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杨森</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军军长。

<b>张发奎</b>：生于广东省韶关市。北伐战争中，参加了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战役，升任第四军军长，但在抗战中战绩平平。

<b>冈村宁次</b>：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陆军大学第二十五期。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富有谋略，被称为是日本军界罕见的名将。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b>杨汉域</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九期，他是杨森的侄子，也是“杨家将”中最先崭露头角的大将。时任第一三三师师长。

李家钰能打得好，除战术得当外，与第四十七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上了档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武器是多么重要，大家都朝思暮想，像李家钰那样为了打通关节，不惜“走猫步做鸟事”的事例，在当时不胜枚举，几乎是个普遍现象。

不过有些人就不用这么麻烦，他们有老头子直接批的条子，比如杨森。

淞沪会战后，杨森奉命率上一个较为完整的旅，跑步前进，去防守虹桥机场。正值晚上，大雨不期而至，一路走得很是辛苦。到了机场一看，到处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机场这么大，目标如此显著，兵力又这么少，杨森感到一筹莫展。

正在他为如何排兵布阵伤脑筋的时候，上级命令传来，要他立即放弃机场，向苏州开拔。同时又特地叮嘱杨森，行军速度一定要快，否则会被前方撤下来的部队绊住。

被撤下来的部队绊住？这该有多少撤退部队。杨森的心马上沉了下去，凭借直觉，他知道大事不好，淞沪会战肯定失败了。

果然是如此，跑吧。

上海市郊的大河小溪星罗棋布，走一段路就要过一座桥。杨森的部队秩序井然，行动迅速，一路有桥可过。只苦了那些行动迟缓或落在后面的部队，好不容易赶到河溪边，桥已经被炸了——这些留守的炸桥部队为了自身安全，往往不管后面的部队到没到，先炸了好自己跑路。

后续部队本来军心已乱，一看退路没了，立马崩溃，枪械马匹抛弃一空，人马一哄而散，其景惨不忍睹。

杨森为之痛心疾首，但事到如今，他也只能先顾着自个了。

到了苏州，奇遇来了，那个因桥梁被炸而未能投入战场的旅，正在苏州，而且因没有参战，还是完整的一个旅。

众人相遇之后，彼此欢呼拥抱，痛苦抑郁的心情才算有所释放和缓解。

一个完整旅，再加一个不满员的旅，第二十军的战斗力总算又部分恢复了过来。在到达常熟郊外时，正逢日本海军陆战队从长江上登陆，准备迂回无锡，以截断京沪铁路，消灭上海撤退部队。

第二十军凭借国防工事，在常熟城郊与陆战队激战两昼夜，完成了掩护任务。

在几乎已看不到什么成建制部队的情形下，第二十军显得奇货可居。于是战区又命令杨森去参加南京保卫战，任务是驻守秣陵关。

为了避免空袭，第二十军取小道昼夜急行。在经过丹阳车站附近时，看到敌机疯狂轰炸难民，第二十军激愤不已，遂架起机步枪，对空密集射击，一架敌机被打中后起火坠落，其余敌机扇着翅膀逃之夭夭。

杨森要去的秣陵关是一座镇，位于南京市东南，辛亥革命时期，新军曾在这里发动起义，从而揭开了南京光复的序幕。在杨森的想象里，此处应是兵家必争之所，不料去了一看，既无险要，更不见关隘，和虹桥机场一样，又是一处最难守的平地。

杨森暗暗叫苦，转而一想，京沪杭一带曾建有许多国防工程，常熟城郊有，秣陵关定然也有。管事的早跑了，杨森找来老百姓，不知道是老百姓怕这里打仗会给当地惹来是非，还是真的不知情，反正什么都没问出来。

倒是杨森的部下去野外转了几圈，把工事给找着了。这些工事也不过是些没于荒草中的简单掩体，但足以让杨森喜出望外了。

工事上都有铁将军把关，一时又找不到钥匙在哪里。杨森的办法很干脆：直接破门而入。

防务刚刚部署好，第二天上司又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南京，然后再开赴安庆，以担任第二线防务。

杨森赶到南京时，南京已是人心惶惶，大部分船只都已被各级机关占用和控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杨森才搞到一艘载重五十吨的破旧木壳船。

这么一艘船，如何去得安庆？

正不知所措，上司给他想了个办法：部队乘火车由下关先去芜湖，杨森自己则率其军部坐木壳船走。

主意不错，就是木壳船太业余了。那真是蜗牛一般的速度，在江面上行了两三个小时，一共只前进了二三十里。

正“爬”着，背后忽然追上一艘快艇，转瞬之间便赶了上来。

快艇上坐的是委员长侍从室的人员。蒋介石还要召见杨森，得知杨森已离开南京，便忙令侍从人员沿途追赶。

杨森只身下艇，返回南京。

蒋介石宣布给予第二十军三万元奖金，以示慰劳，并且对杨森说：“你的二十军这次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很光荣，等第一批进口武器到了，优先给你补充。”

这么一句话完全可以在电报或电话中说，之所以要将杨森召回当面交代，一方面是奖励慰勉，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杨森的期许，希望他能切实守住二线。

杨森乘着蒋介石的快艇，追上木船，然后赶到芜湖，与部队会合一处。

算一算路程，如果搭火车绕道合肥，再至安庆，较之直接乘船逆流而上，耗时可缩短一半，问题是日机肆虐，火车恐遭空袭，白天已不能行驶。杨森又听说，从芜湖至合肥的铁路其实已经不通了，于是只能予以放弃。

还是得坐船。杨森派人去找芜湖当地的行政专员，请他赶紧拨船，以利大军开拔。

兵荒马乱，要求拨船的部队和机构太多了，也助长了专员的脾气。这位官僚把眼睛一瞪，立马予以回绝：“无船可拨。”

管你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这个地方我最大，我说了算。

听到专员如此甩臭脸，杨森未及开言，他的幕僚长就笑了：“我有办法。”

问有什么办法，幕僚长说：“这些当官的，你要用更大的官才能收拾得了他。”

当下依计派兵把专员给“请”到军部，由幕僚长亲自上演好戏。

当着专员的面，幕僚长有意大打官腔：“你不赶紧拨船的事，我们军长已经晓得了，非马上枪毙你不可！”

专员不是一般小职员，并没有马上被吓住，而是立即追问这位胆大包天，竟敢擅自枪杀命官的军长究竟是谁？

幕僚长扯起嗓子：“你不晓得我们的军长是谁？触怒了他老人家会有什么后果？那你不妨去打听打听，杨森军长是何许人也。我奉劝你一句，还是多加小心为妙。”

一听是杨森，专员顿时怵了。

杨森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是个说一不二，没什么理智的蛮干将军，你被他杀了等于白杀，跟捻死一只臭虫差不多。

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过杨森“蛮干将军”的恶名倒给他带来了便利。专员当下就哆嗦起来，答应拨船不说，还自掏腰包，买了鸡鸭来犒劳军队。

四五天后，第二十军乘船顺利到达安庆。幕僚长很是得意，说到底还是打官腔有效吧。

在南京保卫战打响的最后时刻，蒋介石还要用快艇将杨森接回南京，并加以叮嘱，实在是因为杨森将处的位置太过重要。

唐生智在南京守一线，杨森在安庆守二线，南京一旦守不住，安庆势必要承受巨大压力。当然，最主要的是杨森麾下已只剩残兵败卒。

杨森提倡军人常带三分怒，你在他面前昂首挺胸，哪怕是出言顶撞，都要比献媚阿谀吃香得多。杨森自己说，他从懂事起，在战场上就从来没有哭过，不管遭遇多大的打击，受多大的创伤，也不轻易掉泪。

在杨森看来，吃了亏挨了打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如何发起反击，以及如何补救，哪有工夫去哭？

可是打完出川抗战的第一仗，他就哭了。

第二十军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殆尽，杨森付出半生心血，一手训练出来的巴蜀子弟纷纷倒在血泊之中。

杨森一边哭一边骂，说古诗中有一句话不通：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写这诗的人一定没带过兵，一个优秀的带兵官，不会只把士兵当兵看待，而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骨肉。

当杨森真正面对“万骨枯”时，他没有功成的欣喜，只有彻骨的悲痛。

林相侯战死后，杨森想起他家境不好，特地拍发电报回广安，将自己的一座房子和一些田地赠送给了林相侯家属，这些房田当时价值十多万银元。

淞沪会战把第二十军打残了，也把杨森弄得无比伤心。

很多人遭到这种沉重打击之后，或者一蹶不振，从此爬不起来，或者开始明哲保身，有意识地躲避作战，不肯再碰硬钉子，但杨森不是这种人。

追溯杨森的少年经历，可以窥见他这种性格养成的过程。

杨森祖籍湖南衡阳，是清末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世代以耕读习武为本。杨森的父亲考中过武秀才，能百步穿杨。杨森因是家中长子，父母对其期望很高，父亲给杨森立下的规矩是，必须习文，不许习武，以免影响功课。

可杨氏家族本有习武传统，杨森的叔伯兄弟习武者众多，杨森在读书余暇也就瞒着父亲，偷偷摸摸地跟着练。

到了端午节，家族组织骑射比赛，杨森就像传说中的霍元甲一样，猛不丁地大显身手，并勇摘第一。

杨父这才知道儿子偷练武术的经过，当着面狠批一顿，但是嘴上骂着，脸上却微露笑容。

不管习文还是练武，都是要出人头地。随着世乱迹象已显，文武兼备显然要胜过单纯习文。

广安有一座叫龙台寺的著名古刹，寺门前雄踞两尊石狻猊，每尊都高达六米，为整块白石雕成，作龙腾虎跃嘶吼状。寺僧们为了这两尊石雕，伐木做滑车，用数百人推挽，尽十年之功才搬到寺前。

这个有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让年少时的杨森深受启发，即只要不计代价，奋斗到底，事业没有不能成功的，理想也一定能够实现。

当时八股虽废，科举未停，杨森小小年纪就前去报名应考，文武都报了名，结果均名落孙山——文是新试题没练熟，武不是技艺不精，是嫌他身材矮小。

杨森十分沮丧，师友如此安慰：“假使你考中了文武两秀才，只能取一个，那你怎么选？倒不如一个都考不中了。”

杨森听了哭笑不得。

杨森不是不聪慧，《古文观止》、《八家诗选》等书都能背上百页之多，堪称班中翘楚。老师对他期盼甚切，全班命题作文，总是让杨森负责收卷，还告诉他：“你收卷时，一定要先闻一下，那文章条理畅通的，一定有异香，不通的，闻了能让你吐三天！”

杨森的作文属于有异香的，可惜自从他那次落弟之后，科举很快就废除了，于是他在中学毕业后，便去报考速成学堂。

尴尬依旧，杨森各门成绩都合格，唯独因为身高不够，体检老是过不了关。

主考官对杨森说明了不能录取的原因。杨森霍然而起：“我年纪小，所以才身高不够，等再过两年，一准是高大魁梧异于常人！现在怎么能因为这个，就阻碍我从军报国的远大理想呢？”

当时的主考官是周骏，听后大为惊异，感到杨森志向不俗，立即决定录取。

日后杨森身材魁梧，果然没成为“杨矮子”，非但如此，他那种不混出头就绝不甘心的劲头，还得让人仰视才行。

在四川内战中，杨森算是“混”出了头，成为一线川将中的翘楚。不过那是内战，杨森自己已经羞于提及，他要在安庆东山再起，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飞跃。

杨森原先的家当，在川军中属于最破之列，可他的第二十军照样能打仗，不得不说，全是靠血肉硬拼出来的。

这种不计代价的血拼，终于为他带来了利好。以前第二十军的军饷很少，一直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淞沪会战结束后，军政部开始按照“中央军”标准发饷，再不用杨森搞什么“饥军政策”了。

蒋介石兑现诺言，给第二十军拨来大批捷克式或中正式机步枪以及进口武器，不仅装备了步兵，而且使杨森得以增配特种部队：每营一个重机枪连，每团一个迫击炮连，军、师、团各级，都有独立的通讯兵和工兵，指挥上更加灵活有效。

从川军中最穷的穷人，一下子跨越到最富的富人，杨森感觉是天都亮了一段。

接下来是兵员补充，这个很多部队都为之伤脑筋的问题，杨森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四川内战时期，他便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在四川广开军校，其中仅军校培养的军官就不下五万人，此外又在他的老家广安大举练兵，广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和年轻壮丁不计其数。

别的地方无人肯应征入伍，需要拉壮丁来凑，广安完全不用，只需杨森一个电报，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年轻人中也有很多像杨森这样，性格热血，就爱打仗，他们为了避免麻烦，甚至自制军服、自垫旅费，直接跑到安庆来投奔杨森。

杨森在电报中要后方运送一万补充兵，一下子来了两三万，大部分是广安子弟。

亲不亲，故乡人，新兵走进营房，马上就有乡音招呼，那份亲热和融洽，也是在别的部队里很少能看到的。

兵员有余，杨森便将军中老弱者替换下来，发放遣散费，仍令其搭轮回川。

在安庆练兵期间，杨森重点吸取了淞沪会战的经验。

过去第二十军使用轻重机枪，和国内的大多数军队一样，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扫射。一见阵地前有风吹草动，机枪手马上拼着命地按扳机，结果整夹整袋的子弹一次性便打完了。

淞沪会战是与高手过招，日军机枪手通常就不会扫射，只会点射，很注重命中率，前面不管有多少目标，他都要一个个地予以消灭，十分节省子弹。

杨森在重新训练机枪手时，以此为戒，特别注重了点射。

此外就是有针对性地训练防空防毒，教授如何构筑隐蔽工事，这些也是以前国内战争上的空白点。

经过重组重训，第二十军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得以恢复和提高了战斗力。

就在杨森忙于厉兵秣马之际，前方战报传来，日军已攻陷南京。

南京失陷后，国内舆论曾认为日军会继续乘舰溯江西犯，直达安庆，而当时中国军队尚未完成对江面的封锁，安庆又仅有一个第二十军镇守。眼看着安庆难保，一时谣言四起，都说：“日军明天就要进城了。”民众草木皆兵，纷纷逃亡。

为了稳定人心，杨森每天派出军乐队和大队士兵，逢人就宣传，表示川军绝不放弃安庆，即便日舰真的明天就到，也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看到军队都不慌不乱，人们才陆续返回，市面也逐渐恢复起来。

杨森内安人心，外部防御，他将主力布置在最前沿，安庆城内只留一个团，战区拨来的重炮兵则被安排于长江北岸。

安庆除了第二十军，还设有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与杨森协商防区划分，并主动要求向前线推进。

安庆附近的其他友军，全都在收缩防线，尽可能离日军所占领区域远一些，杨森不知道这支新四军主力究竟强大到什么规模，竟可以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动乃至于生存，便派人前去实地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跌眼镜，“新四军主力”一共才七八百人，几十条枪。

随着调查的深入，新四军的生存之道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白天不露面，全是晚上行动，到达一处村庄，立刻脱下军装，化装为零，跟当地百姓混杂一处，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民谁是兵。

过去在四川，杨森曾经有过跟红四方面军交战的经历，那时他只知道共产党的部队厉害，但不知道为什么厉害，现在他知道了。

杨森早年就有川中第一勇将之称，但也常常被人诟病为有勇无谋的“川中吕布”，就算到淞沪会战之后，他和第二十军将士给人的印象，仍然只是勇。当获知新四军的“秘密”时，杨森立刻有了一种面壁多年无法破壁，突然被高人敲了一下脑壳，然后大彻大悟的感觉。

杨森完成了一个自我蜕变，他偷师新四军，处处加以效仿。

第二十军建立了政工队，由政工人员对官兵进行抗日救国、保土为民的教育，同时还在各基层部队巡回教唱抗战歌曲。杨森甚至把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搬了过来，并扩大为“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要求部队早晚点名时必须集体诵读，齐声高呼，以作为全军的行动规范和指南。

出川抗战的川军，只要跟八路军、新四军邻近的，大多拜过师。邓锡侯、孙震、李家钰等人在北方，拜师的时间还在杨森之前，但这些“学生”里面，还就数杨森学得最惟妙惟肖。

除严明军纪外，杨森自己也率先垂范，经常揣摸如何跟地方和民众打交道。

光扯着嗓子装官腔吓人不行了，那叫军阀，现在再不能搞这一套。安徽的教育厅厅长是四川人，通过他的介绍，杨森与安徽省主席蒋作宾相识并且关系融洽。

当时安徽省政府已迁至金寨，仅留了部分警察在安庆维持秩序，但这些警察根本管不住“荣军”。

所谓“荣军”，是从前线撤退下来逗留于安庆的负伤士兵。因自恃抗战有功，他们在安庆城内到处横行，进戏园子看戏不买票，搭汽车也不买票。更有甚者，为了搭到车，晚上在马路上用桌凳设置障碍，以阻止汽车通行，造成安庆的秩序相当紊乱，市面也极度萧条。

除了骚扰地方，到处滋事外，“荣军”还不时涌入省政府留守机关，索粮讨钱，搞得机关人员走投无路，难以应付。

前线已经溃败，后方又是如此混乱的一番景象，杨森大受刺激，他在军部召集全军军官训话时，当场痛哭流涕：“你们看日本把我们中国打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再不努力，我们将要当亡国奴了，到那时我们还活得了吗？我们要赶快进攻才行！”

杨森在部署完防务后，便在安庆城内贴出布告：伤残官兵到指定医院集合，过境官兵尽速离开，被打散了无处可去的部队，也可以负责收容，但必须接受整编。

有人尚肯听话，有人置若罔闻，直到三天后，发生了一件荒唐事。

有三个散兵，不听布告所宣，到处闲逛，他们把安庆公园里的鸳鸯错当成了南京板鸭，砰砰数枪，打死了几只，然后拿到餐馆让厨师烹饪加工，做成了美食。

这三个哥们是饱了口福，枪声却使居民陷入了恐慌。杨森派出的巡察队跟踪前往，在餐馆里来了个人赃俱获。

杨森下令将三个散兵予以拘捕禁闭。

关个禁闭还是刹不住歪风。杨森亲自带着卫士巡街，走进公园，又看到一个“荣军”在抓公园里饲养的野鸭子。

杨森腾地就火了，立刻让卫士上前，一枪把“荣军”给就地枪毙。

杨森发威的消息一经传出，安庆市面倏地安静下来，那些不服调遣、惹是生非的伤兵散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秩序之良好还倍于平时，这大概就叫“乱世须用重典”。

蒋作宾感激不尽，地方与军队合作良好，有时，各级机构间出现问题，都主动找杨森协调解决。

驻防安庆四个月后，安庆警察厅长给杨森打来电话，说桐城发生了一件间谍案，他让桐城县长将案犯解来，可对方不理不睬。

要在以前，杨森会桌子一拍，马上派部队去把县长“请”来，但如今他就知道先打个电话了解情况。

县长解释说，所谓案犯是当地小学教员，大家闺秀，父母又都是桐城的绅士名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女间谍呢？

杨森决定亲自过问，让警察厅把证人送来。

证人到场，杨森愣住了，原来竟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只有八岁，一个女孩，十二三岁。

杨森诧异地问陪他们前来的警察：“两个未成年人，怎么可以作证？”

警察说有证物啊。那是一张电报纸条，是从孩子书包里搜出来的，而且两孩子在警察厅都承认了，说系女教员派他们来安庆进行“活动”的。

杨森再看孩子，小脸全都吓到煞白，于是他便把警察支开，和颜悦色地单独与之交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两小孩是姐弟，家里有部队电台借住过，那张电报纸条是报务员扔掉的无用电码，孩子好奇，就收集起来玩耍。他们这次到安庆，其实系逃学出来的，准备在安庆找外婆，外婆没找到，却因为跑来跑去、东张西望，被警察给逮住了。

警察厅是什么场所，既有书包里搜出的“物证”，又被警察拍桌子敲板凳地一吓，两小孩就糊里糊涂地承认是某老师派他们来的。

这真是葫芦僧判了葫芦案。杨森很生气，派人把孩子送回桐城，同时又责备了警察局长几句，让他立即结案。

“间谍案”发生后不久，杨森在安庆街上行走，忽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在喊：“抓到汉奸啦，抓到汉奸啦！”

杨森心中一动，分开人群，挤过去一看，见几个满面怒容的人正抓住一个吓到半死的“汉奸”不放。

有了“间谍案”的经验，杨森赶紧说：“把他带过来，让我问话。”

人群中有认识杨森的，便把“汉奸”推到杨森面前。

这“汉奸”倒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吓得身体都软了，经杨森的卫士劝慰，才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委。

原来当天是端午节，按照安庆风俗，家家户户都要买点红布给小孩做衣服。此人买了布后，不经意地举起来朝着太阳一照，本意是想看看布质厚薄与否，可不凑巧的是，日机正好于此时飞过，便被误解成了给敌机打信号。

杨森有军事经验，这事一想就能明白：飞机飞得那么高，怎么看得见那一点点红布呢？再说了，安庆大街又不是什么军事基地，哪里用得着打信号。

杨森做主，竭力给群众解释清楚，才帮“汉奸”洗脱冤枉，挽救了一条无辜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