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晏阳初</b>：生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b>康泽</b>：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复兴社创始人兼头目之一，时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b>杨永泰</b>：生于广东省茂名市。蒋介石首席智囊，新政学系巨擘。
<b>张澜</b>：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在四川朝野拥有较高声望。
<b>傅常</b>：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b>乔毅夫</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b>熊式辉</b>：生于江西省安义县。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班，系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一。
<b>陈济棠</b>：客家人，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有“南天王”之称，为两广事变的主要发起人。
<b>贺国光</b>：生于湖北省蒲圻市。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先后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b>冯玉祥</b>：字焕章，生于安徽巢县。西北军的创始人。
时间推回到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成立四川省政府。
在此之前，刘湘通过组织土城、叙永二战，成功地将中央红军阻于四川境外，个人威信也迅速回升。
省府一成立，刘湘马上通电川中各大诸侯，要他们立即交出防区，以“赞助四川统一”。至于防区部队的军饷，改由刘湘发放，不足之数，再由南京政府拨给。
这是以蒋介石的宝剑在号令群雄，也就是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三天之后，邓锡侯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先复电赞成，其他诸侯见搪不过去，也只得陆续跟进，先后将防区全部交出。
虽然收回了防区，但因防区的县长、征收局长系由原诸侯委用，所以仍有藕断丝连之虞。刘湘一不作二不休，以“川政统一”为号召，引入互调方式，即将甲防区的公务员调到乙防区，乙防区调到丙防区，使其逐渐脱离旧的附庸关系。
对防区公务员，刘湘也不全部留用，而是秉持用人公开的原则，在省府内设置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这一独立机构进行资历审查，有真材实料的才颁发聘用证书，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这是刘湘在川政中使用最妙的手法之一。防区时代，诸侯们任用官员，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用人唯亲，那些县长和征收局长，往往不是家族子弟，便是裙带关系，再不然也是保荐的亲信，导致巴蜀大地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刘湘这一刀，可算是砍中了七寸。
当然接下来还有难题。
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是人。
一方面空出来的岗位需要新手接替，否则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争相举荐的各种关系户也纷至沓来，刘湘应付起来颇感头疼，于是他决定将“新政”继续推向深入，以此揭开了“七训”的序幕。
“七训”中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开办县训、财训，具体来说就是筹办县政人员、财政人员训练班，对社会青年实行公开招收，集中训练，以此广纳人才。
接着刘湘又将全川划分为十八个督察专员区，以督察专员来分区监督各县政务。
统一四川，结束为祸甚烈的防区制，是刘湘一生中最为川人称道的业绩之一。从此四川不仅告别诸侯混战，而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逐渐走向规范有序。
在防区时代，由各个诸侯自行征收田赋，这些人拨到碗里就是菜，征一年田赋不多见，大多要征到六七年至八九年，也就是把几年后的田赋都给提前预支了。冬瓜田颂尧因为地少兵多，竟然已预征到了30年以后。
刘湘改为一年四征，尽管田赋总额仍大大高于前清，但总算把野马脖子上的缰绳给拉住了。
防区时代的另一大弊端是关卡林立，诸侯们拿商民当唐僧肉，想割就割，想割几块就割几块，这些都被刘湘采取的一税制所替代。
至此，刘湘在川中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人心情一好，谈什么都有兴致。有一天，刘湘主动跟谋士邓汉祥摆起龙门阵，聊起了三国。
聊的还是煮酒论英雄那段，曹操拍着刘备的肩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四川而言，讲句不客气的话，还就我和幺叔这二刘可称英雄了。”
虽然刘湘早就以现代刘备自许，但在外人面前，他从来都保持着谦卑和低调，极少讲“不客气的话”。而他这人一旦不谦虚，就表明心情特别愉悦，将对着真人吐真言了。
二刘孰优孰劣，刘湘的分析是：“刘自乾（刘文辉的字）感觉敏锐，遇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缺点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
刘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绝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像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经磨难之后，反而会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有了类似于重庆“新野崛起”时代的那股气势和希望。
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七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开始从外省引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阳初。
刘湘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就在刘湘意气飞扬之际，他的世界却忽然被外来者给搅乱了。
想当初宣布门户开放时，刘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这使他一度颇为担心。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便被证明为多余的。
参谋团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可相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
川中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书写标语的小旗，高呼欢迎口号，对“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欢迎。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乱，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冀着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种情形下，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开放门户的争议也随之烟消云散。
刘湘不用为别人担心了，他需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军事方面双方也泾渭分明：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中央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发号施令。
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在重庆的公开讲话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经常夹棒带刺，批评这个，数落那个，首先成为枪靶子的便是川军将领的排场。
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多，但热闹是一定的，经常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
蒋介石对川将的观感，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野蛮落后”。说的是川将，但作为川将盟主的刘湘，脸面又往哪里搁？
四川积弊既久，让老蒋看不惯的东西自然不在少数，“卫队问题”不过算是鸡蛋里挑骨头，诸如抽鸦片之类，更是事实俱在，想赖都赖不掉。
微博骂人一向都是件很吸粉的事。蒋介石在台上扮老愤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台下则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只有刘湘一个人阴着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其实这只是迟早的事，因为蒋介石与刘湘不同，他的人生规划是奔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夹得再紧，该露还是要露出来。
以后随着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西康，蒋介石相应也移驾成都，成都由他带来的宪兵驻守，其公开讲话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听众也越来越广。
据说同为川人，成都人与重庆人的性格还有所差异，重庆人较火爆一些，成都人相对闲适淡泊，喜欢三三两两地在小茶馆摆龙门阵或推麻将，因此集会时人数一般不多。
有蒋介石出席的成都集会，每周举办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这些人均为成都各界代表，显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
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开“新生活运动”扩大宣传大会，参加人数达两万余人，达到参谋团入川以来，蒋介石公开出席政治活动的最高潮。
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国救民的蒋委员长”，刘湘的角色被越来越边缘化。
在舆论上占得优势后，蒋介石更加不把刘湘当一回事，理由很简单：既然找到了拉面馆的师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
蒋介石以下，贺国光为人低调，和刘湘又是速成同学，因此两人冲突较少，但另外一个四川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四川人叫康泽，他的正式身份是参谋团政训处处长，若从参谋团这条线而论，贺国光是他的领导，自然应服从贺国光，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康泽可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贺国光无权对其过问。
因为康泽还拥有另外几个更为神秘也更为显赫的头衔：复兴社（也即蓝衣社）创始人兼头目、“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这是一个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据说当时能不经过侍从室登记，而直接谒见蒋介石的，一共就两人，除了戴笠，就是康泽，国民党内称为“康戴二公”。
自第五次“围剿”起，蒋介石便开始采用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策，以康泽的别动队渗入江西，从政治和特工情报上对苏区进行瓦解。效果很令他满意，因此在向四川派出参谋团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模式套用了过来。
康泽动用别动队，在四川各县修建碉堡、编练保甲，并经常干预地方事务，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各地督察专员和县长不堪其扰，过后纷纷向刘湘告状。
别动队是“锦衣卫”，别说刘湘，贺国光也拿他们没办法。刘湘能做的，只能是呈四十五度角望向天空。
是你先有求于人，所以无论是桌上骂，还是桌下踩，都得姑且忍上一忍。
可是这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如果你光忍而不做防御，那些脑残的僵尸还会继续蜂拥而至。
蒋介石又举办了峨嵋军训团。指令一下，奉调受训的各路川军将领人人争先恐后，一副恐怕“后至获诛”的样子。
蒋介石作为军训团团长，也抽空来作所谓的“精神讲话”。他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途中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旁边经过，竟然仰卧着身子，神情倨傲，毫无军人仪态，形象也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峨嵋道旁遇到的“某些军官”，不是川军还会是谁，座下学员们坐立不安，私下便把这种精神讲话称之为“神经讲话”。
喜好“神经讲话”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陈诚。陈诚不用站在老蒋那么高的位置，自然讲话就更为露骨，也更令川军将领们皱眉。
除了那个著名的“烂飞机论”外，陈诚有一次兴致来了，还脱口而出，说地方军队都是“天不知好高、地不知好厚”的“土匪式集团”。
此语一出，全场哑然，连蒋介石都觉得有些过分，为此曾纠正陈诚，要他把话放和缓些。
刘湘名义上是军训团的副团长，其实也就是集体挨训而已。蒋氏君臣在台上搞大批判，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因此每次出场都表现得沮丧忧郁、闷闷不乐。自陈诚放出“烂飞机论”后，他更是垂头丧气，经常托病不肯与会。
偶尔几次，刘湘也被请上台讲话，讲特种战术。他避当时流行的反游击战和碉堡战术而不谈，专门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胜强，如何以软对硬。
问刘湘针对的假想敌是谁，他说是日本人，明眼人却能马上听出，他所说的“强”是谁，“弱”又是谁。
陈诚见刘湘已经露出被逼急了的味道，赶紧叫停，不再让他发言了。
对刘湘来说，没面子尚在其次，更怕的还是被挖墙脚。
按照规定，川军营长以上都要到峨眉山受训，军训团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拉拢，恨不得让每个军官都“中央化”。
比如你是旅长，但军衔只是上校，现在有军政部的“同班同学”，就可以把你提为少将，同理，师长也可以提为中将。
众人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入了“国家系统”，地位从此有了保障，潜移默化中，便有了向“中央”靠拢的意识。
邓锡侯、刘文辉自然是早就与刘湘面和心不和的；孙震、杨森也相继倒向蒋介石；尤其杨森，向来崇拜强人，他佩服能压住刘湘的蒋介石，就学着老外，把自己养的一条爱犬取名为“介石”。之后，蒋介石让他到哪就到哪，刘湘完全使唤不动了。
在军训团的暗中许愿下，刘湘的一些嫡系大将也开始变心。
刘湘在川军中实施“新战法”后，郭勋祺、刘兆藜这些少壮派风头正劲，反而范绍增等人落了伍，因为在对红军作战中表现不力，范绍增还被刘湘拟以“撤职查办”论处。
范绍增不服。江湖中人，武艺高不高不重要，重要的是忠心和义气。范绍增自觉对刘湘够忠心够义气，从前刘文辉出那么多钱收买，也没背叛老大，之后更是出生入死，数数身上替老大挡下的子弹伤疤都有好几处，现在突然翻脸无情，竟然要没收股份加扫地出门了，世上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可是再不服也没用，因为刘湘早已不是那个光凭义气混饭吃的江湖老大了，而且他对下属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
哈儿正准备自认晦气，意外出现了——蒋介石不同意。
刘湘的所有奖惩令，都必须报经蒋介石批复，原先不过是形式主义，履行一下程序，但老蒋越来越不满足于形式，接到刘湘的报告，他随手批复：“撤职留任”。
“查办”变成了“留任”，劫后余生的范绍增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反过来，对刘湘自然就横生怨怼。
昔日的“关张赵”，唐式遵和王缵绪都有些动摇不定，只有潘文华一人还像关云长的样儿，对刘湘依旧很忠心。
自蒋介石开始贴身紧逼，刘湘可谓事事不顺，就连“新政”的推行也变得困难重重。
他颁布命令，要在成都征收房捐。像所有触及利益得失的新政策一样，命令一出台，便遭到房东们的激烈反对。
一般老百姓比较好应付，让刘湘备感头疼的是还有一些特殊房东，比如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等“武备三老”。
川军诸派系中，数武备系资格最老，混得却最惨，远远落后于速成和保定，从心理上来说，就一直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见民众对房捐不满，武备系便借机闹事，由“武备三老”率领部分武备生，牵头进行联合抵制，并以游行罢市相要挟。
眼看“新政”即将夭折，刘湘本人和四川省政府的威信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情急之下，刘湘不得不使出狠招。他双管齐下，一面派兵把尹、胡、刘的住宅包围起来，请“尹都督、胡都督、刘将军不要出去”，理由是外界谣言太多，会发生危险，实际上是软禁了三老，一面又逮捕了几个带头闹事的武备生。
就在事态即将得到控制的节骨眼上，老蒋突然横插一杠子，他给刘湘下达命令，要求立刻撤去包围三老住宅的军队，同时释放被扣押的诸人。
刘湘顿时压力山大，有一种拿着话筒要唱歌，中途却被别人切了歌的感觉。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要借机收揽人心罢了，就像他将范绍增的“查办”改成“留任”，这一点，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可是你要扮好人，做包公，我就只能演坏人，当奸臣了，以后可怎么个混法，还让不让人有点气质了？
刘湘拒不从命，蒋介石没了面子，也十分不满。原先矛盾还藏在彼此心里，这时候就从肚皮里爬出来，露到了脸上。
试探气球自蒋介石入川以来，仅仅半年不到，刘、蒋二人已形同陌路。他们眼里的对方，看着明明都是在身边，实际上却远得像在天边了。
1935年夏天，刘湘在重庆宴请蒋介石，试图弥合裂痕。对于此次“温情外交”，他可算是费尽心机，不仅设宴于家，还提出要借用蒋介石的“御厨”，以便做出的菜肴能符合老蒋的胃口。
邓汉祥奉命找杨永泰，杨永泰请示蒋介石后说：“就用刘甫澄（刘湘）自己的厨子好了，不必在馆子里叫菜，也不要另约外客，只是参与机要的几个人作陪就行。”
双方经过商讨，决定以邓汉祥、杨永泰等少数几个人在席间作陪。
蒋介石到刘宅后，先跟邓汉祥聊了一会儿，当蒋介石问起，邓汉祥身为外省人，如何会来四川做事时，邓汉祥便把昔年随陈宦入川的经历讲了一遍。
邓汉祥注意到，在他讲到与冯玉祥的那段过往时，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历史恩怨也十分复杂，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蒋介石会感兴趣，然而邓汉祥很快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正式入席后，蒋介石举止矜持，每上一菜，他一定要等别人先吃，然后才动筷子。轮到喝酒时，他也是举而不饮，显露出很不放心的样子。
蒋介石拧巴，弄得大家都拧巴，这顿饭吃得很是费劲。
你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在展示他的修养，但在这个敏感时刻，特别是联想到吃饭前的谈话，刘湘君臣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当一致：老蒋不是嫌川菜不好吃，是怕酒菜里有毒！
当年，邓汉祥曾给陈宦献计，让他给冯玉祥摆一桌“鸿门宴”，蒋介石很可能把这场家宴也视为了“鸿门宴”。
喝酒不辩论，辩论不喝酒，看来光靠吃饭还是难以打开僵局，刘湘决定再作最后一次尝试。
他求见蒋介石，当着面说：“我患上了胃溃疡，现在病势沉重，自知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之所以还在勉强主持四川军政，一是要报委员长（蒋介石）知遇之恩，二是想以善政来回报地方父老多年的栽培。”
一个重症病人关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述，无异于一颗重磅催泪弹，换别人，早就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可蒋介石似乎不为所动，他一脸淡然，看不出表情上的任何明显变化。
刘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要加强国防，尽可放手为之。至于四川军政措施，也请明示，我唯命是从，但希望大家能够通力合作，以收指臂之效。”
言下之意，他不仅不敢跟蒋争夺天下，还愿意对其俯首帖耳，条件不过是容他在四川当个诸侯王。
从“问鼎中原”，再到“三分天下”，直至甘为蒋介石治下的小小诸侯，对刘湘而言，真是已经退让到了极致。他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曾经的理想和事业，是怎样从一轮光彩照人的明月，蜕变成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萤火虫。
刘湘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是真情流露，并非刻意做作。
刘湘的眼泪，终于让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
寥寥数语，听在刘湘耳朵里，不过是端茶送客的意思。他的“披沥肝胆”和“垂涕而道”并无任何实效，对方回赠的仍只是敷衍和敌意。
在回公馆的路上，刘湘心凉如冰。他终于明白，老蒋根本不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如今的刘湘，就相当于四川内战时期的小诸侯，邓锡侯、田颂尧一类，蒋介石则俨然是当年志在统一全川的刘湘或刘文辉的翻版。
明明是我的款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别人的，这让人情何以堪啊？
让刘湘特别难以接受的是，即便他委曲求全，像邓锡侯、田颂尧那样，只图做个地方上的小小诸侯，蒋介石也不答应，这还让人活吗？
仿佛一千多年前发生的那个著名故事，南唐后主李煜向赵匡胤求和，又是赔礼又是致歉，啰里啰嗦，眼泪鼻涕一大把，赵匡胤一句话便把他踹到了九霄云外：“毋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李后主流泪了，刘湘也流泪了，都是在看似无法战胜的超级大鳄面前。但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本质的不同也就显现出来了。后主只会继续哭着写词，感叹“小楼昨夜又东风”；而刘湘未等泪干，就发起犀利的反击，而且不死不休。
眼泪不过是武器中的一种，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软弱和投降，那你就错了，大错特错！
与蒋介石一样，在刘湘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一颗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内心。
回府之后，他立刻召来邓汉祥，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完了作出结论：“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事实上，在与蒋介石摊牌之前，刘湘早已左右盘算，把所有成败得失都想清楚想透彻了。
刘湘过去被段祺瑞评为“能容不能断”，这也确实曾是他的致命弱点和软肋，在与熊克武、杨森等人周旋的过程中，他多次受累折戟于此。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炼，在成熟期的刘湘身上，已看不到这一明显缺陷了。
正如刘湘在“煮酒论英雄”中所分析的，二刘都是川中英雄，而最后他之所以能超越刘文辉，后来者居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刘文辉更能“断”。
一旦决定要跟蒋介石抗衡下去，刘湘便不会再犹豫动摇。
1935年8月，四川各界在成都举行大会，追悼空军阵亡将士。蒋介石未参加，由顾祝同代为主持，顾祝同发言后，便按例请刘湘讲话。
都以为这只是个形式和礼仪，追悼会很快就能结束了，大概顾祝同也是这么认为。不料刘湘一开口，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他大讲特讲建设空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空军的重视，言辞之间毫不谦逊，让人感觉，仿佛“中央空军”都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
庄严肃穆的气氛没有了，就看到刘湘在主席台上雄论滔滔，连下面的普通听众都能听出来，这是某个人在向社会和公众显示他作为四川首脑的地位及身份。
此后，刘湘一发不可收，凡是重大集会场合，只要有机会让他出声的，他就绝不放过，必会发表一番宏论才肯罢休，俨然麦霸一个。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会议组织者事先做了安排，限定由蒋介石一人讲话。
蒋介石对此当然也有所觉察。
不久之后，重庆、成都同时传出流言，称蒋介石要把刘湘与河南省主席刘峙进行对调。
刘湘闻言大为紧张。
政治流言往往不都是空穴来风，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有人特意放出的“试探气球”。
入川以来，蒋介石虽无陈诚之刻薄，却也差不多把刘湘看成了民国版的刘璋，恨不得一夜之间取而代之。只是刘湘毕竟已在四川经营二十余年，势力盘根错节，就像老树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拔掉的。
再者，“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四川情况向来复杂，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影响全国局势，以蒋氏之老到，必然要反复权衡。
显然，这个气球要试探的，是刘湘的虚实和四川的民意。如果施放者认为得到的反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再是流言，而是事实了。
刘湘紧张，就紧张在这个地方。
尽管出了身冷汗，但刘湘的阵脚并未慌乱。
你会传流言，我也会造舆论。刘湘及他的班子针锋相对，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川人治川”。
四川应由四川人来治理，刘峙虽然也姓刘，可他不是川籍！
“川人治川”一提出，就遭到一些名流的质疑，刘湘随即聘请张澜为最高决策顾问，用笔杆子进行还击。
张澜不仅著文反驳质疑者，还索性把“二刘对调”的传言摊到了明面上，实际就是向蒋介石直接喊话。
张澜旁征博引，论述了一番撤换刘湘的不当，同时从旁观者的身份，呼吁蒋介石信任刘湘，以安川局。
给张澜这么一嚷嚷，蒋刘矛盾便被完全公开化了，蒋介石能做的，也只有赶紧站出来，把传言宣布为谣言。
在闪身躲过对手的重拳后，刘湘对己方阵营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刘湘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网络，王缵绪、范绍增等人的自大和不满，都没能逃过他的耳目，这些曾经的嫡系部将也让他甚为失望。
刘从云在的时候，刘湘一直怀疑王陵基是脑后生着反骨的魏延。但事实并非如此，王陵基离开四川前辞“黄袍”而不受的表现，让刘湘感动不已。
原来，“王老师”不是魏延，他应该是黄忠才对。倒是王缵绪没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了李鬼，那个绿林出身的范绍增就更不用说了。
时隔多年，刘湘重新召回王陵基，任命他为保安处处长。
川军原有五十万，蒋介石和刘湘初次会晤时，便建议他进行裁撤，刘湘百废待举，也知道四川经济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军队规模过于庞大，因此同意将军队进行缩编。
要缩的话，大家都得缩，在诸侯军队整编的同时，第二十一军也缩编了二十几个团。不过刘湘留了个心眼，他在各专区设立保安团，各县设保安队，这二十几个团就被隐藏在保安团和保安队中，相当于刘湘秘不示人的预备部队。
让王陵基主管预备部队，足见王陵基在刘湘心中又逐渐有了位置。
潘文华能用以压阵，王陵基可备不时之需，唐式遵尽管不太让人放心，但此君胆子不大，给几句狠话便会服软，这使刘湘对军队又有了些底，他把重心移向了政治。
在对蒋介石的真情告白中，刘湘关于自己病情的描述也并非完全夸大其词，他的胃溃疡确实很严重，不得不到大邑老家静养，办公时间因此被迫减少，即便是省务会议，也常常无法出席。
刘湘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为了在夹缝里求生存。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两人既在拼毅力，也在拼体力，面对新的“政治战”，刘湘常有不堪重负之感，他急需找到一个可靠的政治搭档和助手。
刘湘身边谋士如云，可是能胜任这一角色的却非常之少。
不是谋士们不行，是刘湘提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这个人必须聪明睿智，既娴熟于内政，又擅长于外交，而且必须绝对忠诚可靠。
“神仙军师”刘从云早已名誉扫地，且不去说他，钟体乾、张斯可等人都是内政强于外交，难以独当一面。
有一段时间，刘湘曾看好“财神爷”刘航琛。刘航琛的理财能力没得说，人聪明，年纪又轻，做官做久了，内政方面不过是一通百通。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去京沪两地出差，见过大世面，交际对他而言并非难事。
可也许正因为做官的时间太长，在刘湘眼中，刘航琛的个人形象开始变味了。
刘湘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里提了六十万现金，私底下拿出来送给他。
刘湘自奉俭约，也很注重部下的个人操守。刘航琛刚出道时公私分明，所有采购中得到的佣金都如数交账，曾因此获得刘湘的赞许和欣赏，他想不到刘航琛会如此做法，甚觉意外，当即严词拒绝。
刘航琛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急忙改口说：“这笔钱不是送军长个人的，而是拿来作团体基金的。”
既然如此，刘湘就没再说什么，他把所有钱款都交由刘航琛管理。
过了一段时间，刘湘调查到，那六十万现金跟团体基金并无关系，它先是被刘航琛拿去开办银行，之后就干脆进了刘航琛的个人腰包。
刘湘愤恨不已，他给刘航琛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心术不正”。在组织省府班子时，他最初都不愿意让刘航琛出任财政厅长，只是南京方面也知道刘航琛是不可多得的理财专家，一再坚持，加上又无其他合适的替代人选，刘湘才勉强松了口。
刘湘的用人原则，与三国时的刘备十分类似和接近，也就是都很重德。
一个人能德才兼备固然好，可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么“德”就一定得排在“才”前面，为此，哪怕弃“才”而不用。
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经验——无“德”之人一般很难做到忠诚可靠，被敌方阵营收买的几率也相应变高了。换句话说，他的“才”越高，给你造成的潜在危险反而会越大。
非常时期，刘湘尤其重“德”，这个所谓的“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他的忠诚程度。
所有谋士客卿都筛过一遍，符合要求的只有邓汉祥一人。
刘湘起初看重邓汉祥，即源于对方的个人操守。入幕刘湘后，邓汉祥长期驻于京沪，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受到的诱惑也就特别多，但从未有人能攻破他的防线。
刘文辉派驻沪代表私下相送一万元现金。邓汉祥不愿接受，并在电报中告知刘湘，刘湘回电：“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
邓汉祥依言收下了钱，不过转手就存入了银行——那个驻沪代表所创办的银行。用意很明显，就是为日后交涉提供便利。
当初范绍增也把刘文辉的贿赂上交“组织”，而且同样被刘湘奖励。但对于奖金的分配，范绍增是用来给自己买了新房，邓汉祥却仍用于公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刘湘对其刮目相看。
刘湘日益信赖邓汉祥，有些追随刘湘多年的部下僚属不服气，认为邓汉祥入幕时间不长，又整天在外面与蒋介石的人结交，谁能保证他会一直忠心耿耿呢。
还有人说邓汉祥与刘文辉经常互通信息，怀疑邓汉祥暗中早就与刘文辉有了一腿。
刘湘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某次，他的侦察电台截获一封密电，那是刘文辉的驻外代表发给刘文辉的，上面说邓汉祥一心为刘湘效命，对其他人包括刘文辉在内都是意存敷衍，因此千万不可过分信任。
刘湘将这封电报遍示左右，才解除了众人的疑惑。
四川省政府一成立，刘湘就任命邓汉祥为秘书长，替他筹划内外事务。邓汉祥也应命直接站到前台，与杨永泰和康泽等人展开“政治战”的较量。
蒋介石不断接到关于刘湘“桀骜不驯”的报告，他势必也要进行内部调整，以便加大对刘湘的压力。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行营（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
两个月后，参谋团奉令撤销，人员被并入行营，贺国光改任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从表面上看，重庆行营主管川滇黔三省军政，但实际重点都在四川。行营的三名首要人物，顾祝同只是挂个头衔，并不具体理事，贺国光则属于场面上的好好先生，唯有杨永泰锋芒毕露，是个寸厘不肯相让的厉害角色。甫一到任，他就通过种种办法，安插亲信担任督察专员，同时以合办的名义，派专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
康泽在重庆行营内并无席位，但他属于蒋介石直接指挥和调遣，与杨永泰一上一下，等于一个是师爷，一个是打手。
康泽以复兴社为骨干，重点推行“政训战略”：在各专区设立政训室，各县设置政训员，同时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保甲制度，对各县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进行调训。
杨永泰和康泽展示给刘湘看的，是一幅可怕的图景。
几个督察专员的位置倒还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一世的专员，到了一定时候就可以撤换或调任。但你想想，如果未来的县长、区长，一直到现在的保长、甲长，全都是对方训练出来的，那就撤无可撤，换无可换了，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今后四川地方究竟听谁的。
邓汉祥奉命拍马上前。
谋士对阵，与武将不同，表面上，你闻不到一丝一毫的硝烟味，甚至邓、杨之间还会惺惺相惜、互致殷勤。
邓汉祥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而且对美食很是在行，便在四川有名的酒家订制粤菜，派人按日送到杨永泰公馆，极尽周到之能事。
另一方面，杨永泰也向邓汉祥频抛绣球。
此前，张群接任湖北省主席，曾有意邀请邓汉祥去做行政督察专员，被邓汉祥一口婉拒，但杨永泰仍不死心，仍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对邓汉祥进行劝诱。
他经常说的是：“我看准了，你那个伙计（指刘湘）就是个刘璋，与之共事，能有啥前途！你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先当个次长，我保证两年以后能当上部长。”
其实这也是一种战术，叫做攻心战。尽管大家都知根知底，出击之前就预料到要打动对方难如登天，但该出的招还是得出。
化骨绵掌之后，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小动作。
杨永泰派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邓汉祥就亲自主抓县政训练。
县训期间，他每天过问训练班的授课和办学情况，每周一定要给学员作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针对学员全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这一特点，他在讲话时极力灌输“川人治川”的理念，告诉学员绝对不要走“中央”的路子，否则四川就难以搞好云云。
在这些学员中，也许不乏慷慨请命、指点江山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还是希望能借此谋个好饭碗。邓汉祥明确地告诉众人：“县长、区长都是由省府委派的，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任县长、区长！”
他就差对着学员们喊出来了：记着，你们只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走，我就一定能给你们好的前程！
邓汉祥所说也并非虚言。刘湘不是一个紧握所有权柄，死也不肯放手的人，早在重庆崛起的时代，他就曾把财权交给了刘航琛，以便对方便宜行事。自从判定刘航琛“心术不正”后，他又把这部分权力包括大部分用人权，又移交给了邓汉祥。
除省政府的厅处长以及专员，须刘湘本人亲自裁决外，其他诸如县长、区长，皆由邓汉祥一人定夺，甚至于刘湘下手令委任的县长，如果邓汉祥以为不妥，刘湘亦会马上收回成命。
县训班一结束，邓汉祥便运用手中权力，对毕业学员予以重用。当然这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要对刘湘忠贞不二。
在邓汉祥的大力拔擢下，全川一百多个县，过半的县长为县训学员，五百多个区的区长，全部由县训学员充任，至于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也几为县训学员所包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重用，比空口许诺“你们就是明天的希望”之类要实际得多，也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指责，以为学员毕竟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怎能一下子提拔到如此高位呢？
邓汉祥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他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四川人，又属考试录取，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为什么不可以量才使用呢？”
见邓汉祥冲到了第一线，杨永泰又岂是省油的灯，正当两人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忽传命令，要抽调杨永泰前去湖北。
湖北原由张群主政，但这时中日两国频频发生摩擦，日本在外交上又步步紧逼，蒋介石便决定让张群前去周旋，所留下的空缺，由杨永泰填补。
1935年12月，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离开了四川。邓汉祥乘势而进，完全占领了“县训”这块在他看来举足轻重的阵地。
刘湘主政期间，邓汉祥共主持了三期县训，培训学员一千多人，这些学员皆尊邓汉祥为师。一时间，邓汉祥的门生遍布全川。
为了继续团结和约束这些门生故吏，邓汉祥又组织了县训同学会，专门考察毕业学员的思想言行，一旦发现有投向“中央”或偏于其他派系的言行，立刻就会被罢免或剔出局外。
随着杨永泰的暂时离去，两个强硬对手变成了一个，邓汉祥只需向康泽一人开战。
他以县训学员为骨干，在各县设立保甲人员指导室，以县长、区长来对甲长、保长实施“消毒训练”，同时实行省政统一，使专、县、区都被掌握在省政府之下，从而大大限制和削弱了复兴社的政训活动。
要论政治才能和谋略，康泽还远不如杨永泰，邓汉祥这一着棋过去，差一点就把他给将死了，以致于康泽手忙脚乱，全无应招之策。
刘湘和邓汉祥初战告捷，但这对君臣并没能因此高枕无忧。
自从有过把他调到河南的传言之后，刘湘就特别注重相关情报，唯恐漏掉蒋介石对他伺机下手的任何一点动静。
他在省府建有情报机构，大量搜集与蒋系阵营有关的情报。除此之外，他还从侦察电台抽调了两名破译密电的高手，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重庆行营、康泽同蒋介石来往的密电。
每天晚上，刘湘都会认真研究这些情报、密电，发现几乎全都是针对他的攻略，内容从“挖墙脚”到“政治战”，无所不有。最让刘湘感到寒心和后怕的是，他发现蒋介石在四川有一个“五运”计划，即用“军运、匪运、团运、学运、民运”，来对刘湘阵营进行全面瓦解。
看来要是不彻底整倒我，老蒋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刘湘经过研究后得出的最终结论。
和熊克武、杨森、刘文辉不一样，蒋介石就是一只难以匹敌的超级大鳄，只要他下了狠心，什么“川人治川”、县训同学会，不过都是浮云，人家立马可以将其全部摧毁。
一想到前期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春梦，刘湘便感到不寒而栗。
他必须寻找新的对策。
这一次，刘湘把蒋介石当成了师傅。蒋介石曾告诉他，与红军作战，最好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对军事，而是要“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刘湘来了个以毒攻毒，把这套方略运用到了蒋介石自己身上，名称也变了，叫做“表面敷衍，暗中防范”。
“表面敷衍”暗合“三分政治”，就是给蒋介石打马虎眼，用笑脸将他哄住。“暗中防范”则与“七分军事”接近，是要联络全国各地的反蒋派别，像战国时那样，以“天下之士合纵而攻秦”。
一人饰不了两角，刘湘把扮笑脸的活交给邓汉祥，今后与蒋介石的所有接洽和函电，也全部由邓汉祥负责办理。
恶人甚至是敌人的角色，则由刘湘亲自扮演和统筹。考虑到“暗中防范”的风声传出后，可能会影响邓汉祥取信于南京政府，在公开场合，他都有意让邓汉祥采取回避态度，只由钟体乾、张斯可等其他谋士参与其中。
刘湘首先想到的是联络南方诸侯，除了区域接近，当时的南方诸侯也确实声势很大，其中陈济棠在广东，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龙云在云南，皆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此前，刘湘为了表示向蒋介石一边倒，已将派往各省接洽的代表一律撤回。这时便又以张斯可等人为代表，偷偷前往两广和云南进行联络。
两广和云南所面临的威胁，跟刘湘没有什么两样，双方很快就情投意合，走到了一起。
有了这么多反蒋派别撑腰，刘湘的底气一下子壮了起来。
过去连上个街都跟逃犯似的，凭什么啊，难道我就不能表现出一点腔调来？
1936年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以抗日为名通电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也摩拳擦掌，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给四川省府发来电报，要刘湘通电指责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统一”。
邓汉祥接到电文，深感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赶去大邑，面见正在养病的刘湘，与之会商办法。
刘湘一听就乐了。
原来他老蒋的光脑袋上也会被人扣屎盆子啊，这时候才想起我的好处，要我跟他站一边儿了，那早干什么去了？
刘湘的两只眼睛光芒四射，他对邓汉祥说：“四川输赢吃糖的机会到了，这回老蒋同两广打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无论谁打胜，都非得拉拢四川不可。”
话虽这么说，可刘湘毕竟不同于水晶猴，他内心是有情感倾向的。当邓汉祥主张响应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发一个通电以坐观成败时，刘湘极不赞同。
“我们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败，四川更无法对付老蒋了。”
依照刘湘的吩咐，邓汉祥回成都后便以一百字为限，复电陈、李、白，同时将原文通电全国。
这份电文显然是帮两广说话的，其中没有提到一句有关“据地称兵，破坏统一”的罪状。不过因为有邓汉祥的提醒，所以又不无敷衍南京政府之词，比如劝两广应服从“中央”之大计，切勿操之过急等等。
通电发出后，刘湘紧接着也来到成都，并秘召高层官员商讨此事。
会上，参谋长傅常主张，不仅在电文上响应两广，实际上也要行动起来。
刘湘的幕僚群最初以张斯可、傅常、乔毅夫为核心，钟体乾作为他们在速成学堂的老师，是后来才加入的，在刘湘营内，这四人始终都身居要位。
傅常与乔毅夫都是同盟会员出身，傅常还曾追随过熊克武，后经人介绍，才以速成同学的身份投奔刘湘。因为这层关系，傅常的很多观点都较为激进，是一个有着武将气质的文臣。
当时成都设立了中央军分校（即黄埔军校），它和重庆行营一道构成了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某种象征。傅常提议，应该先出兵包围成都分校及重庆行营，占领并接收过来。
傅常话音刚落，潘文华等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
会议达成一致，刘湘发现邓汉祥从头至尾都保持沉默，便问他意下如何。
邓汉祥这才说：“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但采取的具体步骤应该慎重。”
邓汉祥虽未像张斯可等人那样出使外省，但他对外界形势却能做到洞若观火。在他看来，两广的一致反蒋，并不表明其内部已铁板一块，事实上广东和广西在很多方面尚有分歧，这就给蒋介石造成了各个击破的可能。
蒋介石就像当年的刘文辉，最擅长用挖墙脚的办法来对付各省诸侯，邓汉祥怀疑，陈济棠手下也许已有人被挖了墙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极有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先是广东阵营大乱，然后广西望而生畏，最后树倒猢狲散。
邓汉祥据此认为，四川方面发一个倾向两广的通电，可能已惹得蒋介石不高兴了，不过毕竟还不会带来危险。但要是马上出兵，万一两广招架不住，蒋介石的矛头必然转向四川，由此就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他主张先作暗中准备，等两广战事到达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
刘湘听完邓汉祥的分析，觉得这样确实比较稳妥，当即表示同意。可散会之后，又觉得怎么都不甘心。
刘湘和蒋介石现在的关系，若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句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很多时候，当想到蒋介石、陈诚挖苦他的那些言语，看到蒋介石暗中捣鬼的情报和密电时，他都有一种立即把蒋介石揪出来一把掐死的冲动。
这是与蒋介石的共同斗争，倘若缺了川军，导致功亏一篑，那岂不是会留下终生之憾？
在傅常、潘文华等人的撺掇下，刘湘仍旧瞒着邓汉祥，密令所部乘夜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
刘湘调兵遣将、静候两广传来佳音，却完全没想到会风云突变。
1936年7月14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空军也跟着哗变，蒋介石一枪未放便将陈济棠放倒在地。
邓汉祥的顾虑转眼成为事实，正要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刘湘，一不小心就扭到了腰。他赶紧偃旗息鼓，悄悄收兵，但仍然紧张万分。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会不会走漏了点风声呢？如果蒋介石知晓内情，会不会马上引兵西向？
所有这些都不是嘻嘻哈哈就能糊弄过去的，刘湘急到几乎一夜白头，他亲自赶到邓汉祥家里，要邓汉祥代表他到江西庐山去谒见蒋介石，以便摸底。
邓汉祥跌足长叹：“我早就说过，不能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再去，还有什么用呢？”