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刘湘回川的问题上，钟体乾等人曾经有过一个方案，即由刘湘唯一的女参议官秦德君陪同，以眷属要求的名义，让刘周书亲自到汉口把刘湘给接回来。

已经打点好行程，可是刘周书却因为与小叔子，也就是刘湘的弟弟闹纠纷而推迟了行期。

在别人看来，这纠纷实在不算纠纷，竟然是为了谷子、麦子，究竟你多分一点还是我多分一点，争到了不可开交。

刘湘身为川中的第一把手，平时迎来送往，家用开支不小，他本人又很自律，不肯从公家账上轻取一文，因此常常弄到入不敷出，刘湘不当家不过问，女主人就为难了。

刘周书私下里曾去找邓汉祥，请他予以补助，邓汉祥回答一切费用都有预算开支，实在无能为力，不过如确有急需，可由刘湘本人批示，他会立即拨付。

知夫莫若妻，刘周书知道刘湘的脾气，只得作罢，日常生活中就只能不停地抠，以致于跟小叔子也要斤斤计较。

现在刘湘死了，众人不敢再耽搁，急忙催促刘周书尽快去汉口。临行前，没人敢告诉刘周书关于刘湘的噩耗。

飞机降临汉口，在机场上迎接刘周书的人，全都佩戴一朵小白花。刘周书多在乡下务农，很少跟刘湘经历大场面，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戴白花是什么意思，直到随接待者步入刘湘的治丧处，才渐渐发觉情形不妙。

从门口到礼堂，不是花圈就是挽联，还有棺材。小白花不懂，花圈挽联棺材什么意思，还能不懂吗。再进屋内，只见床上的铺盖卷，不见丈夫，刘周书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连忙问旁人：“甫公呢？”

有人怯生生地指了指礼堂中央停放的棺材：“在那儿。”

不祥的预感终于得到证实，可怜的女人立即泪如泉涌。她哽咽着问陪同前来的秦德君：“你知道么？是不是真的？”

秦德君点头：“知道，是死了。”

刘周书一边擦眼泪一边埋怨：“你为什么不先给我说呢？”

秦德君解释道：“我怎么说得出来呢，说出来我怕你跳飞机呀！”

刘周书流泪不止，沉默了好一阵，她对秦德君说：“甫公没有妹妹，你就来做甫公的妹妹吧，从现在起，你要和我一起披麻戴孝！”

刘周书叫来刘湘的副官，让副官量尺寸，给她和秦德君做孝衣。

一切交代清楚，刘周书才向刘湘的棺材走去。相隔一丈远，她就猛扑过去，然后号啕痛哭。这是刘湘家乡大邑的风俗，叫做“碰棺”，只有到这时才允许遗孀大放悲声。

其时，武汉雨雪纷飞，室外茫茫一片，真是天愁地惨人哀。

“碰棺”之后，刘周书要求启棺告别。一打开棺材，就见刘湘遗体的鼻孔和口角，都留有血痕。尽管医院医生及刘湘身边的医药顾问都解释说，依照刘湘的病情和死亡症状，这是正常现象，但刘周书立刻起了疑心，坚持认为丈夫死得蹊跷，定是被暗害致死，任何解释都听不进去，并开始大闹灵堂。

灵堂里面的人，除了秦德君外，她扯住就打，扯不到人，便砸东西，桌上的茶碗、笔筒、墨盒、烟缸，抓到什么砸什么。

众人哪里还敢再待下去，都跑开躲得远远的。

没人理会，刘周书转而又大哭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甫公在时，一呼百应，而今甫公不在了，就没有人理我了！”

秦德君劝刘周书：“不是他们不来看你，他们是怕挨你的打，只要你不打他们，我就去喊他们来。”

刘周书也知道没人看更没劲，因此点头答应：“我不打就是了。”

说是不打，人才来了，而且是蒋介石亲自登临。

刘周书一见蒋介石，便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叩几个响头，接着大哭不止。老蒋让人搀扶，她也不肯起来，弄得蒋介石头上直冒汗珠，说话也结结巴巴。

等到刘周书哭累了，蒋介石忙命侍从扶起，并再三保证：“嫂子，对于甫澄兄的后事及子女问题，兄弟负全权责任，保证对得起嫂子全家。”

走出灵堂，还没把汗擦干，蒋介石就得知，王陵基、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等数十人已经发出联名通电，严词拒绝张群入川。

紧张气氛再度升级，成都军校和留守川军各自都设置了警戒线，俨然又回到了西安事变后的那种状况。

蒋介石这才发现他的确失于计算。

刘湘去世，在他看来，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何况又不是死于他手，所以一系列决定，才会显得那么匆忙和草率，完全没料到四川地方的反弹力会如此之大。至于周氏之悍，那更是原先想都没想到的。

他能动手吗？不能。正如邓汉祥所说，四川已成抗战的大后方，别说分兵攻打，就算是动荡不安，都会让“中央”无立足之地。

如今之计，必须缓和再缓和，降温再降温，无论是对川军前方还是后方，甚至包括刘湘的那个遗孀，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1938年1月25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了对潘文华的撤职处分，改为“撤职留任”，以示对川军将领的宽待。次日，又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他在汉口为刘湘主持公祭。

何应钦一到，刘周书就哭哭啼啼地从灵堂后面冲了出来，并且破口大骂：“何应钦你这个汉奸，把我的丈夫害死了，老娘今天要同你拼命！”

众人七手八脚拉住，但是好说歹说，刘周书始终不肯罢手，最后还是秦德君的几句话起了作用。

秦德君和杨森的崇拜者胡兰畦一样，皆为不甘寂寞的所谓川中名媛。她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因与明末四川女将秦良玉是同乡同族，时常以秦良玉第二自许。

秦德君对刘周书说：“你快回四川挂帅，好率领甫公的军队打江山！”

刘周书不懂：“啥子叫挂帅？”

秦德君说：“挂帅就是带队伍，古代秦良玉以夫人的身份挂帅勤王，你就学秦良玉吧。”

刘周书一听高兴了，这才答应不在汉口闹事，而是早日回川。

1938年1月26日，刘湘的灵柩从汉口运回四川。在启灵到江边的路上，根据安排，由何应钦“执绋”，也就是拿着牵引灵柩的绳子前导，刘周书和秦德君这对“姑嫂”则穿着孝服紧跟。

刘周书沿路哭号：“亲日派成功，逼死我的抗日英雄。”翻来覆去，都是这两句话，让何应钦如芒刺在背，只得一再吩咐两边的人：“快劝！快劝！”

刘周书不听任何人的劝，一直哭到上船为止。

能把“虎婆”哄上船，已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那边蒋介石还得不断向四川地方示好。

1938年1月28日，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赶到成都，向各路军政人员宣布“中央”的善后措施，见众人都能接受，才赶回重庆，原先两方对垒的紧张局势亦因此缓解。

紧接着，蒋介石又致电邓汉祥，提出在张群到任之前，由他负责省政，钟体乾、王陵基也各守各的窝，暂时都不动。

1938年2月4日，刘湘灵柩运抵重庆，从第二天起，由何应钦主持公祭。

公祭期间，四川名流云集，刘湘生前的部下好友尽皆到场，刘从云也在应邀之列。见到曾声名显赫的“刘神仙”，刘周书一迭声责问：“你给我公婆选择墓地时，不是说甫澄有九五之尊吗？如今怎么又将他给犯死了呢？”

刘从云无言以对，只得胡乱作答：“可能是……地脉龙神召他去有别的差遣了吧。”

刘周书哪里还肯信这一套，祭文还没念完，她就举起哭丧棒，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打去。

刘从云虽号神仙，却无地遁之术，躲闪之际，哗啦一声撞翻了供桌，祭品撒得满地，连灵牌也差点倒掉。一旁的范绍增、王陵基等人还没回过神来，身上已经挨了几棒，有人连军帽都丢掉了，范绍增的呢子也被扯出了一条小口。

灵堂前多站一会没事，可不能把命搭进去啊。一干人等被吓得四散奔逃，刘周书则披散着头发，边追边打，直把肃穆的会场变成了打闹场，而一本正经、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们全都现出原形，个个狼狈不堪。

刘周书嘴里还在骂：“挨炮火的，砍脑壳不死的，你们咋个搞的嘛，他们把人给我活活整死了，你们咋个不管嘛，你们就光顾升官发财了！”

接着又哭：“我的天啦，丢下老娘一屋人，孤儿寡母的咋个办嘛……”

公祭难以进行，何应钦气得脸色铁青，赶紧上前制止。可他才冒出一句，就被愤怒的遗孀给打断了。

“部长唉，你们还是要讲点天理良心的嘛，我的人好端端的，咋个一下子就死了嘛？哼，天晓的，地晓的，你们晓得，我们晓得！”

何应钦涨红着脸，正要分辨，刘周书不由分说：“这些那些都不说了，我现在提三件事，你一定要给出个名堂。”

听刘周书絮叨完她的三件事，部长着实给惊住了。

哪三件事？

除了要在成都给刘湘修一座“中山陵那么大的墓园”，以及办一所“甫澄大学”外，还要让刘湘的儿子顶替刘湘做省主席。

前面两件再难也不难，后面一件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定然会贻笑大方。

何应钦苦着脸对刘周书说：“唉，刘夫人，你的要求也太过分了，我们是民国嘛，儿子咋能顶替老子呢？”

刘周书听了，一屁股躺倒地上，一边满地打滚一边哭闹：“我的哥（刘湘）唉，你死得好惨呀。你一走了事，可让我们母子咋个办嘛。”

何应钦无法可想，唯有口头上先应承一下：“我向委员长报告就是了，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

其他官员为了平息事端，也乘势上前解劝，甚至拍胸口担保，说将联名向蒋介石请愿，争取满足刘周书的全部愿望，公祭这才勉强搞完。

经过这么一闹，虽然蒋介石不可能真的让刘湘儿子“子承父业”，但还是尽力提高了规格，刘湘的葬礼也由此升为了国葬。

四年之后，刘湘墓园在成都落成。该墓园与武侯祠相邻，占地一百多亩，有皇陵规格。抗战期间，民力凋敝，能修成这样子已着实不易。

大学打了折扣，改成了中学。据说刘湘的小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就读，听到一些学生在背后议论，说他老汉儿（刘湘）是军阀。

听得多了，刘湘的儿子就回家朝母亲告了一状。刘周书当即找来中学校长，说她要给学生训话。

没有刘周书，就没有这所中学，校长不敢回绝，赶紧把学生全都召集到操场。

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刘周书气呼呼地说：“我晓得你们有人说我娃儿他爸是啥子‘军爬’、‘军爬’的。未必他爸爬了你的哪个幺妹儿？还是你家的房子票子？记住，这个学校是我开的，再有哪个敢乱说话，就把这学校关你妈的！散会！”

刘周书不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婆”，从大小官员到中学学生，全能通杀了个遍，而且她也没忘记要做“现代秦良玉”。她的弟弟以及刘湘的侄儿，当时都在川军中担任师长，刘周书带着他们以及一群荷枪实弹的卫士，成天口口声声地要挂帅统率川军。

刘周书再泼再凶，不过是借着丈夫的名头，其实在四川军政内部并无根基。随着公祭、国葬结束，其政治资本将会越来越弱，蒋介石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真正在意的还是那些政客和军人。

尽管四川地方已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但蒋介石仍不敢贸然让张群上任，就怕这位仁兄给人毫不留情地轰出来。

必须要找人疏通。

人已经找好了，他们分别是傅常、刘航琛、卢作孚。

三人之中，卢作孚为四川船运大王，刘航琛是工商界“木匠”，两人从政都是半路出家，且早已不受刘湘重用，现在既然人都死了，投入蒋系阵营也没错。独有这个傅常，让人有吃了苍蝇的感觉，要知道，他过去可是刘湘最可靠的心腹啊。刘湘出川，谁都不带，就带着一个傅常，那是真把这位兄弟当法正、庞统看待了。

可惜看错了。

刘湘一死，傅常就变得举止反常起来。在刘湘去世的第二天一早，他把刘湘的印章予以封存，对众人说：“我是甫澄的朋友。甫澄死了，我帮助他的任务也就完了。”

傅常将所有善后工作扔给别人，独自住进了汉口的一家饭店，来个闭门谢客。因为很多事只有他知道，同事免不了还要上门请示，傅常一概不予作答，令大家十分不满。

都以为傅常要从此归隐，不料几天之后，此君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重庆行营参谋长，正式投靠了蒋系阵营，让外界大跌眼镜。

傅常一行来到成都，自然要先到灵堂祭奠刘湘。不料川中文武早把他和唐式遵视为投靠蒋介石的“叛徒”，刘周书更是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立即将傅常扣押起来，要枪毙于刘湘灵前。

钟体乾、乔毅夫正负责操办丧礼，见势不妙，急忙上前竭力劝阻，傅常才得以逃出灵堂。

灵堂祭拜之类都是做做样子，政客自有政客的正事。傅常等三人先找王陵基，见面直接报出了老蒋的新提议：川康绥靖公署可以保留，所有原来的委员、厅处长一律不动，只派张群单独一人来川，条件便是同意张群出任省主席。

这是给四川地方的，王陵基另有好处。傅常等人暗示，事成之后可升王陵基为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已经认定，王陵基才是阻碍张群入川的最大阻碍，所以该花的血本一点不带含糊的。

王陵基有些动心了。

刘湘死后，谁都想继承老大之衣钵，当然也没几个人会榆木脑袋到给刘周书“黄袍加身”，他们不过都在利用这个女人罢了。就在刘周书今天要杀这个不忠之人，明天要斩那个叛徒奸细的时候，这些人还偷偷地溜进灵堂，希望说服刘周书，指定自己为刘湘的唯一继承人。

王陵基不屑为之。他是励进会和甫系内当然的“太上老师爷”，论忠心、论资历、论声望，谁能跟他比，谁敢跟他比？那是志在必得，舍我其谁！可以说，他完全用不着抱任何人的大腿和小腿，继承人席位非他莫属，省主席一职也理所当然不可能花落它家。

可结果却是张群。王陵基大失所望，一股怒气全都发泄到了发布这一任命的老蒋身上：对你这样没眼力的人，如果我再把你当人，我就不是人了。

王陵基绰号“酱黄瓜”，犟脾气一上来便无可遏制，加上他也借此博取在川军人的支持，所以才会表现得那么慷慨激昂。

直到蒋介石派傅常送上乌纱帽，王陵基终于有了心花怒放的感觉。

老天还是公道的啊，如我这样的高手，就像针尖麦芒，一口布袋子怎么可能藏得住呢，那些无论如何钻不出去的，不过是麦糠罢了！

在军队系统，集团军总司令差不多就是省主席一样的级别，这要拒绝了岂不是暴殄天物？王陵基又得意又眼馋，心里面早就默认了新提议，问题是，他前面已经把狠话放出去了，现在一个人再悄没声息地收回来，恐遭众怒。

灵官思量着得找个人来附和一下，这人不能是普通人，必须是重量级的。

这就想到了邓汉祥，他原先不是欢迎张群入川最积极最起劲的吗。以邓汉祥在四川政坛的地位，若是举手赞成，那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王陵基给邓汉祥和各师师长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邓汉祥一进门，傅常就迎了上去：“我们刚刚到成都，来不及看你，以后四川的事，还要请你多费心。”

邓汉祥立即意识到傅常话里有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傅常见对方单刀直入，只好一五一十地把新提议重复了一遍。

对于傅常，邓汉祥最乏好感。当初这厮没少在刘湘面前进谗言，无非是说他邓汉祥如何阴险诡诈，如何想做省主席，如何暗通“中央”，是个潜伏的“奸臣”云云，不料转来转去，第一个急着做“奸臣”的，原来还是他自己！

让傅常做邓汉祥的说客，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邓汉祥毫不客气地说：“这个办法，别人的意见怎么样我不管，我是不赞成的。张群早来我早走，晚来我晚走，反正他要来，我就走。”

傅常尴尬不已，还要劝说，邓汉祥撂下一句：“好在我是贵州人，我的去留，不会对各方产生任何关系和影响。”

说完就再不理会傅常。

川军各师师长亦视傅常为朝三暮四的“叛徒”，见邓汉祥都这样说，也都对新提议表示反对。

王陵基的这顿饭算是白请了，一点效果没有。吃完饭，他决定在励进会内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议，如果中层军官能给以支持，事情仍有望柳暗花明。

王陵基的家就在励进会址对面，他让傅常等人在家里坐等消息，自己去召集会议。

不料中层的态度比高层还要来得激烈。开会时，有人说刘湘是被蒋介石给毒死的，而毒药就是由傅常拿去的，应该将傅常杀掉，又有人说傅常、刘航琛、卢作孚全是汉奸，除取傅常项上人头外，另外两人也不能放走。

会场气氛越来越紧张，众人大有冲将出去活捉傅常等三人的架势。王陵基一看不妙，急忙进行解释，并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三人只是传话信使，绝无危害四川地方的意图和举动，会场这才安静下来。

会议结果，一致反对新提议，也就是拒绝张群入川。

傅常等人仓皇出奔，飞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时，都说是邓汉祥一人从中作祟。

在蒋介石原先的印象中，邓汉祥是最接近“中央”的，且与张qún_jiāo情不错，连他都站出来阻止，可想而知，张群入川是再不可能了。

只好换人，张群换成了顾祝同。

在蒋系阵营，顾祝同是个特殊军人，或者说是个极有政治和交际手腕的军人。他明白，在留守川军高度团结的情况下，他这个“外人”要是贸然入川，其下场和境遇可能比张群还惨。

顾祝同想到了参加淞沪会战的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不如借用一下他的人脉。

郭汝栋过去混迹川中，与潘文华私交很深，他奉顾祝同之命与潘文华见面密谈。

潘文华自从在前线被予以撤职处分后，感到大丢脸面，情绪一度十分消沉。蒋介石虽已将他的处分令改为“撤职留任”，但与已跃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唐式遵比较，还是抬不起头。因此潘文华一直未去部队，而是躲在汉口闭门不出，夜夜“孤灯萤然”，瞻望未来，除了彷徨还是彷徨。

郭汝栋来的正是时候。他在密谈中告诉潘文华，说顾祝同很信任你，你的“撤职留任”也会很快撤销，并将内定你为集团军总司令。

潘文华了解了一下，对方无非想让他陪着一道去成都上任，然后加以支持，这个买卖划算啊，为什么不做？

潘文华反应热烈，蒋介石和顾祝同便知道事情有了转机，“撤职留任”果然很快就撤销了。之后，除蒋介石出面宴请外，顾祝同又亲自找潘文华商谈，表示他本人主持川政只是过渡性质，将来还是要全力扶植潘文华。

一切妥当，顾祝同这才放心地同潘文华、郭汝栋三人乘专机飞往重庆，先由潘文华给成都的王陵基通长途电话。

电话通了，王陵基一听便火了。

省主席是张群还是顾祝同，都无所谓，关键是把他给甩在了一边，什么好处没有，这算怎么一回事。

灵官当即在电话中对潘文华说：“如果顾祝同敢飞成都，我就用机枪大炮在机场上迎接他！”

顾祝同听得此言，便知道成都去不得了，只得叮嘱潘文华先行赴蓉。

潘文华到成都后，首先与钟体乾、乔毅夫接洽。他起先对四川地方如此反对张群还不甚了了，以为真的是张群个人不受欢迎，几轮谈下来，才弄清楚，原来反张群就是反蒋介石，把张群换成顾祝同，还是一样，只要是蒋系阵营派出来的，一律抵制。

事情很明白了，如果他潘文华帮着顾祝同说话，就是站在蒋系阵营说话，毫无疑问也会沦落为唐式遵、傅常一样的“叛徒”，被人人喊打。

好险，差点上了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当，那个集团军总司令的承诺不是香甜可人的大饼，而是能让你掉坑里的诱饵。

潘文华立即决定改弦更张，抛掉顾祝同，与留川军人站在同一个立场。

潘文华回川，没能让顾祝同当上省主席，却为“后刘湘时代”的继承人之争增添了一个新的人选。

要知道谁是刘湘事业的衣钵传人，首先要看他是不是励进会的继任会长。

当时的留川将领，大部分都是励进会的重要骨干，保安团和保安队的团长、大队长，也大多是励进会会员，说这个组织控制着留守川军的命脉，也未尝不可。由于励进会会址位于成都文庙后街，当时社会上纷传：“四川的政治中心在文庙街。”

在潘文华入局之前，一堆人记挂着上位，不过最有信心从死去的老大手里接过绿玉杖的就俩，王陵基和王缵绪，可称“二王”。

王陵基身为代理会长，以为光凭老资格就能降服众人。王缵绪则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在部分留川军官中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励进会的一些旅级中层军官都看好他，愿推其为首领。

“二王”皆视对方为唯一竞争对手，他们几乎没有考虑潘文华。原因是潘文华系光杆回川，回来后又杜门谢客，不问时事，看上去既无实力也无yù_wàng参与竞争。

可实际上，与“二王”相比，潘文华更像一个老练的政客。长达八年的重庆市长经历，以及与钟体乾等谋臣相对密切的关系，都为他占到了先机。

“二王”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把钟体乾等人放在眼里，相反，潘文华更清楚谋臣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手段，因此对钟体乾等人言听计从。

潘文华的部属于此时在幕后大力造势，说刘湘临死前，已确定潘文华为自己的继承人，并召其前去，执手相看泪眼，还呜咽着唤其“仲三”（潘文华的字）等等。

这种说法实在可疑，因刘湘死前早就不能言动，连遗嘱都无法口述，又怎么能把场面搞得如此生动呢？

再有疑点，对需要它的人来说，也会变成真实故事。

甫系原有“三老”之说，即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但蒋介石在汉口向“甫系三老”宣召，张斯可不顾钟、乔二老的反对，执意要去会蒋，于是睡诸葛亦与钟、乔反目。

这个时候，太需要“忠臣”了。钟体乾把刘湘的“临终托付”拿出来作为凭据，又将几个候选人比较了一番：王陵基“粗暴”，王缵绪“老乱”，唐式遵“瘟症”，结果是潘文华较为忠厚，就选他了。

“老干部”的作用从来不容低估。在现实政坛中，哪怕这些老头子退了休，都可能对人事产生关键影响，更不用说尚在其位了。经过钟体乾等人的暗中运作，绝大部分甫系人马都开始倒向潘文华。

得到钟体乾的支持，潘文华趁热打铁。他腰缠万贯，有的是钱，回川后就把重庆原属自己的大片土地，转送给刘周书。刘周书是个农村妇女，跟着刘湘也没享到过多少福，现在丈夫死了，原来的部下还对自己这么好，一下子既感动又激动，当下也不想再做挂帅出征的“现代秦良玉”了，转而把潘文华指定为刘湘的继承人，使潘文华更成为了众望所归的最佳人选。

“二王”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励进会召开大会，选举正式会长，两个家伙还笃定得很，以为自己当选，乃是坛子里面捉乌龟，手到擒来的事。

当天钟体乾先发言。他说：“甫公死后，这个班子还需要有人继续领导。我个人的意见，是选一个平素甫公最信得过的人，来继承他的事业，从而使他放心于地下。”

钟体乾语毕，立即有人响应：“推潘文华继任本会会长！”

“二王”还没回过神来，会场上已掌声四起。有人起而补充：“潘文华作领导，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如果有人反对，定是川奸，我们将共去之。”

又是掌声，又是呼应。

“二王”面红耳赤，跟着拍了几下巴掌，便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潘文华当选励进会会长，前线如刘兆藜，后方如彭焕章，一众将领皆示臣服，使得潘文华在川根基逐渐稳定了下来。

落选的王缵绪先是瞧不上潘文华，看到潘文华真的有望继刘湘之后成为新的帮主，便马上调整情绪，与潘文华谈起了合作。

“二王”的官场性格完全不同，灵官成天一副宁折不弯的样子，王缵绪向来都很灵活。说到底，搞政治嘛，没有气节，只有节气，适当转个弯是必要的。

合作得有资本。王缵绪的资本是他在留川部队中拥有一定实力，而潘文华回川时还是一无所有，光杆一个，所以生意才谈得起来。

王缵绪早就设想好了双方的合作模式：由他出任省主席，潘文华出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三个月后，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战，潘文华兼理省主席。

三个月，就三个月，你让我过一下主持川政的瘾，然后就什么都是你的了。

潘文华欣然同意。当钟体乾及励进会高层表示异议时，他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在施计利用王缵绪罢了。

“王缵绪诡计多端，对第二十一军的内幕知道得最清楚，如果不把他拉住，他必然倒向蒋系阵营，不如先把省主席职位给他，使他站在我们这边，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在潘文华看来，他已经拿到了“绿玉杖”的一半，另一半也迟早是他的，不用过于着急，同时，也可以借此向外界显示他的谦让大度，看起来会更像刘湘的衣钵传人。

顾祝同在重庆望眼欲穿，巴巴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败兴消息，只得匆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

两大阵营内部自此都展开了紧张的磋商，不过要讨论的已不是张群还是顾祝同，而是王缵绪还是潘文华。

蒋系阵营以张群的意见为主流，认为虽然外派的两个“节度使”暂时都无缘于川政，但既然是要从川将中选，与那个跑上来硬抢省主席的王缵绪相比，“川政还是仲三（潘文华）主持好”。

四川方面，不管钟体乾等人如何劝说，潘文华都不肯改变态度，执意要先把王缵绪推上前台。

王缵绪难孚众望，潘文华又坚不就职，四川省主席总不能一直空着，蒋介石被迫再征新的人选。

经刘航琛等人提议，贺国光浮出水面。

贺国光集张群、顾祝同优点之长，张群是川籍，他也是川籍，顾祝同乃好好先生，贺国光与四川各方相处亦大体融洽。此外，贺国光还是速成同学，这一背景，张、顾均不能及。

于是蒋介石把王缵绪、王陵基等人都召到汉口，会上正式提出要以贺国光继任川省主席，并且态度异常坚决。

众人在会上都诺诺连声，表示同意，晚上回到寓所，王缵绪开始垂头丧气，连声大呼：“贺国光主政四川，大家完了，完了！”

其实真正觉得完了的是他自己。从毛遂自荐起，王缵绪做梦都想当这个省主席，他对别人说：“你知道杨森发动统一之战时，我为什么反对吗？”

知道这段历史的，都能想出王缵绪说过的那些话，什么厚此薄彼，不看重他这个老前辈啦，甚至于杨森对老婆刻薄那些。

王缵绪全部予以否认：“不是的。我反对杨森的真正原因，是他不让我当四川省长！”

统一之战时，要是杨森能捞到四川省长，他干嘛自己不当？再说了，那时的王缵绪是个什么资历，离省长之位也太远了。

只能说王缵绪这个人，真是嘴巴两张皮，边说边在移。他那意思就是，现在谁要是不让他当省主席，他也会像反杨森那样反他。

提议贺国光的，是刘航琛，王缵绪便把刘航琛给恨上了。刘航琛搞工商金融出身，王缵绪暗指他贪污，侵吞公款，还准备对刘航琛实施“绑票”，先捆起来再说。

有人提醒他：“刘航琛虽坏，如今势头也不比从前，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加之此人长袖善舞，要整垮他并不容易，而且这种时候，实不应树敌过多。”

王缵绪这才默然不响，但你要他就此善罢甘休是绝对做不到的，最后他一咬牙：既然不让我当成主席，别人也休想当成！

在武汉开会时，王缵绪曾听到一句话，说“川局好像鼎锅里的开水，不是瓢把冷水就能扑得下去的”。

这话的原意是形容川局之复杂，王缵绪正好把它拿来作为反对贺国光的理由，指使他人发出联名通电，把贺国光说成外来的那一瓢“冷水”。

贺国光和张群、顾祝同一样，都知道川情复杂，内心并不想来趟这浑水，只不过难违上命，勉力为之而已。

获悉成都军界集体反对其主持川政，贺国光颇有些哭笑不得，说：“我好比是四川嫁出去的姑娘，这次如果能回到娘家，亦不过将房内床被陈设打扫干净，整理就绪之后就离开，哪里会久待。你们哪一个自觉适宜，便可以回来做这个省主席，我都欢迎，也不会和谁争抢，又何必恶语相加呢？”

第三个钦命大吏也就此歇火。

张群、顾祝同、贺国光先后被拒，潘文华再三推辞，成都军界见一个反一个，蒋介石被这帮四川人弄得要发疯了，恨不得冲出去挨个揪住领子，来个咆哮：那你说让谁当？！到底让谁当？！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早就知道四川这潭水很浑，本以为刘湘去世会解决问题，没想到不仅什么都没解决，水反而更浑了。

四川是抗战大后方，这样动荡不定怎么能行，蒋介石为此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四川动态，并通过委员长侍从室等机构，下大力气搜集相关情报，以掌握四川方面的活动情况。

研究出真知，蒋介石很快发现，当受到外来威胁时，四川军政大员们极易抱团，外来者很难渗透进去。但这并不表明其内部完全铁板一块，尤其是在刘湘死后，潘文华立足未稳，在缺乏绝对核心的情况下，各方势力又形成了新的平衡。

既然从外面钻不进去，那就只能采取一个办法：以川制川。

1938年3月16日，蒋介石推出一系列措施，将邓锡侯奉调回川，出任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任副主任，向刘文辉作出许诺，答应在西康建省后，由他任西康省主席。

当时日军正大量收集有关中方的情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分析认为，蒋介石把邓锡侯调回四川，将四川问题的解决托付给他，如此软弱妥协的态度过去少见。再联系蒋介石腰间缠有绷带，单独步行困难的传闻，日军方面大感庆幸，甚至认为蒋政权的前途已经靠不住了。

他们并不知道，这只是蒋介石“以川制川”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不仅从表面完备了西康人事结构，更重要的是借此挤掉了一直在幕后“兴风作浪”的钟体乾和乔毅夫，而后面这两人还有苦说不出，称得上是一套极其漂亮的组合拳。

接下来再敲定四川省主席。蒋介石要来了侍从室整理的调查材料，这份材料对四川军政首脑的情况逐个进行了跟踪，在“王缵绪”这一栏上如此记录：刘湘逝世之日，留川部队中以王缵绪资望较高，但是在“中央”让邓锡侯回川任职后，王缵绪“极失望，怨恚颇甚”。

蒋介石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给这个王缵绪一点“希望”，特召其到武汉见面。

接到电报，王缵绪那个激动。正兴冲冲要奉召启程时，他意外得知，杨森也将前往汉口。这让他马上着急起来，担心杨森半路抢了他的省主席，便约杨森一道前往汉口，路上好用话语试探。

见面之后，杨森快人快语：“过去我不该与刘甫澄冲突，其实我和他就是哥俩，他当大哥，我为二哥。如今大哥死了，就应该二哥继承，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王缵绪一听脸色都变了，这不摆明来截道了吗？

孰料杨森倒是另有打算：“你和潘文华要主持四川军政，我支持，不过第七战区不应该因刘甫澄死了便告结束，你们应该主张恢复第七战区。我可以给你们效劳，来当这个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这样内外维护，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缵绪这才弄明白，杨森对“绿玉杖”没兴趣，对打仗和指挥川军有兴趣。也是，杨森从来没觉得他比刘湘矮过一头，怎么肯当刘湘的“孝子贤孙”或者是接班人呢？

发现是虚惊一场，王缵绪这才吁了口气。他根本不关心第七战区是否要恢复，他关心的是省主席大印。

当谒见蒋介石时，王缵绪那神情真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私下里的那些咒骂和牢骚都不知飞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

说白了，王某就是后宫一不得宠的妃子，如今老头子翻了他的牌，眼见着要招寝了，能不喜出望外吗？

当蒋介石问他家里有几个子女时，王缵绪一时紧张，竟然回答：“因为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一件混账的事。”

蒋介石向来不苟言笑，听到这里，也不由笑了起来。

回川之后，王缵绪还得意地向别人描述，说着说着，他也觉得有些不妥，便自我解嘲说：“我娶了几个老婆，他老蒋还不是有过好几个老婆，只不过跟我不同，是离了婚再娶罢了。我混账，他不是一样的混账吗？我这是幽默，在暗讽他哩。”

1938年4月26日，蒋介石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仍任秘书长，把省政府的一套班子装备了起来。

当一张张板凳安好，大家各就各位，蒋介石曾发现并为之头疼的那个特点再次重复：两套班子五个人，抱起了团。

两套班子是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五个人分别是主持西康军政的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主持四川军政的王缵绪、邓汉祥。五人轮流做东，以吃饭为名，商量如何表面拥蒋，暗中防制，以使蒋介石对川康无从下手。

眼看“以川制川”即将前功尽弃，全面破产，“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这个“人”，就是王缵绪。

王缵绪对潘文华说，三个月后把省主席交出来，并非真心话，他不仅不想交还，还记挂着早日转正，把头衔上的“代”字给去掉，为此，他甘愿冒大不韪，上演一出潜伏的好戏。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王缵绪认为自己已经是老蒋的人了，给老蒋充当探子，为其通风报信，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好亏心的。

刘湘生前，很多人都说王缵绪早就是复兴社分子，其实并非事实。事实是，直到王缵绪担任代理省主席之后，四川复兴社才以此为契机，试图发展王缵绪入社。

正好那时候王缵绪急欲转正，却又找不到关系和门路，四川复兴社便通过王缵绪的秘书，告诉王缵绪说，只有加入复兴社，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那个省主席的位置才能做得牢靠。

王缵绪一听果然动了心，某天晚上，他跟着四川复兴社的人，偷偷跑进一间会议室，填了入社表，并向蒋介石的头像行三鞠躬礼，就此加入了复兴社。

虽然入了社，王缵绪自认还只是个小社员，所谓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会，不先立点功还行？

“五人团”每天的谈话内容，都会被王缵绪暗暗记住概要，然后通过复兴社这条线层层上报给蒋介石。

刘文辉找邓锡侯商量，认为留守川军的枪支多，子弹少，想让王缵绪少成立两个保安团，用节省下来的薪饷密购子弹，以备将来和蒋介石抗衡。

邓锡侯去跟潘文华一说，潘文华一拍胸脯，便去说服王缵绪。王缵绪表面一口应承，背地里却向复兴社告了密。

1938年5月，蒋介石任命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前去修筑大巴山防御工事。

这其实是一条“一石二鸟”之计。抗战当然是第一需要，大巴山工事可防止日军沿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路线入川，从而动摇抗战后方，另一方面，潘文华的绥署由国防部指定设在阆中，与居于成都的邓锡侯、刘文辉隔开，主管西康的“邓、潘、刘”也就不能整天在一块咬耳朵了。

可是潘文华自有他的办法。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工事告一段落，他便称病赴蓉医治，又与邓锡侯、刘文辉凑到了一起。

随着武汉的“中央”各机关陆续全部迁往重庆，西南地方自保的yù_wàng也越来越强烈。当时便有谣传，说云南要投降日本人，蒋介石便催促云南军政首脑龙云前去汉口会面，以正视听。

龙云从汉口返回后，中途在成都与“五人团”闭门密谈，双方签订了一项对抗蒋介石，巩固各自地盘的联防密约。

王缵绪和众人一齐签约，签完了，他就捉摸着，如何把谈话和条约内容报告蒋介石。

正好这时蒋介石电约王缵绪前往汉口。王缵绪欣喜若狂，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密报起了作用，但同时还要装模作样，他把另外四人请到家里吃饭，吃饭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一脸天真地征求意见，问究竟是去还是不去。

大家说去好了，怕什么呢，肯定是好事不是坏事。

即便是坐上飞机之后，王缵绪仍然不知道，在蒋介石发出电约之前，尚有许多的曲折，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于他加入复兴社这件事，康泽事前不知道，事后不同意，蒋介石更是被蒙在鼓里。

复兴社的加入规定十分严格，凡是上层将领，必须蒋介石本人亲自批准才行，何况当时蒋介石已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代替复兴社，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再吸收社员。

王缵绪以为他的密报会通过四川复兴社，直接报告蒋介石，其实四川复兴社并无这一职权，那些密报都是经康泽汇报的，康泽也并没有透露过王缵绪就是复兴社员，等于他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

眼看事情要穿帮，四川复兴社负责人史良骑虎难下，只得先到汉口见康泽，请康泽权宜从事。

康泽跟复兴社的大多数头目一样，缺乏新政学系那样的政治头脑和谋略，当着史良的面大发雷霆，说他是在胡作非为，应受纪律处分，坚决不肯让王缵绪入社。

无可奈何之下，史良找到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请他给蒋介石进言。

经过邵力子说项，蒋介石召见史良，问明王缵绪的态度后，他点了点头：“可以，只要你们有把握，就照这样决定。”

蒋介石立即叫来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电召王缵绪来汉。

老头子都同意了，康泽也转怒为喜，带着史良一道去机场迎接王缵绪，并亲自领王缵绪去见蒋介石。

1938年8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正式就任四川省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联防密约是王缵绪带给蒋介石的一件礼物，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当即免去邓汉祥秘书长一职，其余省府人员也全部更换，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虽未受到处分，却也被吓到面无人色，再也不敢抱团生事。

蒋介石以一记敲山震虎，把“五人团”拆得七零八落，“后刘湘时代”川局动荡的状况自此基本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