大拖累了进军速度。

1941年9月27日，阿南向长沙城内空降几百名伞兵，第4师团进占长沙，然而此时的长沙不过是空城一座，守军早已撤往株洲。

第3师团迟了一步，未捞到夺城之功，于是向军司令部提出：长沙既已空虚，攻占能有多少意义呢，不如一举挺进株洲，还更靠谱一些。

谁去打株洲，第3师团一拍自家胸脯。

积极性高是好事，但由于第二十军攻占大荆街，日军弹药粮草的补给已显困难，此前骑兵联队因遭受重大损失，连等了两三天，后方才挤牙膏一般地重新送来马匹辎重。

木下参谋长反复考虑后予以批复：作战目的达到，准备反转（即撤离）。

第3师团却以为军司令部必定会予以批准，申请刚递上去，不等回复，部队已向株洲开拔。

收到木下的反转指示，第3师团再递申请，称师团已接近株洲，如果就此停步不前的话，不仅将功亏一篑，而且有骑虎难下之势。

意思就是，这活已经像是面粉粘在手上，去都去不掉了，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军参谋部很是为难，阿南将申请电报拿了过来，他看到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师团于夏秋之际反复进行训练，其目的正是为了今日，追击气势不可失之一瞬。”

阿南是一个很感性的指挥官，看过之后没个不激动的，当下大笔一挥，爽快地予以批准。

阿南豪情万丈，背后却已如同锅炉房一样沸腾了起来。

他和木下连支旅团都舍不得派回去，后方只能靠留守部队独自硬撑。为夺回大荆街，日军出动步骑兵两千余人，迂回至关王桥附近，企图包围第133师，但杨干才率第134师早就在旁边候着了，篱牢犬勿入，日军败兴而归。

获悉长沙失守，第3师团又继续杀向株洲的消息，杨森挥动帅旗，调兵遣将，先是第五十八军奉命取道长乐街南下，向西侧击日军，然后第二十军也从长乐街分道南下，两军多次击溃日军掩护部队，并在捞刀河以北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日军的公路桥梁白天筑起，晚上就遭到破坏，第十一军动用非常手段：白天飞机巡逻，晚上利用洞庭湖的海军探照灯照明，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保障其后方通行安全无阻。

补给线被卡，导致第十一军各部粮弹奇缺，第3师团连子弹都舍不得多用，为此还下了一个“严禁射击”的命令。

日军主力部队拼刺刀极为厉害，可偏偏退往株洲的是第七十四军残部，经过重新收容整理，该部仍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作为国内顶尖的王牌部队，第七十四军官兵均经过极为严格的劈刺术训练，敢于进行近距离的白刃战，反倒是第3师团因极度疲劳，在这种需要体力的肉搏格斗中难以占据上风。

于是，在第3师团眼中，沿路又变成了“凄惨战场”。

在“凄惨的激战”中，日军不断出现伤亡，先后有数名中队长战死，一名大队长负重伤，所付出的代价委实不小。

1941年9月29日，第3师团得以伤痕累累地攻入株洲，然而除了一场虚名，并无多少实际所得。

耍酷玩激情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时候，第3师团这一击，不过是苦了自己连累大家——随着时间的延续，第十一军的补给线终于支持不住了。

第二十军士兵在战场上空看到一只日军军鸽飞过，抬手一枪，把这只倒霉的鸽子给打了下来。军鸽所携带的文件上显示，前线日军因缺乏粮弹，已被迫请求空投补给。

1941年10月1日，各师团奉命集体“反转”。

在第3师团攻占株洲的当天，阿南即正式将此次战役命名为“长沙会战”，他认为自己已补冈村之憾：既击溃了第七十四军等战区主力兵团，又占领了长沙，你们总不会再有什么话讲了吧？

孰料日军一撤出长沙，中方就大力宣传：“长沙未被占领”，让阿南的良好感觉瞬间崩塌。

日军选择了利用夜间向北撤退，其撤退速度也十分快捷，但动向仍被中方所捕捉，此时由广东战区调来增援的粤军第七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已经乘坐火车赶到，薛岳赶紧下令他们衔尾追击。

第二十军因处于日军后方，得以就近对日军展开阻击战，其中尤以陈德邵的第399团最为显眼，不仅歼敌最多，而且还跟日军争抢飞机投下的粮弹，战斗打得酣畅淋漓、毫无顾忌。

阻击之后就是猛追。

随着目标不断往前伸展，天空也在沿周边无限地展开，优秀的川中子弟们在起飞，迎接一轮又一轮的历险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夏炯以第399团为前锋，撒开脚丫子一路狂飙，沿途不断击溃日军后卫掩护部队，最后直抵新墙镇以南。

陈德邵请来当地保长打探敌情，正说着话，一位农民进来报告，说日军就在他所在村庄附近宿营，帐篷搭在干田和干堰塘旁边，大概全累坏了，都四仰八叉地睡大觉呢。

这位农民自愿带路歼敌，保长向陈德邵证明，该农民曾经当过兵，所以胆子很大，忠诚度没有问题。

陈德邵当机立断，派第一营轻装前进，由农民引路，绕过日军警戒线，一俟插至日军背后，便发射信号弹。

信号弹一起，正面的第二营迅速开火，对日军实行南北夹击，揍得睡梦中的日军伤亡枕藉。

日军拼命挣扎，向第399团猛射毒气弹，试图以此阻遏对方的进攻。第二十军经过防空防毒训练，随身都带有防毒面具，及时戴上再战，只是进攻速度无疑就慢了下来。

陈德邵看到后，急忙集中迫击炮压制日军炮兵，同时防毒排也及时跟上，标明毒区并及时进行消毒。

师部电话正好于此时接通，陈德邵向夏炯简单报告战况后，即询问后续部队是否已到达。

听说第398团到了，陈德邵马上向夏炯建议：由第398团进行掩护，帮助迫击炮部队占领镇东北高地，向日军露营区域射击。

夏炯拍案叫绝，如此一调整，迫击炮完全遏制住了日军的毒气战。

随着第397团的到达，全师合力展开围歼。激战至第二天早晨，日军向新墙河边撤退。

陈德邵早有伏笔，他让老百姓引路，派第3营在日军背后占领阵地，提前建立了第二层包围，给溃逃日军造成了更大伤亡。

在新墙追击战中，日军被打垮了一个联队，其东南扎营区域内，横躺着大批被击毙的日军军马，这些马相当于刚刚宰杀，第二十军全都拿去做了加餐庆功的食材。

除第133师全体官兵得以饱餐东洋马肉外，附近民众也都享到了口福，可见死马数量之多。

吃肉也不能忘记送肉的人，有的士兵调侃说：“这是鬼子用马肉给我们庆功呢。”还有的说：“咱们这是笑谈渴饮倭奴血。”

杨森与第134师位置靠后，等他们追到新墙河时，第133师已经在收拾满地的马肉了，杨森很是满意。

让杨森不高兴的是，追击部队在新墙河边就被迫停住，原因是日军在河岸上留了一支炮兵，为掩护撤退，正拼命用排炮阻击，炮弹像暴雨一样飞过来。

正是追得十分起劲时，突然来这么一出，犹如兜头浇来一盆冷水，让人好不爽快。可是不追的话又不甘心，杨森接到报告，急匆匆地带上总部警卫排前去察看日军炮兵阵地的情形。

警卫排内部号称“特别支队”，因为排里全是排级军官，没有兵，为首者是杨森的二儿子杨汉烈。

杨汉烈毕业于黄埔军校，毕业之前，他写信给父亲，请杨森给他指条出路。

杨森很干脆，说那你就到我的第二十军来吧，同时还不忘叮嘱一句，同学之中，有那素质不错，而且交情也很好的，不妨一道带来效力。

杨汉烈果然带来了三十多位同学，全是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杨森见状大喜，连同杨汉烈在内，一律任命为排长，但因为前方一直在打仗，来不及逐一安排，便临时留在身边担任警卫。

杨森在前沿察看之后，一时也没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决定返回与前敌指挥官们再定对策。

因为心里有事，他没有注意到“特别支队”没有跟着一道回来。

几个高层正在掩体里思考着对策，忽然听到前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与呐喊，随之而来，竟有一种万马奔腾、地动山摇的气势。

杨森一阵愕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汇报说杨汉烈带人把日军的大炮拖了过来，前线部队乘机发起了冲锋。

盗枪盗马，对于第二十军来说，早习以为常，但是再怎么跳跃性思维，杨森也想不到盗炮上去。况且他儿子年纪尚轻，刚刚军校毕业，又没打过仗，怎么可能？

杨森认为传令兵肯定弄错了，立刻沉下脸：“哪有这样的事情？”

传令兵一听急了：“真的，总司令不相信，请您亲自去看看。”

杨森三步并作两步，走出掩体，用望远镜一看，还真的，河对岸已无日军踪影，前线部队正忙着进行强渡。

一直到晚上，杨汉烈和“特别支队”才返回总部。这些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子大到能包天，他们利用地形，悄悄地摸到日军炮兵阵地的右侧，先是猛地扑向一门放在最右边的大炮，然后三十多人一拥而上，挥舞马刀嘁哩咔嚓，用最短的时间，把几个日本炮兵全给剁了。

这些军校同学里面有学过炮科的，当下拖转炮身，装上炮弹，就朝日军的炮兵主阵地轰击，日军猝不及防，一阵大喊全跑了。

当天第二十军越过新墙河，长驱突进，一直打到湘鄂边界才鸣金收兵。

在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各军中，以第二十军最为出色，杨森关键时刻代替指挥，更是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尽管薛岳在战后又是出书，又是宣传，说会战胜利是他诱敌深入聚歼日军的结果，但心里非常明白，若没有杨森及第二十军，这一仗就败得太难看了。

会战之前，新墙河系由粤军中的王牌、“老铁军”第四军驻守，战后，薛岳对杨森说，像新墙河这样的防守任务，只有第四军和第二十军才能胜任，而现在，“只有第二十军才能守得住！”

杨森最重军人荣誉，对活多活少向来不计较，他认为这话从薛岳嘴里说出来，就是对他和第二十军的最高奖励，因此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愿意接防新墙河。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蒋介石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会上对杨森和第二十军则予以特别嘉奖，并特授杨森为陆军上将。会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还专程赶到长沙，对杨森进行了慰问。

杨森时年已近六十，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授予军中殊勋，早在他三十多岁出任四川善后督理时，北洋政府即授之以森武将军称号，但是在杨森看来，二者不能等同，因为这个上将是他率部抵御外侮，历经血战才得来的，是真正的荣耀。

距离第一次长沙会战，已历两年之久，这位沙场老将还没有能够实现当初对女作曲家所许下的诺言，即打回上海，但是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