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田颂尧</b>：绰号“冬瓜”，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对付入川红军，被蒋介石委任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
<b>徐向前</b>：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出任总指挥。
<b>王铭章</b>：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与红军作战时，担任第二十九军第四师师长。
<b>杨森</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军军长兼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其人骁勇善战，被称为川中第一战将。
<b>刘存厚</b>：生于四川省简阳市。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是川军“武备系”的核心人物，但在红军入川时，其部已衰弱不堪。
<b>刘湘</b>：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在历次四川内战中取胜，逐渐统一四川。时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剿匪”总司令。
<b>刘从云</b>：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刘湘的军师，“孔孟道”教主，帮助刘湘实现了“以神治军”。
<b>王陵基</b>：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帐下的首席大将，时任四川“剿匪总部”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长于军事，其战绩可与杨森相媲美。
<b>范绍增</b>：绰号“范哈儿”，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袍哥出身，有上山为匪的经历。在刘湘手下任旅长，曾出川攻打贺龙的红三军，之后又参加了对红四方面军的围追堵截。
<b>唐式遵</b>：绰号“唐二瘟”，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与潘文华同为刘湘最亲信的战将，但军事指挥能力并不出众，且被指缺乏阳刚气质。
<b>邓锡侯</b>：字晋康，绰号“水晶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时任第二十八军（后番号改为第四十五军）军长兼第一路军总指挥，他为人圆滑，因此方方面面都吃得开。
<b>李家钰</b>：字其相，绰号李矮子，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当时依附于刘湘，并被刘湘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他作战勇猛，不惜气力，在二线川将中可排第一位。
刘湘率诸侯联军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场好戏的始作俑者田颂尧却不见了。
不是冬瓜不爱热闹，而是不得不缺席。
我们熟知的第四次反“围剿”，以蒋介石碰得头破血流而告终，不过这个失败指的仅仅是进攻中央红军失败。在打击另外一支红军，即红四方面军时，他得手了。
在发起第四次“围剿”后，蒋介石即亲自督师武汉，集重兵围攻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苏区，其麾下悍将卫立煌率先攻陷了安徽金寨。
如今的金寨，只是大别山里的一座偏远小县，但当时的地位非常显要，乃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甚至被作为安徽的临时省会。卫立煌攻克此地，对击破鄂豫皖苏区具有先声夺人的效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离开大别山，溯汉江西上。
那时节，田颂尧正调兵遣将，当着刘文辉的面拿板砖拍自个儿的胸脯呢。他听到风声，说红军已到了陕南，陕南与他的川北防区离得很近，这让冬瓜心里立刻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起来。
直到有一个人给田颂尧来了封信，读完这封信，他才松了口气。
来信的人叫邝继勋，原为邓锡侯手下的一名旅长，现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邝继勋在信中对田颂尧非常客气，口口声声称他为前辈，说要借路经过川北防区，请他高抬贵手。
冬瓜是个没多少脑子的人，他把红军当成了跟他思维差不多的四川诸侯，当下便信以为真，放心大胆地将主力从防区抽到了成都。
可是随后传来的情报却渐渐不妙起来，说是在防区内发现了红军便衣的踪迹。这些便衣化装成磨刀匠，一边走街串巷，喊着“磨剪子哩戗菜刀”，一边绘制地图，其所绘地图都非常精细。
不是说路过吗，这是在干什么？
还没等田颂尧回过神来，红军突然对川北防区发起闪电进攻，且兵锋直指巴中三县。
田颂尧在巴中三县原驻有大量部队，但抽调后仅留了一个团，平摊下来，每座县城仅能分到一个营。如此微弱的兵力，自然顶不住红军的猛攻，一时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
田颂尧这个后悔啊，然而再悔再恨也来不及了，因为成都巷战已经开始，他被刘文辉逼到城内的一角，自己都快完蛋了，哪有余力再去援救。
所幸邓锡侯的居中调停又把他从深水里给捞了出来。与刘文辉达成协议后，田颂尧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川北。
此时他的巴中三县早已落入红军的掌握，田颂尧所能做的，也不过是竭力防止红军继续推进而已。
成都巷战，已经把田颂尧给打惨了。
当年川中诸侯曾有多种实力榜单，除了耳熟能详的“七雄四强”外，早一点的还有“春秋五霸”，分别为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和田颂尧。这些榜单里面，田颂尧虽然排名都不靠前，但每一次都少不了他，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在田颂尧的鼎盛时期，他拥有四万多人马，防区囊括川北二十六县，这也是他敢跟刘文辉叫板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想学着刘湘建空军，并且正经八百地成立了“航空筹备处”，连机场都已经修了个样子出来。
经过成都巷战，冬瓜虽然还不至于像那幅时事漫画上所描述的，“摔到稀烂”，但已颓象毕现。明眼人都能看出，其时的田颂尧已渐成一蹶不振之势。
就在他既紧张又惶恐的时候，蒋介石送来了委任状，将他由军长升为“督办”。
蒋介石的乌纱帽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奉送的，田颂尧的这个督办有专用名称，叫做“剿匪督办”。也就是说，给你升官，是为了让你在跟红军作战时能更起劲一些。
假如红军“造访”的是别人的防区，田颂尧也许会觉得乌纱帽有些烫手。现在被夺去的本来就是他自己的防区，就算不升官也得干呀。再想想，刘湘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不过也是个“督办”，田颂尧真有一种无功受禄、喜从天降的感觉，马上兴高采烈地宣布就职。
田颂尧实力不济，蒋介石也看到了。随乌纱帽一道奉送的，有近百万发子弹和二十万军费，同时蒋介石还派人告知田颂尧：“胡宗南驻军陕甘边区，要是你觉得吃力，可以让胡宗南派两个旅进川协同作战。”
胡宗南的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战斗力自然是没得说。可田颂尧又怕胡宗南来了之后赖着不走，所谓“送走者行孙，又来孙行者”——一样不好对付。
于是田颂尧只派一个参谋前往甘肃，见了见胡宗南，却没有表示欢迎对方入川的意思，等于什么都没说，不过是敷衍一下蒋介石而已。
田颂尧这边刚刚办喜事，红军那边也张灯结彩地在巴中创立了川陕苏区。
很明显这是要建房上梁，做长居打算了。
田颂尧再也无法安之若素。
论军政才能，冬瓜属于比较平庸的类型，他打仗主要靠孙震。孙震名为其手下的副军长，但实际权力很大，田颂尧的二十六县，他本人不过才直管五县，孙震却能直管十三县，事实上已经成了诸侯下面的小诸侯。
长此以往，自有功高盖主之嫌。平日不打仗时，将帅之间难免会生出各种猜疑和冲突，孙震一气之下便托病去了上海。
要打仗了，田颂尧又想起这位必不可缺的悍将，成都巷战前便将其紧急召回。耍大牌归耍大牌，孙震也明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指挥作战时不敢稍有大意，能使的解数几乎都使了出来。
成都巷战惨败归惨败，但丝毫不影响田颂尧对孙震的倚重。他自己刚刚官拜“剿匪督办”，就力保孙震为“剿匪总指挥”，再度将指挥权全部交到了对方手上。
红军入川后有如秋风扫落叶，田颂尧和孙震知道不容易对付，所以最初在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上，都十分审慎小心。
两人经过商议，决定分左中右，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出动部队占去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超过已入川红军的两倍以上。
三分之二上去后，果然大不一样，基本上是川军有进无退，红军有退无进。尽管一进一退之间，过程都极其缓慢，但起码得说，川军打的是胜仗，不是败仗。
两个多月之后，田颂尧得以收复巴中三县。
田颂尧蒙了，是那种随时都想喜极而泣的蒙。成都巷战后，连他自己都一度有种不祥之感，觉得自己的军队可能要沦落为不能打仗的垃圾了，没想到小子们如此争气长脸。
知道对手是谁吗，是蒋介石也要惧其三分的红军啊，你们就算真是垃圾，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经历太多坎坷的“成功人士”，其表现也往往会有些反常。
田颂尧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比较平庸拘谨，不然也不会被人叫做冬瓜了，可就是这么个老实孩子，一下子变得出奇的高调。在各种文告上，田颂尧使用的头衔都是“督办兼军长”，就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升了官，成了督办。
田颂尧一再“告捷”，每次都能得到蒋介石的回电嘉奖，称赞他“迭克名城”。并且还提出，要田颂尧把他“取得节节胜利的战略战术”总结一下，以便上报交流经验。
这抬举得，几乎就把田颂尧当成了川中名将，让冬瓜想不飘飘然都不可能，但冬瓜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诱敌之计师长王铭章在占领巴中三县里的通江县城后，曾发电报给田颂尧，说通江城的各条大街都被红军改了名，改成了已故红军战将的名字。
举例来说，某街的名字就叫“恽代英街”……王铭章的意思是，红军这么做，自有道理，不如我们也跟着学，比如川军里面谁谁谁战死了，就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换掉“恽代英”。
田颂尧同意，并把电报交给了幕僚办理。
这个世上，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田颂尧已经够冬瓜了，他的幕僚还要冬瓜。拿了电报看见有恽代英的名字，马上跑去报告田颂尧：“我见过这个叫恽代英的人名，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现在肯定是被我们打死了。这是大功一件，应该专案上报。”
田颂尧一听大喜：我还以为恽代英是红军里面的小军官呢，原来是大人物，当然不可错过。
当下便上报蒋介石，说他的部队把“红军高级将领恽代英”给打死了。
蒋介石接到战报又惊又疑。
恽代英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对于有黄埔军校校长背景的蒋介石来说，不可能不熟悉。让他感到格外吃惊的是，早在两年前，恽代英已经在南京被处决，处决令还是他亲自下达的，怎么又在四川出现了？而且还被重新打死了一次？
可田颂尧在报告上说得有鼻子有眼，活脱脱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死而复生”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直接原因就是被处决者身份没查清楚，也或者名气太大，有人冒名顶替。蒋介石便回了封电报，让田颂尧把情况说详细一些：这“恽代英”究竟是何时何地被何人打死的。
正因为“重要”，蒋介石就问得极其具体，包括死时的情况，尸体的下落，证件证物，一个都没放过。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田颂尧不敢怠慢，随即转问王铭章。
王铭章的回复是：就看到通江城里有恽代英的街名，不知详情如何——敢情王师长更不知恽代英是何方神圣。
田颂尧急得满头大汗，说你再仔细查查看，说不准是基层部队干的呢？
王铭章领命分别致电各部，自然全都石沉大海，谁都说与此无关。
不是没人想冒功，可像这种蒋介石亲自过问，细到连证件证物都要追查的，又有谁活腻歪了，敢碰这个霉头？
田颂尧这才明白，“川军打死恽代英”纯属子虚乌有。偏偏蒋介石对此事还很关心，一再来电追问，田颂尧无奈之下，只好红着脸，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实情。
“恽代英”让田颂尧很是尴尬，但有一点，大家都不能否认，那就是川军攻城略地总没有掺假，起码巴中三县已经收过来了。
不仅是田颂尧，就连孙震的自我感觉也是如此良好：“红军的确厉害，可是他们跑到四川，遇到川军，就不行了。”
如今的川中诸侯，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他们对此倒是拎得很清，知道自己还是老川军那棵藤上结的果，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不是一码事。
比如说田颂尧，他最初就属于刘存厚的嫡系，四川新军才算是他的老祖宗，虽然从辛亥起义到护国讨袁，没有一个不参加，却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田颂尧首先接触到的革命军，是熊克武的蜀军和新老第五师，即新川军。后来中共在四川也策动了几次武装起义，并拉起了队伍，但无论是新川军还是这些中共地方武装，在老川军的重兵围攻下，最后都以溃散而告终。
革命军又不是没见过，想那熊克武何等了得，而今安在哉？
按照田颂尧的评估，红军甚至还不如熊克武，毕竟要单打独斗的话，他没在熊克武和新川军身上占到过多少便宜。
红军，可能也就比中共的地方武装强一些吧，“是经不住正规川军打的”。
现在的问题是，红军已退至通江北面的山区，那还要不要穷追呢？
从战场形势来看，红军仍在后退，川军仍在前进，似乎没有理由不追。但还是有部将提出怀疑：“红军只退不进，会不会在施诱敌深入之计啊，应该提防，不能轻进。”
蒋介石派来的特使也提醒田颂尧，说红军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信的话，你知道第一次“围剿”时，张辉瓒是怎么完蛋的，不就是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吗？
听到这里，田颂尧心虚了。张辉瓒是陆士生，湘军干才，生前位列中将，连他都栽了进去，看来大意不得。
田颂尧赶快发电报给刘湘，借来了一架小飞机。
他想通过飞机侦查一下，看现在红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如果兵力突然增多，就说明其中有诈。
负责随机侦查的是田颂尧的幕僚长。这家伙身体很差，坐飞机都头晕，可又不能不去，登机后，他拿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比画比画，让飞行员开过去。
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应该说是比较精确了，无奈此君早已头昏眼花，哪里能真正用得起来，不过是信马由缰地随手一指罢了。飞行员水平也是一般，你那么一指，我也就那么一开，结果根本没有找到红军所在的中心区域。
得完成任务啊，幕僚长举一个望远镜，胆战心惊地朝地面胡乱观察了一通，就草草了事，打道回府。
回来之后，他告诉田颂尧，没发现红军大部队，只看到险隘地方有小股红军在活动。
田颂尧和孙震听后都喜不自胜。
不过是“小股”，又是缩聚在一块小地方，不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时机吗？
田颂尧知道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他连徐帅都一并瞧不起了，对别人说：“徐向前的队伍，是一支流寇，眼下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的胜利不过是指顾之间的事。”
话音刚落，川军即奉命围歼通江以北的“流寇”。
田颂尧坐着飞机也侦察不到徐向前的实情，徐向前却对他的上下左右看得一清二楚。
红军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情报网络。早在入川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就在田颂尧的军部发展了地下军事小组，田颂尧的许多幕僚甚至他的机要秘书长、随行秘书都是地下党员，试问田颂尧和孙震还有何秘密可言？
川军大到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小到内部番号、通讯联络信号，徐向前无不知之甚详。他从情报中获悉，川军虽夺巴中三县，但实力损耗严重，有的主力团成建制被歼灭，显然，这个时候川军需要休整，而不是继续出击。
田颂尧前期能收回巴中三县，缘于当时红军入川才一两个月，兵力较少，又无险可恃，等退至通江北面，大部队其实早已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还要摆出弱兵姿态，一退再退，除了准备诱他入笼外，也没有其他解释了。
诸侯经验川北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是陡险，至通江以北，更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若论防守阵地，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了。在一些险隘之处，红军只需摆上几个连，就能顶住川军整团整旅的进攻。
徐向前要在这里把田颂尧从“损耗严重”磨到“精疲力竭”。
果然，田颂尧的所有前线部队都被阻在山区，一步不得前进。两三天后，见川军士气逐渐陷于沮丧，徐向前一声令下，发起了大反攻。川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
川军被外界称为“川老鼠”，就是说他们跑得比较快，无论进攻还是溃退。依照诸侯混战时的惯例，孙震又把枪支弹药、辎重财物沿路丢弃，让对方捡拾，以便争取时间跑路。
殊不知红军不是川军，徐向前下令，各部队一律不准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狠追。
在红军系列中，红四方面军一向以猛和狠著称。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加入追逐赛，一口气追过一座四十里的大山。大概是跑得太快了，体力透支严重，下山后，徐帅头疼欲裂，两手抱着脑袋，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这样凶猛的追击战术，川军从来没有见识过，那个狼狈就别提了。不仅前线大部队全面崩溃，就连原先布置在较后地区的少数预备队，也被顺势打垮。
田颂尧大惊失色，他本人驻于阆中，但包括阆中在内，后方都是一片空虚——他此前早就把部队全摆到了一线，根本没留下做总预备队的足够兵力。
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此时，田颂尧和孙震也没搞清楚红四方面军的真实情况，不知道对方究竟掌握多少兵力，最终要打到哪里。
越糊涂越惊慌，越惊慌越没辙，除了逃命，两人全都没有一点招。
阆中城外是嘉陵江，孙震传令架起浮桥，供各部撤退。可人倒霉的时候，连天都不帮忙，忽然下起大雨，河水暴涨，渡河效率也大受影响，岸边的溃兵越积越多，而且大家都抢着渡河，没有人肯留下来做掩护。
王铭章见势不好，当场召集所有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希望谁能发扬发扬风格当后卫。然而军心已溃，哪里还能找出这样的活菩萨，反而会上闹到不可开交。王铭章无计可施，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部下们磕起了头。
磕头也没用，大家仍是各自乱跑，跟老窝被端掉的野蜂没什么两样。
田颂尧那极其短暂的几个月“黄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他遭到了命运齿轮的无情报复，不仅再度丢掉巴中三县，而且继成都巷战后主力再受重创，出来三分之二的兵力，起码损失了三分之一，战后连一个稍完整些的团或连都找不到了。
冬瓜这下真的摔烂了，田颂尧别说进攻，连退而自保都觉得困难，只好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剿匪督办”之职。
川军是第一次跟红军照面，蒋介石可是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交道，真实的红军有多凶猛，他比谁都有数。
你先前得意，那是超常发挥了，现在一败涂地，反倒在我意料之中。
蒋介石没有同意田颂尧的辞请，他属意刘湘前去“征剿”，并委任其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湘自有主意，他提出“先安川后剿赤”：让我打红军不是不可以，但得等我干趴幺叔，把四川盟主的位置坐稳当再说。
岷江一战，刘湘大获全胜，也相应具备了统领各路诸侯的威望。
1933年10月4日，刘湘当着诸侯部属们的面，在成都正式宣誓就职“四川剿匪总司令”。之后，便发布了六路“征剿令”，准备向红军发动进攻。
出征之前，刘湘公开宣称“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苏区的红军”。
这并非完全大语，而是有一定的实力依据。
时间到了“战国末期”，六强皆有定数，所谓六路，实际上也就是“六强”。除刘湘自统一路外，其余五路依次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刘存厚，交椅排法完全按照“水泊梁山标准”，武功与资历综合，但以武功为先，然后谁大谁坐前。
六路集中了当时所能集中的大部分川军精锐，共计一百多个团，二十万人马。反观红四方面军，尽管打垮田颂尧后立即进行了扩充，但也只发展到五万余人，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新兵。
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自然是王道。可自古以来，战场又都是一个时时能诞生奇迹的地方，这回创造奇迹的是徐向前。
早在刘湘宣誓就职之前，徐帅就预先破掉了“六路”中的两路：杨森和刘存厚。
杨森和刘存厚的防区也都在川北，与田颂尧毗邻，田颂尧兵败，如同在他们头顶上响了个炸雷，让二人吃惊不已，有朝不保夕之感。
依照杨森以往的脾气，那是非要斗一下不可的，但他如今地盘很小，部队也少，全部加起来不过才两万，仅是田颂尧“三路围攻”所用兵力的三分之一。再说了，蒋介石好歹还给了田颂尧一个“剿匪督办”呢，杨森什么都没捞着，干嘛非要去太岁爷头上动土？
杨森另辟蹊径，他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提出“互相支援，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他率先给红军送去地图和药品，以示诚意。
这些当然都得瞒过蒋介石的耳目，所以还得演戏。
先是红军那边假装杀过来，然后杨森这边派一个连虚张声势地大喊：“红军又过来啰！”
喊完就乱放枪，放完枪冲锋，双方以冲锋为掩护，顺势完成所有物件的交接。红军拿到东西后，就撤走了。
仗打得蹊跷，连当地老百姓都觉得奇怪：“这次红军怎么撤得这么快？”
杨森跟田颂尧最初一样，他的那套经验还是诸侯经验，不知道红军并非诸侯，可不会跟他玩梁山泊兄弟那一套。事实上，杨森的前哨据点直接伸入巴中，极大地限制和影响着红军的行动，红军是一定要拔掉他这颗钉子的，这是战略高度，没得商量。
几天之后，徐向前一声令下，红军乘着雨夜发起隐蔽大突袭。杨森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于是也不得不退守嘉陵江西岸，成了“田颂尧第二”。
接下来就轮到刘存厚了。
刘存厚的防区也在川北。“六强”里面，数刘存厚的资历最老，邓锡侯、田颂尧全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媒体也都称他为“老将军”。他能挤进“六强”，很大程度上卖的就是一张老脸。
刘存厚的一生之中，最为得意的当然还是北洋时代，也始终对此念念不忘。虽然他早已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所用军旗仍是北洋的五色旗，而不是其他诸侯通用的“青天白日旗”。他给中学题写匾额，落款时竟然还是北洋赐给的爵位：“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
在北洋政府业已灰飞烟灭的情形下，别人避之尚恐不及，刘存厚此举亦属难得。盘点刘存厚这一辈子，他前半生之所以大业难成，还是缘于没存下一个“厚”字，倒是临到晚年，总算“厚”了一把。
刘存厚不但在形式和精神上完全继承北洋，他的部队似乎也留在了那个时代，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枪炮器械。徐向前初来乍到，但他对刘存厚的评价和印象也只有两个字：老朽。
打田颂尧和杨森，尚需智谋，打老朽，所有这些都不需要。
“乩仙”的预言红军出击之后，刘存厚只有赔钱的本事，哪有赚钱的能耐。他向刘湘求援，发去的求援电报不亚于雪片飞舞，但即便到这般地步，此翁还死要面子，一边频频告急，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要“誓死坚守”。
刘湘知道刘存厚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派援的同时，也很坦白地对他说，你如果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撑了，只要记住，走之前务必把运不走的武器销毁掉。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刘存厚反而不好意思马上遁形了。他找人在府中扶乩，想算算看自己能不能撑到援兵到达。不料算命结果还没出来，城内就已响起了枪声，红军先头部队冲进了城。
刘存厚带上家眷卫兵仓皇而逃，自然也顾不上什么销毁武器，用报上的说法就是，“老将军”不仅面子没保住，还给红军“厚赠了一笔礼物”。
到刘湘正式组织六路“征剿”，实际已提前垮了三路。不过刘湘一开始也并不拿其余五路当回事，他在意的是自己这一路，即第五路。
和其他川中诸侯不同，刘湘并不是第一次和红军打交道，早在他和刘文辉发生惊天冲突之前，就在湖北和红军结结实实地干过一架。
当时蒋介石在武汉发起第四次“围剿”，除用“中央军”重点攻击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外，还向刘湘发出命令，要求川军协同鄂军，对鄂西洪湖的红三军展开围攻。
川军极少出省，往前追溯，真正重大的出川作战也就一次，即熊克武和刘湘共同策动的“援鄂之战”，打那以后，川军几乎足不出户。
例外也有，比如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又如中原大战时，鄂北红军声势浩大，刘湘也应蒋介石要求，派部出川援鄂，但当时刘湘的注意力并不在外部，以致于每次部队出川时，他都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奉命作战啊。
结果便是形式大于内容，川军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刘湘本想和过去一样，派一支部队出去招摇招摇，摆摆造型，闹闹声势，之后就打道回府。但考虑到此时的蒋介石并非“蒋桂战争”或中原大战时可比，行事太夸张的话，不仅交不了差，而且可能失去蒋介石的支持，因此他一度觉得十分为难。
他认为人判断或决定不了的事，还是得问神仙。
在近代中国，皇帝其实从未消失，他们不过换了几身衣服罢了。刘湘迫于时势，早已断了做皇帝的念头，能在川中和刘备一样三分天下，就阿弥陀佛了。倒是刘从云出道以来，一路坦途，从没灰过心。
皇帝只有一个，既然你刘湘不做，我做！
某天，刘从云和刘湘、邓锡侯“两个弟子”在一起，他突然大发豪兴，很得意地说：“我左手抱着晋康（邓锡侯的字），右手提着浦澄（刘湘的字），何愁天下不定？”
刘从云还曾当着刘湘的面说过：“我扶了乩，乩仙说我将来要当皇帝，如果真的当了皇帝，一定把皇位传给您。”
要是别人听了这些话肯定会生气，但刘湘却一点都不介意，甚至还很高兴：没准刘神仙真能把蒋介石这类“伪天子”给挤掉呢，到时候我还能白落个“皇帝”当当哩。
在“出川远图”这一点上，刘从云和刘文辉算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刘湘犹豫，他毫不犹豫。
当然，这话不能他说，得让“乩仙”说。
刘从云做了整整七天水陆道场，然后扶乩请神，“乩仙”很快就来了指示：“湖北荆沙（荆州和沙市）一带，也都是刘家的天下，理应收复。”
刘湘看了之后怦然心动，不仅欣然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决定这回要动点真格的，以便“收复湖北荆沙”。
蒋介石随后任命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作为“主公”自然不能再亲自跃马上阵，他让王陵基代理此职，率三旅川军前往鄂西。
这都是“九一八”以后的事，自从日本人打进东北，诸侯们外出打仗又多了一个极其时髦的口号，叫做“抗日”。
王陵基扛着“抗日”旗号出川东入湖北，在宜昌停留了三个月后，才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并进占沙市。
红三军系由贺龙指挥，在发现川军动向后，贺龙即亲率主力星夜赶回洪湖，向范绍增率领的前卫部队发起反攻。
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伤亡都很大。范绍增虽拼了老命，但他只有一个旅，红军有一个师，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过。最后“哈儿”被打得落荒而逃，乘骑和行李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右手也在突围中负伤骨折。
范绍增吃了败仗，然而这只是战术上的失败。
王陵基老谋深算，他坐拥三个旅，一前两后，范绍增落败之后，他第一时间便对败退下来的那个旅进行整补，随后又向沙市增援了一个旅，使得沙市防守大大增强。
贺龙击溃范绍增后，继续向沙市发起攻击，但面对两旅川军防守的城池，打了近半个月都没打下来。
这个时候，王陵基将他手中的第三个旅置于红军侧背，尽管没有主动出击，可是威胁之大不言而喻。鄂军则乘隙从后方攻击洪湖中心区域，等于是川军主防，吸引红军主力后，支起架子来让鄂军攻。
贺龙和红三军所面对的局面变得异常被动，至1932年9月，洪湖根据地已经大部失陷，红三军也由一万人锐减到三千多人，最终只能像红四方面军那样，退出洪湖，转入湘鄂边境打游击。
赶走红军，刘湘和刘从云喜不自禁，都以为“乩仙”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不料他们机关算尽，算来算去，却还是算不过蒋介石。
“围剿”洪湖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老蒋就用“中央军”接管防务，打发鄂川军全部上船，输送回川，到头来，荆沙并非刘家的天下，还是他蒋家的。
花了大半天工夫，竟然是损兵折将，毫无所得，这下惹得川军内部怨声载道，许多军官都对刘从云的“神机妙算”产生怀疑，说刘神仙的话，真是靠不住。
相对而言，刘湘倒是能看得开：不就是损失了一些人马，而且没占到地盘吗，你们这些小军官只有那么高，就看不到更长远的——蒋介石用了我的兵，但没给我地盘，那就相当于欠了我人情，他不得还吗？
到了二刘争夺“川中王”时，蒋介石站的位置，确实是刘湘这边。
如果说对那次出川作战，刘湘尚能抱可有可无、得失不介于怀的态度，这次不同，红军打到四川来了，双方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于川军而言，一旦打不好，已不是得不得地盘的问题，而是要失去地盘了。
刘湘决定任命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再次指挥与红军作战。
在任命王陵基之前，刘湘斟酌再三，犹豫了又犹豫，因为他对“王老师”早有疑忌之心。
除了刘从云因与王陵基不和，经常在身边进些关于王陵基的“谗言”外，在刘湘眼中，王陵基自身也确实有了离心倾向。比如擅自在万县招编人马、扩充部队之类，那不就是要独闯天下、拉旗杆做小诸侯了吗？
刘湘和邓锡侯不同，刘湘是表面宽厚，他绝不会像邓锡侯那样，容许部下越出自己划定的圈子。对灵官的一举一动，他貌似不置可否，可内心哪里会真的不在乎。有一段时间，他盯着万县的那副神情，就好像盯着颗定时炸弹。
可他仍然要用王陵基，而且要重用。
刘从云曾指王陵基是魏延。魏延有没有“反骨”可以另说，但文长兄绝对是个出众的将才，此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具奇谋，他献给诸葛亮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一策，为后世许多兵家所叹赏。
魏延的计策再高明，终究没能付诸实施，王陵基在“下川东之战”、“出征洪湖”中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尤其是王陵基有过跟红军作战且战而胜之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川中诸将里无人可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把他拉下去。
退一步说，魏延造反，终究还是到刘备和孔明都不在世之时，刘湘自信也能镇住灵官，就算对方是个定时炸弹，那定时装置也是在自己手里，还不致于马上走火失控。
王陵基刚刚拜印，还没出发，徐向前就已击溃刘存厚，占领绥定、宣汉两县，红四方面军也顺势扩充到了八万余人。
1933年11月1日，王陵基领兵五万，向绥、宣发起“进剿”，刚好与继续向前推进的红军狭路相逢。
徐向前原计划占领绥、宣后，便长驱直入，南下进攻万县，以扼四川咽喉。但跟王灵官打过一个照面之后，就知道遇上了川军主力，急忙退至宣汉河北岸。在这一带，红军工事坚固，又有河道挡路，双方形成了对峙格局。
绥、宣既破，重庆和万县北面都亮出了空档，全川为之震动。刘湘压力很大，他急于稳定人心，乃向王陵基发出严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发动第一期总攻，以收复绥、宣。
渡河作战向来是个极其危险的买卖，王陵基即便被压得再紧，也不敢贸然行事，他在寻找一个机会。
起雾了。
1933年12月15日，拂晓，宣汉河上雾气蒙蒙，能见度极差，这边看不到那边，那边也看不到这边。
川军以浓雾为掩护，成功实施了强渡。北岸红军发觉后，急忙组织反攻，要把已渡河的川军赶下河。
王陵基指挥作战，极有章法。攻击时有主攻，有佯攻，有预备队，分得清清楚楚，防守时则配备重火力，一般为三线配置：重机枪阵地两线，迫击炮阵地一线。这使得双方的攻守战相当激烈残酷，伤亡也都很惨重，红军战死将领很快达到了师长一级，徐向前事后对此的描述是“杀声震天，山河尽染”。
1933年12月17日，川军收复绥、宣两城，红军退守马渡关。
马渡关山高林密，路险涧深，乃川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向前十分重视，不仅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这里，而且调精锐部队严密布防。
王陵基也是一样，他只有将此地夺过来，才能反过来扼制红军南下。
1934年1月24日，王陵基调动两个主力团向马渡关发起进攻，在伤亡一千多人后，红军阵地仍岿然不动。
负责把守关口的是许世友许和尚，那是徐向前部下第一勇将，素以能打苦仗恶仗著称，他的防线岂是那么容易被突破的？
王陵基一向岸然自高，连刘湘见他都得尊称“王老师”，从来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当下大叫一声：“我不信红军是三头六臂，这马渡关就打不下来！”
红军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川军连攻四天，连续激战，就是拿不下一个马渡关。
1934年1月28日，王陵基亲临前方督阵，随其前往的还有两个手枪大队和独立团。
手枪队是刘湘成名前后的必杀技，队中人手一支盒子炮，近战时火力甚是威猛，过去刘湘每遇过不去的坎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调手枪队出阵。独立团则拥有机枪营、炮兵营这些重火力，可掩护步兵进攻。
依靠这些生力军，王陵基当晚终于如愿以偿地攻下了马渡关。
至此，川军境况逐步趋于好转，刘湘也高兴起来。他用兵向来谨慎小心，生怕王陵基像田颂尧那样，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正好又临近春节，便连电王陵基，让他固守原有防线，不得再纵兵深入。
见前方没有新的军事行动，王陵基便乘飞机回万县过春节去了。
你要快快乐乐过春节，红军可没这打算。
红军在田颂尧处设有地下军事小组，有了这一情报来源，徐向前对“六路”的动态全都了如指掌，王陵基要过春节，他偏不让“王老师”过舒服。
1934年2月12日，农历是腊月二十八，这一天之后就是小除夕。红军突然发起夜袭，在击溃川军前哨阵地后，直趋王陵基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
川中诸侯作战，自有它的一套路子和规矩，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各归各家，完全想不到会遭袭。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官兵伤亡近千人，被红军缴获的武器弹药和预备过节用的鱼肉食品，更是数不胜数。
王陵基闻讯很是惊慌，急忙赶回前线，但川军士气已受到沉重打击，他的主力部队之一，许绍宗旅被红军三面围困。
红军夜袭成功，除了出其不意外，与担任副总指挥的范绍增援救不力也有很大关系。
刘湘对王陵基“用而不信”，就需要有人替他在旁边进行监控和牵制。但王陵基在川军中资格老，潘文华、唐式遵等人见了都得喊他老师，让他们做“监军”，情面难却。范绍增则不同，他是绿林袍哥出身，才不管这一套呢，于是“哈儿”就成了王陵基的“固定副手”。
对刘湘来说，“王范配”更有利之处还在于，这两人以前就不对付。“出征洪湖”时，范绍增受王陵基之命，率先向红军出击，结果大受损失，他认为自己是吃了王陵基的暗亏，从此便多了个心眼，防王灵官跟防贼似的。
等到红军发起夜袭，范绍增也装聋作哑，“哈儿”似的对战况不闻不问。
王陵基回防后，给范绍增的部下发了封电报，指桑骂槐地说了一通，中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等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