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部下颇有范绍增的风格，平时不显山露水，关键时候吵起架来却毫不示弱，他也反唇相讥，说王陵基是“温柔难舍，姗姗其行”——知道红军为什么会趁这个时候偷袭吗，还不是您老人家要窝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前线无人指挥的缘故！

王陵基无言以对，这两封骂战电报遂在川军中被引为笑谈。

除了红军，大家春节过得都不开心，王陵基如此，刘湘亦如此。红军夜袭，使得第一期总攻变得虎头蛇尾，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红军”的承诺也沦为吹牛皮，噗地一声就破了。

这是一个导火索，刘湘与王陵基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眼看就要爆发了。

关于灵官的罪状，除了过去那些，刘湘桌上新近又积了好大一摞，当然里面最刺刘湘眼睛的，还是集中在“有反骨”这一条。

王陵基的部队有一个团长职位空缺，刘湘要派员接替，但遭到王陵基的拒绝，王陵基以“前线不能易将”为由，自行升任了一位营长。

按理说，王陵基的做法也没什么错，一个前线总指挥，如果在团长任免上都没有职权，那他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而且王陵基以前就在这事上吃够了刘湘的苦头。

从万县整军开始，刘湘对部下就控制得很紧，在王陵基的部队中，所有旅团长均系刘湘委派，而且他们经过刘湘的精心调配，即都是从师旅长整编下来做旅团长，有这两个背景，王陵基很难驾驭他们。

王陵基在万县招兵买马，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急不可耐地要立山头单干了，而是他拿这些神人一样的“御派旅团长”没办法，不得不另建一些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亲兵部队，比如在马渡关攻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手枪大队和独立团，就是王陵基自己组编的。

可刘湘不会这么想，他对此非常痛恨，在王陵基任命团长后，他马上派王缵绪前往，名为襄助，实为监视，后又加派唐式遵为后备总指挥，以便随时替换王陵基。

一般的人对此都会有所警觉，唯有王陵基一向眼高过头，尤其在多次取胜的情况下，更是得意忘形，完全不知道自己已身处敏感之境，必须适当收敛或低调一下了。

收复绥、宣后，他收容了刘存厚的残部，并将刘存厚的无能无为写成材料，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蒋介石对刘存厚之类的“老朽”本来就看不顺眼，便顺势撤销了刘存厚的军长职务。

刘存厚下了课，王陵基当仁不让，在蒋介石面前推荐自己继任第二十三军军长。

蒋介石予以批准，但光老蒋任命还不行，王陵基是刘湘的部将，需经刘湘本人同意，但刘湘当然坚决不同意，此议只得搁浅。

经过这件事，刘湘认为王陵基胆子越来越大：你竟然都能越过我，让蒋介石来升你做军长了，你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魏延”可能要反！

最早判定王陵基属于“魏延”的那位也没歇着，刘从云站出来了。

原先的神仙斗法倒是早已结束。有一段时间，王陵基对请来的那个本家王神仙深信不疑，尤其着迷于此人所谓的“点石成金”之术，想想看，石头都能变金子，这年头谁不想啊？

可王神仙说，仙人有仙规，仙规里面规定，“点石成金”是绝不能轻授的，如果违反了规定，就算是神仙本人，也得像《封神榜》里那样，被押上斩仙台去问斩哩。

那怎么办呢？

王神仙说有办法，可以先炼丹砂，把丹砂炼成黄金，那也是一样。

王陵基信以为真，便在万县的公馆里立起了炉子，以供王神仙“点丹成金”。

不料到了开炉的前一天，王神仙忽然失踪，哪儿都找不到了，连随身衣物也片甲不留。王陵基这才明白上了当，所谓“点丹成金”，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神仙”早就找机会溜了。

王陵基空欢喜一场，对外还不能承认，只能说成“神仙”从他的公馆飞升了。

神仙斗法，刘从云不战而胜，王陵基似乎已有足够理由拜倒在他脚下，可老王仍然整天高昂着脑袋，横竖不认“刘老师”，这让刘从云大为光火。

王陵基率部“进剿”后，刘从云耐不住寂寞，又在后面指手画脚，并拟定了作战计划，要王陵基执行。

刘从云的所谓作战计划，是他闭门造车，一个人鼓捣出来的玩意儿。按照他的计划，部队出发不但要排好良辰吉日，还要指定“行军大吉”的方向和路线。

你说用这个来鼓舞军心，起点精神作用，倒还有些依据，但真要拿它来用兵，却是漏洞百出。在武备出身的王陵基看来，更是毫无军事和实用价值，属于十足的瞎胡闹——大概是刘从云对川北地形不太熟，不知道那里地形复杂，他所制定的某些路线，居然很多是朝着悬崖绝壁去的，完全无法通行。

刘湘也是一路打仗打过来的，当然不会真的认为刘从云那些计划有多少科学性，但科学不科学是一码事，你肯不肯服从命令是另外一码事。

你就算是应一声，但实际并不照做，都没关系，可偏偏王陵基连应一声也不愿意。

王陵基越是这样，刘湘和刘从云就越认为他是心怀鬼胎，于是又连发了十几封电报。

十几封电报，也就相当于十几道金牌，但王陵基每次都回电否决。

刘湘急了，随即发过去一道训令。

军队之中，极少使用训令这样的命令，那就等于死命令了。

王陵基除了“王灵官”、“王老方”这些绰号外，还被人称为“酱黄瓜”。酱黄瓜是四川的一种家常咸菜，酱者，犟也。刘湘下达的死命令，把王陵基那老牛一样的犟脾气一下子全都招引出来，竟然不顾任何忌讳礼貌，回复道：“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之命誓死反对！”

“刘妖”指的当然不是刘湘，而是刘从云。平时或许有仇家在背后这样痛骂刘从云，可白纸黑字地写在电文上，还是第一次。

不仅刘从云被大大激怒，连刘湘也感觉很是难堪，遂下决心对王陵基采取行动。

到了如此程度，可叹王陵基还是毫无知觉。因为许绍宗旅仍处于被红军围困的状态，他计划在对军队进行补充后，继续向红军发起进攻，以解许旅之围，因此一再请求刘湘赶快把军饷和枪弹运来。

刘湘的电令总是：不可妄动。

以前不要动，是要过春节了，现在春节早过了，正是用兵之时啊，王陵基不明所以，发电报去问。

刘湘回复：“川情复杂，电报里说不清楚，王老师不如来成都当面商量吧。”

王陵基傻乎乎地不知是计，还以为其中真有什么讲究。他急于当面说服刘湘，便依言乘飞机飞回了省城。

一落地，王陵基便被撤去本兼各职，并被软禁于寓所，连出入成都的自由都没有了。

早在召回王陵基之前，刘湘便在权衡，如何对这位川军元老进行处置。

恰逢刘航琛从上海返回成都，刘湘便把他召了过去。在说明情况后，刘湘说：“我已电令王先生（指王陵基）即日飞蓉，来了之后，你先同他谈，然后我再请他吃饭。”

刘航琛系王陵基最早识拔，两人关系非常好，刘湘这番话自然别有用意。刘航琛心领神会，当他在刘湘的督办署会见王陵基时，首先问起了他“不遵命令”的事。

王陵基正气到暴跳如雷，见刘航琛发问，马上叫道：“都是刘神仙在捣鬼！甫公（指刘湘）不听我的报告，后来居然还来了训令，若果真照刘神仙指定的路线行军，我的部队打光了也上不去啊，怎么能从命呢？”

刘航琛点点头：“你说得在理。不过既然你知道是被刘神仙所陷害，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吃点亏了。”

王陵基还要分辩，刘航琛干脆开门见山：“甫公让我先同你谈，是知道你我的交情。我想他的意思是，希望你少同他争辩，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事已至此，你应该学会逆来顺受才是。”

王陵基目瞪口呆，在弄明白事情的严重程度之后，再也不敢乱叫乱嚷了。

刘航琛又婉转地说：“甫公能这样做，尚有几分人情味在内，你如果善为应付，以后还可以共事。你听我的没错，退一步，亦可为将来留下余地。”

王陵基是个读过书的人，历朝历代的那些臣子，只要被君王认为可能谋反，最后有几个是得到善终的？

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刘湘真够厚道。王陵基先前气焰冲天，是他一直处于高位，没看清脚下的危险，如今看清了，那颗心啊，差点就从胸腔里蹦出来了。

王陵基对刘航琛这个时候尚能顾及老友，十分感动，说：“你的好意，我很感谢，你放心，我一定审慎应付。”

刘航琛一走，刘湘来了。他首先把“川情复杂”解释了一通，包括各路军队行动不统一，他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以及经费万分困难，等等。

有了跟刘航琛的沟通，王陵基识时务者为俊杰，点头跟鸡啄米似的，刘湘说什么，他就应什么，完全没了“王老师”那副派头。

刘湘对此很满意，临走说：“王老师收复绥、宣，已经劳苦功高，今后还是在省城休养吧，不用再到前线去了。”

当晚，刘湘又请王陵基吃饭，席间由刘航琛、张斯可作陪，气氛还很是融洽。

可是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王陵基得意之时也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见王灵官事败，便要乘机报复。

刘湘下面几个与王陵基素不相能的旅长，发密函给刘湘，主张一不作二不休，除掉王陵基，让他人头落地。

刘航琛因为与王陵基的特殊关系，无法置喙，幸得张斯可极力疏通，刘湘才没有再为难王陵基，只是解除军权，任其自去。

眼看“省城休养”也没戏了，王陵基被迫离开成都，前往乐山。

刘湘撤换王陵基已有预案。

1934年3月4日，刘湘电告前线，称王陵基因病请假，现“在省休养”，改派唐式遵继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负责执行第二期总攻令。

由于要整治王陵基，导致川军一直按兵不动，许绍宗旅已被围困达二十多天，所以唐式遵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给许绍宗解围。

这件事，唐式遵做成了，而他能做成的，也就这一件。

第二期总攻效果不佳，刘湘没有怪唐式遵，因为他仅向前方增援了一个旅，进展不大，可能是兵力不足的缘故。

接着又策动了第三期总攻。

这次刘湘一口气拿出了约二十个团，使前线兵力从五万增加到八万，号称十万，目标是夺取万源，将红军压出川北。

唐式遵交出的答卷是，除了不断伤亡，一无所获，更别说接近万源了。

川军蹒跚不前，不仅刘湘本人懊丧不已，蒋介石也看不下去，他不断发来电报，催促刘湘督军急攻，并说：“‘我’迁移一日，‘匪’即巩固一日。”

“匪”指的是红军。刘湘心里明白，不是他故意迁移，而是想进也进不了。

与王陵基相比，唐式遵不像将军，倒活脱脱是个唯命是从的公务人员。刘湘说什么他就照做什么，完全不敢越雷池半步。

刘湘要他防守，他便蹲着不动，不知道战机已经从身边悄然溜走了。刘湘要他出击，他也依言扑出去进攻，可又缺乏王陵基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和韧劲，一旦觉得不行，马上又退了回来。

刘湘这时候才知道王陵基的好处。

灵官的脾气的确又臭又犟，可瞬息万变的战场，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

刘湘埋怨“二瘟”不给力，作为军师的刘从云也对唐式遵一肚子意见，说唐式遵打败仗，是因为没有按他的计划行事。

其实恰恰相反，唐式遵对刘从云的计划完全照办不误，在灵活机变方面，他甚至还不如荣威大战时的那个川江舰队司令蒋逵。据说，有的部队依照“刘神仙路线”行军，真的因此走上了悬崖峭壁，被当地传为笑柄。

唐式遵毫无疑问需要敲打，与此同时，刘湘对其他诸侯的表现也非常不满。

六路“征剿”，实际分成了两个战场，刘湘的第五路与刘存厚的第六路负责东线战场，为主战场，其余四路负责西线战场，为次战场。

刘存厚的部队早已名存实亡，东线战场就靠刘湘单打独斗。在王陵基收复绥、宣的时候，西线战场如何，他也不太放在心上，认为只要主战场打顺了，次战场推进慢一些也无关紧要。

现在主战场停滞，再看次战场，竟然好像没怎么动过！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出汗卖力，把刘湘给气的。

“四路”之中，以田颂尧最早吃亏，如今只剩下了一点嫡系部队，根本就不舍得再拿出去消耗。在“征剿”时，他把进攻任务全都交给收编的非嫡系部队，嫡系各师则控制在自己手里，轻易不敢出击。

田颂尧既败于前，没有多少进攻的勇气和实力，这个还可以理解，问题是“四路”中的老大邓锡侯也不肯多花力气。

自刘湘发布六路“征剿令”起，水晶猴就有了不满情绪，认为如此安排，等于把他看成了刘湘的部下——当然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可你不得给人留点面子么？

更让邓锡侯感到无语的，还是李家钰自成一路。这李家钰虽已独立，但在名义上仍属他的部下，现在平起平坐，连“老长官”这三个字都捞不到了。

邓锡侯气愤地对自己的参谋长说：“刘甫澄（刘湘）打压我，把我同我的部属（李家钰）和他的部属（王陵基）对等看待，未免也太渺视我了。”

邓锡侯未战便对刘湘的指挥投了不信任票，说：“看他摆开六路，不过是做个挨打的样子，中间我们还要受刘神仙的节制，打起仗来胜败就难说了。”

有了情绪之后，打仗自然就提不起精神了。邓锡侯把他的军队一分为二，一半“进剿”，一半“整训”，实行按时间轮流参战，反正是做个样子就行了。

“四路”里面真正肯使劲的只有两路，李家钰和罗泽洲便是其中一路。

这两人原来并非刘湘的部下，甚至还打过刘湘，但刘湘不计前嫌，一直对他俩进行扶植，这次又让他们分任第三路正副总指挥，得到与邓锡侯“同殿称臣”、并驾齐驱的地位，可谓是重用了。

哥俩都因此对刘湘感恩戴德，尤其罗泽洲，为人躁动，最爱打仗，只抽了两个团留守后方，其余都被他派到前方作战去了。

另一路是杨森。虽然他也曾被红军打到晕晕乎乎，但毕竟还是“川中吕布”，不管如何落魄不堪，战场上始终像条汉子。

除了这两路，其余川军可以说根本没有和红军接战，偶尔交火，也不过是敲敲边鼓或和境内少数游击队接触接触罢了。

说实在点儿，西战场不是有没有进展的问题，能这么维持着，不致崩溃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要谢，还得谢红军。

徐向前掌握着“六路”的准确情报，他亲自在东线进行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大部分主力也被投诸东线，西线兵力不多，这才使得那哥几个还可以优哉游哉地原地转圈。

四路形式上还是诸侯，不是王陵基那样的部将，刘湘没法直接把他们给撤下来，那就得用另一种办法了。

“神仙军师”再次受命扶乩。扶乩这东西有个特点，即每次跑来胡说八道一通的所谓“乩仙”都会不一样，比如红楼梦里的妙玉扶乩，被她“请”出来的就是“拐仙”，也就是八仙中的铁拐李。

铁拐李的身份，只能诌一些诸如“青埂峰下倚古松”之类的闲散小调，说到用兵，还是“武圣”更权威。

刘从云“请”的便是关公关云长。关公说：“要打垮红军，非刘从云莫属。”

扶乩结束，刘从云当即向刘湘表示：“红军属火，你五行属水，打败红军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又是主帅，主帅不可亲征，那么只有我这个军师代你前往了。”

对前景，刘从云的样子相当有把握：“我能运用北方壬癸之水，以水克火，去扑灭它。”

“乩仙”关公不过是个木偶，在后面提着线的自然还是刘湘和刘从云。他们的这种配合其实早有先例，而且是成功的先例，那就是岷江大战。

在刘湘派王陵基“出征洪湖”但寸土未得后，川军内部曾对刘从云产生过怀疑和不满的情绪，认为他的话也靠不住。不过这主要指的是岷江大战之前，岷江大战之后，刘神仙不仅是靠得住，而且还升到了无人可以超越的地步，俨然成了四川军人的偶像。

某天晚上，刘从云和军官们一道开会，忽然心血来潮，随占一卦，说“城外某方位有乱象”，不一会儿，他所说的那个方位果然枪声大作。众人听后脸色大变，刘从云却不慌不忙，又占一卦，说：“不要紧，乱象就要平息了。”

话音刚落，果然寂静无声。一众军官佩服到五体投地。

枪声忽起忽落当然是有缘由的，后来罗泽洲对人说：“那个乱象，是刘老师关照一个连长，按时朝天放了二三十枪，以震煞气。”

罗泽洲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就连他也不敢说“刘老师”是在装神弄鬼。

这样全能型的偶像，诸侯们的“老师”，若让他来指挥群雄，不是比刘湘甚至是蒋介石的一纸命令都灵验吗？

在造出声势后，刘湘发布了两道最新任命，第一道是发布潘文华为预备军总指挥。这是做给唐式遵看的：你再不拿点本事出来，下一个要换的就是你。

第一道尚是大家能预料到的，但第二道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刘湘宣布，原“督办署高级顾问”刘从云出任“四川剿总”军委会委员长，代他指挥六路兵马。

刘从云虽在岷江大战中掌过帅印，但并无正式名义，套在头上的始终还是一个“高级顾问”，如今骤升到如此高位，不是反常，是超级反常。

可是谁都不敢公开说三道四，因为刘神仙不仅“神机妙算，算无遗策”，而且所有诸侯，从邓锡侯、田颂尧开始，包括刘湘的一众嫡系部下，都是他的门徒，让“刘老师”掌印，乃天经地义的事。

刘从云受命之后，即驻节南充，遥控六部。

此时正是刘从云最显赫之时，他在南充，出入均乘一顶气派的八抬大轿，这位老兄坐在轿中，穿一身八卦衣，头戴道冠，手执一柄雕翎扇子，除胡子短了些外，所有装扮和戏台上的诸葛亮一模一样。

刘从云的大旗也别出心裁，称得上是汇合古今的杰作，上面既有他的头衔“委员长”，又有“天下兵马都将军”等让现代人看了摸不着头脑的名称，中间还要再绣一个斗大的“刘”字，怎么看，都像是三国人物的一次成功穿越。

但刘湘要的效果达到了，或至少是部分达到了。

刘从云在南充说神道鬼，放出话来，要“三十六天内”消灭红军。在他的压力下，西线的“邓、田、李、杨”四路不能不打点精神，尽量往前挪。

最早感受到这一明显变化的是徐向前。随着川军在西线战场的不断推进，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困难也与日俱增。本来要收割的麦田来不及收割，兵员、粮食、弹药甚至是必不可缺的盐巴更是有耗无补，难以为继。

徐向前对此极为焦虑，决定从西线发起反攻，哪里失去的，再从哪里收回来。

让徐帅始料不及的是，两次反攻均告失败。分析原因，除了西线兵力不够集中，缺乏足够的后继力量外，“四路”开始合力拒守，总体兵力比红军更占优势，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1934年6月22日，刘湘发布第四期总攻令，以东线为重点，向万源至通江一线发起猛攻。

西线川军风生水起，作为“川中盟主”的刘湘当然不能落于下风。这次他翻箱倒柜，拿出了全部精锐，其兵力的五分之四，约十多万人被投入东线战场。

潘文华的任命一经发布，唐式遵就知道是冲着他来的，哪里还敢再“瘟”下去，于是一下子又由老实人变成了“白脸张飞”，攻势十分凶猛，很快便攻到了万源城南。

至此，红军已退到了川陕苏区的后方，他们所能扼守的区域，纵横不过一两百里，假如万源再失守，四川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

自入川以来，红军第一次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

关键时刻，徐向前决定改变策略。在他的调度下，西线红军放弃了通江，除留下少数兵力继续在西线防御外，大部人马全部移到东线，进入万源固守。

一夜之间，四路川军倒有三路同时进入通江县城，给蒋介石发电报时，都说是自己收复了通江，弄得蒋介石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把功劳算在谁头上，只得发电报让刘湘查查清楚。

刘从云名为节制六路，实际并无掌控全局、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他每天能做的，不过是算算命，卜卜卦罢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要么几天没动静，一个电话也不打到前方，要么是一天连发几道命令，比如某时某刻向某地进攻之类，就连这些命令，其实也不是依据敌情，而是从八卦上推算出来的。

刘从云本人在南充，不在前线，隔这么远，靠一套八卦工具，一张平面地图，如此推算出来的“作战命令”自然会有不少错误和漏洞。

“四路”本来就不是真的听他使唤，攻占通江后，争功还来不及，哪里还肯再卖力向前进攻，于是也有意夸张了“刘老师”颁下的命令，说你要是认真执行的话，不是碰到悬崖峭壁，就是扑个空，连一个红军也找不到。

最后结论是，干脆守在通江吧，哪儿也不要去。

徐向前舍弃了一个通江，但换来的是西线基本无战事，只需适当招架招架，他就可以腾出手来攻略东线了。

刘湘把刘从云搬出来，是为了让西线川军能够既出工又出力，对性命攸关的东线战场，他可不敢完全靠八卦来打仗。

1934年7月中旬，唐式遵向万源发起进攻。刘湘专门为此发布奖惩条例，规定若能攻取万源一带的红军主阵地，则给予奖金三万，擅自放弃阵地者要予以处死，各师旅三分之二的兵力投入战斗，而所属师旅长不亲临现场指挥的，亦处死刑。

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川军向万源发起了波浪式的密集冲锋，一个团攻不动，就投入两个、三个、四个。很多川军官兵光着膀子冲锋，被曾亲临一线的徐向前评价为“相当厉害”。

前沿阵地的红军也杀红了眼，他们每天要应付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一直打到天黑，阵前尸体一堆又一堆——这是关系川陕苏区生死存亡的血战，彼此都拼了命。

双方谁也不肯相让，都达到了勇的状态，但勇与勇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唐式遵的勇，是被逼急了的张飞式蛮勇，徐向前的勇，却是深具战略战术眼光的智勇。

他之所以要暂时放弃西线，集中力量于东线，是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向，利于川军抵抗，不利红军反攻，相比之下，东线战场的地形南低北高，红军完全可以居高临下进行阻击。

在每个作战方向，红军均依照山势，自下而上筑成了几道乃至十几道堑壕盖沟，设有层层竹篱、鹿柴，并配有大量滚木雷石。依靠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再加上红四方面军那种出了名的悍勇，徐向前实际只需要部署少量兵力于一线，就可以守住一块阵地。

红军主力一直都没露面，他们在二线休整训练，待命反攻。

战局最吃紧时，红军收缩阵地已达极限，一线部队也十分疲劳，形势异常艰险。有人主张动用二线兵力，以缓解前线压力。

徐向前坚决不同意，“不见兔子不撒鹰”，不熬到总反攻的最后一刻，二线主力一个也不能动用。

经过二十多天的相持，红军在万源一线连续挫败川军的五次大规模进攻，川军死伤万余人，但未获任何进展。

时值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川军官兵不堪其苦，士气一落千丈。四川报纸报道说：“前线士兵，形同乞丐。有开回者，令人视之，惊为僵尸。”

刘湘情急之下，又抬出刘神仙，而刘从云能够用的还是那几招，无非是选定“黄道吉日”，然后是预言川军必胜，结果自然又是撞到南墙。反复几次“失灵”，让川军怨声盈野，大骂刘神仙是“骗人妖道”。

刘湘的精锐之师被熬垮之际，正是徐向前放鹰之时。

1934年8月9日，徐向前对青龙观发起夜袭。青龙观系刘存厚残部所镇守，是东线战场最险要的地方，却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红军攀岩而上，一举占领青龙观，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

二线主力自青龙观如潮涌入，川军的防御阵线随即被一劈两半，面临着被迂回包围的噩运。

按照徐向前当时的想法，红军大部队在突破后应向左旋，这样可以包住尚滞留于万源的刘湘主力。但张国焘来电话，主张右旋，徐向前听从了张国焘的意见，使得一个大围歼的机会与其失之交臂，否则的话，刘湘这辈子怕是爬不起来了。

往右旋，抓住的只能是一只小鱼，也就是范绍增的部队。范绍增与红军处于平行位置，他在湖北和红军作战时差点没被抓住，对此特别敏感，一听到风吹草动，此君跑起来“比兔子还快”，还没等徐向前旋下去，他就嗖地一下没影了。

右旋不成，徐向前再掉转身来左旋，然而已经迟了，只追着屁股打掉了一部分川军。

纵使如此，唐式遵也被吓得不轻，曾一度失踪，三军失去首脑后，更是混乱不堪。这一战因唐式遵用兵无方，导致川军子弟损失惨重，四川民间立即给他送上了一句诗：“多少冤魂怨二瘟”。

徐向前东线得手，迅速将重兵调回西线进行大反攻。

得知东线崩溃，西线的四路诸侯早已心胆俱寒，没打几下，便争相溃退。徐向前从容横扫四路，他这回吸取东线教训，在追击时实施了大纵深迂回战略，一战便歼灭川军四千余人，俘虏万余。

诸侯们一个赛一个的狼狈，直到退至嘉陵江西岸才得以喘息。川人给他们编了首打油诗，谓：羊子（杨森）蹦索索，冬瓜（田颂尧）遍地滚，猴子（邓锡侯）摸脑壳，矮子（李家钰）遭鞭打。

邓锡侯又羞又恼，在整顿部队时对官兵们训话说：“你们进攻时，几个月才打到通江，现在逃跑，几天就跑回来了。我给你们算了一下，你们这趟一共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说起责任，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你们这几个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

邓锡侯的几个旅长在下面听到后面红耳赤，默默无言。

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刘从云惶恐万分，身上已全无一点诸葛孔明的镇静自若，坐着飞机便从南充逃回了成都。刘湘害怕动摇军心，派人前去阻止，但还是晚了一步。

接着刘湘又听到了唐式遵失踪、全军覆灭的消息，想到自己二十多年来苦心筹建的部队，赖以称雄巴蜀的资本，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顿时有一种连心带肺被撕碎的感觉。

由于难以接受这一现实，刘湘瞬间精神失常，整个人变得迷迷糊糊。后来听说，唐式遵又现身了，他的主力也得以保存，并未被红军全歼，这才清醒过来。

到底经过风浪，清醒之后的刘湘很快又恢复到了镇定的指挥状态，他一边让王缵绪在成都修筑防御工事，做好打“成都保卫战”的准备，一边电令已分别退至绥、宣和嘉陵江的川军各部，要求不得再退。

在他的命令下，督战队和潘文华的总预备军同时启动，一个收容残部，一个兼程增援，这才稍稍稳住了前方的战局。

可是遭此惨败，屁股下面刚刚坐热的“盟主”宝座已经晃荡个不停了。

诸侯们都将溃败的责任，归咎于刘湘的第五路军防守不严，以致东线率先崩溃，连累西线也无法固守。

第一个被拎出来开刀的是刘从云，川军将领再也顾不得什么“刘老师”不“刘老师”了，他们众口一辞，都对这位过去的川中偶像表示反对，有人甚至请杀刘从云，以偿败军之罪。

刘从云被迫通电辞职，并由刘湘礼送其离开川境，以息众怒。

失去刘从云，意味着刘湘从此失去了“以神治军”的法宝，对各路诸侯更难做到统一指挥，除此之外，前线早已兵无斗志，军心一蹶不振，后方则完全炸了窝，有点钱的人家纷纷将存款兑往京沪，或携眷逃离川境，粮饷的筹措也变得极其困难。

这是在内部，外部蒋介石也来电相责，处于这种内外交困、财竭兵溃的境地，刘湘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1934年8月23日，他以“川军‘剿匪’军事困难”为由，致电蒋介石，呈请辞去四川“剿总”及第二十一军军长职务，随后便坐汽车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这一路上好不凄凉，当下车渡河时，刘湘甚至曾绝望到想投河自尽。

即便这样，还免不了有冷言冷语。

在电报中，刘湘称自己是“微服东下”。有嘴皮子痒的，看后不依不饶，说：“这不是自认畏敌潜逃吗？不是潜逃，为啥要微服呢？”

刘湘捂住耳朵，装没听见。

你们行，让你们自己去折腾吧！

主帅一走，周围人等逐渐回过味来，并且陷入了新的恐慌。

若在平时，老大就是出个差，众人也会把嘴巴笑到有拳头那么大，没人管束了嘛，可以各行其是了，于是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这是什么时候，红军虎视眈眈，随时会再撞门而入，这种时候，怎么能没人掌局呢？

要不就换新老大。

环视诸侯，刘文辉早在岷江大战时被打成了“破落户”，因远在西康，这次“六部进剿”都没能来，其余“邓、田、李、杨”皆已丧魂落魄，没一个能让人心服，至于刘湘的那些部将就更不用提了。

最后大家都想到了王陵基。

王陵基资格最老，又能打仗，迄今为止，如果要说谁在与红军交战的过程中有过胜绩，也就他了，就连现在赖以据守的绥、宣防线都是灵官收复的哩。

功利时代，纯以成败论英雄。因为败，曾经万人仰望的刘从云从偶像的云端跌落，摔到粉碎。同样因为有过胜，曾经遭人嫉恨的王陵基又被抬到了云端，甚至有人说，要是老王不被那个“唐二瘟”给换掉，哪里会吃败仗。

商议下来，一致拥护王陵基继位。

王陵基还在乐山，听完来意，说了一句：“我不能接受任何名义。”

接着，他便再也不发一言，只提笔写了一张纸条：“副官处即购赴沪机票一张。”

第二天一早，王陵基坐飞机去了上海。

在传言王陵基要被“黄袍加身”的时候，外界众说纷纭，刘湘却一笑置之。

他知道王陵基不是那种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人，果然如此。

王陵基不愿出面主持，刘湘又成了大家眼里能骑扫帚飞的“老年版哈利波特”，诸侯、谋士、部将，轮番过来劝说，要他振作精神、收拾残局，这些话套用现代语言可归结如下：

“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你也将错过星星！”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

……这么多天过去，刘湘那憋在心里的伤心和委屈也挥霍得差不多了，像他这样的人，又哪里肯真的退隐。

窗前明月光，我看闲得慌。既然还有如此多的人拥戴，刘湘早就想复出了，实际上，自九月份开始，他已经以“在野之身”在重整部队了。

检点“六路征剿”落败之因，与各诸侯不卖力不齐心当然大有关系，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唐式遵负责的东线战场先是进展不大，继而率先垮掉，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荣威大战时，通过与刘文辉的较量，刘湘对自己军队战法的落伍已有认识，只是后来岷江大战致胜，一俊遮百丑，便没继续进行改进。若论战略战术之灵动高效，红军尚在鼎盛时期的刘文辉之上，跟这样的强敌交手，怎么会不吃败仗呢？

刘湘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打仗也是玩艺术，除了煞气和匠气，还得有点灵气啊。

“六路征剿”结束没多久，他就决定让杨吉辉来给川军添点“灵气”。

杨吉辉毕业于武备学堂炮兵科，后做过速成学堂教官，与刘湘有师生关系。此人曾赴国外考察过军事，对最新的军事潮流颇晓一二，针对川军在训练和作战上出现的问题，他提出了“新战法”的构想。

所谓“新战法”，具体来说，就是进攻时要注意疏散，以减少伤亡，防御时，要编织火网，设置警戒阵地、前进阵地以及纵深配备。

杨吉辉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教导队，从连排开始演练“新战法”。刘湘观摩后，认为值得向全军推广，但一些师旅长蛮打硬干惯了，反而觉得“新战法”用起来别扭。

有人看过杨吉辉的防御阵地后，不屑一顾，说：“这种阵地设了一层又一层，不是更疏散薄弱了吗？若是我的队伍，一冲就过去了。”

刘湘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求在训练中强制推行，自此，川军的军事训练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当年秋天，刘湘组织秋季大检阅，各师以旅为单位进行对抗演习，双方各攻一次，防一次。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刘湘和裁判人员不看表演，不看行军，只看部队如何攻防。

演习结束，刘湘喟然长叹：“从前我看演习，总是看见派完尖兵和侦探后，就是大部队行军。一群又一群人走来走去，走个没完，结果还没看到攻防，一天就过去了。”

刘湘比喻成是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看上去浩浩荡荡，能不能打却全不知晓，相比之下，他对这几次的演习评价很高，说：“能真正解决问题。”

由于“新战法”的推广，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相比于其他川军，在战斗力上有了提高，战略战术也从呆板僵硬趋向于灵活多变，大致能做到进退有序，攻防有法。

军队有进步，靠枪杆子起家的刘湘也有了些底气，但一想到正式复出后仍粮饷两缺，又觉得难以为继。

他不愿意再错过星星，可是手里的这副牌已不是坏，简直都快烂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