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尚知前线紧急，需要枕戈待旦，所以颇能注意节制约束，也有些人却忘乎所以，拿到钱就在城里尽情玩乐，其中一个师的师长竟然玩到连部队出发都不知道。

大家都高兴，只有刘湘不高兴。

刘湘不高兴，是因为他向蒋介石拍胸脯时，要求的是将整个川军都调来，其中也包括邓、孙、李三部。可是这三部早已分别划归第一、第二战区，那边军情同样紧急，当然也需要人，所以并没有能一道调来。

刘湘对此十分不满，又不好直接向蒋介石开火，便朝替他誊发电稿的傅常等人大发雷霆，实际傅常不过遵命办事而已。

既然你不管我的死活，那对不起，我也就管不了你的死活，刘湘决定自己给自己做主。

南京外围主要包括江苏溧水、溧阳等地，川军已奉命前往布阵，但到达后又突然接到刘湘的命令，让他们移兵浙皖两省。

与以前所有电稿都由傅常负责誊写不同，这封电稿乃刘湘亲笔所拟，川军各部不敢怠慢，赶紧又跨省前往。

川军一下子全部撤出南京外围，令蒋介石大吃一惊，连忙询问刘湘。刘湘装糊涂：“队伍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回话。”

知道刘湘是在打太极，蒋介石再给川军下达命令，也是毫无作用。

川军田冠五独立旅本应驻守溧阳，在下达命令的同时，蒋介石又派高级参谋去做说服工作，田冠五的回复是恕难从命，因为他只听从刘湘一个人。

刘湘临时撂挑子，并不完全是与蒋介石怄气之下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他与幕僚部下们反复商讨后得出的策略。

虽曾在蒋介石面前大拍胸脯，但刘湘随后就感觉到了接过的山芋有多么烫手。日军是奔着南京来的，其主力也都沿着溧水、溧阳这一方向奔袭，若川军据此防守，难免损兵折将，最后被“整光”。

部属中有一种典型说法是：“中央军尚抵挡不住，我们这些地方军在武器装备上不及他们，打起仗来，咋个得行嘛！”

不是那张脸，就不要冒那个险。相反，如果能移往浙皖，不仅可减少损失，还能以皖南的黄山和浙江的天目山为中心建立第七战区，作为今后在江南发展的根据地。

刘湘当即决定改变原有作战部署，放弃护卫南京外围的任务，在浙皖重开一个局面。

刘湘君臣思虑长远，已经设想到了抗战胜利：新的防守区域处于京沪杭之后方，到将来收复失地时，便能抢在他人之前率先占领这几个重要城市。

在调兵之后，刘湘便设第七战区长官部于芜湖，主力则重点部署于广德和泗安。

当蒋介石拿到刘湘的修改方案时，川军一方的部署早就是铁板钉钉，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同意刘湘作出的改变。

1937年11月23日，郭勋祺奉命率第144师（模范师）由溧阳移往广德和泗安，在经过江浙交界的长兴附近时，遇到了一个人。

此人是过去峨嵋军训团的教育长陈诚。郭勋祺曾在军训团受训，论起来两人还是师生关系。

尽管刘湘事后大加“消毒”，但有些东西却是很难消除的。加上郭勋祺本人年纪轻，比较容易接受新思维和不同意见，所以他对峨嵋军训并没有那么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于，当年同在峨嵋军训团，川籍和“中央军”学员常有争论，在很多观点上，郭勋祺都能跳出原有的狭隘圈子，哪怕是暗地里站在“中央军”一方。

陈诚时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他正组织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向芜湖转移。

军队还有很多，但大多已成残破之师，必须先到芜湖进行休整，缓过气来后，才能有望逐渐恢复作战能力，这是军事常识。

在他们背后，则是日军从各个方向发动的闪电式追击，其计划就是要截断上海至芜湖的救命通道。陈诚已尽力组织力量，以太湖为轴，在太湖北岸组织拦阻。他所顾虑的是，日军还会从太湖南岸或直接渡过太湖，实施超前迂回，以截杀撤退中的中国军队。

陈诚知道郭勋祺要去哪里，但他希望郭勋祺能留在长兴，承担起这两路的阻击任务。

陈诚还表示：“我会在宜兴指挥你们川军作战，坚决与日寇鏖战到底。”

陈诚的话不是命令，即便是命令，对郭勋祺也无硬性约束力。郭勋祺是刘湘最倚重的模范师师长，他当然更有必要唯刘湘之命是从。

不过郭勋祺并没有像田冠五那样拔脚就走，因为他自己就想留下来好好打上一仗。

出川前，朋友为郭勋祺饯行，郭勋祺在席间对朋友感慨道：“我做了二十多年军人，参加过的战争不下数十次之多。除了十七岁应招当兵那年，随尹昌衡西征，平定受英国人操纵和挑唆的川边叛乱之外，其他都是阋墙之争。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却热衷于打内战，实在令人痛心，也深感愧疚。”

郭勋祺脸色凝重，停了片刻，他提高嗓门：“勋祺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此次出川抗战，不赶走日本强盗，誓不回川。请大家放心。”

说完，他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宋朝大词人李清照有两句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愿以此自勉！”

说过要做鬼雄，不做狗熊，郭勋祺朝思暮想都要“与日寇鏖战到底”，他之所以左右为难，还是担心刘湘那里通不过。

知道郭勋祺为难，陈诚又赶往广德，面见并竭力说服郭勋祺的顶头上司、川军前敌总指挥唐式遵，让唐式遵对原有部署进行微调。

若在平时，唐式遵也不敢擅自做主，但这时一个意外的变故，让他在前方拥有了独立裁断的机会。

这个变故恰恰发生在刘湘身上。

刘湘从汉口到南京，坐的是轮船，途中船泊芜湖港，看到岸上有当地有名的阳澄湖大闸蟹在贩卖，只只看上去肥大味美。

刘湘在吃穿上并不讲究，但平素最喜欢吃两样食品，即炒沙葫豆和螃蟹，前者不易消化，后者为凉性，刘湘自患有胃溃疡后，都遵医嘱避而远之。

跟戒烟一样，也是憋得久了，反正旁边无人监控，刘湘一时馋虫上脑，便让人买来大吃了一顿。

抵达南京，四川驻京办事处特别叮咛厨房别买螃蟹。谁知刘湘在芜湖吃螃蟹还吃上了瘾，又偷偷让副官去买了螃蟹，拿到房间大快朵颐。

这正是便宜了舌头苦了胃，之后，见邓、孙、李三部没能调到南京给他指挥，刘湘觉得上了当，又为此动怒发火。用中医的说法就是内外交感，由此种下了病因。

改变计划，将川军撤离南京外围，很自然地把刘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脸色难看不用说，唐生智也指责刘湘私心太重，半途掉链子，使固守南京变得更加困难。

1937年11月24日上午，刘湘参加高层军事会议，回办事处时情绪显得很是低落。他告诉身边幕僚，会上有些人说川军在“梭边边”，他很生气。

“梭边边”是重庆话，意思是偷奸耍滑，一开始高调，关键时候却打退堂鼓，乃至一走了之，有道是“吃饭垒尖尖,打架梭边边”。对军人而言，这些闲话都极具杀伤力，于是刘湘为此又憋了一肚子气。

下午，张群宴请刘湘。刘湘来者不拒，饭桌上管不住自个的嘴，多吃了一碗甜银耳，而银耳也属凉性，对患有胃溃疡的人来说，都是需要忌口的食物。

当天晚上，刘湘已得到前方汇报，他当然不同意陈诚作出的调整。因此顾不得休息，便让人作纪录，要向部队直述调令，当口述到第五条命令时，突然昏倒。办事处忙请来医生诊治，诊断结果为胃溃疡和糖尿病并发症。

经过打针吃药，一顿忙碌，刘湘很快清醒过来。他的高级幕僚包括傅常等人闻讯都赶来，见刘湘健康状况不佳，均劝他还是返回四川养病为好。

幕僚们纯粹是为刘湘的身体着想，可刘湘的思维却还停留在兵力部署上面：“你们可能求战心切，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现在还不能和敌人硬打，只能慢慢来、慢慢拖。据我看来，大概要拖到宜昌、沙市一线，战事才稳定得下来，敌人那时也会被拖疲了，我们就可以挥师反攻……”

刘湘又说，在一个时期内，他绝不能回四川，而应坐镇前方，这样才能顶住南京方面的压力，控制住部队，以免川军被“整光”。

大概是白天被刺激深了，当着自家幕僚，刘湘滔滔不绝，兴奋异常，接下来连觉都没睡好。

第二天上午，又昏了过去。

这次比上次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张群到办事处来看望，守了半个小时刘湘也没能醒。临走时，张群关照众人：“看情况敌机要大肆轰炸南京，你们赶快撤走。”

幕僚们一商议，非得让刘湘离开南京不可了。

由于医生嘱咐昏迷中不能移动，办事处一直等到很晚，才等到刘湘从昏迷中醒来。

醒过之后，刘湘也觉得无法再硬撑下去，便答应先去武汉治疗。当天深夜，乘刘湘处于熟睡状态，办事处人员将其用汽车送上轮船，连夜护送至武汉。

在陷于昏迷和转送的过程中，刘湘暂时放松了监控，自主权又回到了前线将帅手中。

唐式遵没有问题，他不仅按照陈诚的要求，同意郭勋祺第144师沿太湖西岸布防，还命令刘兆藜第146师布防于太湖南岸，与郭勋祺协同建立了一个三角形防守阵地。

纵然如此，唐式遵批准还只是个形式。

唐式遵和潘文华各有嫡系，刘兆藜听唐式遵，郭勋祺跟潘文华。换句话说，尽管在前敌指挥的位次上，唐式遵居首，但郭勋祺那边仍需潘文华点头通过才行。

郭勋祺对潘文华说：“敌人沿太湖进兵，势头很猖狂，只有予以迎头痛击，使日军遭受重创，才能振奋人心，之后也才能逐步退却。若不战而退，敌势嚣张，我们想退也无法退了。”

潘文华出川时亦有“胜则生，败则死”的豪言，给郭勋祺一激，遂放权郭勋祺：话不多说，自己掌握。

陈诚出身保定，是个既具备较高军事素养，又富有实战经验的高层指挥官。他让郭勋祺设防的长兴，位于太湖西南，既能抵御南岸尾追之敌，又能拦阻横渡太湖的日军，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为山地，尽管山不高，但毕竟可作依托，另外还有森林作为隐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日军飞机大炮的威胁。

1937年11月26日，日军前卫部队追到长兴，随即在太湖西岸的夹浦与郭勋祺第144师展开激战。

战前，郭勋祺从撤往南京的“中央军”那里借到两个连的山炮，他充分利用山地森林为掩护，采取隐伏战术，对日军实施突袭，山炮和机步枪齐开，从而一举击退日军，守住了夹浦。

由于没能抓到俘虏，郭勋祺对日军番号以及主官姓名尚不清楚。相比之下，日军的战场情报则较为精准，知道对手是川军，后面还有括号：草鞋兵，装备差。他们想不到的是“草鞋军团”内竟然藏有这么多山炮，导致挨了顿打还摸不着头脑。

从川军构筑的三角形防御阵地来看，郭勋祺防守的北面临近太湖，且地形有利，日军单纯从陆路进攻比较被动。在判明形势后，日军第二天便转向南面，沿公路进攻，以便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

刘兆藜同样是个能打仗的，而且和郭勋祺一样，也借到了“中央军”的山炮。他诱敌深入，用山炮对坦克战车进行射击，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吃了大亏。

陈诚曾预计日军会直接横渡太湖，当天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果然攻占太湖内的东西洞庭两山，控制了太湖。从傍晚开始，陆战队即动用大批汽艇，运送从华北战场上抽调而来的第9旅团（国崎支队），配备轻重机枪，在夹浦后侧实施抢滩登陆。

战况紧急，郭勋祺亲自赶到太湖岸边进行阻击。期间，他的左腿被日军开枪射中，卫士忙给他裹好伤，要抬往南京医院，他死活不肯去，硬要坐在担架上继续督战。

郭勋祺一边指挥，一边号令官兵：“我们师是长胜师，谁要是擅失阵地，不论职级大小，一律枪毙！”

尽管第144师在川军中的后勤配置算是好的，每个团都有十到二十副担架，但仍不够用。同时药品也极度缺乏，部属担心时间耽搁下去，郭勋祺会因伤致残，一齐苦劝，加上当晚已击退日军的沿湖进攻，他才答应去后方治伤。

郭勋祺走后，第144师每天通过电报，将前线战况逐一上报，但竟然未获得任何回电，弹药和给养也无补充，这对官兵情绪造成很大影响，有的团开始不服指挥，嚷嚷着要调往广德、泗安一线。

无奈之下，代理指挥官只得向坐镇宜兴的“中央军”告急，由对方抽兵接防，随后正式撤出了长兴。

满打满算，第144师在长兴一共只守了两天，不过已经非常不错了，假如没有这两天，无论是陈诚还是上官云相，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如此整齐且具备足够战斗力的防守部队，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川军放弃守卫南京外围后，南京政府对川军本已无过高期望，但长兴一战，“草鞋军团”却对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事后郭勋祺、刘兆藜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第144师的撤离，并非偶然。

川军作战的情况，刘湘在武汉也接到了报告。郭勋祺、刘兆藜杀敌立功，当然是脸上有光的事，但按照陈诚的命令作战，则违反了他的初衷。

刘湘一贯喜用双头将，即让唐式遵居前，潘文华押后，一个指挥前敌部队，一个督率预备军，这种设计的妙处就是一不高兴就可以随时走马换将。

于是，刘湘通过越省电话，传令下去，将唐、潘对调，潘文华率部到广德布防，唐式遵则被调到广德后方的誓节渡。

对郭勋祺在长兴扬威，潘文华一方面既得意又高兴，说：“翼之（郭勋祺的字）带伤作战，真是家常便饭，他太勇敢了。”

另一方面，他又不舍得自己的嫡系主力在其他地方被消耗掉，因此对长兴之战，开始抱消极态度，除不给予弹药补给外，又给第144师直接发去命令，限期撤回广德。

应刘湘之命，潘文华重新作出部署，派饶国华率第145师推进至泗安，准备在那里建立一线作战阵地。

饶国华毕业于刘湘所办的军校，乃其得意门生，同时也是武德励进会的主要骨干之一。在编制上，他直辖于唐式遵，但因为这层关系，他内心里对唐式遵极为鄙视，反倒更愿意接受潘文华的调遣。

潘文华、饶国华皆为刘湘心腹，不过到了前线，两人也都遇到了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

潘文华的问题在于他自己。他和唐式遵可以说是一进一退，唐式遵进了，处事变得果敢，与以前人们印象中的“唐二瘟”相比，判若两人，潘文华却是退了，身上“潘鹞子”的影子越来越少。

潘文华的变化，是从他“战而优则仕”开始的。在出川抗战前，潘文华已兼任重庆市市长达八年之久。应该说，他任上取得了很多政绩，也证明其颇有治政之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潘文华的家族企业也借势得到了发展，号称西南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在刘航琛之上。

潘文华是不是从中营私舞弊，很难说清，能说得清的是，潘文华有钱了，并俨然已成大款。

成为大款之后的潘文华不像军人，更像政客。刘湘召开幕僚会议时，经常见到他与傅常等谋臣一起说这个论那个，基层官兵眼中的潘文华则是“长期生活奢靡，打仗亦有些松弛”。

傅作义曾有一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套用到军官身上，则是“军官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打不好仗。”虽不能太绝对，但命中率也不低。

潘文华选择泗安为作战阵地，此处并非有利的防守地形：地势上十分平坦，且又位于芜湖至杭州的公路之上，在来不及对公路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果然，饶国华第145师一上阵就傻了眼。日军坦克战车大批涌来，官兵们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多刀枪不入的铁家伙，纷纷往两侧后退。

第145师既无大炮，也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坦克的武器，定下神后只能向坦克投掷手榴弹，然而坦克战车岂是川造手榴弹就能伤得了的，照旧前行不误。

看到田里有不少稻草，官兵们又抱来稻草，堆在路上进行阻挡。坦克的回应很简单：绕道或直接辗过。

还是不行，众人便选择了一段夹道，铺满稻草，并从位于泗安的广德飞机场运来汽油，泼在上面，以火引燃，这才算暂时拖了一下。

泗安是座镇，分为上泗安、中泗安、下泗安，饶国华左遮右挡，仅能勉强守住上泗安，中、下泗安都丢掉了。

见战事危急，潘文华的头脑更显迟钝乏力，他既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动调整布局，增强兵力，也未到前方督阵，而是打长途电话向刘湘报告：“第145师怕支持不住了。”

刘湘远在武汉，身体还不好，又如何能代替潘文华切实调度，于是指挥责任又交到了唐式遵手里。

1937年11月28日，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刘兆藜第146师向泗安日军发起反攻，先用手榴弹炸，继而用马刀肉搏，将中下泗安予以全部收复。在反攻过程中，该师还首开纪录，用将集束手榴弹塞入坦克瞭望孔的办法，炸毁了两辆敌军坦克。

饶国华刚到泗安布阵时，他的第145师只有先头部队上阵，到刘兆藜协助其收复中、下泗安时，师主力已全部集结于泗安，因此当天战斗结束后，刘兆藜便撤回了原防地。

1937年11月29日，日军再度猛攻泗安，第145师抵敌不住，把整个泗安都丢掉了，只得退至广德前方五里的界牌。

与潘文华相比，饶国华的问题既有将的关系，也有军的关系。

出川之前，刘湘为了控制住军队，真可谓是绞尽脑汁。除编制上不肯让人拆开分割，以及让唐式遵、潘文华互为牵制外，还实行师、旅、团长混调，以防止基层军官们拉走自己的部队。

因个性有所差异，每个人治军带兵的方法都会不一样，有人凶神恶煞，几天之内就能镇得住手下的兵，有人则需要时间慢慢打磨，方能得心应手。

饶国华毫无疑问属于后者，他待属下宽厚，人称“饶菩萨”，带部队靠的是以情动人。第145师并非他的老部队，官兵与师长之间还缺乏了解，双方感情也不深，以致多次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

饶国华自感力不从心，当晚便坐车前去誓节渡总部，面见唐式遵，请其派兵增援。

听到泗安又丢了，唐式遵气不打一处来。

按照出川时划定的建制，归唐式遵直辖的是饶国华第145师、刘兆藜第146师，归潘文华直辖的是郭勋祺第144师、杨国桢第147师。

长兴之战后，潘文华令第144师后撤，却又保存实力，不让这个“长胜师”参与广德战役，而是绕城而过，去了郎溪。第147师更好笑，在南京城里玩得连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到了哪里都不知道的，便是该师师长杨国桢和他的参谋长。两个活宝找不到部队，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竟然又跑回了汉口，试想，指挥官都缺了席，第147师的作战状态又会好到哪儿去呢。

刘湘曾将田冠五独立旅临时配属给唐式遵指挥。田冠五与唐式遵不和，就像饶国华一样，不肯听从唐式遵指挥，执意让刘湘改变其配属。刘湘听后不怒反喜，说：“不用顾虑，必要时我亲自在电话上指挥你好了。”

事实上，唐式遵虽移前指挥，但他真正能调动且管用的主力部队，不过一个刘兆藜师。

唐式遵自然有理由感到气愤：哦，平时你心比天高，连我都瞧不上，也不服从指挥，到打仗了，却命比纸薄，哭着喊着叫别人替你担责任，怎么想的啊你？

饶国华分辩说是部属不听约束，唐式遵的回复是：人不行，不要怪路不平。

打仗不是念佛，你心不狠，怎能站得稳？你是上级，谁不听话，难道不会杀他的头？

唐式遵最后声色俱厉地给饶国华撂下狠话：“广德作战关系重大，你应决心与城共存亡，否则提头来见。”

饶国华碰了一鼻子灰，只得返回前线督师再战，并下令刘汝斋团投入反攻。他以为刘汝斋团尚未投入战斗，但其实这个团早就打过仗了，只是打得七零八落、无法收拾而已。

听饶国华说还要让自己反攻，刘汝斋扭头就跑，当晚饶国华又丢了界牌。

这个时候，刘湘对将领的评估，不是看他能不能打仗，而是看他究竟是否“忠心”。乖不乖，各人猜，所有人滤下来，饶国华无疑是最乖的之一，因此他在听到汇报后，不仅未责怪饶国华，同时还下达严令，让田冠五与刘兆藜包围泗安，以解饶国华之困。

刘兆藜接到命令后，一时还弄不清楚广德是否沦陷，他决定先增援广德，并且采取了比较保险也甚为聪明的做法，即将第146师的两个旅分开来，从两个方向平行行军。

第438旅沿公路向广德前方穿插，在到达界牌时，忽然听到从广德方向传来机车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

听声音以为是坦克战车，官兵们又惊又疑，因为这显然意味着广德已被日军占领。这个旅的人都跟他们师长一样，打仗猴精猴精的，当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散向公路两旁隐蔽埋伏。

离得近了，才发现是一辆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于是立即进行伏击。这一仗意外地打掉了日军的一个辎重车队，缴获大批物资，仅黄呢军大衣就有600余件，军毯800多条。

第437旅由刘兆藜亲自率领，沿山间小路直接开往广德。行至广德以南的芦村，没想到竟然进入了日军后方。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二话不说便开打起来。经过三小时激战，刘兆藜击退日军，并夺得了两门野炮。

川军没有炮兵，当然也不会用炮，而且日军在退却时，已将这两门野炮上的重要零件卸走，所以后来只好将野炮扔在原处。

除了野炮，还有其他军用品。先前川军一直搞不清对面日军的番号，通过翻译缴获的文件，才知道是第18师团，师团长为牛岛贞雄中将。

这两战当时合称“广德大捷”，成为川军在江南战场上取得的重要战绩之一。后来陈诚在给川军将领进行讲评时，认为刘兆藜在调动兵力和战术运用上都极其灵活，是值得各部学习效仿的经典范例。

“大捷”背后，却是广德的全面失守，是在刘兆藜增援之前。要不然日军怎么会把后方阵地设于广德以南呢。

1937年11月30日，自感回天无力的饶国华在广德城外的十字铺拔枪自杀，他信奉佛教，自杀前还从容沐浴净身、焚香祷告。

饶国华给刘湘留下一封遗书。因不满刘湘将他调离老部队，以致兵败，饶国华在信的末尾说：“甫公误我，我误国家！”

饶国华的遗书是在他死后好些天，才辗转送到刘湘手里的，当刘湘在汉口病榻读到时，一度伤心不已。

饶国华溃败以及广德的失守，顿时让川军陷入了极度的被动。刘兆藜虽勇不可当，但孤掌难鸣，唐式遵急得直跳脚，说：“如果第144师能从郎溪开来十字铺，那我想还能与日寇再打一仗，可我手里已无部队了……”

到了这步境地，潘文华就算是肯把第144师再拉回来，也来不及了。一时之间，全军上下均惶惶不安、不知所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