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安渡口是川滇两省的正道，云南入四川，或者四川进云南，都是从通安渡金沙江。按常理，通安才是守军设防重点，但刘元塘偏偏不这样想。

红军擅长避实击虚，绝不会碰硬钉子，而且既是正道，薛岳也一准会奔此而来。两两相加，说明红军反而不会把通安选作强渡地点。

岷江大战时，刘元塘曾嚷嚷过要扮演“川南红军总司令”，如今他又站在红军的角度来了个逆向思维。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都有些佩服自个儿了：川军战将要都有我这么聪明，那能避免多少悲剧啊！

于是，通安就成了刘元塘最节省兵力的地方，他一个兵都没放，只是将此地防务交由通安的江防大队负责。

这是刘元塘另一个自认为精巧的构思：江防大队从大队长到队丁，全都是通安人，在通安闭着眼睛都能走路。一旦觉察到江岸对面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便可向离通安十几里外的一个营报告，到时该营紧急赶来通安堵截，也完全来得及。

像刘元塘这样的粗人，能考虑得如此周密，也实在不容易。可惜的是，人生无剧本，它往往就像打发乞丐一样，你要钱，它偏给你饭，你要饭，他偏给你钱。

刘元塘想要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江防大队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很二的角色——岂止是二，还是二的平方。此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接到命令，说要封锁渡口并检查行人，还以为捡到了发财机会，那个乐啊。

他把南岸所有渡船都拉到北岸，只留下一条船在南岸，干什么？做生意。

有人要渡江，每位收费一元，客商则要加收半元，连抬滑竿的轿夫和邮差都照收不误。

到了“四渡赤水”后期，刘文辉、刘元塘等人惶惶不可终日，江防大队长却是数钱数到手软：在战争的压力下，过境民众剧增，生意火爆。

摆渡生意好，寄宿生意也水涨船高，通安的客店、茶馆乃至于烟馆里都住满了人。

这些寄宿客人，除了商人、行人、路人，还有红军！

刘元塘以为红军不会强渡通安，然而人家看中的，恰恰就是通安，而且用不着强渡，巧渡即可。

红军一人付了一元，坐着江防大队的渡船就过来了。

1935年5月3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先期潜入的红军侦察组发起突袭，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利用搜得的七艘渡船，干部团率先渡江。

与干部团交手后，那个协防的营被打到伤亡过半，只得退往通安后方。

刘元塘在会理接到电话，他预料江上渡船不多，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下子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必然只是少数先遣部队，因此立即率会理城内所有的部队驰援，想把红军迫回南岸。

可惜他不知道干部团是什么威力。在通安以北，双方连续激战数个小时，川军崩溃，随刘元塘逃回会理的仅四百残兵而已。

如果红军奋起直追，不需后续部队，只消一个干部团，攻下会理都没问题。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红军没有继续穷追下去，原因是红军高层没有把攻占会理放到首要位置，当时考虑的是大家能否顺利过江。

1935年5月5日，中央纵队过江。毛泽东过江之后盛赞刘伯承指挥有方，避免了中央红军走上绝路：“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我早知道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中央纵队安全脱险，但后面还有各大军团。金沙江江宽水急，无法搭建浮桥，人多船少，渡江并非易事。

1935年5月7日，红三军团全数过江，而红一军团还未上船。

正是因为关注渡江，毛泽东迟迟没有下达攻占会理城的命令，使刘元塘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耳闻不如见面，一交手就挨了揍，曾让刘元塘惊惶万状。

红军的先遣部队就这么难搞，看来会理很难守住。可是不守吧，又要受军法制裁。在这上面跌了大跟斗的，前有守嘉陵江的田颂尧，后有号称“贵州王”的王家烈。

田、王都是军长一级的大佬，尚遭严厉处分，刘元塘不过是只小虾米，轻轻一捏就完了。

惨事不能想，越想越绝望。刘元塘本一介粗人，自以为从来天不怕地不怕，连扮红军总司令这种要“满门抄斩”的话都敢说，但到了此种地步，也不禁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时川军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红军对于俘虏，士兵留做苦役，军官一律残杀，家眷还要编为慰劳队，用以犒劳有功人员。

刘元塘既畏军法，又不甘于“被杀”，坐守待援似乎也是死路一条，人都快被逼疯了。

横竖都是死，他最终选择了死守。

刘元塘的俩老婆本来已被他送走，分别之前刘元塘一人“赠”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如果被红军抓住，就赶紧服毒自杀，以免被扔进“慰劳队”，现在又赶紧派人给追回来，准备着要死死一起。

刘元塘将退下的残兵和城内的留守人员编成作战部队，在城外高地构筑防守工事，同时一边向刘元璋告急求援，一边分头飞调担负江防的两个团撤回会理集中。

刘元璋答应派一个团增援，但他对守会理更无把握，在电话中就吩咐刘元塘，实在不行就放弃会理算了。

事到如今，刘元塘岂能说弃就弃：你不过是舍不得你那个团，我可是身家性命全在这里了。

刘元塘怕刘元璋收回成命，索性派副官快马北上，非把增援部队接来不可，你想来得来，不想来也得来！

1935年5月7日，在红三军团迫近后，刘元塘自知不敌，被迫将城外部队全部撤回城内。

第二天，红一军团渡江，红军两大军团的先头部队先后进至会理近郊，毛泽东正式下达了攻占会理的命令。

这是城内人心最为慌乱的时候，援兵尚未到达，城下红军却已如潮涌来。

刘元塘站在城头，迎来了一批被红军释放的俘虏，这是通安作战时受伤被俘的十几个官兵。其中有个排长，他说：“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

守城士兵大感惊奇，都围上来问这问那，听到没有传说中的“留做苦役或被残杀”，人的心理状态明显就不一样了。

这时城内又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是“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下联是“白军内，将、校、尉，阶段薪饷不同”。白军系由苏联引入的名词，这里指的是与红军作战的军队，包括川军。

对刘元塘来说，俘虏带回的信息和那幅对联，简直比“四面楚歌”还可怕。置身于重重压力之下，他就像一只被拉伸到极限的弹簧，困兽犹斗之下，整个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刘元塘红着眼睛，提起马刀，亲手杀死了释放回来的所有俘虏。然后又追查对联的来源，最后追查到两个来历不明的道士，刘元塘连他们也杀了。

刘元塘双手沾满鲜血，成了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但总算震慑住了军心，没人再敢说动摇二字。

援兵终于来了。

刘元璋派出增援的聂团从西昌出发后，沿途便听到风声，说红军势大，去会理无异于白送卿卿性命，早就魂不守舍。

当刘元塘派出的副官赶到时，聂团正要打道回府。来人亮出刘元塘的命令：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军法处置！

跟红军作战固然危险，可听听“刘魔王”的口气，返回西昌的话更危险，两险择其轻，聂团只得硬着头皮往罗网里钻。

红军急于合拢包围圈，自然要把援兵挡在城外。刘元塘在城头看得真切，赶紧带上两个连冲出北门，一番交战后，将聂团接入城内。

过了一会，西门外又枪声密集，刘元塘判断，可能是江岸部队撤回，为红军所阻。

这时包围圈已越来越紧，刘元塘把心一横，tuō_guāng上衣，只穿一条短裤，腰上拴一红肚兜，手舞马刀，领着三个上了刺刀的步兵连出城接应。

“刘魔王”变为“红孩儿”，左右都是妖怪，不过好歹把人接进了城内。

一看不是两个团，只有一个团。原来，在接到刘元塘回防的命令后，其中一个团以为回防会理必无生路，已直接逃往西昌去了。

刘元塘恨得牙痒痒，但既然已有两个团，先守着再说。

除留下两个营作为预备队外，他将所有部队都派上了城头防守，平均每个垛口分两个兵。

晚上，刘元塘又将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民居之上，将其烧毁，既防止红军利用民居接近城垣，又借以扫清射界。

1935年5月9日，包围圈完全合拢，由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向会理发起猛攻。

起初，川军没有守城经验，喜欢伸出头向下查看，因此常被红军击中头部。以后学乖了，官兵纷纷用城砖或铁板遮着脑袋，才减少了中招的几率。

刘元塘在每个垛口都摆了瓦罐，里面装满石灰，当红军用云梯或钩锁登城时，守军便立即投掷石灰罐，红军眼睛被石灰刺伤，导致无法前进。

红三军团伤亡很大，一名团参谋长战死，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素以能打硬仗著称，但面对刘元塘的固守，也感到难以速战速决，遂建议放弃攻城计划。

当天晚上，在金沙江南岸担任掩护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渡江，中央红军全部过江入川。船只则被一个不留地予以烧毁，使得追到南岸的薛岳暂时只能隔河兴叹。

红军高层据此向彭德怀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

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内攻克城池，所用办法无非这两种，彭德怀于是传令用步枪对垛口进行密集射击，用以掩护坑道作业。

枪声很密，却再无人架梯攻城，刘元塘又不傻，很快便发现不对劲，红军恐怕是要施展“土行孙”的绝活了。

刘元璋派来增援的那个聂团长很有些头脑，紧急状况下，他向刘元塘献计，说可以采用“瓮听法”来对付。

无论是红军的坑道作业，还是川军的“瓮听法”，其实都并不新鲜。早在清末，太平军即采用“穴地攻城法”，也就是在城下挖掘地道，然后用炸药进行爆破，利用这一方法，太平军曾经屡试不爽，最后一直攻到了南京城下。

“瓮听法”系清末名将江忠源首次广泛采用，自这一防守战术问世后，“穴地攻城法”才遇到了克星。

刘元塘依计在城墙下到处挖掘一米半深的土坑，把空罐子放下去，用以查探红军挖坑道的位置。其后，果然听到西北城角有挖土的声音，刘元塘除挖沟灌水外，又集中兵力在西北角防堵。

1935年5月10日，半夜时分，忽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西北城墙被炸塌一角，红军冲上城墙。

刘元塘提刀上阵，一面堵缺，一面交战，交战过程中，这疯子受了伤，满脸是血，但仍立于阵前督战。

由于土湿泥陷，红军无法沿塌陷的坑道跟进，加上川军有了防备，红三军团发起的首次坑道突袭遭到失败，已入城的少数红军悉数战死。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川军上下已心有余悸：如果红军再来两次坑道作业，怎么堵得住？

于守城而言，最怕军心动摇，军心一动摇，便什么都完了。刘元塘赶紧再想新的主意。

第二天，一个消息在城内盛传开来，人们交头接耳：“昨晚很多人在城墙上看到了关公！”

据说，这个“关公”全身披挂，手握大刀，坐在城墙之上，光身子便有三米多高哩。大家都相信，昨晚红军攻城失败，实乃“关公”护城之故，于是接连几天，都有人拿着香到关帝庙敬神。

与天、地、神相比，人实在是太脆弱了，有了“关公”护佑，守军都安下心来，这个道理，跟义和团念了符咒，便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935年5月12日，红军在会理近郊召开会议，很多将领都对会理攻坚战提出质疑，认为红军在撤出土城时，已将仅有的迫击炮和山炮抛弃在赤水河中，之后便没能攻入叙永，这次打会理不下，再次证明以红军现有的火力配置，无法完成攻坚任务。

红三军团大将黄克诚直言不讳：“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攻打会理，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

林彪干脆提出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毛泽东当即反击：“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坑道作业继续。

1935年5月14日夜，红军从东城墙实施爆破，再次对会理发起攻击。在此之前，刘元塘已通过“瓮听法”侦察到了方位，并照上次的经验做了安排，城墙刚刚崩塌，川军便用手榴弹和石灰罐，甚至是迫击炮弹向红军大量投掷。

一个小时后，红军攻城失利。经过七天七夜的攻坚战，红三军团蒙受了重大伤亡，但仍没能撼动会理城防。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经过这次尝试，毛泽东也终于认识到攻克会理之难，他随即下令撤围会理，绕道北上。

因会理一战，刘元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并通令全国。

自会理之后，红军便力避攻城战，同时用政略代替兵略。

身为川人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队司令，承担给大部队开道的任务。早在川军时期，刘帅便与德昌守将相识，他派人送了封信过去，告知对方红军只是假道西康，不想争城夺地，双方可以互不侵犯。

这德昌守将阅信后，觉得很有道理，人家经过而已，何必与之拼命呢，于是只象征性地打了一下，实际上是不战而弃德昌。

会理、德昌之后，便是西昌。驻守西昌的刘元璋虽比三国的刘璋多出一个字，但打仗的水平不见得更高，三线布兵，说要“麻”红军，其实大半是为了“麻”他自己：西昌的兵最多，可赖以壮胆。

他把刘元塘的一套搬了过来，也烧掉城外民房，做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架势。

红军进德昌，是因为不用打仗，既然西昌跟会理学，便不再逗留，而是绕道直插大渡河。

早在红军围攻会理时，其进军路线就已非常明朗，就是奔着大渡河去的，这让雅安的刘文辉如坐针毡。

原本困扰刘文辉的，不过是穷，这倒也罢了，生活嘛，无非就是凑合着生，凑合着活，咬一咬牙便能挺过去。但当他看出红军的矛头所向，就觉得挺不过去了。

大渡河是刘文辉的第二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红军冲过这道防线，他在西康的大本营雅安便会无险可守，而雅安一旦被攻破，刘文辉也就彻底完了，他只能像田颂尧那样，给自己的毕生事业画句号。

这比让他死还难过。

大渡河一战，毫无疑问关系到刘文辉的生死存亡。如果他还处在全盛时期，根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那个时候，若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他啃不动的，无非两样：鹅卵石、牛犄角。

眼下，他早没了这副好牙口，部队士气低落，装备低劣，要跟红军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尽管刘元塘守住会理这件事给他挣了面子、捞了声誉，但刘文辉心里十分清楚，特例是无法复制的。

在与部将、幕僚反复商讨后，刘文辉决定将驻守雅安的第五旅调往大渡河。

第五旅守于大渡河北岸，南岸叫做安顺场，往西十里，就是石达开当年兵败之所：“紫打地”。

安顺场由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安顺场的这个地方官跟通安江防大队长类似，都是没见过世面、一脑子豆腐渣的土财主。在第五旅到达后，他本应带着地方部队撤到北岸，可却迟迟不肯挪窝。

倒不是这厮还不知红军的厉害，而是舍不得立即离开。

红楼梦中描写秦可卿办丧礼，用了王爷的“樯木”（实际应为楠木）棺材，此棺木号称万年不坏，细看时，“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

要论做棺材的上等材料，楠木以下，即为杉木。

安顺场一带就有沉埋于地下几千年的香杉木，雨季一到便会被冲刷而出，这些杉木经过水土侵蚀，已变成坚硬木质，永不腐坏，当地称为“建板”，价格很是不菲。

这些香杉不管在安顺场的哪个区域被发现，都属“政府所有”，当地居民必须报缴，并且在运走之前，还有看守责任，损坏了还要赔。

安顺场的地方官就靠香杉发财，如今雨季将到，一想到收不成杉木，做不了生意，心里就油煎火烧似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红军也不一定就会来安顺场吧？要是不来，那就亏大了。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地方官就跟北岸守军讲好：由他率地方部队留在安顺场，待红军到时再过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断绝。

北岸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红军进军神速，要是你到时候来不及过河怎么办？

地方官的回答是，他已在通往安顺场的道路上设了十余座哨所，红军不是本地人，路径必然不熟，只要远远看见红军，哨兵便会抄近路向他飞报，他就算是慢慢收拾再过河，也来得及。

既然布置得这么妥当，北岸便同意了。

地方官没有忽悠，他确实设了哨所，可是他说红军不识路径，那就错了。

红军不是本地人，给红军带路的却是本地人。

红军绕道西昌，要经过三百里彝区（即彝海）。这里曾是汉族军队的畏途，当年石达开来到大渡河，就是因为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到全军覆灭的。

最了解四川民情的是刘伯承。他在新川军中任职十几年，耳闻目睹，对彝区的情况很清楚。

在彝族聚居区内，有好几个彝族部落，彼此械斗不息。刘文辉治理彝区的办法是将各部落的一些头人抓起来，哪个部落敢闹事，就拿哪个部落的头人开刀。

刘伯承到彝区后，首先把头人都释放出来，以此与彝民取得好感，然后重点和其中一个部落的头人小叶丹接洽。

对小叶丹而言，刘文辉是敌人，红军打刘文辉，是敌人的敌人，当然就是朋友了。同时他也有借红军力量打败其他部落的念头，因此主动提出愿与红军结盟。

刘伯承遂与小叶丹在池塘边对天盟誓，结为兄弟，这便是有名的“彝海结盟”。结盟之后，小叶丹随即派人做向导，在三天内护送红军通过了彝区。

“彝海结盟”使红军有条件超越过去的历史，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红军）就有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

红军高层欢欣鼓舞，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小叶丹说服了呢？”

有了彝民向导，红军犹如装备了卫星导航。战后曾有人在路边拾得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图，沿途大小路径，里程远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全都标注得异常精准，好像他们没来大渡河之前，就派人实地勘查过一样。

十余座哨所皆被一晃而过，哨兵别说抄小路报告了，红军什么时候过去的，他们都糊里糊涂，根本弄不清楚。

1935年5月25日，红军在拂晓前到达安顺场，将守军予以缴械。那个地方官从梦中惊醒后，赶紧翻墙逃走，匆忙中把脚都给摔伤了，由卫士背着，才在彝区躲藏起来。

南岸靠着两只船，是当初约定划往北岸用的，如今正好给红军使。

这两只船都是日常摆渡的小木船，每只仅容得下十人，刘伯承便挑选出十七名官兵，组成突击队，坐船过河。

对红军占领安顺场，北岸守军还毫不知情，等看到船只划来，刘伯承已在南岸建立了掩护阵地。

大渡河两岸地势，南岸比北岸高，在红军火力打击下，川军连头都抬不起来，更别提阻击了，“十七勇士”很快到达了对岸。

登陆的地点有一个营，但北岸均为横断山脉，沿河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兵力铺展不开，人再多，也不如十七个精兵管用，滩头阵地遂被红军牢牢掌握在手。

到第二天上午，红军一个团全部过河，川军第五旅直到此时才得以收拢兵力反攻过来。

刘文辉部队的落魄程度，在红军抢渡大渡河一战中毕现无遗。双方隔山对射，射程上，红军能打到川军，川军却够不着红军，结果刘伯承一个两翼包抄，就把第五旅给打垮了。

打仗无所谓，着急的是过河速度。

大渡河水流湍急，河底全是乱石，形成无数漩涡，当地人称为“竹筒水”。由于流速太快，无法架设浮桥，就连渡船，也要呈斜线才能冲到对岸，一共才两只小船，刘伯承算了一下，红军要靠渡船全部过江的话，得一个多月，这怎么行啊？

“石达开阴影”再次袭上心头，红军高层紧急磋商，决定兵分两路，即已过大渡河的为右纵队，未过大渡河的为左纵队，夹河而上，向上游的泸定桥挺进。

红军抢渡大渡河成功的消息传到雅安，刘文辉十分震惊。他也知道泸定桥是除渡船之外，大渡河上唯一的交通枢纽，因此赶紧将第四旅派往泸定桥，这也是他能拿出的最后一点本钱。

1935年5月27日，刘文辉亲赴大渡河背后的汉源城，构筑工事，积极布防。

刘文辉到汉源，主要为的是守雅安，在他到达之前，汉源城内只能用地方保安队来守城。这些保安队都没有枪，有人拿一把马刀，有人持一杆长矛，随刘文辉前来的警备旅成了守城主力。

不过从红军动向上判断，刘文辉认为其直攻汉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最让他担心的还是泸定桥。

第四旅虽是奔泸定桥而去，但因为第五旅已溃退下来，它的侧翼和后方都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分兵阻击，所以能派往目的地的仅为一团。

1935年5月28日，一个川军排最早赶到泸定桥，到时已是黄昏，他们就把所带的全团旗帜遍插泸定桥城中，以安定人心。

川军要守的就是那座著名的铁索桥，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此桥当时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

据说在蒋刘通话过程中，蒋介石就曾让刘文辉将泸定桥砍断，但刘文辉说不行，砍不得。

泸定桥建于康熙年间，距民国已近两百多年历史，桥上还有康熙御笔题写的桥名，因此刘文辉坚持不能毁坏。

蒋介石听后，沉默不语，刘文辉便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泸定桥上的木板拆掉。

那个黄昏，川军排要干的就是这个活。

因下着雨，又是长途跋涉，士兵疲困不堪，使得拆除桥板的进度极其缓慢，等天亮之后整团到达时，对岸红军左纵队的先遣部队也几乎同时到达，当然也就没法再拆桥板了。

隔河对射一天，守军顶不住了，于是在电话里向第四旅旅长请援，表示泸定桥已很难守住。

第四旅的其余部队也正遭红军右纵队攻击，情况混乱不堪，旅长才顾得上答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电话便中断了。

晚饭后，红军左纵队大部队赶到，火力更猛，桥头守军伤亡惨重，在无援可恃的情况下，这些人便决定乘夜色撤退，只留下一个班守桥断后。

守桥的班要放火烧桥，红军发现后才正式展开夺桥行动，将其全部歼灭，从而完成了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壮举。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经泸定桥通过大渡河。过河后，左右两纵队合兵一处，向川军第四旅发起进攻，该旅伤亡过半，退往汉源。

经过大渡河一役，刘文辉所属的第四、第五两旅都被打残了，原先每旅有三团，现在缩成两团还编不满。若不是红军自会理后不再随意攻城，加上薛岳和其他川军在后面紧追，汉源城中的刘文辉几乎要陷入绝境。

中央红军未入汉源至雅安这一线，他们避实就虚，从雅安旁边一擦而过，翻越夹金山，向川西北方向开去，刘文辉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几乎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就撤出了涪江，一路西进，沿途虽有阻挡，但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哪里放在眼里，因此他们到达川西北的时间，要比中央红军早很多。

1935年6月16日，两大红军主力在川西北实现完全会师。

尽管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建立政府，但这里地广人稀，往往走上百里山路，都见不到一座村寨，并不适合大兵团久驻，因此会师之后，大家便考虑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最初决定向陕甘一带北进，不过那里有只拦路虎：胡宗南。

胡宗南很有战略眼光，他入川后别的地方都没去，就卡住一个松潘县城。松潘是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要去陕甘，非攻下它不可。

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时，就曾打过松潘，只是拿不下来，此次旧事重提。1935年7月，以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红军再次攻向松潘。

胡宗南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无论练兵还是战术，两个黄埔同学都难分伯仲，徐向前或而正面突击，或而迂回包抄，胡宗南则凭碉固守，以静制动，红军多次攻击均未奏效。

因为无法进入松潘，红军只能从侧背的松潘草地穿行北上，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开始了。

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一次艰苦行军，到处都是水草和沼泽，找不到一点食物。能收集到的粮食，包括青稞都快吃光了，眼看着高原上已是寒气逼人，但官兵身上仍穿着单衣。

黄克诚回忆，在草地行军时，走在后面的人都用不着向导，只要顺着地上络绎不绝的尸体，便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红军内部就在这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要求停止北进，挥师南下，毛泽东及中央则仍坚持北上。

其实自两大红军会师后，问题就已经冒了出来，那就是听谁的？

没有会师前，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是“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对中央红军的敬畏之心不言而喻。

可现实是残酷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时，尚有八万六千之众，到达川西北时，只剩两万余人，且人困马乏，装备不整，人人身上破衣烂衫。反观红四方面军，仅主力部队就有八万，“兵强马壮枪多”。

除了实力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对南下风险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确切些说，就是对川军这一对手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差异。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先是击败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接着攻破刘湘亲自发动的“六路围攻”，最后强渡嘉陵江，可以说是鲜尝败绩，打遍川中无敌手，有绝对的理由不把川军放在眼里。

中央红军就不一样了。土城第一战便吃了亏，后面的叙永、会理也都打得不理想。朱德曾为此叹息道，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在攻打会理之前，中央红军其实已疲惫不堪，亟需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和补充给养，但整整围攻七天七夜，连挖地道炸城墙都用上了，仍无法获胜。

此后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刘伯承这条“川龙”发挥作用，要不然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毛泽东对南下的认识，一言蔽之，是“绝路”。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明确态度，一方面说北上“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另一方面认为“川敌弱”。他的想法是南下抢占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在粮食供给、兵员补充以及战略进退上，都较北上有优势，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再没说别的，遂告辞而去。

1935年9月10日深夜，毛泽东和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及一些直属分队秘密北上，与张国焘分道扬镳。

一个月后，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把中央红军的北上判定为“逃跑”和“分裂”，同时宣布另立中央。

北上红军人数不多，仅八千余人，因此后来被命名为“北上先遣支队”。其余红军南下二过草地，最后重新集结于川西北的共有八万多人，除红四方面军外，还包括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作战令。

欲入川西，必经河谷走廊。在中央红军北上后，薛岳已奉命跟了过去，同样追踪红军的杨森和刘文辉，一人在走廊上占一边。他们都没想到红军还会再杀回来，因此战备极其松弛，营以上军官甚至昼夜赌博，连对红军的警戒和侦察都不做了。

南下红军两过草地，苦不堪言，通过作战以获得补给之心非常迫切，人人犹如出笼之虎，开战之后，瞬间就把川军给打得歇了菜。

在击溃川军之后，徐向前又像“反六路围攻”后期那样，继续向杨森、刘文辉发起闪电式的快速追击。

杨森所部从夹金山一路退却。夹金山是座雪山，几个月前，中央红军曾从这里翻越北上，它也是长征中红军爬的第一座雪山，不过那时还是夏季，加上所携带食物尚充裕，所以中央红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几个月后，天气更为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下积雪甚厚。川军冻饿交加，疲惫不堪，特别是在夜间，只能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官兵们都没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见“妈呀、妈呀”的呻吟声。

杨森所部在雪山冻死饿死的极多，杨森用三天时间才将军队收容完毕，之后退到雅安以南重新整编。

杨森早就没了防区，可以到处流浪。刘文辉不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西康是他发展“事业”的唯一地盘，守不住的话，就得下课了。

知道什么叫下课吗，下课就是走出教室，没事可干了，那你还不如直接拿把刀把刘某给杀了。

刘文辉将剩余的所有正规部队都收缩到汉源、雅安两城，其中汉源交给以守会理闻名的刘元塘，雅安则由他本人亲自坐镇。

按照原计划，红军并不打算留在西康，所以他们对两城断粮断水，未发动大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张国焘本人忽然改变了主意，认为出兵成都过于冒险，应在西康立足。

如果刘文辉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他的头发得吓到根根直竖。

红四方面军的攻坚能力和火力配置，要大大超过中央红军，只要有足够时间和愿望，绝对有把握攻破两城，取下西康，这一点刘文辉毫不怀疑。

不过，这次“将”却没有听“帅”的。

徐向前正打得手顺，岂是上面一句话就能拦回去的，他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优哉游哉的。”

张国焘也知道在西康发展，补充不易，你想刘文辉都活得那么饥寒交迫的样，还能挤出多少油水。

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徐向前留下少部分兵力，对两城围而不攻，大部队继续向东席卷。

眼看四川腹地受到威胁，刘湘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他亲自赶到成都以西的邛崃县督师，同时急调作为第二十一军主力的模范师（郭勋祺师）沿路防堵。

郭勋祺在土城一役中一举成名，便以为红军没什么了不得，他把强势之中的红四方面军当成了弱势之下的中央红军，大言不惭地要与红军在名山县进行正面决战。

进入名山之后，郭勋祺见到刘文辉的部队仍在争相逃命，拦都拦不住，便下令用机枪向溃兵扫射，还说：“把这些杂色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

等到双方交手，郭勋祺才发现“杂色部队”的对手确实非同小可。尽管川军占据了有利地形，用重机枪、手榴弹和炮弹进行压制，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红军却毫不动摇，中间只是稍停一下，又立即冲锋，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郭勋祺智穷力竭，被迫弃名山而去。与此同时，已供刘湘直接调遣的另两路川军也被红军打得左摇右晃，南面的李家钰丢掉了战略重镇百丈关，北面的“常败将军”邓锡侯则干脆找不着北了。

刘湘为此急到吐血，说：“打了二十多年仗，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硬手。”此时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刘湘最忌“中央军”入川，但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也只能向蒋介石紧急呼救，请其派兵增援。

蒋介石根据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已将兵力调往陕西，当时的部队都靠两条腿行军，谁也不是飞行侠，哪里是你喊一声就能立马赶过来的。

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有“获百丈者，必得成都”之说。再打下去，就将进入丰饶的川西平原，红四方面军欢欣鼓舞，要“打到成都吃大米”。

1935年11月17日，红军乘胜攻向郭勋祺所退居的黑竹关。

黑竹关距离刘湘所在的邛崃总指挥部，已不足六十里，但这里地形险要，并且有早就修筑好的碉堡群。

蒋介石在江西与中央红军斗法时，使用最多的便是碉堡战术，他一再向川军推荐这一法宝，因此早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川军便开始沿江修筑碉堡。

同是碉堡，还有一个如何修筑以及布置火力的问题。张国焘曾与徐向前一起指挥渡江战役，那个时候的川军碉堡，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参谋团入川后，提出的口号就是“勤修碉，广筑堡”。贺国光发给各路川军的电文，每电必提碉堡，所以川军私下都称贺国光为“贺碉堡”。

上有参谋团的飞机作空中检查，下有军部来人的就地监督，而且均非常认真，最后逼得旅长都不得不去搬木动土。这些碉堡阵地也让张国焘发出感慨，直呼“威力较前大有进步”。

郭勋祺凭借黑竹关的碉堡阵地固守，场面与名山的那一幕大体相仿：川军用重机枪对攻上来的红军进行猛射，红军前仆后继，前方不断倒下，后方不断补充，一眼看过去，依旧遍地都是红军，且势如潮涌，杀声震天。

这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狠。除非你在阵前立马咬死我，你咬不死我，我一定咬死你！

郭勋祺下令迫击炮和小炮开火，仍然无济于事，似乎怎么都挡不住红军那坚不可摧的进攻意志。

经过长时间的密集冲锋，红军先头部队已接近碉堡，川军官兵无不心惊胆战，大有崩溃之势。

郭勋祺本以为有击败中央红军的经验，此时也恐惧起来，可他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再无可退之地，换句话说，碉堡能守得守，不能守也得守。

情急之下，他赶紧派出手枪队增援碉堡，并把所有手榴弹、掷弹筒、机步枪都集中起来进行射击，在最后一刻，才把红军击退。

连续两天未能得手，第三天徐向前改变战术，他用小股部队正面攻击，以吸引碉堡火力，大部队直指川军的衔合部位。

战术很漂亮，可惜使用过迟，刘湘已经给郭勋祺输送了大量援兵及弹药，加强其预备队，红军攻击再次受挫。

就在红军后撤的同时，空军来了，不是刘湘的空军，而是蒋介石的空军。

刘湘虽早就拥有自己的空军，但基本没派用场，大多数时间只能打打酱油。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四川空军的水平比较烂，“中央军”的陈诚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烂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

“有些人”指的自然就是刘湘。

除此之外，川军将领大多对陆空协同战术讳莫如深，一天一地，都不知如何跟对方配合。空军不投弹便罢，一投炸的全是自家军队，那还不如在家里乖乖待着不动了。

蒋介石的“中央军”尾追中央红军入川，与陆军一道来的，还有“中央空军”，空中优势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

地面川军见飞机从邛崃方向飞来，立即发出对空联络信号，“中央空军”向红军投弹，撤退红军为之阵脚大乱。郭勋祺乘机下令预备队追击，从而得以反败为胜。

其后，“中央空军”便长时间往返于百丈和黑竹两关之间，一边在空中盘旋侦查，一边做地毯式轰炸，给红军造成很大损伤，以致于大部队在白天都必须分散隐蔽。

在南下战场上，有一次战后检点损失，三百几十名红军官兵伤亡，其中有近三百人竟是被飞机炸死的！

由于伤亡过大，弹药也消耗殆尽，徐向前只得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下令放弃黑竹，撤回百丈。

郭勋祺也够呛，尽管下有碉堡护身，上有飞机助阵，可他那个模范师同样伤亡惨重，一个主力旅里面，就战死两个营长，连排长死伤十八人。红军前脚刚撤，郭勋祺就赶紧撤往邛崃后方进行短暂休整和补充。

与此同时，刘湘已任命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所有嫡系部队全部调至邛崃。由于后方兵力用尽，刘湘甚至没有一兵一卒可守卫成都，必须由当地民团代替。

1935年11月19日，刘湘令旗挥动，邓锡侯从北，李家钰从南，潘文华从东，总计十几个川军旅自三面向红军占领的百丈发起进攻，从而拉开了百丈决战的序幕。

当天黎明时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川军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从黑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路的战线上，到处都是子弹、鲜血和呐喊。

徐向前久经战阵，深知成败在此一举，因此亲自骑马赶到一线进行观察和指挥。

胜者的思维往往具有定势，即便徐帅也不例外，在他的印象里，新对手也许难说，但若说到川军这个老对手兼手下败将，他自认还“有点把握”。

从“反六路围攻”一直到强渡嘉陵江，川军都是一副被红军打怕了的熊样，历次作战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别说徐向前，就算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般官兵，也早就从心里把这些“灰边边”给看扁了。

川军在战场上的凶猛表现，被徐向前解释为“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他据此作出的判断是：只要顶住川军的这一波攻势，灭其一部，就有可能转入反攻。

川军实不足虑，要复制第二个“反六路围攻”的辉煌，也仍有可能。唯一让他在意的，是“中央空军”——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为树丛、深沟、水田，红军运动起来极其不便。

不过这并不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特别是两军胶着之时，飞机也不敢贸然轰炸或扫射，所以徐向前只是感到“很伤脑筋”和“太讨厌”而已。

徐向前显然过于乐观了。如今的红四方面军，早已不是刚入川西北时的模样。当时官兵“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士兵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运的成箱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

在经历二过草地的磨难后，长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渐显疲态，从河谷走廊到黑竹关，他们都是在急于进入成都，相当于望梅止渴的心理驱使下，使自身状态得到了超水平的发挥。

然而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危机已悄悄地一路尾随而来。

在“反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不见兔子不撒鹰”，在万源挫掉川军锐气，实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造化就是如此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之后，红军的锐气也在黑竹被磨掉大半，情形终于有些不妙了。

相反，他的对手却站到了当年他所处的位置。

刘湘曾被徐向前打入十八层地狱，他非常清楚，百丈决战将决定他未来的命运，若再输的话，等待着他的已不仅仅是地狱，而是万劫不复。

刘湘不能不拼了，他摆出铁面，不惜向已归他直接指挥的邓锡侯、李家钰发出手令，约法三章：这次若再作战不利，一律军前正法。

嫡系部队，同样是一人脑袋上面系一宝剑，实行层层问责：倘若排长违令，连长可立即枪决排长，接下来，营长枪决连长……以此类推，如果潘文华临阵退缩或谎报军情，他刘湘作为总司令，一样会摘下潘某的项上人头！

川军要通过稻田向百丈发起轮番冲锋，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扫射下，整营整连被击毙在水田里，就像是收割后的稻把，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大片。

可是冲锋并没有停止。

川军的重整，颇有些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的味道。刘湘专门成立的军官教育团以及蒋介石开办的峨嵋军训团，不仅配备“急学急用”、“吹糠见米”的技战术课程，而且增加了精神训练。经过训练之后的川军表现得比以往都要凶猛得多，其狠劲一如红军攻击黑竹关时那样：旅团长端着机枪督阵，营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士兵们死多少上多少，川流不息。

这一天，是整个百丈决战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天，双方都拼尽了全力。

张国焘自己是北大学生领袖出身，却最看不得知识分子，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只推崇工农型干部。在红四方面军内部，你就算是戴副眼镜也能因此遭到“肃反”，经过上上下下地不断清理，最后中下层军官中，就连能写篇讲话稿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像许世友这样的勇战派将领多，所以才有红四方面军的“狠”，另一方面，则是懂点文化、会些谋略的智战派将领奇缺，战场上没有章法，缺少机变。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打的主要是山地战、隘路战，对那一套战法他们已经熟如家珍，除了正面的猛攻死防，无非是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几种，基本上是脑子不动就可以使出来的，而且因为一直打得很顺，也相应遮掩了战术上的缺点。

百丈一带几乎全是平地、水田和村落，基层军官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有的人不会看地图，在找不到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官兵们拥挤在一条条狭窄的田埂上，成了地面和空中火力打击的有效目标。

作为主帅的徐向前尽管腹有韬略，毕竟无分身之术。按照既定步骤，是“顶住攻势”在前，“灭其一部”在后，但眼瞅着战事一步步趋向不利，他只能命令在百丈后方待命的预备队提前介入。

一个师的预备队到达百丈，川军纷纷退却，就在徐向前即将扭转乾坤的关键时刻，川军援兵杀到，挡住了红军的攻势。

至此，徐向前用尽棋子，手中空空如也，可是川军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到达，胜负天平将移向何方，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1935年11月22日，经三昼夜厮杀，川军突入百丈，两军展开激烈巷战。

徐向前亲临巷战现场督战，见到有些房屋已经着火，红四方面军狠劲仍在：有人子弹打光，就白刃格斗，有人身负重伤，便拉响手榴弹，与对手同归于尽。

可对战局而言，这种“狠”实在无关紧要，因为在子弹打光和同归于尽之后，百丈后方已无预备队可以补充。

“中央空军”随即杀到，飞机低空盘旋，对红军进行轰炸和扫射，乘红军四散隐蔽，川军冲到近前，双方大打白刃战。

白刃格斗曾是以狠勇著称的红四方面军的拿手绝活，但在又饥又疲且士气转趋低落的情况下，即便刺刀对刺刀，也已占不到任何优势。

自黑竹关攻守战打响，据徐向前估算，已打死打伤川军一万五千余人，不过他也承认，红军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更重要的是，红军已无多余力量可用，而川军才投入了三分之二的兵力。

紧接着，蒋介石在接到刘湘的呼救之后，也已调整到位，其用兵重点从陕北移向川西，薛岳率“中央军”大举压来。

1935年11月下旬，徐向前和张国焘均知取胜无望，只得下令完全退出百丈，往西康方向转移。

百丈决战是红四方面军从进攻转入防御的转折点。此前张国焘曾拥有多种选择，这一战之后他的大多数选择都即将被清零：在川军和“中央军”的筑碉逼围下，红四方面军已无东出或南下的可能，若继续留驻西康的话，因实力大损和条件恶劣，也很难存活。

西康本来贫瘠，偏偏那年冬天的天气又特别反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红军所占据的夹金山附近漫山皆白，真是要人无人，要粮无粮，要衣无衣。包括张国焘自己在内，心里都非常清楚，长此以往，即便对手不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他们也会被困死在这里。

恰在这时，北方“意外”地传来了好消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并在那里站住了脚。

说意外，是因为在中央红军开赴陕北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陕北还有这么一块根据地，即便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北上的最初动机是“以外蒙古为靠北”。

百丈决战之后，陕北便发来电报，报称中央红军开门见喜，打了个大胜仗，这便是直罗镇大捷。直罗镇一役，中央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东北军气势汹汹而去，等于是给人家送装备的。

中央红军的绝处逢生，除了有陕北苏区作为依托外，应该说，红四方面军的迅猛南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否则的话，蒋介石已准备在西北组织“围剿”，薛岳亦不会移兵它处，中央红军要揍的就不光是东北军这样外强中干的鱼腩部队了。

不过这都是后人的推断，当时是，中央红军的北上取胜与红四方面军的南下碰壁，形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所说的“北上”是绝路，“（毛泽东）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了陕北”之类的话，已不攻自破。

红四方面军官兵都在下面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

接到直罗镇大捷的电报，张国焘起初态度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

酸葡萄心理固然可以理解，但对解决现实困境并无任何助益。之后，随着陕北中央与张学良建立秘密联盟，即便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北上已成唯一之选。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贺龙等人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两军离开四川，前往陕北。

强敌的离去，并不表明风平浪静，刘湘此时的心腹之患，也早就不是红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