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刘雨卿</b>：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时任第二十六师师长。

<b>李宗鉴</b>：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曾任杨森所属独立第三十五旅旅长，该旅后分化出来，被编为军政部直属旅。

<b>王陵基</b>：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出川时，曾让他代行四川省保安司令一职。刘湘死后，他曾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和声望，定可继承四川省主席，但却在竞争中意外失利。

<b>王缵绪</b>：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因暗地里走复兴社的路线以及各处许愿，在四川省主席的竞争中，如愿以偿地拔得头筹，得以代理四川省主席。

<b>陈鼎勋</b>：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长期在邓锡侯手下任职，时任第四十五军军长。

<b>许绍宗</b>：生于河北省青县。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七军军长，代王缵绪出川抗战。

武汉会战是各部川军最为集中的一次大战役，包括第二十军在内，前后参战的具有独立完整编制的川军，总计有三个集团军、一个军、一个师、一个旅。

先介绍特殊的，那个师和那个旅。

“师”是指刘雨卿第二十六师。淞沪会战后，军长郭汝栋因患喉疾，已辞去军长一职，军部也随之撤除，第二十六师便成了一个独立师。

第二十六师负责在马当之后守湖口。这个活很悬，因为实际上，马当一失陷，湖口就很难再守了。此外，第二十六师虽补充了新兵，但武器却迟迟无法补充齐全，刘雨卿整天为无米下锅而愁眉苦脸。

直至三门火炮的到来，刘雨卿的眼睛才渐渐放出光亮。

这三门火炮是日造三八式野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属于顶级武器，它们的主人是从马当败退下来的炮兵。

刘雨卿起了“坏心”，想把三门炮和炮兵都截下来，可是一问，光有炮架子，却无炮弹。再一看其他溃退人马，都只顾着逃了，手中也没有什么武器。

刘雨卿大失所望，只得奉令通知：“凡无战斗力的部队，迅速离开战场！”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很弱，一方面是缺乏马当要塞那样的高规格防御阵地，要想守上一阵，就是拼命加动脑子。

日军要夺取湖口，就一定要通过龙潭山公路。刘雨卿率部将公路予以破坏，设置路障和地雷，主力则布防于公路两侧的高地之上，以交叉火力对公路进行封锁。

在飞机掩护下，日军一天之内向龙潭山阵地冲锋十余次，均被第二十六师所击退，第二十六师为此也死伤枕藉，阵地上的机枪射手换了十余次。

第二十六师在淞沪战场打了那么多天，才战死了一个团长，而在当天的龙潭山之战中，就有一个团长、六个营连长阵亡，可以想见本身战斗力的削弱以及战场的激烈程度。

在正面遇阻的情况下，日军又开始采用一贯的迂回战术，悄悄地向侧翼派出骑兵，准备从龙潭山阵地后方进行包抄。

得到相关侦察情报，刘雨卿立即派出两个营隐蔽在山后，以监视和阻击日军骑兵，这时整个师部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第二十六师实际上是背水一战，因其身后就是鄱阳湖，一旦陷入包围，就只有全军覆灭，但如果现在就撤退横渡，在日军炮火的紧逼之下，同样难逃生天。

刘雨卿当机立断，决定沿用淞沪战场时的经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转守为攻，或可出奇制胜。

拂晓时分，刘雨卿派两个连分别从左右翼实施佯攻，集中全师主力从正面实施猛击。

第二十六师的主动进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除对日军造成不小杀伤外，该师还缴得武士道军旗、战刀数十件。

与淞沪会战时相仿，这也是第二十六师耗尽所有气力的最后一搏。趁着日军愣神的工夫，刘雨卿指挥全师，带上伤员，用木筏横渡湖口，撤往北岸。

此时日军骑兵尚未合拢包围圈，其炮兵阵地也未来得及前移，否则的话，横渡时将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

为了阻击紧咬于后的日军步兵，掩护大部队撤退，刘雨卿在龙潭山留了一支敢死队，共有五百人，最后生还归队者仅五十多人。

再说说“旅”。该旅编号为独立第35旅，旅长李宗鉴，任务是防过半壁山要塞。

李宗鉴独立旅原属杨森第二十军。在下川东之战中，杨森被刘湘打到四分五裂，失去了对所属部队的掌控，李宗鉴便分化了出来，自成一部，属于小诸侯中的小诸侯。后随形势所迫，又归顺“中央”，被编为军政部的直属旅。

在半壁山防守战打响之前，旅长李宗鉴告诉部下：“这一仗不单关系到部队能否继续生存，如果半壁山这道关口被日军突破，武汉、长沙也就完蛋了。我们川军原本就是在血盆里抓饭吃的，要是再当了亡国奴那就更惨了！”

李宗鉴旅武器简陋，基本上都靠大刀和手榴弹扛活，很多川造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李宗鉴判断敌情后，认为如果直接在岸边阻击，将受到日军舰炮及水上飞机的攻击，火力上根本无法抗衡，不如先隐蔽部队，将其引上山坡，再用敢死队截其尾，进行近距离肉搏。

全旅按计而行，上来就佯装败退，诱敌深入。当日军爬到半山腰时，事先隐蔽一旁的敢死队突然横冲过来，因双方离得太近，日军舰炮不敢开火，李宗鉴旅横劈竖砍，打死了三十多个日本兵。日军畏惧伤亡，未敢再继续深入。

三十多个日本兵，在第二十军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他们一次奇袭打死的日军都不止这些，可李宗鉴旅已经竭尽所能，甚至是超水平发挥。苍蝇腿也是肉，就别嫌弃了。

当然对李宗鉴和他的兄弟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依赖这次战绩，独立旅又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

“小泥鳅”们想想十分可怜，他们体量既小，又早已与四川军政界切断关系，换句话说，人家有背景，他们只有背影，如果本身没有突出表现，便毫无出路。

和刘雨卿一样，李宗鉴不求有功，他们拼死作战，除了不想当亡国奴外，就是要为自己的部队争取生存下来的最后一线机会。

蒋介石治军的方法和态度是，对嫡系“中央军”和地方军中的“小泥鳅”都特别严格。吃了败仗，“小泥鳅”有可能或被削除编制，或遭遇合并，而“中央军”中的负责将领更要因过而受责，如果恰好你还是黄埔生，那就更惨了，蒋校长的军棍很少会留有余地。马当失守后，“中央军”里既有遭到处决的少将师长，也有革职退役（注意，不是革职留任）的中将军长，没有任何借口可说。

相反，对于集团军以上的“大块头”们，就要宽松得多。不是蒋介石故意要有所区别，说到底，还是背景的原因，惹不起，动不得啊。

蒋介石在遭四川军政集体抵制后，改变手法，不仅置换了川康绥靖公署人选，还将这一策略由政界延伸到军界，宣布要成立第二十九集团军，一方面“以川制川”，另一方面弥补前方越来越紧缺的兵力空额。

对蒋介石的命令和计划，留川诸将大多想都不想、看也不看，就会群起抵制，唯有这一条，他们几乎是全票通过，举双手双脚赞成。

成立集团军，就意味着多出了很多把交椅，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团长……大家都有机会往上升了。

职场上的常见现象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都想赶快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在蒋介石放出风后，四川军界便没人再顾得上“外争”，全都投入“内斗”，以便争夺这些其实还尚未出现的交椅。

争斗最剧烈的，自非集团军总司令莫属，不过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也最少，一共就俩，除了王陵基就是王缵绪。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王陵基又要胜过王缵绪。

先谈资历。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职时，因当时年纪轻、资望浅，无法担任正职教官，实际只是一名副官。但纵然如此，名分在那里，凡速成系的，包括王缵绪自己，名义上还是王陵基的学生，见了面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王老师”，连刘湘也不例外，而且为了显示尊师重教的“仁厚”形象，他比别人叫得更多更甜。

王缵绪当着面不得不跟着做样子，背后却说：“王老方不过是个副官嘛，什么老师，他不配！刘甫澄做得那么肉麻，这就是他的虚伪。”

不服气没问题，可人家就是比你老，这是铁的事实。

再论军功。对军人而言，这是绝对的硬指标，也是王陵基最值得自傲的部分。从与杨森的下川东之战，到与贺龙的鄂西洪湖之役，再到与徐向前的马渡关之战，王陵基鲜有落败，可以说在刘湘麾下的第一代战将中，排名至少不会出前三。

在这方面，王缵绪乏善可陈，无话可说——你总不能弄几块豆腐，就把自己的豆腐说成是钻石做的吧？

显然，要是纯比硬件，多少个王缵绪也被刷下去了。王缵绪不比这个，他比软件。

没有作品，不还可以讲人品吗？

王缵绪大走“群众路线”，为了提高支持率，不惜四处撒网，重点培养。他每天有事没事，必到文庙后街的励进会办公室报到，跟留川将领们逐个“谈生意”，承诺只要自己能在军界跨上一小步，一定会拉兄弟们走一大步。

王陵基当然知道王缵绪都在干些什么，但他不屑为之，而且认为王缵绪不过是在枉费心机，白花力气：我看你也就那张比大地还深沉厚重的脸皮值点钱了，以为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能胜过我，做梦去吧？

可事件的进展表明，做梦的还是王陵基自己。

王陵基以为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压倒王缵绪是理所当然之事，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向都很现实。

除了封官许愿外，王缵绪还到处给王陵基抹黑，说他性情粗暴，刚愎自用，惯于排除异己。

公众人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塑造出来的。经过王缵绪的东涂西抹，王陵基成了这样一个人：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怏然于胸中。

这是林语堂评价鲁迅的一段原话。用到鲁迅身上，是对一代文坛巨匠的恶意攻击，给了王陵基，也同样可以把他打扮成头上长角的怪物一个。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众人都去捧王缵绪了，没人理会王陵基，让“王老师”无形中陷入了“有资历，没人气”的尴尬处境。

在王缵绪还没有想到复兴社和康泽这条捷径之前，蒋介石对让谁当集团军总司令，其实都无所谓，反正都不是他的人，就看四川军界的民意如何：名额只一个，你们拥护谁，我就选谁。

悄没声息之中，王缵绪一点一点地拿走了本该属于王陵基的那份奶酪，成功地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兴致勃勃地着手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把留川部队中的大部分打包放在了一起。

竞争前的承诺还是要兑现的，关键是如何摆平。在这方面，王缵绪着实动了番心思，他把属于刘湘嫡系的许绍宗提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7军军长，把原属刘存厚的廖震提升为第44军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就由这两个军组成。以下也全部按照原有职务升级任用，真个是皆大欢喜。

第二十九集团军于1938年3月开始正式组建，一个月后，王缵绪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代理省主席一职，当然不肯抛下这顶乌纱帽出川，于是便由副总司令许绍宗代理总司令。

第二十九集团军乘轮东下后，在鄂东担任守备。

1938年7月，第6师团杀入鄂东，与之交战的桂军和川军均为集团军建制，但即便如此，仍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以致太湖、宿松、黄梅、广济等四县都先后陷于敌手。

与此同时，第6师团因伤亡过大，也暂时失去了进攻能力，只得一边在黄梅、广济休整，一边等待后方新兵补充。

黄梅、广济之后，即是长江上第二大要塞田家镇要塞，也可以说两县是田家镇的屏障，其作用犹如大、小关之于安庆。

鄂东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患牙疾，由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代替指挥。白崇禧决定趁第6师团处于休整之际，大举反攻黄梅、广济，用以保障田家镇，这就是黄广战役。

反攻行动由川军和桂军共同承担，川军攻黄梅，桂军攻广济。

第6师团失去进攻能力，并不代表连防守能力也一并失去了。在黄梅外围，它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和障碍物，火力配备甚为严密，还配有野炮支援，白天根本就接近不了。

川军遂改昼战为夜战，以“摸夜螺丝”的方式，发动奇袭，曾占领四座地堡，但天一亮，日军骑兵一冲，就顶不住撤了下来。

为了能攻下黄梅，许绍宗把集团军直属炮兵营都拉上来进行支援。这个炮兵营共有重迫击炮四门，算是川军最好的重型武器了，可实际上对攻坚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每门迫击炮仅配十发炮弹，根本就舍不得用，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打了五天，川军依旧没有攻下黄梅，桂军也未能拿下广济，中日双方在鄂东形成了对峙局面。

就这种以收复失地为目标的战役而言，对峙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失利，白崇禧发起的黄广战役未能收到实际效果，第6师团则乘机进行新兵补充，又部分恢复了进攻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田家镇的沦陷。

田家镇失守后，日军海军陆战队得以越过这一要塞，在第五战区背后登陆，于是整个战区部队都面临着后路被切断的危险。

此时李宗仁已返回前线，急忙调许绍宗第二十九集团军前去阻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出发，其前卫部队893团于黄昏时分赶到登陆地点黄柏附近，恰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队狭路相逢。

黄柏有一座九狼山。大家都知道制高点的重要性，二话不说便展开了对山头的争夺，其实就是看谁先到达山顶。

四川尤其是川北多山，川军爬起山来个个飞快，一会儿便登了顶，而日军好不容易才爬到山腰，就再也爬不动了。

拂晓以后，大家都看清楚了状况。日军还在流着哈喇子仰头往山顶望，山上已经落下了弹雨——手榴弹雨。

川军守滕县时用的手榴弹为第五战区所发，一般情况下川军使用的都是川造麻尾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系刘湘的重庆兵工厂出品，因其形状好似四川的大头菜，因此川军也就把它称为“大头菜”。“大头菜”并不像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好吃，尤其扔出去不会马上爆炸是其一大缺陷，地面作战时，日军常常还会捡起反掷回来。

到了山上，“大头菜”才有了销路。日军没法反掷，只能照单全收，不是肚子被胀破，就是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胀破”的是指挥登陆的大队长及一众日兵，在九狼山横躺竖卧，“跪倒”的是曹长荒木重知注等人，余部匆匆忙忙跑下山，在舰炮的掩护下，躲军舰上歇着去了，川军共缴获武器及各式军用品五百余件。

日军曹长荒木重知注在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学过汉语，能说两句夹生的中国话，这在关键时候救了他的命。当川军冲杀到眼前时，他双膝跪地，一挺歪把子机枪举过头顶，连声哀求：“大大的顶好，大大的顶好！”

战场上，这家伙孬的不行，说软话救小命，一下火线却又嚣张起来，竟然还以歪把子机枪的主人自居，别人一碰，就乱扑乱叫：“我的，我的，不准，不准！”

接着又嚷：“米西，米西。”

知道他饿了，要吃饭，众人就把正在吃的锣锅饭给他。谁料这哥们嘴还特别刁，一个劲抱怨：“不卫生，不卫生，面包的好！”

中国军人，有锣锅饭吃就不错了，还有面包，谁见过那洋玩意？

后来荒木重知注被送往重庆，仍不忘告川军一状，说川军“虐待俘虏”，不给他面包吃。那时刚刚才能抓到成批日军俘虏，对俘虏政策要求很严，严禁虐待，报上去后，军委会也没问清楚，就给第二十九集团军记了一个大过。

九狼山之战是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以来打得最好，也最痛快的一仗，一个团打垮日军一个大队，即便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都难以做到。此后军长廖震又亲率一旅，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光活捉的日本兵就有十几个，缴获战利品甚多。

这支原本处于二线的川军集团，终于出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