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刘湘</b>：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b>邓锡侯</b>：字晋康，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

<b>黄绍竑</b>：字季宽，生于广西容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他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在政治谋略方面的才能要强于军事。

<b>陈诚</b>：生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他以第十八军为骨干建立了土木系，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时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

<b>郭勋祺</b>：生于四川省双流县。时任由模范师改编的第一四四师师长，为刘湘和潘文华的心腹爱将。他在夹浦一战中表现出色。

<b>刘兆藜</b>：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时任第一四六师师长，在泗安等战役中风采不输郭勋祺，其战术指挥得到陈诚的夸奖。

<b>唐式遵</b>：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时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一军军长。

<b>潘文华</b>：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时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是刘湘的亲信嫡系，在抗战中也秉承刘湘的旨意，一度观望犹豫，坐失战机。

<b>饶国华</b>：生于四川省资阳县。时任第一四五师师长，为刘湘和潘文华的亲信将领。

省外川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下面该轮到省内川军了。

因前线战事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原纵队编制也分别由集团军所替代。

某个相声段子说：人这种东西，干了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干了坏事总不想让鬼神知道，这也太让鬼神为难了。

对邓锡侯、孙震、李家钰而言，刘湘就是那个让鬼神为难的“人”。蒋介石入川，一个劲儿地挤兑刘湘，刘湘感觉无法忍受，但与此同时，在四川神气十足地“压迫”着邓、孙、李的，也正是刘湘。

三人之中，李家钰曾受过刘湘的恩惠，一度对其感恩戴德。到了后来，也几乎与刘湘翻脸，以致于重庆整军会议召开时，他还想乘机告刘湘的“御状”，说上次他正在前方跟红军作战，刘湘却在后方收编他的军队，他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见状不妙，立即制止：“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李家钰）的话是横生枝节，超出范围了。”

主持人不让说，李家钰才没有再说下去。

邓锡侯也是“被压迫者”之一。在刘湘统一四川之前，水路被刘湘紧紧掐住，邓锡侯无法从省外进口武器。统一之后，刘湘在继续实行禁运的同时，又收回防区，限制经费，弄得邓锡侯只能靠起家时的那点破铜烂铁混日子，“事业”越来越窘迫。

蒋介石举办峨嵋军训团，邓锡侯被任命为军训团团附，看着“副团长”刘湘当众挨老蒋和陈诚的讽刺挖苦，尽管他有时也不无兔死狐悲之感，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别人帮着报了仇的兴奋。陈诚请他上台讲话，其讲话调门和口气也与刘湘完全不同，加上邓锡侯讲话比较通俗诙谐，尽用四川口头语，因此还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学员欢迎并不顶用，四川说穿了，不是刘家的，就是蒋家的，跟他姓邓的依旧一点关系都没有，猴子还是很郁闷。

抗战军兴，大家都认为可一举两得，刘湘是要借此抵御老蒋的“入侵”，邓锡侯则巴不得早一日摆脱刘湘的“魔掌”，好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顺便还能置换多少年未置换过的装备。

就要出发了，底下有个师“闹饷”，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

这都是防区取消前就欠下的军饷，数目不小，邓锡侯哪有钱发，而且欠饷的责任其实也不在于他。

防区制时代，邓锡侯与其他人不同，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各师军费完全独立，均在各自驻防区内筹款。于是，他在召集官兵训话时便理直气壮：“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可是过去军部没有收到过你们的分文税款，军部没有经费，比你们的师还穷哩，大家是知道的。”

欠饷跟邓锡侯无关，却跟“闹饷”的自己有关。

邓锡侯说：“你们都背着枪，拿起碗在吃饭，为何过去别人来夺你们的饭碗，你就让他拿走呢？你有一支枪还保不住饭碗，又怪谁？”

邓锡侯并不是故意要翻防区制时代诸侯争雄的老账，他是要以彼及此，把官兵的士气和斗志给激发出来：“从现在出川抗战起，我要按时发饷，如不兑现，你们来找我。欠饷也不是不发清，只是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

闹的人都低下了头。见火候已到，邓锡侯大声发问：“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

台下齐声响应：“愿立即出发杀敌！”

出川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而不是欠饷。在邓锡侯的部队，本来质量就不算好的枪支因使用太久，很多已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扳不开枪机。此外，除为数不多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外，攻坚所必需的山野炮一门也没有，堪称家徒四壁，是急着要换换家当了。

当时军中对补充武器传得神乎其神，都说：“蒋委员长准备抗日多年，在外国买了很多武器，秘密存在几个战略仓库。”

按照此类传说，在宝鸡就有一个这样的战略大仓库，川军到了那里之后将一律更换新家伙，还要照“中央军”那样装备起来，“不然，我们这些破铜烂铁怎么能去打日本人呢？”

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个别旅团长竟偷偷地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支提留起来，以便作为失败后“重起炉灶”的资本。更有甚者，以废枪换好枪，换出来的好枪私运回家，以致于一连之中，竟然只有一两支枪能打得响。

出川时秋季将尽，冬季即将来临，传闻北方已是冰天雪地，但官兵们仍是单衣短裤，最多再加一件棉背心。

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北上后可以更换冬季被服——说起来，都是穷字惹的祸，邓锡侯连欠饷都无法发清，还不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1937年10月中旬，第二十二集团军到达宝鸡。

目的地是西安，可不是有说宝鸡有军火大仓库吗，应该就在这里换枪换衣了吧？

停了一天，换的是火车，枪和衣都无影无踪。

官兵们在火车上还相互打听：“枪呢？补充呢？”

有人答道：“枪吗？在西安！到西安就换了。”

于是传说中的军火仓库又移到了西安，哪知等待他们的仍是一场空。

川军是靠双腿从成都走到宝鸡的，中间耗去了三十天，再转乘火车到西安，又是好几天，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前方战情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晋东娘子关一线异常吃紧，急需兵力增援。

蒋介石下令，临时改变北上川军的指挥系统。晚来的李家钰赴河南，归程潜第一战区节制，在中条山区域作战。早到的邓锡侯、孙震划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序列，直接驰援娘子关。

补充来不及了，邓锡侯、孙震率川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沿途老百姓见这些四川兵皆单衣短裤，赤足草鞋，莫不为之骇然。纷纷以家存鞋袜相赠，还告诉他们：“我们山西高寒，不比你们四川。像这样的寒冬，如果冬天不穿棉鞋，我们的脚也会烂掉，不穿棉裤，就会变成‘老寒腿’，你们千万保重才是啊。”

除了衣，当然还有枪。邓锡侯心急如焚，给南京军令部长白崇禧通电话，答复是：“在太原由战区负责配发。”

1937年10月30日深夜，邓锡侯、孙震抵达太原。第二天一早，两人就赶去谒见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问补充装备的事。

阎锡山推得一干二净，说太原所有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已运过黄河，储存于黄河附近，实在没办法给你们补充了，“还要找南京解决”。

皮球从南京踢到太原，再从太原踢回南京，原先允诺的补充宣告彻底泡汤。因川军先头部队已经陆续投入了娘子关战场，阎锡山才抠抠搜搜地拿出了二十挺晋造机枪，作为礼物送给川军。

邓、孙还不甘心，又在太原住了两三天，想找阎锡山多少再要些补充，或调换少数武器，但始终没有下文。

川军以前打仗，多数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军部到师部全都缺乏通信器材，邓、孙也没法跟前线取得联系。

不知道部队在哪里，至少得弄清楚娘子关一带的地形吧，问阎锡山要地图，阎锡山支支吾吾，连这个都舍不得给。还是孙震手下的高级参谋，凭借与阎锡山的参谋处长是陆大同学，才以私人关系弄到了两张晋东地图。

翻着地图，听着战报，邓、孙都坐不住了。

开赴晋东前线的川军，现在全归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不是自己的娃不心疼，这黄绍竑不会把我们的“政治资本”一股脑儿全都给输光吧？

太原待下去也不可能再弄到一支枪，邓、孙起身向阎锡山告辞，急急赶往晋东，以便切实掌握各自的部队。

1937年11月1日，邓锡侯、孙震率一众幕僚乘火车到达前线，见到了黄绍竑。

一问，黄绍竑竟然说，他也不知道川军都在哪里。

由于日军迂回部队已威胁后方，黄绍竑被迫采用了填坑式战法。川军一下车，不管一团还是一营，都先调去抵挡一番，因为是逐次零星使用，加上川军师旅团严重缺乏通讯器材，黄绍竑早就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握，他自己还盼着邓、孙能早一点把“失踪”的部队给找出来呢。

这算怎么一回事，邓、孙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下便驱车继续前行。

终于看到士兵了，全都是从娘子关败退下来的兵，已成“兵流”，情形非常狼狈，川军也在里面。邓、孙这才得以与部队取得了联系，也大略知道了战场的一些情况。

短短几天时间，川军各部都打了败仗。

一个没几支枪能打响的部队，要想取胜，那真是一件艰巨无比的任务。上阵后，能让川军发挥出一点战斗力的，还是背上的一把大砍刀，有的士兵既无砍刀又无刺刀，短兵相接时，竟然只能抡起枪托与敌肉搏。

填坑式战法，把川军填进去不少，其余部队已无招架之功，不得不逐一撤离。

日军野战部队之所以强悍，除官兵训练有素外，其标准化的作战配置也不容忽视。从娘子关方向进击的日军，为原驻朝鲜汉城龙山的第20师团，这是一个老师团，兵种从步兵、骑兵、工兵、炮兵无所不有，后勤分工也非常细致，除辎重队外，尚有通讯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甚至连军马都有专门配备的兽医服务。

可怜川军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医药救护。负轻伤的，血淋淋地自己往后方走，重伤的大多遗弃在阵地，无人过问。重伤员们痛呼：“弟兄们，我们都是四川人呀，出来都是打鬼子的呀，打鬼子负了重伤就没有人管了吗？天啊，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一些伤员为免受辱被杀，便先行自尽，其状甚惨。即便是仓皇撤退中的官兵，也大多丧魂落魄，有人边走边哭，有人愤慨绝望，军心士气一落千丈。

这可都是邓、孙的基本部队，看到这种样子，二人不免既失落又心痛。好在彼此取得了联系，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只得赶快予以收容和掌握。

1937年11月3日，在晋东和晋北相继失守的情况下，阎锡山决定集中兵力固守太原，川军被列为总预备队，要求限时集结于太原以南的北营。

邓、孙奉命率川军昼夜兼程，争分夺秒地赶往北营。在四川时，像他们这样的高级指挥官及其幕僚，出行一般不是骑马就是乘坐滑竿，但因为要抢时间，等不及载运乘马的列车到来，众人就与普通士兵一起徒步向南行军。

1937年11月6日，川军总部及少数先头部队到达太原南郊，但距离北营尚有一段距离。这时马也送过来了，邓锡侯便想抢先一步赶到一座叫南盘村的村庄，以便侦察一下北营的地形。

走着走着，士兵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纸盒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旁边还用铅笔标注着外国文字。邓锡侯及其幕僚没一人懂外国字，邓锡侯看了下也没看懂，就把盒子扔了继续前行。

行至距南盘村不远时有士兵报告：“前面发现敌人。”

邓锡侯不相信，太原城里还有晋绥军守着，南郊怎么可能出现日军呢，当下便笑着说：“军人不能连常识都没有，太原还在那边，敌人从哪来的？一定是汉奸扰乱，不要怕。”

一直走到南盘村村口，才发现村内已用苞谷杆堆成工事，隐约还有人影晃动。邓锡侯到这时仍以为村里驻扎的是友军，还叫卫士不要轻易射击。

幕僚眼尖，一眼看到了一个将脑袋从土屋里探出来的日本兵，赶紧指着说：“看，日本兵！”

邓锡侯方才猛然清醒过来，大喊一声：“集合！”

话音刚落，村里便枪炮声大作。幕僚翻身下马，朝邓锡侯所骑战马的屁股上猛抽一鞭，助其先驰向小道。

由于事出突然，人忙马慌，在越过一座壕沟时，突然马失前蹄，邓锡侯被掀翻跌入泥沼。沼深过腹，他的一条大腿也摔伤了，一时之间难以自拔，而后面的追兵却越来越近，情形真是万分危急，眼看着就要悲催了。

在三国演义之中，刘备乘马陷身檀溪，想来也是这样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多亏了他座下之马非同凡响，竟能奇迹般地凌空跃起，从而帮助主人脱离了险境。

邓锡侯没有这么厉害的马，不过他有一个忠心的副官，副官跟随在后，冒死将他扶出了泥沼，又一路背着狂奔。

一个人跑还不一定能跑得掉，何况还背着一个，正在惶急之中，忽见路边趴着一个当地老乡。老乡认识路径，经他指点，二人才得以摆脱追兵。

脱险后，邓锡侯藏身于北营的一座村庄。村里残垣破瓦，空无一人，显然遭受过敌机轰炸。时已深夜，邓锡侯不敢再往别的地方去，又找不到吃的，只得忍冻挨饿，在民房土坑上蹲了一夜。

天亮后，殿后的孙震也带着大部队到达西营，在村子里找到邓锡侯，众人一阵欷歔。

按照阎锡山固守太原的军事计划，由傅作义守太原，其余部队则“依城野战”。但各军都知道败局已定，除傅作义属晋军体系，不能不遵命守城外，其他人全都心猿意马，以致于太原周围并未能形成严密防线，从而给日军的小股尖兵创造了乘隙钻入的机会。

邓锡侯派兵侦察得知，进据南盘村的正是日军尖兵部队。他在路边捡到那只纸盒子，乃日军的联络标志，“外国文字”就是日文，可惜无人识得日文，不然也可以多留个心眼。

当天南盘村的日军尖兵有四百多人，配置数十挺机枪和数门迫击炮。他们先用机枪向邓锡侯等人射击，后来还派了骑兵出村追赶，而邓锡侯的随身卫士很少，加上突遇意外，如此险境下尚能保住性命，真可谓是大难不死。

邓锡侯自己也感叹，说：“当日虽不死，险矣！”自此以后，他把11月6日作为抗日遇险日，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纪念一下。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个分工，从晋北南下的一路负责攻打太原城，从晋东而来的另一路则进袭城外乃至城南的中国军队，南盘村的日军尖兵即属晋东一路。

南盘村遇险，意味着日军的大部队随时会追踪而至。太原攻守战尚未正式打响，城外已经看不到任何中国军队的踪影了。

此时阎锡山已经离开太原，与邓锡侯失去了联系，邓锡侯也就得以“便宜行事”。他与孙震一商量，城外的都跑光了，我们城南的也得跑啊，不然难道坐以待毙，把部队全赔进去不成？

为避免被阎锡山套上“擅自行动”之罪名，从而受到军法处分，邓锡侯发挥了他水晶猴子的聪明劲，留了一个旅在原地，其余大部队悄悄向南撤离。

半途之中，因太原失守，阎锡山终于发来了撤退命令，于是邓锡侯乘势把“放线”的那个旅也给收回，全部急行撤入晋南山地。

从北上川军被改变指挥系统起，坐镇四川的刘湘就陷入了极度焦虑和不安之中。

尽管抗战已成主旋律，但以刘湘为首，川军各头领仍对南京政府保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疑惧，最怕老蒋乘势而入或拉走他们的军队。除李家钰所部倾巢而出外，其余各军都在四川留下了看守部队，以防不测，同时刘湘还再三强调，所有部队出川后都必须归他统一节制。

邓锡侯、孙震动身前，刘湘在成都为二人饯行，又特别叮咛：“川军出去，一定不能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集团军集中才能渡过黄河，然后所有川军集中才能参加作战。”

邓、孙当时都深以为然，唯唯受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不单是蒋介石有严令，变化万端的形势也逼得北上川军根本做不到集中了再如何如何。

关于是否提前渡河，邓锡侯曾从西安打电话请示刘湘，情况一讲，刘湘同样无话可说，只能让邓、孙按照军令执行。

第二十二集团军就像放出去的风筝，刘湘已毫无办法，飞就飞了吧，横竖也不是自个儿嫡系。第二十三集团军就不一样了，那是十代单传的亲儿子，若再有个闪失，则前途尽毁。

从四川到武汉的船只既少又小，光等船就需要花去很长时间，因此第二十三集团军东进的速度一直很慢，至1937年11月初，其前卫部队才刚刚到达武汉。

刘湘认为一切还来得及，他必须亲自出川，把嫡系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少数服从多数所有高级幕僚都被刘湘召集起来开会。众谋臣各抒己见，但口头上都不主张刘湘出川。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这个人极不可信，刘湘出川恐被其挟制，陷于被动。钟体乾更直言不讳地说：“川军精锐都调出去了，如果老帅（刘湘）再出去，那就变成腾空交价，以后再无任何筹码了。”

另一种看法是前线不同于后方，刘湘的胃溃疡又一直没好过，连每天结鞋带都弯不下腰，需侍卫帮忙，以如此病号之体来承受重荷，累垮了怎么办？

邓汉祥劝刘湘还是以养病为重，不必躬亲赴敌，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一得力亲信将领去前线代劳，以照料前方部队，自己则继续坐镇后防，调度军政要务。

刘湘后期的个性，正如他得意之时跟邓汉祥透露过的，遇到事情开始也许会犹犹豫豫，一旦考虑决定后，便有一种撞了南墙也不轻易回头的牛脾气。

事实上，除了担心嫡系部队会遭到分割乃至吞并外，他始终有个想法，即要在国人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湘。

长期以来，刘湘等地方诸侯以抗日为号召，与蒋介石展开明争暗斗。由于口号用得过多过滥，有人便出语讥讽，说他们只会坐地冲锋、高呼抗日，其实不过都是内战专家而已。

别人可能无所谓，刘湘听到这些话却很不是滋味。现在见众人都反对他出川，不由当场动了气。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都报不出账来，脸面上甚不光彩。今天大敌当前，好不容易有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昭信于国人，从而洗刷自身污垢。”

说到这里，刘湘质问他的谋臣：“战幕已经拉开，难道我刘湘反而退缩不前，在后方苟安？这岂不是要贻讥于后世，坐实了不实之词？”

大家关在屋子里商量事情，本来都是胳膊肘往里拐，所有利益得失，全以刘湘和川军为第一出发点。未料到刘湘突然出言豪迈，说出了一番大道理，而且看样子说的还不是假话，便有些动摇起来。

刘湘又说：“这次我调出去的部队，占川军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都是我多年辛苦训练出来的精锐，我若不出去亲自指挥，可能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给整光。再说，我虽出去，还有你们在家看着，这个时候我看他（指蒋介石）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张斯可、傅常、乔毅夫平时出谋划策，就喜欢出奇制胜，风格上与钟体乾、邓汉祥的老成持重大为不同。听了刘湘的分析，张斯可、乔毅夫均认为出川未尝不可。

“这是一个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人心的大好机会，事关抗战大局，又有我们在后方扩大武装力量，互为声援，蒋介石想下毒手也难，因此出去一趟就回来，应该问题不大。”

刘湘出川，傅常作为参谋长自要跟随左右，因此他以众人意见为准，算是投了中立票。

五个核心谋臣，两个反对，两个支持，一个中立，而刘湘又去意甚坚，少数服从多数，出川一事便由此敲定下来。

刘湘随后交代了他走后的军政安排：省政府主席由邓汉祥代行，川康绥靖主任由钟体乾代行，省保安司令由王陵基代行。

明知无可挽回，邓汉祥私下仍竭力劝说刘湘，请他再考虑一下。刘湘说不用再考虑了，“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历史上争点儿个人的篇幅，这是很好的机会。将来的后人，才知道我刘湘是个什么样的人。”

1937年11月9日，刘湘携同傅常一行，从成都乘飞机到达汉口。第二天，他即向已到达汉口的前卫部队下达命令，指示其乘平汉路火车，赶赴河南集中待命。

集中地点的改变，也说明刘湘已意识到，他无法完全按原计划行事了。

1937年11月12日，应蒋介石之邀，刘湘到达南京。蒋介石匆匆忙忙地跟他见了个面，便消失了。不仅是蒋介石，刘湘连何应钦也见不到，整天跟他打交道的全是孔祥熙、张群这样的文臣。

军人已经无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了，因为上海就在这一天完全失守，历时几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方失败而告终。

这还没有完，日军正向溃退中的中国军队进行疯狂追击，形势危如弹卵。

再开国防会议，刘湘就有话说了。他在发言中认为，如果能够早点将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归还第七战区序列，由集中起来的川军赴沪参战，淞沪会战将是另一个局面。

在别人听来，刘湘的话也许纯属事后诸葛亮，甚至还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军队，哪一个又比川军弱，而以邓锡侯在山西的作战表现，真的难以想象他在上海就会有大作为。

可是这时候将要现身的川军，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是指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是指刘湘嫡系的第二十三集团军。

经淞沪一战，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也就是“中央军”主力，几乎都被消耗一空。即便他引以为傲、显赫一时的德械部队，也已损失大半，不说普通士兵，仅基层军官就伤亡过万，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要命的是他还得守国都南京，可是手中却空空如也。换句话说，你可以看不起川军，但绝对不能是这个时候。

既然刘湘说川军行，蒋介石就别无选择了，便当面托以卫戍南京的重任，刘湘不甘示弱，立即允诺下来。

蒋介石防卫南京的总体部署，分内外两层：以唐生智守南京城内，以刘湘守南京城外围。

唐生智指挥的部队不到三个军，均非其基本部队，而且大部分为淞沪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之师，相比之下，外围的川军就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1937年11月13日，已到达河南的川军前卫部队接到刘湘发去的电令，立即转乘火车南下。

两天后，第二十三集团军陆续到达南京。蒋介石大喜过望，对各师师长一一接见，安排他们住最好的首都饭店，还向每个师长赠送了一万元。

江南自来繁盛，所谓“南京看石头，苏州看丫头，无锡啃骨头，杭州看潮头”。在战火尚未完全延伸过来时，石头城仍能引起极少出川的师长们的极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