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傅常</b>：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b>乔毅夫</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b>张斯可</b>：原名张再，斯可是字，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刘湘的重要幕僚和驻外代表。
<b>钟体乾</b>：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刘湘的重要幕僚，刘湘出川后，由他代行川康绥靖主任一职。
<b>邓汉祥</b>：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曾是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刘湘出川后，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由他代行。不过刘湘对他采用了“疑而重用”的态度，是五个核心谋臣中唯一受到监视的人。
<b>宋哲元</b>：字明轩，生于山东乐陵市。原西北军宿将，第二十九军的领导者，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b>张群</b>：生于四川省华阳县。新政学系中仅次于杨永泰的核心人物。入川前，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委会秘书长，擅长外交谈判和政治斡旋。
<b>顾祝同</b>：字墨三，生于江苏省涟水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为人通达，关心士卒，有军中圣人之誉。
<b>王缵绪</b>：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刘湘的部将，曾受到刘湘的怀疑和监视。刘湘死后，他积极进行活动，一心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
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给刘湘推荐了一位救火队长。
不是别人，正是陈诚。
刘湘对陈诚不仅久有戒心，还向无好感。但这个时候前线新败，一片纷乱，自己又鞭长莫及，确实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他收拾整理。
在赴武汉治病之前，刘湘曾寄望于设在芜湖的第七战区长官部代劳。可惜被他派去组织长官部的人实在太过窝囊，见广德丢失，日军又在继续推进，一时丧魂落魄，连芜湖也不敢待，就坐船跑去了武汉，被外界笑话成“刘长官病了，长官部也病了”。
刘湘的手下逃到武汉，陈诚却始终坐镇芜湖，为将胆略一看便知。在这种情况下，刘湘只得同意陈诚出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便先将川军从险境中捞出来要紧。
陈诚做事雷厉风行，上任后即审时度势，撤销了合围泗安的命令，并以刘兆藜第146师为后卫掩护，将川军全部撤往淮南。
脱离危险之后，他亲自主持会议，对参战将领逐个进行奖惩。
郭勋祺、刘兆藜自然是记功升职，就连田冠五，因在奉刘湘之命合围泗安时作战勇猛，也得到了“记名师长，遇缺先升”的嘉奖。
有奖必有罚。潘文华首当其冲，以“作战不力”被停职，第147师师长杨国桢、在广德失守上负有责任的刘汝斋等人都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陈诚赏罚令一出，在川军中大得人心。
大部分川军军官跟着刘湘排斥“外来势力”，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攀龙附凤，借以求个好前程罢了。现在好了，只要你肯在战场上出力流血，就能往上升，反之则降，对于职业军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了。
对此最感不安的自然非刘湘莫属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对川军的掌握和维系将越来越弱。
事实也是如此，在撤到淮南后，第二十三集团军就接受了江防和阻击芜湖之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授予人并非他刘湘。
与刘湘一样沮丧的尚大有人在，比如北方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
邓锡侯和孙震的军队长期驻扎于曾经“三不管”的成都，军纪原本就不好，出川抗战后，因一边想着“打日本，要纪律好”，一边以为可得到充裕补给，所以沿途行军时比较自觉，也很注意维护川军的形象。
川军在北方没有配属兵站，第二战区便给邓锡侯发放了一笔兵站费，另外还有一批胶轮车和大车，成为他在粮草不继时的心理依赖。
可是后来川军奉命从晋南山地撤往晋西，途中行军匆忙，兵荒马乱，军需“怀款潜逃”，溜掉了，而用于运送粮草的车辆也难免损失不少，问题就开始慢慢暴露出来了。
从晋南到晋西，中间长途跋涉，需徒步行军达一周有余，对官兵们的体力提出了极大考验。别的东西尚能姑且忍受，比如没有棉衣穿，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奔波一天，无粮入口很要命。有一个团级军官事后追忆说：“我在转移途中硬是饿得住，曾经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却连冷豆腐都没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餐饿得慌。在连餐不得食，口袋里又没钱的情况下，官兵们看到有吃的眼睛就发绿，军纪已经完全谈不上了。
直到抵达洪洞县，得以收容整理，秩序才算初步稳定下来，邓锡侯也想要振奋一下士气。
按川军规矩，打仗都要发“作战费”，实际上相当于给各部队发奖金。邓锡侯向来信奉财散人聚，兵站费报了“阵亡”，他便又设法把军部的一点费用挤出来，当成“作战费”发给师长，再由师长逐级分予下面的团营连长。
不发还好，一发就打起架来。因为“作战费”系按编制人数发放，作战后编制不满，就会产生所谓的“吃空缺”现象，师长拿了足额的钱，给旅长的却大打折扣，旅长当然不满，于是有脾气火爆一些的就会当面去向师长讨要。
师部与军部同在一个大院，这些师旅长吵架时连邓锡侯、孙震也不避，且全是大嗓门，搞得声震屋瓦、鸡犬不宁。
养儿不要金银，只要触景生情。邓锡侯想不到自己如此够意思，下级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他，气得待在屋子里不愿出来，只让参谋长出去劝解拦架。
让邓锡侯最为郁闷的，倒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直不受顶头上司阎锡山的待见。
“阎老西”好像出了娘胎就没受过苦一样，在先后丢失晋北、晋东、太原后，他不怪自己嫡系的“老晋军”不管用，却恨蒋介石给他派来的非晋军不给力。
在这些增援山西的非晋军里面，川军最弱，阎锡山便一股脑地把所有责任，包括晋北之失、晋东之败，乃至于太原的不守而溃，都给扣到了川军头上。三天两头拿川军开涮，猛刮邓锡侯和孙震的鼻子，今天一个电责川军“作战不力”，明天一个电骂川军“军纪太坏”，整个把川军当成了二战区的坏典型。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想当初川军刚到西安时，是谁催着求着让尽速增援山西的？一眨眼的工夫，救星就沦落成了灾星，听阎老西那口气，好像山西抗战，还是因为有了川军才崩溃下来的。
邓、孙咽不下这口气，看来不打个胜仗什么的，在山西是难以立足了。
要打胜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当时太原已被日军占据，川军本身又是这种状况，双方强弱分明，哪有多少便宜可占。
其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正驻节临汾，邓锡侯决定去谒见卫立煌，以便不测时还可得其相助。
主意已定，邓、孙带上几个高级幕僚，坐压道车到达临汾车站。临汾车站离卫立煌总部尚有几里路程，邓锡侯在南盘遇险时又摔伤了大腿，至今尚未痊愈，无法行走。最后还是央请一位赶着牛车入城的老农，将邓锡侯扶上牛车，其他人则随侍车后，亦步亦趋，其凄惶可怜之状，犹如是戏剧“重耳逃国”的现实版本
在与卫立煌接洽，得到保证后，邓锡侯才派王铭章率一个师四处搜索侦察，结果发现平遥虽被日军占据，但敌人数量很少，于是乘势杀入，之后给阎锡山发去电报：“经过激战，收复平遥。”
本以为不说提高地位，多少也会夸上两句，孰料阎锡山对他们的态度仍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费了半天劲，敢情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邓锡侯想不通阎锡山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己：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难道你只会用它来翻白眼？
再检点军队，自参加娘子关战役以来，川军伤亡及失踪人员已达三千余人，大部分师旅损失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邓锡侯越点越伤心，越点越生气。后来他在召集连以上军官训话时说：“阎锡山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我承认，是事实，可那是你不肯给我们配备新武器啊！作战不力，就不是事实，我集团军官兵伤亡了三千多人，连我本人在南盘村都几乎送命，还能说作战不力吗？请问，究竟要怎么个出力才算有力？他这是对川军的污蔑！”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邓锡侯常常觉得万箭穿心，可他总是难以习惯。
人在不同的处境下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过去在四川，邓锡侯老觉得刘湘不是东西，就知道变着法“压迫”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都有了新的诠释和感受。
因心中闷闷不乐，邓锡侯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了两天，离开前专门致电刘湘驻西安军事联络组的两位负责人，邀请对方前去恳谈。
在华清池，大家边吃边聊，邓锡侯对他们说：“川军出川以后好像没有娘的娃儿，被人东支西使，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
邓锡侯言语恳切沉痛，一扫水晶猴的滑头形象，他请两位负责人辛苦一趟，去武汉把情报汇报给刘湘，“请他向蒋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川军集中起来使用。”
说到此处，邓锡侯几乎声泪俱下：“川军出了川才感到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死在一起……”
邓、孙在山西难以自处，困窘万分，适值日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面向徐州推进，战局紧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需人手，所以肯接纳川军，“阎锡山不要，我们要！”
邓、孙求之不得，便自愿调离山西，前往山东。
与邓锡侯在华清池谈话的那个军事联络组，其主要任务就是联系第二十二集团军，也包括延安和八路军。这次会面结束，联络组移驻郑州，李家钰及其参谋长、邓锡侯的参谋长都来到郑州，再次催促联络组致意刘湘：“愿归还第七战区建制，由甫公统一指挥。”
1937年12月25日，联络组负责人一行乘火车到达汉口，在万国医院病房内向刘湘进行了报告。
刘湘听后低下了头，眼睛看着地板，沉思半晌才说：“你们代我向他们问候，就说他们的情况和苦衷我都清楚，希望他们各自保重，掌控好自己的部队。集中使用问题是大家的心愿，我已经请求过了，还要继续请求……”
对于刘湘来说，把北方川军收回第七战区只能是第二步，第一步还是如何确保自己的老巢不被攻破。
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已迁至重庆，蒋介石及其军委会虽尚在武汉，但入川也是迟早的事，从刘湘到他的幕僚都有了一种“鸠占鹊巢”的危机感。
在德国医生的诊治下，刘湘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回川的心情也变得急切起来，他电告成都，让派飞机来接他回去。
这可不是“烂飞机”，是让李宗仁、白崇禧代购的一架新式飞机，名叫“飞速号”，机如其名，在川军所拥有的飞机中速度最快。
可惜的是，“飞速号”从重庆起飞后，突然爆炸坠毁了。
不能坐飞机，只好坐轮船，可这样时间就延长了，还没走到四川，就免不了引起舆论的关注。
刘湘就怕舆论的关注。
想当初川军出川时，何等的雄赳赳气昂昂，那是非得在国人面前打上一场大胜仗不可的。但结果是先在南京保卫战中退却，再失利于广德泗安，直至退缩淮南，这个样子回去，若让媒体盯住，实在是很没面子。
当然还有前线川军，刘湘也始终放心不下，他都恨不得亲自跑去淮南进行掌控呢。基于这些顾虑，此后探病时，只要有人劝他回川养病，刘湘便立刻截住不让说下去。
钟体乾等人追随刘湘多年，哪能猜不透其中缘故。经过商议，他们在成都定下一计，并派乔毅夫飞至汉口与刘湘具体协商。
乔毅夫刚到汉口不久，就传来了一个令刘湘君臣大吃一惊的消息。
1938年元旦，军委会武昌行营发出命令，将原由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正式授予唐式遵。
刘湘阵营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刘湘的一位幕僚闻讯当场暴跳如雷：“咋咯，蒋介石要动手啦，唐二瘟这个家伙想做啥？”
刘湘自己也惊骇不已。握枪杆子的人，最怕别人在军队里挖他的墙脚，何况是唐式遵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想不到“二瘟”还真的经不住“诱惑”，做出了“卖主求荣”的事，顿时刘湘的玻璃心碎了一地。
他很难过地说：“子晋（唐式遵的字）要干，说一声嘛，由我们报上去多好。”
傅常还有些不相信：“恐怕这未必出于子晋的本意吧。”
乔毅夫则在一旁嘿嘿冷笑：“其实甫公兼不兼总司令都是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得。我们一个命令过去，他唐式遵不动下面照样动，有啥关系。”
乔毅夫所说的，正是钟体乾所定之计，或可名之为“釜底抽薪”。
在乔毅夫向刘湘备述“釜底抽薪”的各个步骤后，刘湘点点头：“哦，总要有个办法”。
釜底抽薪，是要抽锅底下的柴火，但如果能直接把柴火上面的那口锅给端掉，岂不是更省事？
傅常是主张直接端锅的，刘湘便写了一封密令交给他，让他以慰劳唐部为名前去淮南，见机行事，将唐式遵予以撤换。
傅常素来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喜欢放大炮的是他，胆小畏难的也是他。到前线后，一看唐式遵那气势，早非昔日“二瘟”可比，他便害怕起来：一旦我宣布密令，唐式遵不接受事小，会不会大发雷霆，要了我的脑袋啊？
越想越怕，傅常当下连密令都不敢留在身边，深夜拿出来焚毁了事，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汉口。
傅常碰了壁，刘湘才决定采用“釜底抽薪”。
他任命战区参谋处长周从化为集团军代理参谋长，表面上是说怕唐式遵指挥能力薄弱，让周从化予以协助，其实是一面监视唐式遵，一面暗中执行“釜底抽薪”计划。
周从化负责在前线穿针引线，他联系了被认为最可靠的几个师旅长，见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愿不愿意甫公回川养病？”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周从化就要求对方像加入武德励进会那样，赌咒发誓，写下誓约交给刘湘。
这实际上是在撤换唐式遵不得的前提下，利用部属架空唐式遵，以便逼他执行刘湘的命令和指示。
一旦这个步骤能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便要在汉口选择一个能在部队中代表刘湘的人，也在刘湘面前盟誓，由他充任“钦差大臣”，监督唐式遵下令，并到前线具体指挥军事。
饶国华自杀后师长尚有遗缺，所以刘湘曾打算派副参谋长余中英去接替，顺便担任“钦差”这个角色。但余中英过去效命于刘文辉，在刘湘部队中资历较浅，他担心官兵不听调遣，以致重蹈饶国华之覆辙，因此余中英坚辞不就。
幕僚怯阵，刘湘就找部队里下来的。潘文华、杨国桢、郭勋祺当时都在汉口医院养伤，也全是刘湘的亲信心腹。其中，潘文华、杨国桢并没有受伤，他们窝在医院是被削了职后无处可去，先找个地方遮遮脸，自然暂时难以派上用场。
郭勋祺是真受伤，而且仍担任着主力师第144师的师长。在刘湘的“自己人”网络中，潘文华属于刘湘的绝对亲信，郭勋祺又是潘文华的绝对亲信，虽然一时还不能出院去当“钦差大臣”，但可遥控指挥前线部队。
假如前两个步骤实施顺利，便可转入第三个步骤：反攻芜湖。
按照计划的要求，这次反攻行动务必倾注前方部队的全力，在短期内拼死夺回芜湖，为此哪怕牺牲惨重，也在所不惜——打完了还可以回川再重组部队嘛。
说白了，反攻芜湖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为的是呼应四川。
四川方面由钟体乾等人张罗，准备一接到攻克芜湖的报捷电，便在成渝两地举行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在会上高呼口号：“请刘司令回川养病！”
与此同时，刘湘的那两艘水军炮舰“巴渝”、“长江”将载军民代表至汉口迎接刘湘，并派留川部队在宜昌以下沿岸警戒，如果蒋介石出手阻拦，不让刘湘回川，便不惜一拼。
因此发生事端，责任问题可以请全国公论：有攻克芜湖之功在前，何惧舆论不偏向四川。
整个计划看上去缜密有序，可谓环环相扣，而且前期推进也相当顺利。
1938年1月上旬，唐式遵果然给尚在医院的郭勋祺下达了进攻芜湖的命令，理由是要牵制津浦线日军。
郭勋祺当即给副师长下令，要求代他指挥，必须打下芜湖。其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前线发去电报督促。
其时包括川军在内，中国军队并无足够的反攻能力，日军在芜湖又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激战一周之后，川军不仅未能攻下芜湖，还伤亡了五百多生力军。
自始至终，郭勋祺的参谋长都非常不解。原因是芜湖这里打得如火如荼，津浦线上的其他友军却动都没有动过，这样牵制，究竟有何意义？
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只有刘湘和一部分亲信知道内幕。
除带来“釜底抽薪”的舞台脚本外，乔毅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商讨在刘湘入川之后，如何对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刘湘倒也干脆，蒋介石要挤他，他就反过来挤刘文辉。
在刘湘看来，刘文辉据有的西康，迟早要统一过来，才能运用自如。而且刘文辉部队不多，缺乏战斗力，跟过去的刘存厚一样，已呈老朽之状，完全有把握迅速解决。
至于亲情，在刘湘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也就顾不上了。怪只能怪刘文辉自己不行，谁让你“老”了呢，老了就有疲态，疲态了就要被淘汰，这是自然规律。
解决刘文辉之后，刘湘便准备将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靖总署全都迁到西康，以免被蒋介石“吞并”成为真正的地方机关。
实力才是争霸的最终决定因素，有二十多年川战经验的刘湘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前线部队抽不回来，还有留守部队和保安团、保安队，可以用库存和从外国买来的武器弹药进行再装备，立刻就能编成几个健全师，然后用他们来控制全川。
蒋介石要刘湘交出成渝两地的兵工厂以及钢铁厂，没问题，交就是了，但是在此之前，可以把原有设备全部分散到各个修械所，军火还是照造不误。加上外购武器，刘湘的计划是每年都能装备出一个健全师。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抗衡，例如要求在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中占上一席，还可以推荐一人任内政部长。
见万事俱备，刘湘也病体渐愈，乔毅夫着急回去与钟体乾一道筹备，便向刘湘辞行，临走时他高兴地对刘湘说：“我要回去了，你就放心好好养病吧，希望你早点回来。”
刘湘两眼盯着乔毅夫：“唔，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多辛苦一点啰。”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你们”并不包括“留守宰相”邓汉祥。从“釜底抽薪”到回川安排，刘湘都不让邓汉祥知晓或参与，他把前方交给傅常，后方则托于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
过去让邓汉祥回避，是担心影响他取信于蒋系阵营，现在却不是这个概念了，因为在刘湘心目中，邓汉祥很可能就是后方的唐式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刘湘的监控名单上，就有了邓汉祥的名字，只不过级别比王缵绪略低一些：刘湘派二十人监视王缵绪，派十人监视邓汉祥。
有人对此非常不解，说你疑心王缵绪已经加入复兴社，随时可能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所以才对他监视侦察，这完全可以理解。邓鸣阶（邓汉祥的字）与之不同，而且你还在重用他，古人云用人不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刘湘的回答是：“我不是用人而疑，而是疑而重用。”
依刘湘看来，邓汉祥长袖善舞，能跟蒋系阵营打交道，搞好关系，这是其他所有谋臣都不具备的，必须重用，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邓汉祥长期跟蒋系阵营接触，就难保不“染上毒”了。
刘湘还打了个比方，称邓汉祥就像章鱼一样，会伸出多少触角，与方方面面交接。万一哪一天这条“章鱼”突然心怀不轨，将自己暗中反蒋，甚至是“同共产党交朋友”这些事报告给蒋介石，那可怎么办？此人不侦察不监视行吗？
这只是刘湘对外所作的一个解释，当然不代表真相的全部。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从隆中请出诸葛亮，直至赤壁之战，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应该是百分百，那称得上是他们的蜜月期。可是用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后期这对君臣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微妙起来。
刘备分配给诸葛亮的角色，不再是运筹帷幄的帐前军师，而一度成了征调钱粮的后勤部长，其地位明显被法正等人所超越。
诸葛亮自己也深有感触。刘备兵败夷陵后，他说：“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在出兵与否这些大事上，刘备会听从法正，却不会听从他诸葛亮。
说白了，其实就是已经不信任，或至少是不完全信任了。
进入蜀中后，诸葛亮也没有四处串门子，更没有中魏吴两国之“毒”的可能，怎么刘备就会不信任他了呢？
不得不说，是诸葛亮自己太聪明，太有思想了。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了一大通话，真心的不过就一句：“君才十倍曹丕……”
试问，才能高过魏主曹丕十倍的，那还是谋臣吗？他还甘于只做一个谋臣吗？
“隆中对”确实深谋远虑、高屋建瓴，不过这样伟大的战略构想，最好还是由刘备、曹操、孙权级别的霸主本人提出为好。
到入主巴蜀，逐渐坐稳江山，刘备尝到了“隆中对”的甜头，见证了它的实现，但也注定会越想越不是滋味，加之诸葛亮的风头也越来越劲，有意识地予以监控和压低，就成了所有“主公”的必然之选。
邓汉祥吃的差不多是同一个苦头。
按照刘湘的说法，邓汉祥这个人“思想很顽固”，他连孙中山的“起而革命”都反对，更别提南北诸侯那一套“造反”理论了。尽管他站在刘湘和四川政坛的立场，也从政治策略上对蒋介石的过分举动予以积极抵制，但对刘湘的酝酿“造反”或联合“造反”却始终抱有微词。
这是政治方略的区别，也表明你对“主公”不是“一贯紧跟”。所以刘湘经常说，敷衍蒋介石的使命可以全部交给邓汉祥，至于如何在外面给蒋介石设绊子那些事，则万万不能让邓汉祥知道。
此前假如不是惹祸，需要邓汉祥出来擦屁股，邓汉祥对这些事确实只会被蒙在鼓里，一丝风声也听不到。
隔着千百年时空的两个“川中宰相”，处境与命运又何其相似。要说邓汉祥比彼时的诸葛亮强，也许只强在一点：在与蒋系阵营交往方面，他无人可以替代。
刘湘“疑而重用”，不过是无奈之举。
刘湘真正信任的，是傅常、乔毅夫、张斯可这些谋臣，他们也许眼光会短浅一些，也许会给你捅出各种各样的篓子，可他们会以你为中心，会根据你的喜好来献计献策，用起来既舒服又放心。
直至刘湘出川抗战，在留守人事安排上，虽然已决定让邓汉祥代行省政府主席，却仍留下了一个包袱，即保持内部联合办公制度。
所谓联合办公，是由傅常、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邓汉祥等人共同议事，讨论大计。傅常要随刘湘出川，他另外找了一个代表代其出席。临走时，傅常特意交代这位代表，告之：“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邓汉祥。”
协助二字，是要打引号的，其实就是监视和牵制邓汉祥。因为最终决定川政方针的，不是邓汉祥，而是这个圆桌会议式的联合办公，也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为此，邓汉祥在联合办公时，曾多次与傅常的这位代表争吵，双方相处得很不融洽。
幕后布置这一切的，正是刘湘自己。
自从发现唐式遵“叛离”后，刘湘愈加疑神疑鬼，整天防前防后，防你防他。
邓汉祥既代省主席，自然要跟已迁至重庆的“中央”官员们人情往来，相与周旋。被那些犯红眼病的同僚们一渲染，再汇报到刘湘这里，就变成了邓汉祥在吃“两头望”。
两头望是成都街上的一种小吃，特别便宜，主要都是穷人们赏光。那些有文化的“长衫客”有时经过，鼻子一嗅，也会被香味儿掐拧得没了魂，可又怕被熟人撞见，失了身份，于是吃的时候就要左瞧一眼，右看一下，确定没人认识，才会迅速把食物放进口中，因此有人就把这种小吃取名为“两头望”。
说邓汉祥在吃“两头望”，其实就是说他在耍两面派，一面做着刘湘的官，一面又跟“中央”勾肩搭背，互抹口红，随时都准备脚踏两只船。
这不就是政坛的唐式遵吗？
唐式遵有兵权，邓汉祥有政权，让刘湘特别忌讳的，是邓汉祥的县训学生遍布全川，这些县训学生不是县长便是区长，都是邓汉祥所树党羽啊。
在汉口住院期间，刘湘与傅常计议，想套用更换唐式遵之法撤换邓汉祥，以傅常继之。
傅常嘴上勇气百倍，却迟迟不动身。原因是那次换唐式遵不成，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虽然邓汉祥不可能像唐式遵那样取他项上人头，但一想到此人政坛经验的老练，以及“党羽”的众多，又让傅常不由自主地退缩起来。
说到底，他这种类型的幕僚，也就是躲在“主公”身后煽煽风、点点火而已，真要干大事，是派不上多少用处的。
刘湘放心不下，他曾问乔毅夫：“邓汉祥造得起反吗？”
乔毅夫轻蔑一笑：“我们在后方尚有军队十余万，邓那几个学生敢造反吗？如发现他真有异图，我们就把他请到绥靖总署，予以优待（即软禁），不就完事了吗！”
说到底，政客毕竟没有枪杆子，比军人要好对付多了。
听到这句话，刘湘方才默然不语。
乔毅夫的到来，给刘湘带来了新的希望，那颗勃勃的雄心又欢腾起来，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每天或在病房外间唱唱很多年前的老军歌，这是他上军校时的最大爱好；或到病房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散步，人不知不觉胖了起来，引得随侍幕僚跟他开玩笑：“甫公，你这个病害不得啊，再害就要害成胖子了。”
刘湘有时也写写字、练练书法，某天在桌上兴笔写了两句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
幕僚一边拿去裱册页，一边恭维他说：“甫公，你快成书法家了。”近身超能
刘湘思乡心切，他也许没有想到，无意中写下的那两句古诗有多么不吉利。
望帝者，蜀之古君也，死后思念故国，遂化为杜鹃，一迭声地呼唤：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它在预示着什么？
自从住进万国医院后，刘湘就拥有了一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与“釜底抽薪”相比，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更少，但是一说出来却绝对要惊煞他人。
七七事变前，通过冯玉祥的关系，刘湘得以结识了宋哲元和韩复榘，不过只是初步接触，并未像与广西的李宗仁那样制定军事协定。即使要建立联盟，其旗号也不出乎“抗日反蒋”。
到了抗战，刘湘、宋哲元、韩复榘的处境都一样狼狈。当然三人还有区别，刘湘是生了病没法指挥部队，宋哲元是吃了败仗，不得不退，韩复榘则是放弃山东，不战而退。
人在被逼急的时候，最容易误入歧途，刘湘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获悉蒋介石即将带兵入川，他又想到了联络宋、韩，以便建立起三角联盟。
只不过建立这个联盟的目的和出发点，不是联合抗战，竟然是反着来的。整个方案为：刘湘命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复榘率鲁军占据南阳、襄樊、汉中；宋哲元负责据守潼关以西。
三角联盟其实与刘湘自定的回川规划并不矛盾。联盟是要阻止“中央军”大批入川，规划是要在“中央军”不可能大批入川的前提下，与光杆的国民政府斗，要不然川军再怎么武装，又岂是“中央军”的对手？
刘湘先派代表拿着方案和韩复榘联系，韩复榘早有此意，一拍即合，随后韩复榘再派人去串通宋哲元。
宋哲元虽然过去也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甚至做过“以日制蒋”的事，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明显要比这两人有见识得多。他当下便把参谋长叫到自己房间，交代经过后问：“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
参谋长不知宋哲元内心态度究竟如何，遂反问了一句：“总司令（宋哲元）以为如何？”
宋哲元斩钉截铁：“不能做，做了要遗臭万年的。”
参谋同意，说：“对。”
宋哲元特地关照：“要严守秘密。”随后他一面敷衍韩复榘的代表，一面用特密电，也就是只有蒋介石和宋哲元能亲译的密电码，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
蒋介石接到密报，在深感震惊的同时，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确凿证据，或有了证据一时也不便下手的情况下，暂时不宜打草惊蛇。
蒋介石采取了一个相对审慎的态度和做法。宋哲元密报有功，自然要嘉许，对韩复榘要严密防范，除布下“卧底”外，还在鲁军周围设置兵力，随时防其异动。
对住院的刘湘，则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蒋介石下令有特工王之称的戴笠负责派人监视，同时作出三条规定：“有病养；死了葬；逃走杀。”
“飞速号”爆炸不是设备原因，而是纯属人为：戴笠事前侦获情报后，派特工在重庆对飞机进行了破坏。
戴笠截获了刘湘和韩复榘的来往电报，但破译不出，为此又亲邀范绍增协助监视。
对范绍增而言，最后悔的一件事，便是在何应钦主持的重庆整军会议上发了一次大傻，真成了如假包换的“范哈儿”，尤其那句“服从中央，裁减我师”，令他成了刘湘的眼中钉、肉中刺。
整军会议半途夭折之后，刘湘仿佛是赴鸿门宴的汉高祖，一俟转危为安，首先就是“立诛杀曹无伤”，下令免去了范绍增的师长职务——你不是喜欢裁吗，我现在把你也一并裁掉。
要再找一个撤职的理由不容易，而且报到老蒋那里，可能又是一个“撤职留任”，刘湘转换手法，明升暗降，将范绍增提升为副军长，但同时又不让他实际到任，从而间接达到了撤职的目的。
范绍增因一时冲动而丢了部队，成为光杆，也知道待不下去了，便主动向刘湘请求到上海休养。刘湘求之不得，当即设宴为范绍增饯行，将他给打发走了。
范绍增恩怨分明，绝不会因为一顿饭就原谅刘湘，也不打算原谅，戴笠之邀可谓正中下怀。
为了抓刘湘的“现行”，混社会的范哈儿三十六计齐上，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始终未能掌握刘湘的核心密码。
一个偶然的机会，某团长从前线退到汉口，去医院看望旧交，后者担任刘湘的军务处长，当时正在草拟一份电令，而这份电令又恰巧被该团长偷看到了。
电令的内容是命令王缵绪率两个师的守川部队，驻扎宜昌、沙市，并与韩复榘派去襄阳、樊城的部队取得联系，以便拒蒋入川。
某团长是原范绍增师的老团长，又与范绍增是同一个堂口的袍哥，他回去便把电报内容告诉了范绍增。
范绍增听后眼睛一亮，若电文为真，这刘湘的骨头都不知要被拆到哪里敲鼓去呢，还愁大仇不报吗？
戴笠闻报，在再三确认后，立即将截获的刘、韩往来电文送交军统局电讯总台，参照范绍增所说的电报内容，终于顺藤摸瓜，破译出了相关的所有电报。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韩复榘、宋哲元与会，会后将韩复榘予以扣押。宋哲元为其求情，蒋介石不予理会，当即将其押解汉口，不久予以枪决。
事发时，刘湘尚不知情。他还对三角联盟有所期待，还以为不过是在重复“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把戏”，完全没想到时过境迁，这种自编自导的演出将会给他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1938年1月13日上午，冯玉祥来医院看望刘湘。自从两人建立联系后，尽管表面上并无特殊关系，但实际上往来很是亲密，冯玉祥也一直视刘湘为自己的支持者和未来的“知心部下”。
刘湘是病人，本不能谈话太久，可那天刘湘精神极佳，心致颇高，一下子竟谈了两个多小时，谈的时候声音很大，连外面都听得见。
当然外面能听得见的就不会是什么秘密，无非是团结抗战、建设四川这些，也足见二人对前景的共同憧憬。
下午一点以后，一位不速之客飘然而至，他是何应钦。
这次又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不详。不过据说一贯温文尔雅的何应钦口气很重，在质问刘湘时，还当场叭地一声，把刘湘给韩复榘的密电稿甩在了桌上，说：“你看这是什么！”
何应钦走后不久，身体本已渐渐康复的刘湘突然病情逆转，吐了很多血，并很快昏迷过去，醒来后也不会说话，只能以摇头或点头示意。
随侍和医院全都慌了手脚，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抢救办法。
1938年1月17日，院方准备给刘湘输血，才发现他的血管已经收缩，输不进去了。
眼见无法挽救，幕僚就替刘湘起草了一份遗嘱，读给刘湘听，可惜他此时连头都不能点了。
1938年1月20日下午8时，刘湘气绝于汉口万国医院，临死前没留下任何只言片语，那份有“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的遗嘱，实际为幕僚所代写。
众人只在整理遗物时，在抽柜中发现一张纸条，上有刘湘亲笔写的两行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亦不知为何时所写，但陪侍刘湘的人都视其为刘湘的真正遗嘱，后将其带回了四川。
刘湘一生行事，最值得称颂的共有两条：其一是统一四川，川中百废得兴，使抗战得到了一个坚实而稳定的大后方；其二是力主抗战，誓师出征的川军及其不断补充前线的壮丁，都成为抗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如果……没有如果，所以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诞生各种各样的遗憾和悲剧。
刘湘的死讯传到四川，对当地官场而言，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文武官员个个惊骇万状，邓汉祥更是痛不欲生。
他留守川中，本以为能从白帝城迎来凯旋而归的英雄，不料等到的却是一具出师未捷，带着无限痛悔的冰冷躯体。
作为一个职业幕僚，在效力于刘湘之前，邓汉祥还曾先后在陈宦、段祺瑞门下供职。陈宦太过腹黑，对他是“疑而不用”，段祺瑞倒是信任他，只可惜那时老段已走下坡路，他始终得不到一个让自己才能充分施展的机会。
刘湘是第一个“三顾茅庐”，并且曾对他付以足够信任和重用的人，尤其是在统一四川后的这三年里，邓汉祥如鱼得水，几乎释放出了平生的所有才华和智慧，也达到了一个幕僚所能达到的事业最高峰。
自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纵使也有猜疑、有羁绊、有隔阂，但他终究让你飞了起来。
现在伯乐永远地去了，在这沉沉黑夜，世界也瞬间变得如此寒冷寂寞。
当邓汉祥召集省府职员，当众宣布噩耗时，已是神色惨然、泣不成声。他手书撰联寄托哀思，其中的下联是：“我具竭愚忠酬知己之志，业犹未竟，上为苍生痛，下以哭其私。”
观者谓，邓汉祥之哀刘湘，实亦顾影自哀也。
刘湘如此结局，应了蒋介石所作规定的第二条“死了葬”。刘湘去世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就在武昌召集紧急会议，第二天一早明令撤销第七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划入第三战区。
第七战区从成立到撤销，前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称得上是昙花一现。“釜底抽薪”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川军自始至终也未能攻下芜湖，随后便撤回了淮南。
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同时撤销川康绥靖公署，从军政两方面为“后刘湘时代”做好了准备。
张群本人籍贯成都，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曾受邀出任警察厅厅长，对川情川事并不陌生。而且他与刘湘和邓汉祥的私人关系都不错，又是中央大员空降地方，由他来接替刘湘，主持川政，在蒋介石看来，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
张群任职令传到四川时，身为代理省主席的邓汉祥对此积极促成，不仅拟出欢迎电文，还找省府各厅长在电文上联名签字。
大多数省府厅长都签了名，只有一个人拒签，此君便是王陵基。
王陵基的公开身份是四川保安处长兼代理保安司令，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更为重要——励进会代理会长。
励进会会长原由刘湘自兼，刘湘一死，励进会失去核心，一些师旅级的主要会员便开了个紧急会议，公推王陵基出来主持。
王陵基以代理会长的身份发号施令，其中有一条赫然是“没有武德励进会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调动”。号令发出，所有留川部队果然一动不动，足见励进会的权威和影响力。
张群的任命一到成都，便遭到励进会的强烈抵制。认为刘湘新故，尸骨未寒，这个时候蒋介石既不派人来成都慰唁，也不与四川商洽，就宣布由张群主川，实属趁火打劫，意图宰割。
当然这只是冠冕堂皇的公开理由，更主要的原因是，第七战区和绥靖公署的撤销，已经让相当一部分人面临丢饭碗的威胁。而张群一旦上任，眼瞅着还要继续洗牌，四川军政人员自然是人人自危，其中尤以军人为甚，哗然而起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听闻邓汉祥竟欢迎张群，励进会内部顿时群情激奋，连将邓汉祥予以“搁平”（即打死）的提议都出来了，经有人及时劝解，方才罢休。
王陵基于是约请钟体乾、张斯可等人到文庙，大家一致决定要给蒋介石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四川人可不是好惹的。
当天成都全城贴出标语，全是反对张群入川的内容，同时辅以全城游行示威。在此基础上，由川军师长彭焕章领衔，留守四川的十七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以张群主川不洽舆情，请收回成命。
为增加胜算，经人提议，王陵基又把邓汉祥请来，让这位以善于筹谋著称的人物给支支招。
邓汉祥并非励进会成员，原先也曾欢迎张群入川，但这时亦觉得“中央”做事，确实太过薄情寡义：你们是不是以为，死个人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除了不能开开心心出去玩，其他都很舒服？
人一走，茶就凉，问题是现在人还没入土呢。都不知道是哪个货给老蒋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这该需要多大勇气来面对他那可怜的智慧？
邓汉祥不仅站到地方一边，而且提出，光是成都这里闹腾还不够，应该联络邓锡侯、刘文辉一起行动，给蒋介石制造更大的压力，因为邓锡侯亦有留川部队，刘文辉一兵未动，要是能与刘湘的留川部队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中央”很难对付。
邓汉祥断言，在前方战事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无法分兵来攻四川，非收回成命不可。
会上众人都非常赞同，以为此计甚妙。
说干就干，在川军师长许绍宗的领衔下，留守四川的六个师长、五个独立旅旅长，再次联名致蒋，请以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王缵绪四人分掌全川军民两政，看那样子，似乎压根没收到或不知道张群要主川的事，实际上就是公开对张群表示不欢迎。
蒋介石和幕僚们措手不及，备感棘手。就在焦头烂额之际，又一个将令他们头疼不已的姑奶奶驾到：刘湘的夫人周氏。
与一些喜欢找一大堆漂亮老婆、时髦姨太太的川军将领不同，刘湘志在天下，真的跟后主一样，在个人生活上十分检点，可以说比普通人还普通。
他的夫人周氏是个农村妇女，出生于打草鞋为生的贫苦农家，没有文化知识，后来跟着刘湘才认了些字，刘湘也给他改了名，叫刘周书，补上了一个“书”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