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战过程中，杨汉域所部击毙了一名日本军官。这名日本军官倒下后，日方立刻出动大队人马抢夺尸首，川军这边猜到奇货可居，遂也舍命争夺，好歹将尸体给拖了过来。

死鬼子果然是个宝贝。他身上带着一个图囊，里面有一张第十一军总部空投的作战地图。

正是这张宝贵的地图，使战局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折，因为上面指定第33师团从北向南，迂回侧背包抄长沙。

在地图转送到杨森手里后，杨森才恍然大悟，我说怎么开战后处处被动，被鬼子追着屁股打，原来是进攻方向判断错误，我顶你个肺呀！

重新推演沙盘，第33师团自通城南下后，杨干才本要抄袭敌后，但实际上跟日军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日军全靠杨干才给挡着，要不然局面会更难看更危险。

接着往下，杨汉域不在日军的进兵路线上，因此一时使不上力。杨森用尺在地图上估量了一下，其总部后防所露出的缺口，两端相距竟有120里远，跑起来整整一天都不够。

这么大的缺口和漏洞，要想不被日军迂回得手都很难。在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出现如此怪象，让杨森也觉得不可思议，只有跌足长叹的份儿。

真是老眼昏花，太过疏忽大意。若不是杨干才在上面顶着，杨汉域从容救主，这把老骨头也就交代出去了，自己遭殃不要紧，东线失守和平江所储后勤物资被劫才是大事。

再进一步说，倘若第33师团主力按照冈村的要求，继续向长沙直插，长沙守军顾此失彼，必然会提前陷入困境，这样的例子在以前遭遇失败的各项会战中曾屡见不鲜。

打了一辈子的仗，杨森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惶恐。不过只要搞清楚状况，就能重新放手一搏了。

杨森判断，如今第33师团主力深入到了长寿街附近，其北是杨干才，南面是杨汉域和即将赶到的第七十九军，正好进行夹击。

杨汉域、杨干才奉命之后，随即双双启动，一个自西向东阻击，一个自北向南压迫，经过两昼夜的奋战，逐渐缩短两师之间的南北间隔。在第七十九军到达后，三军合力，从东、西、北三面对被压在长寿街的第33师团形成围攻之势，战局也由此豁然开朗。

杨森闻讯，大为惊喜，连夸二杨是“吾家之千里驹”。

自己老也罢，不老也罢，哪怕战死，都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因为仅仅后面的两代“杨家将”就足以担当大任。

在作战方面，二杨又各有特点和长处。杨汉域处事低调，原先杨森还担心他难以胜任军长之职，现在看来，杨汉域沉稳老练，无论顺境逆境，用兵时都能做到镇静从容，颇具帅才。杨干才则年轻有锐气，特别勇猛好斗，将才之中亦属难得。

若将杨汉域比作是西汉时的卫青，杨干才就是霍去病，两人身上所积蓄的能量着实可观。杨森说在那一刻，他心里得到的安慰，绝非笔墨所能描述。

在三军合围下，第33师团在补给上也出现了困难。由于随身粮食已尽，平江一带又实行了坚壁清野，很多日军士兵不得不在村子里到处寻找食物，有人甚至挖地三尺，指望掘块甘薯出来充饥，早已是兵无斗志。

杨森立即召集军师长开会，以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进行分工，部署攻击方案。

在他的督促下，各部第二天便向日军发起猛攻。日军对幕阜山区的地形不熟，飞机大炮难以发挥在平原战中那样的效力，步兵不断被击毙，只得向通城撤退。

杨森下达追击令，当部队追击时，不少老百姓闻讯也从所藏匿的山区里跑了出来，手持木棍和铁叉，跟着部队寻歼敌军，而且沿途还真抓了不少逃散迷路后改穿便服的日本兵。

在日机和通城留守部队的接应下，第33师团余部抛弃辎重，才得以逃回通城。第二十军尾追至通城，以后便担任通城以南的防务，与通城日军形成对峙，原有的通山防务则移交给了友军。

侧面危机既除，长沙正面亦传来捷报，日军未至长沙，即行撤退，关麟征等主力部队撵在后面猛追，沿途颇有斩获。

这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战后，杨森被提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集团军总司令。

对险境中转危为安，大难不死，杨森心存感恩，不仅感激救他的“杨家将”和子弟兵，更感激老百姓。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首次整体运用了一种伪装潜伏的方法，即当日军进攻时，部队化整为零，装扮成百姓隐蔽。等日军一通过，立刻化零为整，出其不意地从背后加以袭击。

这其实就是杨森在安庆从新四军那里“偷师”学到的游击战术。游击战术必须扎根民众、依靠民众，换句话说，只有平时保护民众，关键时候民众才会掩护你。

早在安庆沦陷时，杨森就曾尽全力护卫市民撤退，并最后一个告别安庆。经过第一次长沙会战，他的这种认识更加深刻，也由此形成了颇具杨森特色的亲民风格。

某次，杨森从长沙回平江，因为天气太热，一路人困马乏，他就让卫士架起行军床，临时在街边露宿。

天还没亮，一阵轰隆隆的推磨声音便把杨森吵醒了，他起床循声一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门前吃力地推着石磨。

杨森很好奇：“一大清早的，你在磨什么呀？”

妇女抬头见是个军人，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凉粉嘛，天一亮就要挑出去卖，现在不抓紧磨怎么行。”

杨森反正也不急着赶路，就坐在地上和她聊起了天，问她家还有什么人。

妇女抹掉额头上的汗水，一指身边：“喏，就是这个伢子（长沙一带方言，指未成年小孩），她爹给鬼子飞机炸死了。”

杨森一瞧，果然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使劲地帮她母亲推磨。

杨森立刻问道：“你这个小孩读书没有？你们的生活怎么过？”

妇女一脸苦笑地作答：“伢子倒是读书了，但是我一个人推不动这么大的磨子，只好叫他起大早来帮忙。要生活，怎么办呢，只好勉强对付着过就是了。”

杨森想了一想：“如果你把生意做大一些，钱赚多一点，就可以雇一个人来帮忙了。”

对方听后直摇头：“生意做大？我哪来那么多本钱呵。”

杨森告诉她：“我想借点本钱给你，就是不晓得你肯不肯要。”

只听嘎的一声，石磨停了，当母亲的睁大眼睛看着杨森，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半晌才问道：“官长，你是在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话。”怕人家以为自己是骗子，杨森索性表明了身份：“我不会跟你开玩笑，我是杨森！”

杨森的大名，平江没几个人不知道，妇女惊讶地嚷起来：“你是杨——总司令？！”

见杨森点了头，她这才确信不疑，搓捏着双手，满脸的恭维和感激，一时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杨森很认真：“你算算看，扩大生意需要多少钱？”

“有——”，妇女不安地笑着，“有个一两百块钱也就尽够了。”

这种谈话让她显得有些过于紧张，在深深吸了口气后，又问：“杨总司令，你借钱给我，我

是不是要写张借据给你呢？”

杨森如数摸出腰包，听到这句话笑了起来：“老实说，我这两百块钱是准备送给你的，我根本就没有要你还钱的打算。不过，如果你一定要还钱，那就等你赚到钱后再说吧。”

母子千恩万谢，收下了钱。

隔了几个月后，杨森路过这里，特意再次造访，发现她家房子居然翻新，而且开了一家凉粉店。

显然再不用挑担卖凉粉了。杨森一时高兴，想再照顾一下她家生意，便把随从都带进店来吃凉粉。

上前招呼的店老板并不是原来那位，而是另一个模样相仿，年纪略小的女人。听到随从称呼杨森的职位，她猛地一惊，立刻跑来询问是不是“杨总司令”。

得到确切的答复后，女老板兴奋地叫起来：“啊，你是我姐姐的大恩人，你还记得借钱给我姐姐的事吗？”

据其介绍，原来她姐姐拿钱扩充了生意，赚了钱，已经带着孩子搬到别处去了，这个店就盘给了妹妹。临走时，姐姐特意关照妹妹，假如杨森再来，一定要好好招待，并且归还那两百块钱。

杨森连忙推托说不记得借钱的事了，但女老板坚决不肯放他们走，杀鸡治酒，请他们吃饭，又坚持要把钱还给杨森。

杨森再三推托，她说：“借你的钱我们才能发达，你不许我们还，岂不是叫我们从此不得发达吗？”

听到这话，杨森才笑着把钱收下来。

在吏治方面，杨森一向开明激进。早在四川时，这位“蛮干将军”就有过修建马路、实施新政等让遗老遗少们连呼吃不消的举措，他在反封建和解放妇女方面，更是有如五四闯将，由于他的督促和严令，四川妇女才真正告别了缠足的陋习。

偏偏平江这个地方陋规还不少。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杨森骑马来到平江县城，应邀参加庆祝大会。途中经过一座木桥，见一男子正手执竹鞭，狠狠鞭打一个小女孩，同时像使唤牲口一样呵骂：“你去不去？去不去？”

小女孩虽然掩面痛哭，但始终倔强地一步不移。

杨森大怒，跳下马来，从男子手中夺过竹鞭，抛进河中，然后厉声质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男子打量了一下杨森，发现他是个高级军官，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说话时仍然理直气壮：“她是我妹妹，已经嫁了人，可是一到婆家就逃跑，三番五次。她婆家向我们要人，这个脸谁家丢得起，所以我父母让我务必把她押送回婆家。”

小女孩仅仅十一二岁的样子，杨森大为诧异：“你妹妹才这么小，怎么可以嫁人呢？”

再问下去，才知道这竟然还是平江本地的风俗，女孩到十一二岁就要出嫁给“小丈夫”。

杨森实在难以理解这种奇风异俗，他问那哥哥：“你妹妹一再逃回娘家，是不是在婆家受虐待了？”

答案也不是，说婆家待“小新娘”还不错，只是女孩年幼离不开母亲。做哥哥的咕嘟着嘴：“嫁出门的闺女，赖在娘家不走，亲戚朋友都要说闲话的呀。”

女孩仍在嘤嘤哭泣。杨森实在不忍，就绕远路随兄妹两人走访其父母，又请他们去平江县城参加妇女节庆祝大会。

大会主席请杨森发言，杨森就把路上遇到的事情讲了一遍，并且说这种风俗很不好，他一定要下决心进行改良，这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妇女工作。

开完会，杨森直接和女孩的父母进行谈判，表示自己愿意出一千块钱，帮助他们的女儿继续求学，条件是必须二十岁以后才可以过门到婆家。

女孩父母同意了。杨森给女孩改了个名字，叫谢平节，乃纪念平江妇女节的意思，随后他便送谢平节上了学。

杨森亲自抓平江的妇女工作，俨然已成当地的“妇女之友”，但有一件事始终让他感到尴尬，因为这件事显然跟妇女解放这类新事物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可能具有双重性。杨森就是如此，他在外反封建，在家仍然很封建，老婆既多，又绝对容不得别人给他戴绿帽子。

杨森对此的辩解是：自古美女配英雄，普天之下，多妻的男子到处皆有，在某些教派，甚至把多妻作为一种教规哩。

杨森从不把多妻归入封建陋规，他说即便在平江，老婆比他多的一定还大有人在，他不希望外界老是围绕他的私生活炒来炒去——你们可以多报道报道我抓妇女工作嘛！

可惜的是，读者爱看的是八卦花边，媒体也要靠这些来提高发行量，谁关心什么妇女工作呢，于是翻开报章杂志，最热门最吸引眼球的依然还是杨森今天明天又娶了哪位姨太太，一来二去，连平江乡下人都知道杨森的老婆特别多。

某次杨森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开完会，他请军官们吃饭，通知上注明可携眷参加。当天，杨森开了二十多桌酒席，集团军司令部摆不下，干脆就移到了外面。

杨森本来有一位太太随军，照料其生活起居，但凑巧正好回了重庆，赴席的全是军官们的太太。这些太太要出入正式场合，给丈夫挣面子，因此个个都烫短发，穿旗袍，打扮入时。

平江风气闭塞，女人平时都是短衣长裤，哪里见过这种情景，于是轰动起来。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在吃饭的时候，老百姓就站在周围看热闹，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哎呀，不得了，总司令有二十多个太太呢，而且全都那么时髦漂亮。”

杨森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可又不便出面解释，只得装傻充愣，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很快，卫士看到一些小孩也钻到桌底下，而且自下而上，偷看太太们的旗袍。

卫士们又好气又好笑，把他们拖出来讯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小孩也不害怕，全都振振有词地回答：“是我姆妈叫我来看的，她说杨总司令的太太里面都不穿裤子！”

童言无忌，苛责不得。杨森和他的部下们面面相觑，困窘到不知所从。围观者见了哄堂大笑，随即都四散跑开了。

能让老百姓开你的玩笑，也说明你已经有了接近和融入民众的可能。

杨森经常骑马从平江去长沙，沿途百姓都知道杨森，有一户人家小孩病得很重，发着高烧，见杨森策马经过，就大声求助。

杨森不是学医的，医药官又不在身边，若抱到长沙吧，又怕抢救不及，杨森一时也束手无策。可是那家人把杨森当成了救命菩萨，好像杨森出现，就没有什么搞不定，这让他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充行家。

杨森先从皮包里取出几粒消炎药，给小孩服用下去，又让那家大人用热毛巾敷在小孩胸口，看到病情缓解，才重新启程。

杨森所用办法，不过是部队中的急救法，有没有效，他对之全无把握，可是正好长沙公务多，连住两天，方得以返回平江。

来回都是那么一条路，经过那户人家时，杨森的心情特别紧张。没想到那家人一听到马蹄声，便跑了出来，对之千恩万谢，说总司令的医道真高明，愣把我家没得救的小孩给医活了。

进屋之后，见小孩果然完全康复，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了。一家人连声感谢杨森的救命之恩，杨森如释重负，那个侥幸啊，犹如自己的命也让人给救了。

有了民众基础，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进行民众组训。

杨森在平江建立了民众组织训练委员会，自兼主任，接着又办了一所保甲长训练班，规定平江、浏阳两县大小乡镇，每镇必须选派男女中学生各一名受训，训练期满后分发回乡担任保甲长。

学生们如期毕业，杨森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先打扮起来再说。可是这些穿着军装的学生在回乡任职时还是碰了钉子，被人家毫不留情地赶了回来。

在湘北一带，保甲长早成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传到本人手里实在不愿担任，还可以像送礼一样移交给亲戚朋友，稀缺资源啊，哪里肯拱手让给外人。

接到报告后，杨森把县长们召集到一起，打了个比方，说中央政府就像是一把伞，伞顶是一块缝合的绸布，完整美观，无懈可击，但伞的牢固绝不是靠绸布，而是下面的十几根伞骨在支撑着，那十几根伞骨就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各部委。

再回到地方政府，杨森说连接伞柄的变成了一根根细棍子，上重下轻，这是政令推行不下去的症结所在。

杨森的结论是：“没有老百姓的政府，正如没有部队的司令官一样，能办成什么事呢？”

杨森发话，县长们不敢怠慢，可地方势力太强了，县长下命令也没人执行，学生们逐保逐甲去点名，居民在原有乡镇保甲长的撺掇下，也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杨森被迫再思良策。那时湘北疟疾流行，杨森想办法采购了一批奎宁，便试着拿去让学生发给所在区域的居民，有病治病，无病备用。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民间珍罕到几如灵丹仙草一般，学生一到，群众都自发从屋里跑出来，争相前来领取。

不要急不要急，先排个队，点个名，再发药。

依靠奎宁这个开门钥匙以及大量琐碎的工作，年轻的保甲长们终于站稳了脚跟，两年之间，平江、浏阳的保甲全部编组完成，并与军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配合训练。

组训民众很重要，但民众毕竟不等同于军队，倘若军队本身不堪一击，那就等于把老百姓推到战场上去白白送死，所以要打好仗，还得练出强兵。

别人练兵主要是操典、射击和劈刺，杨森另加一项，是体育。

杨森对体育情有所钟，从小到大，乐此不疲。在他看来，就连武术也是体育之一种，如经常操练，既能强身健体，又可娱乐自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杨森以后走到哪里，就把体育之风带到哪里。

“蛮干将军”时代，其实是杨森早期最辉煌的阶段。那时候，他的军队迅速扩充，军校也遍地开花，杨森精力过剩，每天忙完公务，必定还要抽出时间，到校场上去亲自练兵。

杨森实行的是“饥兵政策”，他发的那点军饷只够填饱肚子，训练之余，士兵们根本没有闲钱到街头消遣娱乐，军营生活又极其单调乏味，只能埋头睡大觉。

杨森一看，这样不行，时间长了要出事。为了调剂士兵的业余生活，防止他们闲极生变，杨森就出钱买来了一套放电影的器材，成立了一支电影放映队，在军中巡回放映。

士兵们大多数没有见识过这类新鲜事物，全都簇拥来看，因此刚开始很是轰动了一下，但当时电影片源很少，杨森又舍不得花大价钱去采购新片，全是一些陈旧的老电影，只能重复重复再重复。短暂的热闹之后，大家又都一哄而散。

杨森急于寻找新的文娱项目，同时他又有志天下，一心要统一四川，所以也时时在捉摸，如何才能练出更强的强兵。

两种需求汇合一处。有一天，杨森突发灵感，想到要大力提倡体育，其对象不是周围几个人，或是某几名部下僚属，而是整支军队。

从此以后，杨森便有计划、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在军队里推广起了体育。

军中体育普及开来，情形果然大为不同。首先它花钱少，不需要太大的资金投入，无非是买些篮球、铅球或标枪之类，其次是玩不厌，每天打场球，第二天还盼着再来一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杨森本人就兴趣浓厚，他肯在这上面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

杨森专门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体育学校，除充实教育设备外，还延揽国内外体育专才担任教授。杨森把他部队里所有年轻力壮的军官，都分期分批地送到这所体育学校受训，其认真程度，一如在举办军校培训班。

觉得部队体育水平上去了，杨森即以团营为单位，组织体育竞技比赛，并利用各种机会与民间高手们进行切磋。

杨森主川两年半，共举办了两次省运会，省运会的各项冠军几乎全部为第二十军选手所囊括。统一之战后，不管如何落魄，也不论行军何处，驻防哪里，第二十军一定是球不离手。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也必定要和当地运动员开展友谊赛。

抗战时期，军中体育继续成为杨森独树一帜的练兵法宝。他在平江县城建起一座大型体育场，需要时用于集会，平常就供军队和老百姓举行各类比赛所用。

驻军平江的第一年，杨森便举办了平江军民联合运动会，第二年广发英雄贴，邀请湖南各学校派代表队参加。此后，平江一连举办了五次大型运动会，使得这座小县城，俨然成为湖南省的体育中心。

在第二十军内部，体育训练逐渐与操典训练、射击劈刺并驾齐驱，成为练兵的第三大科目，而且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别人练兵都是时间越长越好，杨森独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名新兵要是认真训练，只消两个月就可以上阵打仗，时间拖得太长，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两个月，一个月用来进行精神纪律训练，也就是出操，一个月用来进行纯军事训练，其时间分配为，每天早上射击劈刺，从下午到黄昏，就全部是体育锻炼，在提高士兵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借以培养其斗志。

杨森的这一做法曾引起很大争议，一些部下僚属都表示反对，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作战间隙的训练时间相当紧张，体育训练属于旁门左道，业余时间玩玩还可以，放到主课上来，这不是白白耽误时间吗？

杨森正色相告：“不然，体育这一科目，比什么都要紧。”

第二十军居于平江最前线，作战相当频繁。

要打仗，自然就有伤亡，有时伤亡还很严重，这就需要尽快补之以新兵。一般的规律是，新兵越多，部队战斗力下降越厉害，这也是很多友军包括一些川军都畏惧作战的原因。

杨森不怕打仗。因为不管如何补充，第二十军的整体战斗力都没有太大的下降，不但如此，随着仗越打越多，具备更多作战经验的部队，在战斗力上反而还呈不断的上升趋势，在这其中，体育练兵当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