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曾扩情</b>：生于四川省威远县。毕业于黄埔第一期，复兴社的发起人之一。奉蒋介石之命出使四川，与刘湘等人联系，后出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b>邓汉祥</b>：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职业幕僚，先后辅佐陈宦、段祺瑞，在入幕于刘湘后，成为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
<b>潘文华</b>：绰号潘鹞子，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刘湘后期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时任模范师师长兼四川南岸“剿匪总部”总指挥。
<b>郭勋祺</b>：绰号熊猫，生于四川省双流县。时任模范师第三旅旅长，在川军新生代将领中最为突出，尤其土城战役让其一举成名。
<b>刘兆藜</b>：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时任四川南岸“剿匪总部”直辖第一师三旅旅长。在新生代将领中，与郭勋祺齐名。
<b>刘元塘</b>：生于四川省大邑县。他是刘文辉的侄子，当时在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任师长。因会理一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
<b>刘伯承</b>：原名刘明昭，字伯承，生于重庆市开县。曾留学苏联，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长征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b>刘文辉</b>：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败给刘湘后，困居雅安。时任第二十四军军长。
<b>林彪</b>：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毕业于黄埔第四期。长征时，在红一军团任军团长，是中央红军的主力战将。
<b>孙震</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在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任副军长，田颂尧被撤职查办后，他升任军长，并将部队番号改为第四十一军。
<b>胡宗南</b>：生于浙江省安吉县。毕业于黄埔第一期。他以练兵和指挥见长，在黄埔学生中，是第一个升任军长且跨入将军行列的人。
<b>张国焘</b>：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毕业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时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能出手解救刘湘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第五次围剿”，分身无术，急需有人在四川主持军事，而且川中诸侯一遍看下来，他也挑不出比刘湘更好的，不支持刘湘还能支持谁，因此连电慰留。
1934年10月17日，江西苏区“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突围西进，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蒋介石更加重视刘湘的作用，承诺只要他复出，可尽力提供军火和粮饷方面的援助。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和承诺，刘湘顿时感觉有了信心和底气，这才由重庆返回成都。
1934年10月22日，刘湘通电复职。蒋介石立即践诺，发给川军炮弹五百发，枪弹两百万发，同时邀请刘湘面谈。
刘湘随即召集属下谋士和部将，在重庆，而不是成都，开了一次会。
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是在刘湘家里开的，可谓一次别开生面的“家庭会议”，因为它将决定四川这扇门究竟是关还是开。
三把钥匙过去刘湘和刘文辉的一个重大分歧，便是四川的“闭关自守”问题。说是有分歧，但其实他们叔侄间并无本质不同，刘文辉打开门，也不是要放别人进来，他是要出去开人家的门。若放到现在的“破落户”地位，刘文辉估计也只会强调“闭关自守”——没办法，你的心胸再广大，可身躯的宽度不够，还是一样白搭。
此一时彼一时，从红四方面军入川起，四川的门就已经被踢开了，想关也关不上。另一方面，面对惨淡局势，若继续将蒋介石拒之门外，不等红军进攻，川军便可能先行崩溃。
在“家庭会议”上，众人都认为，指挥不统一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诸侯们在四川内战中与刘湘或敌或友，地位相当，刘湘在对第二十一军进行奖惩时，可以绝对做主，令行禁止，面对他们就比较困难了，这样当然就起不到指臂相连的作用了。
那么，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呢，只要说是奉“中央”之令，谁敢不从？
这么做，也就用不着再顾及双方的面子，而且理由冠冕堂皇：与红军作战是全国性的，不是四川一省之事，自应和“中央”连成一片。
开完“家庭会议”，刘湘初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实施“门户开放”。
虽然“门户开放”在川军内部已得到共识，但四川舆论对此并不苟同。长达多年的滇黔军“侵川”历史，使川人对任何外省势力的渗入都分外敏感，就算是蒋介石的“中央”也不例外。
刘湘因此未出发前就受到多方责难，而作为他自己，其实也不无心病。
早在曾扩情首次入川时，蒋介石就曾通过他邀请刘湘在武汉见面。当时刘湘答应得很爽快，所乘轮船和随行人员都指定好了，行李也搬上了船，谁知临行前夕，他却派人告知曾扩情，说是得了重病，生死未卜，没法起程。
曾扩情前去慰问，见刘湘在床上呻吟不已，迷迷糊糊地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但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病容，情知对方是在托故装病。
刘湘装病，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尚存疑虑，便请刘从云卜了一卦。刘从云卜完卦，说武汉之行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好一点是给个虚衔，强留于南京，坏一点是予以软禁，像熊克武那样不见天日。反正不管好坏，都没有再回重庆的希望了。
刘湘闻言大惊，已经答应要去武汉，公然谢绝自然不好，也就只有装病一招了。
曾几何时，南京对刘湘来说，就是畏途一条。
时隔数年，终于轮到自己要巴巴地跑去南京了，刘湘无限感慨，说：“从前人家（指蒋介石）请我坐上座，我硬不去，今天自己上门，提着蒲团辕门求见，真是大大不同了。”
后悔药是找不到了，刘湘深感前路难测，不知此行蒋介石给他的到底是上座还是冷板凳，因此当他到汉口坐船时，决定要约一位谋士同行，顺便再商量一下行止。
刘湘身边谋士众多，除刘从云外，钟体乾、张斯可均以协理内政为主，只有这位谋士常年在外，替刘湘打各种交道，他的名字叫邓汉祥。
邓汉祥乃贵州人氏，最初入幕于陈宦。护国运动期间，在陈宦面前力主反对帝制的，便是此君。
陈宦倒台后，邓汉祥赋闲了一段时间，不过能干的职业幕僚总不愁没有好主顾，不久之后，皖系的段祺瑞来聘，邓汉祥便做了段府的幕僚长。
有一段时间，刘湘为了与杨森争锋，曾竭力附皖拥段，段祺瑞却因刘湘“能容不能断”而犹豫不决，邓汉祥恰于此时进言，终使老段下定决心扶助刘湘。
刘湘对邓汉祥感恩戴德，拟把自己防区内的四个县腾出来，私下“赠与”邓汉祥，具体方式是由邓汉祥派亲信出任四县的县长和征收局长，等于是送了邓汉祥四座金矿。
诱惑大到让你无法拒绝，而且似乎也用不着拒绝，既然帮了忙，出了力，就是该拿该得的，但邓汉祥竟然婉拒了送上门来的“金矿”。
邓汉祥婉拒的理由很具职业风范——他所侍从的“主公”是段祺瑞，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是否建议扶助刘湘，其出发点都是要帮段而不是帮刘，所以绝不能额外收受好处。
邓汉祥的这一举动，颇让刘湘感佩，也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为人幕僚者，当如是！
后来“能断”的段祺瑞也败了，二人告别时，老段总结了自己的成败得失，赠言邓汉祥，要他注意，以后千万不要参加任何党派，以免受到牵制。
邓汉祥深以为然，终身都保持着自由人的身份，这果然为他日后在政坛上便宜行事创造了条件。
邓汉祥盛名在外，蒋介石亦有心招纳。邓汉祥本已应召前去，但当他在旅馆读报时，一则头条新闻忽然使他改变了主意。
这是国民党中央发布的一条通缉令，通缉包括段祺瑞在内的皖系首要十人。看完之后，邓汉祥顿觉不安：自己曾与这十人共事，现在他们被蒋介石通缉，我反侧身求进，这种令人齿冷的事万万做不得。
邓汉祥遂以还乡为名辞去，动身返回贵州。听说邓汉祥路过重庆，刘湘赶紧挽留，一见面首先就说：“这下你该给我帮忙了。”
刘湘想委任邓汉祥为他的参谋长，邓汉祥回答：“既蒙不弃，当尽绵薄之力，但我与你的部队一无历史渊源，参谋长一职实难从命。”
见邓汉祥答应入幕，刘湘已经喜不自禁，正在考虑其他可以借重的职位，邓汉祥忽然冒出一句：“敢问今后志趣何在？”
那个时候的刘湘，和鼎盛时期的刘文辉差不多，西装革履之下都藏着一颗闷骚的心，他毫不犹豫地答道：“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固所愿也。”
邓汉祥略一沉吟，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公既具此雄心壮志，应宜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近攻之事，君自权衡，远交方面，我愿略效微劳。”
君臣一拍即合，此后邓汉祥便受命驻外，成为刘湘在京沪两地的“驻外使节”。
邓汉祥虽未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但凭着非党派身份和在幕僚界的清誉，他与蒋介石座下的主要谋士杨永泰、张群，以及大将何应钦，均素有深交，这三人在蒋介石面前又都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重臣，因此也被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
有了这三把钥匙，加上游幕经历丰富，邓汉祥基本可以做到“使于四方，不辱使命”。
到了中原大战，别说是刘湘叔侄，就连蒋介石都难以预测自己的命运成败，因为角力的双方势均力敌，就看东北的张学良肯支持哪一方。
张群衔蒋之命，去沈阳拉拢张学良，可是张学良却吞吞吐吐，词语暧昧，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把个张群急得团团乱转。
正好邓汉祥也代表刘湘来沈阳打探内情。在段祺瑞幕中时，邓汉祥曾数次赴东北，与张学良有旧，当他以“与楚抑或与汉”相询时，张学良明确答复：助蒋。
张群转而询问邓汉祥，邓汉祥要为张学良保密，不便明言，只说：“看来你的使命一定是能够完成的。”
张群心领神会，急电蒋介石，谓已大功告成。这边邓汉祥也在第一时间给刘湘发去电报，使得刘湘没有像他的叔叔刘文辉那样一步失算，走出大败招。
为确保刘蒋会谈取得成功，邓汉祥已代表刘湘谒见蒋介石，并与张群、杨永泰多次协商，给刘湘铺足了路，现在见“主公”相召，他又急忙从上海赶到汉口。
刘湘问邓汉祥：“你看蒋介石这回约我去，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已知端倪，他一语道破天机：“蒋会提高你的地位，利用你来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但同时也免不了要以防堵红军为由，派重兵入川。”
早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邓汉祥的实话实说，还是使刘湘愈加忐忑不安，可他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只得解缆行船，边走边想。
到了武穴，刘湘终于想通了，他对邓汉祥说：“我主意已定，阻止中央红军北上，防其入川，本来就是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能放蒋介石派兵进来。”
刘湘分析，假使红军只是路过，那就是虚惊一场，大家井水犯不了河水。退一步说，如果中央红军的目的真是要拿下四川，川军出于保卫桑梓之情，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
反之，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川，固然可以增强对抗红军的实力，可那样的话，胜败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到最后，收局的将是老蒋，而不是他刘湘。
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船到南京。
南京方面的接待规格很是隆重，除蒋介石外，其他文武大臣均至下关恭候。
稍事休息之后，刘湘便由杨永泰陪同，前去面见蒋介石。
进“宫”之后，刘湘忽然变得笨拙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蒋介石颇为诧异，以为刘湘是奔波劳苦所致，只好让他先下去休息。
下来后，杨永泰笑着对邓汉祥说：“你这位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
虽是劝谑之词，二人私下又是老友，但邓汉祥听到之后，仍立刻板起脸，正色道：“你不要把人认错了。”
刘湘不过装傻而已，他是害怕蒋介石提出派兵入川，无法当面回绝。蒋介石没有谈成，只得临时安排杨永泰等人与邓汉祥进行磋商。
南京方面开出的价码，是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以下简称剿总），授权打破防区，统一军政，今后川军军费和军火全部由南京政府负责发放。除此之外，四川可独立发行巨额公债，以偿还近年来所积债务，缓和财政困境。
这些都是预期好的，接下来才是最关键最棘手的。
鉴于举国红军都将涌往四川，以四川一省之力来抗衡红军，恐难有把握，因此蒋介石的意思是，拟派十个师的“中央军”从川东和川北两路入川，以协助作战。
邓汉祥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是客套几句，表示这种布置很周密，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还应特别考虑四川军民的心理。”
邓汉祥开宗明义：“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及北洋军几次入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
此话一说，对面几位马上不乐意了。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怎么能跟滇军、黔军、北洋军相提并论呢？”
邓汉祥点点头：“中央军固然跟他们不同，但一般川民不会这么看这么想，他们还会认为你们是客军。”
邓汉祥又说：“四川全省军队尚有五十万，不难和红军一拼，如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而使五十万川军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反而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刘湘）个人纵然肯负责，亦恐无济于事。”
杨永泰等人都听出来了，不就是不想让“中央军”入川吗，还找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双方各为其主，免不了又是一场口舌之争。
邓汉祥回去跟刘湘一汇报，刘湘便在第二轮会谈时拿出了杀手锏：“中央军”一定要入川，我就不当这个“剿总”了！
几番往返，蒋介石摸到了刘湘的底线，便打消了派兵入川之意，另外建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进驻四川。
在性质上，参谋团属于“行营”派出的临时性幕僚机构，并不具备统辖军事和民政的权力，参谋团主任又是刘湘的速成同学贺国光，这些都让刘湘难以回绝，当下就点头应允了下来。
1934年12月8日，刘湘谒蒋辞行，搭轮回川，贺国光随行身边。
刚刚回到重庆，刘湘就得知，长征的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他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群，来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在长江以南，则取攻势，沿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发起攻击。
知道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来，谁也搞不清。加上中央红军里还有刘湘的熟人，比如朱德、刘伯承，此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出来的宿将，又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胸，这就使谜底变得更加难解了。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五条入川路线。
问题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攻势，刘湘不敢把那里的川军主力调过来，但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路上都守着，他又哪里派得出这么多兵。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随时作出应变。
刘湘最后采取的正是这一办法，担纲机动的是模范师所属的郭勋祺旅，刘湘同时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总指挥，以监控南岸红军动向。
1935年1月21日，坐镇泸州的潘文华发现红一军团在击溃黔军后，正向泸州方向移动。
假如中央红军占领泸州，接下来的必是从泸州横渡长江。
刘湘现在非常怕红军进川，他说，过去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实在太被动了，今后对中央红军，务必采取攻势，以便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把他给堵住，并且一定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按照“规则”，蒋介石的“中央军”虽不能空降四川，却可以尾随红军而至。
得到潘文华的报告，刘湘急派郭勋祺前去堵截。
郭勋祺出身行伍，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旅长，不是靠玩弄平衡术，或是当时盛行的拖队伍、反戈一击等手段，靠的就是身上那一块块伤疤，因此在川军少壮派将领中向以胆识过人著称。
郭勋祺所率部队不过一旅，在没有其他部队支援且单独行动的情况下，被歼的几率非常之大，郭勋祺深知这一点，他对部下说：“此次作战非比往常，只许胜，不许败！”
若照原线路行军，必须沿一条弓背大道，有三百余里的路程，为了抢时间，郭勋祺选择了抄近路，即从中间较为险峻的一些“弓弦”走。
第二天傍晚，郭勋祺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但还是迟了一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
郭勋祺颇为懊恼，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任务是堵截，今既不能堵，又不能截，何以完成任务？”
郭勋祺人称郭莽子，和年轻时的刘湘“刘莽子”一样，在战场上很猛，当下他也不管过去的中央红军有多少，便自做主张，下令部队改堵截为尾追。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黔北的土城，随后中央纵队及红三、五军团也陆续抵达此处。
土城距离泸州仅一百多公里，从泸州渡江的意图更加明显，潘文华赶紧组织兵力进行阻击。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当天，郭勋祺的前卫与断后的红五军团发生交火。经一个小时的激战，红军经梯次掩护后撤离。
之后，郭勋祺仍紧咬住红军死死不放。
要说郭莽子幸运就幸运在，刘湘在第二十一军中推广了“新战法”，尽管郭勋祺追得异常生猛，连续三天都不舍不弃，但进击不再像以往那样毛毛躁躁，一路过去，都有部队担任掩护和搜索。
1935年1月27日，在徒步搜索到一处叫风筝坝的地方时，有人捡到了一张油印文件，这张文件四寸宽，被捏得皱皱巴巴，显然已在很多人手中传递过了。
郭勋祺将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是红军制定的一份秘密军事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红军将在土城附近张开口袋，将他的旅全部歼灭。
联想起红军近日都是稍事抵抗便即行退却，郭勋祺感到计划可能属实，于是马上传令前卫团停止追击。
油印文件如何会失落，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它的内容却千真万确。
当时遵义会议已经结束，曾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再次走上了军事指挥的舞台，突然从屁股后面冒出来的川军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通过情报，得知郭勋祺率领的不过是一支川军孤旅，仅三个团，六千之众。毛泽东大感意外，说红军有数万之众，他敢于以六千人不知死活地猛追，真是一个自寻死路的莽子。
毛泽东在江西不知击败了多少敌军，连张辉瓒都中了他的诱敌之计，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川军小将哪被他放在眼里，不过是桌上的一味下酒菜而已。
潘文华加强防御后，红军往北受阻，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先集中力量消灭从后追击的郭勋祺。
就在郭勋祺捡到油印文件的前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报全军：“吸引敌人（郭勋祺部）于土城之东，准备会合三、五军团共同歼敌。”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仗，对打好这一仗，从他本人到整个中央红军高层都相当重视也极有信心。
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到土城后山再次观察了战场地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则对部下说：“你们准备啊，准备接待俘虏”。
一张小小的油印文件，把郭勋祺从覆灭边缘拉了回来，否则他就是“张辉瓒第二”了。郭勋祺惊出一头冷汗，他找了几个当地人，结合地图，对土城附近的地形重新作了一番研究。
风筝坝距离土城仅十五公里，一出坝就是关子门大山，翻过大山，便是深谷。这座深谷长达五公里，四周都是犬牙交错的各种小山头，只有中间一条可供单人行进的小道。从捡获的文件上看，此处山谷也正是红军要施行三面夹击的预设阵地。
郭勋祺询问当地人，得知关子门其实是绕远了，如果直走，应为狮子岭大山。
狮子岭距土城仅十二公里，就是说比关子门要近三公里，但来往行人都甘愿多走三公里，而不翻狮子岭。原因是狮子岭山如其名，此地形势险峻，杂草丛生，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无路可通。
一查地图，上面确实只标示了关子门这一条路。
眼前不是“鬼门关”，就是“狮子国”，似乎横竖都过不去，郭勋祺颇不甘心，便问当地人：难道就从来没有人翻过狮子岭？
回答说，也有，不过不是行人，而是那些打柴割草的。
郭勋祺眼前一亮：“如果有打柴割草的人来往，部队当然就可以攀登上去。”
他随即抽出一营翻越狮子岭，直插通往土城的道路，同时派兵增援关子门方向的前卫团。
前卫团沿途都没发现红军，还以为红军早就逃得没影了，等到郭勋祺的传令兵赶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遵令先占据山谷内的有利地形。
伏击不成，毛泽东转而组织三、五两军团，向控制着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等高地的川军发起进攻。
红三军团以彭德怀彭大将军领衔，红五军团号称“铁后卫”，都是中央红军响当当的主力，即便不预先设伏，打一个团也没问题。
一开始川军的前卫团确实摇摇欲坠，但在郭勋祺派出近一个团的援兵后，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郭勋祺旅属于刘湘手下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此前一直在成都担任警备。该旅不仅兵员比普通旅多，而且武器较好，配有轻重迫击炮和机关枪，出发前，每个士兵携带子弹都超过一百五十发。
中央红军此时的兵员数量和战斗力则远不如江西时期，军团论编制应为一个军，但长征时，红三军团只剩下四个团，红五军团三个团，每人只能配发二十发子弹，战斗打响后，又处于仰攻状态，歼灭战变成了攻坚战，作战之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向三个高地发起的进攻均未能成功，毛泽东等红军高层都十分意外。
感到格外庆幸的是郭勋祺。
趁着傍晚双方休战的间歇，他来到关子门，亲眼见识了山谷中那条单人小道，小道仅一米多宽，骡马不能并行，比想象中还要狭窄，周围除了陡峻高山，就是悬崖深谷。
郭勋祺长叹一声：“此处真是天险，我们幸而拾得红军的计划，未走小道，天险也各占一半，不然真要全军覆没了。”
未能如愿歼灭郭勋祺，使毛泽东对尾追川军的数量和实力产生了怀疑，遂要求军委二局尽快侦听和破译川军的无线电码。
军委二局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里面云集着一批红色谍报高手，专门负责破译电报。毛泽东后来说，军委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电码捕捉到了，但一时破译不出，原因是刘湘使用的密码系其自编，要破译的话，难度很大。
没有“灯笼”，也得先摸黑“走夜路”。当晚八九点钟，红军再次发起攻击，枪声浓密，战况较之白天也更加激烈，机关枪和迫击炮声震撼山谷。
郭勋祺深知土城一战不仅决定着他这个旅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全局的成败，因此一面急调最后一个团参战，一面向刘湘发报，催促各部尽快向土城会师。
红军夜战仍未能奏效，土城道路两边已躺满伤兵，谁都知道战役绝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毛泽东决定从次日凌晨开始总反攻，力争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结束战斗，解决郭勋祺，同时调红二师前来参战。
1935年1日28日，拂晓。
红军的总反攻尚未打响，偷越狮子岭的川军突然出现。相对于关子门，狮子岭对土城的威胁更大，红军立刻投入重兵阻击。
郭勋祺既要顾及关子门，又不能放弃狮子岭，鉴于兵员不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营拆成连，每次前方觉得顶不住了，就增援一个连。
这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手枪连，除人手一支盒子炮外，还有八挺手提式机枪，有的甚至配备了机枪班，当年刘湘就靠它起家，火力很是生猛。
川军逐渐从守势转向攻势，红军方面本来预料两到三个小时结束战斗。但战至中午，非但没能扩大战果，从狮子岭冒出来的川军还一度逼近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所在的前敌指挥所。
毛泽东当时在土城后山观战，从后山可以看到前敌指挥所，前方险情令他吃惊不已，而此时红二师尚未到达，只能让陈赓率军委干部团临时救急。
军委干部团成员皆为连排以上干部，每人头上一顶德式钢盔，配有手提式机枪和马刀，其威猛程度又超过了川军的手枪连。
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杀，干部团不仅将川军击退，还俘虏了几名受伤的官兵。
正在后山观察战局的毛泽东当即称赞道：“陈赓，可以当军长！”
发现“戴钢盔的红军”冲上了狮子岭的山顶，郭勋祺急忙再抽一个营用于增援。这个营的营长叫韦斌，外号韦驮，他正要出发，郭勋祺喊住他，对他说：“韦驮是护法神，诸邪看见都要回避，希望你把法术和威力都拿出来，使邪魔鬼怪逃之夭夭，以保护本旅平安得胜。”
众人听后一齐大笑。
郭勋祺作战，每个团都要派参谋人员督战，随时向他进行报告。这个时候他还要插科打诨开玩笑，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战场开始对他不利，所以得设法调节一下气氛，以免部属过于紧张。
午后果然是一个转折点，红二师赶到了。
若以战斗力而论，中央红军中，红一军团是王牌，而红二师又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的到来，带动了红军在关子门一线的反攻，红军开始像潮水一般猛袭而来。
川军接连失去关子门山谷内的几个山头，各部弹药即将耗尽，躺在山脚下无法送出的伤员则越聚越多，已达数百人。
部下见战局不利，便请示郭勋祺，再调援兵或从狮子岭抽一个营来助战。
郭勋祺已经把近乎整旅都压了上去，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枪连，哪还有什么多余的援兵。而狮子岭能吸引红军干部团出马，说明其重要性非同寻常，所以也抽不得。
郭勋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前线硬撑，同时再次致电刘湘，催促各部速赴土城。
郭勋祺一个人在土城唱戏，都快唱岔气了。他对这些“友军”的行军速度多少都有些意见——走得也太慢了，说不定还没等你们赶上来，我就要被人打烂了。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这天下午，军委二局破译出了川军的密电码，从中得知，川军正在向土城合围，由此判断，对面的敌军可能不止一旅。
正好军委干部团抓到了俘虏，其中有一个叫王清泉的手枪连连长，被认为有很高的情报价值。在彭德怀和朱德都见过此人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讯问。
当问到兵力多寡时，王清泉唯恐讲少了，红军攻得更猛，便信口胡吹，供称除自己属郭勋祺旅外，又说潘佐旅在风筝坝作总预备队，廖海涛旅在后面跟踪而来，其余各旅正向土城推进，远的六七十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
在王清泉说这番话的时候，潘佐旅离土城还很远，更不可能在风筝坝作什么总预备队。但土城一役中郭勋祺旅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却使毛泽东对王清泉的话确信无疑：对面川军不是一个旅，而是两个旅，此外尚有八九个旅将加入战团。
毛泽东还从王清泉口中了解到，刘湘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防——当然这也是在吹牛，不过显然对毛泽东随后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天下午的战况似乎在验证王清泉的话，不管红军如何占据优势，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郭勋祺的阵地。
红军高层开始进行紧张的探讨，到傍晚，终于达成了共识，即迅速撤出土城，西渡赤水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从泸州北渡的计划。
1935年1月29日，上午。
前方向郭勋祺报告，弹药快打光了，如果还不补充，只好束手待毙。郭勋祺无计可施，只得跑去前线，当着官兵们的面，把刘湘、潘文华给他的电报读了一遍，无非是“各旅正兼程向土城合击而来”，不过是画饼充饥地给众人打打气罢了。
一番抑扬顿挫之后，他忽然发现有哪里不对劲。
怎么没枪声呢？
旁边的参谋很是机灵，赶紧来了一句：“可能是敌人侦悉我大军前来包围，先行逃跑了吧。”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怕就怕不是啊，一个小时后，各处纷纷来报：“红军撤走了。”
其实红军在天亮之前就已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着手进行撤离。
毛泽东传令，必须轻装前进，那些从江西瑞金一路抬到赤水河边的辎重，包括x光机、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全被拆成零件，扔进了赤水河。
前方指挥官跟统帅部的感觉并不完全相同，彭德怀接到撤退命令时还觉得很奇怪，问这是在干什么，传达命令的干部说：“准备渡河，还不过，想当俘虏啊！”
为了不被川军发现，朱德负责组织了两次佯攻，直到掩护主力渡过赤水，才悄悄撤离，这就是“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郭勋祺算是大难不死。
当他进入土城时，有人向他恭喜：“旅长的洪福大到齐天啊。”
郭勋祺撇了撇嘴：“什么洪福齐天，如果再打半天，子弹一完，管叫你们饮弹入地。”
除了那张捡到的油印文件救了他一命外，还得感谢那个“大话王”王清泉。
红军撤退前，王清泉被予以释放。听完王清泉的汇报，郭勋祺瞪着眼说：“你把我军实情告诉敌人，是犯了泄漏军机的大罪，按照军法，应该枪毙。”
王清泉却有他的解释：“我们单单一个旅，与数倍之敌大战两昼夜，伤亡很大，预备队已经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要等那些援兵来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大话王”一语惊人：“我这是在故意夸大其词，把敌人吓退啊！”
不管王清泉被讯问时是不是真的在用“退兵之计”，至少他这个解释还算合理，郭勋祺有点明白红军为什么会突然撤离了，他顿时转怒为喜：“妙计，你不愧上过军官学校，我奖你一百元，等你养好伤，再升你为营长。”
土城战役前，正是川军士气普遍低落之时，急需“攻克土城”这样的消息提提精神，刘湘闻讯，立即晋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同时在四川报纸上大肆宣扬，称之为“土城大捷”。
一个“土城大捷”，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心。毛泽东撤离土城，只是为了寻找新的渡口。
从军委二局截获和破译的情报上分析，赤水河以西的叙永、古蔺一带原本兵力就极为空虚，自土城战役开始后，原拟增防叙永的刘兆藜旅已前往土城，目前这两座县城的兵力一共才一旅一团，正是乘虚而入的绝佳时机。
“一渡赤水”为的就是攻下叙永，从而为从宜宾北渡赢得先机。
在判断出红军这一战略意图后，刘湘又着急了起来，他赶紧让刘兆藜赶赴古蔺阻截，然而还是迟了一步，红军早已穿过古蔺，直奔叙永而去。
1935年2月2日，中央红军开始攻打叙永。执行攻城任务的是红二师，担任前敌指挥的则是红一军军团长林彪。
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可以排出的最豪华阵容，从部队到指挥官。但是战斗并不顺利，整整一天都没能破城，而城中守军只有川军的一团二连，此外还有五个民团性质的“义勇大队”。
叙永最初为黔军所镇守。黔军从武器装备到战斗力都很差劲，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黔北后，对着黔军便是一顿横扫，黔军早已被赶得无影无踪，此城这才由川军接防。
“六路围攻”和万源战役的失败，对于刘湘来说，可谓刻骨铭心。自那以后，他不仅推广“新战法”，而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红军的突袭和游击战术，试图从中找出破解之法。
第二十一军从连排军官开始，就训练如何筑城建壕，如何构建散兵壕、交通壕、机枪掩体以及碉堡，这在川军军官中已成为基本功。
叙永川军就是受益于刘湘的这一变革，他们在防御上显得颇有章法。红军攻城困难，首先就受制于城外修筑的碉堡群：城外有八座碉堡，小山上有两座石碉，尤其后者，可俯瞰全城，是防御中的主要支撑点。
入夜之后，林彪改变战术，重点盯住石碉，采用爆破器材和优势兵力，方将石碉拔除。
再攻城，还是攻不上去。
川军同样加强了夜间攻防战的演练，刘湘甚至说：“只要我们能在夜间跟红军打个平手，就可稳操胜券。”
除了能与城墙形成掎角之势的八座碉堡外，城外还有护城壕，设置了鹿砦和防备红军夜袭的照明坑。
这一天是红军攻势的顶点，到了次日，双方已处于对峙状态，红军虽也时有来攻，但明显不如第一天猛烈，连守城川军都意识到，红军再无能力进行持久攻坚了。
因为援兵赶到了。
刘兆藜在叙永附近与担任警戒的红一师前卫部队交火，因大雾弥漫，难以辨识方向，作战红军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当天晚上，红军高层作出决定，撤出叙永，前往云南。
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表示已放弃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
早在土城战役之前，红四方面军即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们西渡嘉陵江，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
接到中央来电后，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讨论，有人提出，是不是干脆以主力南下，直接打到长江边与中央红军会合。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把握，此议只好作罢。
俗话说得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经过将近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也由八万锐减至六万。同时，川陕苏区元气大伤，战役结束后，徐向前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良田久荒，十室半毁，哀鸿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张国焘一次在与徐向前闲谈时，曾问：“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都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
言下之意，已对民尽财穷的川陕苏区失去信心。
也就是说，即便中央不来这份电报，红四方面军也在考虑向其他方向发展，西渡嘉陵江遂成为头等大事。
从1935年2月初起，徐向前发起陕南战役，兵出汉中打击杨虎城，但这只是虚晃一枪，为的是吸引嘉陵江沿线的川军北向，以便从嘉陵江中段实现突破。
到中央红军宣布放弃北上计划时，红四方面军已是箭在弦上，非渡江不可了。
强渡嘉陵江，徐帅选定的目标又是那个倒霉的冬瓜。
川中诸侯，以田颂尧第一个与红军交手，也就等于第一个遭殃。此后就留下了心理阴影，不仅军心涣散，而且官兵无不畏红军如虎。偏偏分摊给田颂尧的防线还特别长，全长七八百里，三十多个团铺上去，平均二十多里地才一个团，根本无法全部顾及，只能是守点看线。
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田颂尧只好自己骗自己，先在江边转了一圈，看看筑的碉堡，想想红军若要强渡的话，必然要暴露于碉堡群的火力覆盖之下，红军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吧？
接着又扫视了一下江面，似乎觉得更有把握，因为他已经把江中所有的船只都弄到西岸和下游去了，没有渡船工具，嘉陵江又不能徒涉，红军难道能飞过来？
虽然有了这些垫底，毕竟还是有些心虚。
让田颂尧及其部下感到格外恼火的是，他们得不到嘉陵江东岸红军的一点真实情况，派去侦探，带回来的情报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由于不知红军虚实，田颂尧的部下何瞻如便求上了神仙。
何瞻如在关帝庙设了个神坛，找两个道士扶乩，把什么关公、观音、玉皇大帝一股脑全召了来，请这些“神仙上级”发指示。
每个“神仙上级”都来了一趟，乩笔上都说：“红军要失败，要消灭，不会来。”
何瞻如高兴了起来，他准备春节回成都娶姨太太，走之前，又去扶了一把乩。这次不仅关公亲自登坛赏光，而且还破例赐了何瞻如一首诗，说的是：“跨骑赤兔下南天，嘉陵江边好清闲，将军各自放心去，红罗帐内戏婵娟。”
何瞻如乐得哈哈大笑，一颗心完全落了地，他立即打电报给田颂尧请了假，经过批准，这哥们放心大胆地去成都“戏婵娟”了。
嘉陵江边却并不清闲。
何瞻如呼呼地走了，正好红军飕飕地来。田颂尧不知道，徐向前已在离嘉陵江几十里远的地方大量造船，在发起强渡之前，这些船只都被抬到江边，只是做了伪装隐蔽，看不出来罢了。
1935年3月28日，一个风雨之夜，由徐向前和张国焘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其突破区域正是何瞻如防守的正面。
突破之后，川军乱得一塌糊涂，电话打来打去，乱喊乱叫，负责侦听的红军通讯队听得清清楚楚。
那边川军不知要点已失，还打来电话问：“红军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
有人回答得很干脆：“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
徐向前灵机一动，让通讯队伪装川军对答，更加剧了川军的混乱。
通过嘉陵江一役，红军全盘接收田颂尧的沿江防线，为继续西进打开了通道。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明令将田颂尧撤职查办，由孙震接替指挥，以“戴罪立功”。
此前，田颂尧已知前景不妙，曾急电自己驻重庆的代表向刘湘求救。从早上到中午，求见三次，都被门卫婉言谢绝。
这个代表知道“主公”已危在旦夕，最后怒形于色地说：“今天见也要见，不见也要见，非见不可。”随即将名片摔在了地上。
名片摔得很没有出处，因为刘湘也深恨冬瓜不争气，早就不想保他了，可是见田颂尧的代表赖着不肯走，也不得不出面敷衍。
刘湘说：“我已将你们的意思转达给贺元靖（贺国光的字），他表示只能听候委座（蒋介石）处理，似无折中余地啊。”
田颂尧的代表当然知道“听候委座处理”是什么后果，因此一再坚持：“甫公何不马上就以总司令的命令处理。”
田颂尧希望打两下屁股就算，但蒋介石和刘湘却是准备开除冬瓜的学籍，代表拼命恳求，也只是让蒋介石的命令延迟发布两天而已。
1935年4月4日，孙震召集军官开会，宣布：“军长这两天有病，命令我暂时代理他。”说完之后，他就离开了，但却在桌上丢下一张纸，众人面面相觑之后，捡起一看，才知道是对田颂尧的撤职查办令。
一朝天子一朝臣，整个军部立刻被愁云惨雾所笼罩。
有亲信前去田颂尧公馆探视，见那里竟然连个警卫侍从人员都没有了，田颂尧正患腹泻，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二人相对黯然，不觉泪下。
孙震倒也真做得出来，和田颂尧交接之后，便来了个大清洗，军部原有官佐除个别留用外，全部停职遣散，让他们另谋生路。
距离成都巷战三年后，田颂尧的“事业”还是彻底完蛋了，一只好端端的大冬瓜摔得粉碎。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虽然基本放弃了川陕苏区，但通过连克涪江流域的九座县城，部队又迅速扩充到了八万，加上从川陕苏区撤出的其他人员，总计不下十万之众。
蒋介石、刘湘自然不会让红军这么悠闲自在，紧接着便从各个方向调兵合围，连胡宗南也率部进入了四川境内。
无论北面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南面的中央红军，此时都在急切地寻找着新的会合地点，西康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却说刘文辉退到西康后，经济极为困难，早已是穷途末路。他的部队仅能够勉强果腹，士兵衣不蔽体，跟叫花子差不多，虽然旧部中陆续来投的军官很多，但都只能暂时收容，连工资都发不出。
为了能向刘湘多要一点粮饷，刘文辉经常进行内部编制调整，一会扩团为旅，一会扩旅为师，可是扩来扩去，实际兵力尚不足两万。也就是说，现在的刘文辉比落魄时期的杨森还要可怜。
因为天高皇帝远，刘文辉没能参加“六部围攻”，这倒让他避免了损失，内心颇感庆幸。然而很快，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并且一直盘旋于黔西北，大有杀入西康的模样，这让刘文辉又心惊肉跳了起来。
我都躲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了，还有人惦记，这真是不让人活了。
此时的刘文辉两手空空，那什么诸葛的脑子，哪吒的风火轮，菩萨的法力，还有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他都恨不得有人能借给它，那样就不怕红军了，可惜全没有。
刘文辉已退无可退，但也不可能兵来将挡水来走先，一遁了事。他能做的，至多是掩耳盗铃，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动摇军心。
其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度回师贵州，作进攻贵阳之势，刘文辉及其部下又产生了幻想：红军应该不会再来跟我们挤这么个不毛之地了吧？
一番揣测推敲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红军要入西康，必经金沙江至大渡河。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石达开所走的线路，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并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石达开的兵败覆灭，即与此地理相关，红军哪里会再钻这个牛角尖。
可红军的出现，就是要改写历史，趁滇军开赴贵州救急，毛泽东突然一个回马枪，又杀回了云南。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本人认为是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应该说不是笔笔都那么顺利，但最后调开滇军这一笔，确实很漂亮。
接下来，他要重走石达开的老路，不是走向覆灭，而是走向胜利。
除了认为红军不敢走“石达开线路”外，刘文辉先前抱有侥幸心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薛岳的“中央军”一直紧紧跟在红军后面。
他也对此做过预案，即假如红军真的奔西康来了，他得堵，当然能否保住他的地盘，并不取决于此——中央红军的力量尽管不如长征前强大，可要扫平西康这点部队，还是游刃有余的。
刘文辉全部的希望，其实都寄托于两点，即红军在“石达开线路”上自生自灭，以及薛岳早点赶到。
替刘文辉驻守金沙江的，是他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
说是要守金沙江，刘元璋却一反常态，他在金沙江沿岸只布置了两个团，其余兵力都设于后面的会理、德昌、西昌等三线。
刘元璋的分析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说金沙江的江防线和嘉陵江一样漫长，不易防守，若被红军突破一点，便会全线崩溃。因此，守江不如守城，守面不如守点。
刘元璋的出发点跟刘文辉差不多，就是将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只要守住几天，等薛岳一到，红军自然就离去。
此外，三线分配的兵力也不同，基本表现为前轻后重，前面兵力少，越往后面兵力越多。
刘元璋对此自鸣得意，他的参谋长告诉别人，这是为了“麻”内行：红军打仗内行，通过这种摆法，可以给红军造成一种城内守军越来越强的印象，那样红军就不会拼命攻城了。
从后往前数，刘元璋亲率两个旅驻于西昌；德昌有一团一营；到了会理，就仅有一个团；再到金沙江沿线，总共就两个团，却承包了所有江岸。
如此排兵布阵，最痛苦的莫过于一线将领，即刘文辉的另一个侄子刘元塘。
区区两个团，怎么分都不够摊，只能重点设防。有的地方认为红军必过，就多放点兵，有的地方一看就知道红军不会光顾，便少放点兵，或干脆用其他代替。
哪里是红军必不会考虑的呢？
刘元塘得出的结论是，通安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