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后，又一支集团军规模的川军出现在武汉会战的战场，领衔者赫然就是在竞争中失利的王陵基。

职场从来是如此无情，落选之后，墙倒众人堆，曾以励进会太上老师爷自居的王陵基已成孤家寡人，被川人再次奉送雅号：樟茶鸭子。

樟茶鸭子是一道著名的川菜，经过烹制端出来的鸭子肉质酥软，只有嘴壳还是硬的，以此比喻王陵基光说大话，实际“色厉而内荏”，到了见真仗的时候谁都搞不过，连王缵绪都能压他一头。

蒋介石忽然来电召王陵基去武汉面谈。

“樟茶鸭子”起初根本不敢去，追根溯源，他正是四川抵制运动的发起人，张群和顾祝同无法入川，可以说他是主要的罪魁祸首，现在老蒋不是要趁他落魄，来个秋后算账吧？

忐忑不安之下，王陵基托人去找张群探听内幕。张群颇有政治家风度，未计较过往恩怨，透露他这一去，不仅绝无危险，蒋介石还将“有所借重”。

有了底之后，王陵基才飞赴武汉，战战兢兢地去谒见蒋介石。

以为就算要“借重”，谈话中免不了还是要牵扯到一点抵制运动，王陵基心里已准备好了能敷衍过去的理由，也准备老老实实交代情况，反正既到如此地步，就是被骂被打，都是活该了。

不料见面之后，蒋介石对此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反而温慰有加，再三说他对刘湘的部属会加以爱护，就像刘湘生前一样。

蒋介石甚至没有避讳和刘湘那种既有互助扶持，也有纠葛斗争的复杂历史关系，同时强调说，“中央”有时过于迁就地方，这对国家，对抗战都是不利的。

言下之意，希望王陵基不要像刘湘那样桀骜不驯，都到抗战阶段了，还整天想着内部斗来斗去。

最后，蒋介石寄语王陵基，要他想办法再组织一个集团军，一心一意出川抗战。

恍如眼前电闪雷鸣，王陵基完全惊呆了。

从张群那里得知会“有所借重”后，他也曾翻来覆去地捉摸，推测蒋介石究竟会“借重”到一个什么程度。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凑一个军，让他当军长，他从来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会像对待王缵绪一样，提升他为集团军总司令。

王陵基几乎都要哭了，当即誓以忠诚报答，并且还坦白说，以前因为刘湘是他的“主公”，所以只知有刘，不知其他，乃至于做出类似于抵制运动那样“桀犬吠尧”的事——桀的犬仅效忠于桀恶人一个，哪怕是干出朝着尧圣人怪叫那样的事。

谒见结束，王陵基立即回川组织军队，可是回川之后，他才发现这件事难度之大：驻川的正规川军大部分都进入了第二十九集团军，因为励进会的关系，麾下的保安团队也与自己若即若离，哪里还有多余人马可供编组。

大家都认为王陵基不可能再编出一个集团军，尤其是王缵绪，得知王陵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被蒋介石任命为集团军总司令，那个羡慕嫉妒恨啊。

彼时王缵绪已获代理省主席一职，志得意满之余，表面上还得摆点姿态，因此一再声称要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欢送王陵基出川抗战。

王陵基听了，便说：“我老了，没有钱，没有兵，一个空的集团军司令能带多少人呢？”

王缵绪嘿嘿冷笑：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材料，你还要去过那个官瘾？

一个人的荒野，常常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主题公园。王陵基这么说，王缵绪反而起哄得更起劲了。

看来即便套上省主席的西装，王缵绪还是那个王缵绪，并没有变得更知性，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将老家伙推到阴沟里，好好地丢上一把丑而已。

王陵基哪能不识其中滋味，他当即拉下脸，让人责问王缵绪，认为王缵绪是嫌他，怕他留在四川捣乱，才急着要赶他走，带来的一句话是“王老幺（王缵绪）就这样要我走吗？叫他拿话来说！”

拿话来说，就是要钱要人的意思。王缵绪明知王陵基编不出军队，但又要看他笑话，就爽快地以省主席名义批了一笔出川军费——钱给了，至于人，对不起，我实在爱莫能助，只好您老自己想办法了。

王缵绪是绝不相信王陵基能搞出什么名堂的，私下里甚至扬言：“王老方如能编成一军，我就不姓王！”

可是众人都小看了王陵基。王陵基虽然因自高自大吃过无数的亏，却并不表明他没智商，更不是一个政治白痴，在眼前似乎已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突然爆发，把军事指挥上的能量全都移植到了政治场上。

即便在王陵基带头一呼，率领励进会闹事的时候，能够真正掌控励进会的也不是他，或者说不是任何一个军人——刘湘在布局时几乎每一着棋都经过深思熟虑，他绝不会容许军权在手的人跟他争夺励进会。

刘湘在的时候，励进会唯其一人左右，他不在了，起实质性影响的还是刘湘的影子，也即刘湘的那些心腹谋臣，具体来说就是“甫系三老”再加一个傅常。

傅常在四川军人眼里，已成“叛徒”，就像垃圾被放进了垃圾桶，没人再搭理他了。剩下的便是“甫系三老”，潘文华能当励进会会长，可以说皆赖钟体乾护佑之功。

因潘文华被蒋介石调去阆中修大巴山工事，已入幕于潘文华的钟体乾和乔毅夫也不得不随同伴驾，离开成都，这样，睡诸葛张斯可就在励进会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言权。

王陵基单刀直入，决定去找张斯可。

在与钟体乾、乔毅夫分道扬镳后，张斯可也急需通过实际行动，以借重于蒋系阵营，因此两人谈得很是投机。

之后，张斯可便在励进会内多方斡旋劝说，终于说动众人，率先将四川保安团还原为正规军。

保安团还嫌不够，张斯可又通过密商，把原属绥靖公署指挥的独立旅调了出来，一共是四个独立旅和八个保安团，终于凑足了一个集团军的编制。

第三十集团军能够成功编组，张斯可居功至伟，王陵基对此感激不尽，专门任命张斯可为军长，但张斯可只是政治场上的诸葛，既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因此并没有随王陵基出川，由副军长代理其进行指挥。

因为是靠张斯可一张嘴编织起来的，第三十集团军的人心并不是很齐，约束力也不强。王陵基任命的四个师长，只有两人随其出征，另外两人都以患病为由请假留川，此外绥靖公署所属的两个独立旅又远在西昌，集中缓慢，所以王陵基很晚才得以率部到达前线。

此时正是前线急需兵力的时候，陈诚来一个是一个，赶紧把王陵基派上阵。

一打，出洋相了。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力主要来自于保安团，其中大部分是川军缩编时退下来的官兵，既被缩编，当然应归入“老弱”之列，在未重新进行整训的前提下，骤然之间根本无法胜任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战役。

各部纷纷败下阵来，仅在万家岭西南的麒麟峰阵地坚守了一段时间。麒麟峰山势险峻，不过山上仅能部署一个营，王陵基便将主力集结于此，采取轮换制，每天一个营，逐营替换，因伤亡过大，最后还是坚持不住退了下来。

刚出川就打了败仗，王陵基感觉很是受不住，毕竟他和杨森一样，从前打仗都胜多败少。

王陵基一通大吵大骂，可又不知道该朝谁发泄才好，幕僚劝慰他说，算了，吵架也没用，赶紧把现有防线固守住，先确保再不后退，然后寻机积极反攻才是正经。

王陵基觉得有理，遂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理和训练，准备扳回局面。

整训需要时间，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随后的问题不是出在“小泥鳅”们身上，说来说去，还是“大块头”惹的祸。

第三支川军集团来了。

从徐州撤出后，孙震第二十三集团军人马不整，但前方作战又急需兵力。李宗仁便让孙震将尚能作战的部队，编成第124、第125两师，前去参加大别山以北的信罗战役（信阳至罗山）。

第125师到达罗山县城西十里时，因不知城内虚实，师长王学姜命令部队就地扎营，他带上一名团长，两人打马先去察看地形。

中午走的，到傍晚还不见人回来，只是听到城门方向枪声密集。经过侦察，发现是日军正在进行迂回。

顾不得找师长，部队首先往前建立阵地，以阻击日军西进。前进过程中，电话兵沿途看到电话线便试线、呼叫，呼来呼去，猛不丁跳出一个声音，说话的人竟然就是“失踪”了的师长王学姜。

原来白天王学姜看完地形待要回身时，日军已经迂回上来，王师长避闪不及，只得退入罗山县城，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座空城，于是拿起电话就打，凑巧便跟部队联系上了。

午夜过后，趁日军注意力转移，王学姜骑马出城，绕道回到了师部。

沿这一方向进攻的日军虽曾占领罗山，但一时无力分兵驻守，这才造成了一座空城，也让王学姜多了一段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的佳话。

因孙震有事回川，两师系由军长陈鼎勋指挥。陈鼎勋在得到王学姜的报告后，当晚便调整部署，将第124师推进至罗山附近的任岗，与第125师进行衔接。

日军增加兵力后，即从他们认为有空隙的地方发起进攻，但这个空隙正好被第124师补上，也因此第124师这一侧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于一开始双方兵力都不是很足，尝试小部队进袭成为双方最为青睐的招数。第124师派小部队袭击日军营地，日军第二天便“投桃报李”，派先遣队迂回到川军右后背，攻下了小罗山高地。

小罗山高地下面就是第124师师部，在日军机枪的封锁下，师长曾苏元被关在屋子里出不去。情急之下，他打烂墙壁，才得以脱离危险。

脱险之后，曾苏元便请求“中央军”的战车防御营予以支援，用十二门战车防御炮对日军盘踞的山顶大庙进行轰击。

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曾在台儿庄战役中建立殊勋，它专用于打坦克，打大庙当然更无问题。在炮火攻击下，日军被迫从大庙逃出，川军预备队乘势用轻重机枪猛烈扫射，从而一举收复了小罗山。

曾苏元其实打得很好，可是被迂回偷袭这件事，让他开始心有余悸：日军这一次派先遣队迂回，下一次会不会改用主力？万一真是如此，突前于任岗的那些部队可不就要被“包饺子”了？

曾苏元于是决定放弃任岗和罗山城，对军长陈鼎勋一讲，陈鼎勋当然不同意，随即派员督战，不许弃城后退。

川军里面的人事关系非常复杂，曾苏元原归孙震部下，如果是孙震在这里下命令，他不敢不听，就像滕县保卫战时，孙震给王铭章下达死命令，王铭章也没有任何价好还一样。

陈鼎勋却是跟着邓锡侯的，也就是说，曾苏元并非陈鼎勋的直属部队，他可以不听陈鼎勋的命令！

随着第124师擅自撤出罗山，第125师立显孤立，于是整个防线都被迫后移至小罗山，兵力分摊也更为单薄。

小罗山与信阳成同一水平线，日军很容易就可以穿隙而过，对信阳和武汉形成双重威胁。负责指挥信罗战役的胡宗南此前已将主力集结于信阳，在意识到日军可能从小罗山实现突破后，他即刻从信阳派出一旅主力，配属独炮团、战车防御营，在小罗山进行正面设防。

小罗山多湖，经过大规模的炮战，湖面上到处漂浮着死鱼，而在胡宗南的强力阻击下，日军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武汉会战前，中国军队很少能抓到俘虏，即便偶尔抓到，也是一副打死都不开口的范儿。到武汉会战，抓俘虏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这主要是因为迭次会战打死打伤了大量日军老兵，不得不以新兵进行补充，而新兵的武士道精神显然比不上老兵，思想也没那么顽固，特别是其中的学生，更是舍不得浪掷小命。

川军曾抓获几名日本兵，都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来到了中国。据其中一人招供，日军在信罗战役中的重点其实不是罗山，而是信阳，但在对信阳进行反复侦察后，他们发现信阳建有国防工事，而且胡宗南早就设重兵于此，既有坦克，又有大炮，并不易攻克，或纵使攻下，也需付出较大伤亡代价。

基于这些考虑，日方便把罗山作为了突破方向，川军退至小罗山，增加了其乘隙而入的机会。

不久之后，日军果然从川军一侧钻了过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胡宗南被迫撤出信阳。

信罗战役的失败立刻使武汉外围危机四伏，基于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出现，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放弃武汉的决定。

武汉大撤退，本来计划得很好，确定由徐源泉集团军掩护大军撤退，然后留守大别山。但徐源泉违抗军令，擅自后撤，从而使得撤退秩序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

1938年10月17日，在冈村的严令下，仍在等待兵员补充的第6师团提前发动了进攻，结果轻而易举便得以快速西进，一个穿插就绕到了川桂两军身后。

许绍宗有烟瘾，当时还在床榻上吸鸦片，听到日军已绕到背后，并接近集团军总部，吓得把烟盒烟枪一扔，赶紧率总部及直属部队沿山间小道后撤，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系也随之中断。

前线川军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又得知后路被截，立刻陷入惊惶之中，各师秩序大乱，造成官不知兵，各不相顾，全都没头苍蝇一样地寻路突围，其中两个师长甚至丢下部队，只身逃回了四川。

危急之中，参加九狼山之战的893团所属步兵旅挺身而出，就地反击，才为撤退大军打开了一条救生的通道。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对武汉会战进行检讨。会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指责川军在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全局。

首先批评的是许绍宗，接着焦点就集中到了王陵基身上，说他不仅吃了败仗，后来拨两支“中央军”供其调遣，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了战机。

因为没有经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总部与前线相距较远，情报不灵，“中央军”又不归他直属，所以他不是不去指挥，是没赶得上。

当然这些并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王陵基由此惊惶不已，以为必受军法处分。

入暮之后，许多厕所和一些过道都贴出小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会场内外的气氛极为阴沉。

晚上，陈诚求见蒋介石。

在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属于陈诚的第九战区序列，作为王陵基的临时上级，陈诚颇替王陵基叫屈。据陈诚分析，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属于新编部队，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必须给予相当的整训时间，而且从几支川军的临场表现来看，这些西南地方部队更长于山地作战，平原阵地战并非强项。

陈诚得出的结论是，王陵基吃败仗，是他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使用不当造成的恶果，他愿为此承担责任。

在陈诚看来，王陵基起码在及格线以上：他几乎最后一个才知道要弃守武汉，但并没有马上溜号，而是认真部署，先将第三十集团军安排撤走，又去向陈诚报告和请示了任务，之后才离开战场。

听了陈诚的话，蒋介石对王陵基的印象大变，第二天不但未对王陵基进行处分，还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对许绍宗也看在川省主席王缵绪的份儿上，免予处分。

两个集团军勉强过关，然而内部检讨并没有结束。

第二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开会，又提到了武汉会战，并且一段一段进行了细抠。

说到信罗战役的时候，马上牵涉到弃守罗山的责任该由谁负。第二十三集团军的将领都在会场上，师长曾苏元吓得脸色惨白，再三再四地申诉，说他放弃罗山实属迫不得已，否则全师可能遭日军迂回包围云云。

蒋介石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仍然坚持要曾苏元作出解释。孙震见状赶紧替部下打掩护，请求给予曾苏元戴罪立功的机会，蒋介石这才勉强答应，但仍然给曾苏元记了两次大过，军长陈鼎勋更倒霉，因为负连带责任，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第二十三集团军内部对此很不服气，其实他们真的已经很幸运了，不客气地说，若不是体量庞大，且有“背景”，所得到的处分就完全不是记过或留任的问题，而非得有几颗人头落地不可。

这就是战争，有离谱的精彩，更有离谱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